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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富陽蔣會長的“八問”，有必要寫一篇推文回應。然后，到此為止。 【一】 地方文化學者，熱愛家鄉，梳理家鄉的文史，為家鄉的文旅鼓與呼，這是應該的。做好地方文化，有很多好處，比如：對文化的傳承傳播做出貢獻；“名正言順”地對地方的發展起到助力作用；對本地人做文史上的普及，減少那些不必要的充滿戾氣的口舌之爭。 作為一個地方文化學者，面對史料，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要“懷疑審慎、追溯史源、了明典故、推演邏輯、尋求旁證（趙華語）”，不能選擇性地運用史料——只選對自己觀點有利的，而無視對自己觀點不利的。 蔣會長研究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十余年，如此專注，是值得敬佩的。我從一開始，就是把蔣會長視作地方文化學者的，“沒有個人恩怨，只有學術之爭（蔣會長語）”。  從八月中旬到現在，盡管蔣會長作為地方文化學者的含金量在我心里逐漸減少，但是我仍然視他為一個優秀的地方文化學者，就因為他執著，一問二問三問四問五問六問七問八問。 但是，讀了這第八問，我必須從蔣會長的原文中摘出一個詞來回敬他，這個詞是“令人不齒”（蔣會長寫的是“令人不恥”，有錯字，可查詞典求證）。 【二】 【鏈接】《尊重史實，共話富春：《富春大嶺圖》的爭議與思考》 【鏈接】《黃公望在富春 在桐廬》 蔣會長的“八問”，回應的是許馬爾先生的文章《尊重史實，共話富春：〈富春大嶺圖〉的爭議與思考》。 這一問，原本也不在蔣會長的計劃之中。應該是出于地方文化學者的責任感，他就將其列入計劃，“較真”起來。 蔣會長從我8月16號的推文《黃公望在富春 在桐廬》中截了一張圖，但“斷章取義”，只取與自己觀點有利的字句，這就“令人不齒”了。   請對比兩張圖，對比紅框、紅線與水印。我放的是全圖，蔣會長只截取了中間一部分。 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后面還有關鍵字的注疏：“……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 蔣會長說：“嚴子陵當年在富春江釣魚，他一定是真的釣魚，而不會是假的釣魚，他不可能像當代某些行為藝術家一樣，把日常的釣魚作為一種'行為藝術’來表演。作為隱士，他表演給誰看呢？那么，離開水面上百米的高高的一個山頭，怎么可能釣魚？” 如果把顧野王《輿地志》的內容放出來，蔣會長還怎么能夠如此發問呢？ 有網友在“八問”下留言：……真實的情況是范仲淹的嚴子陵祠堂和嚴子陵垂釣處在現在景區的下面（1968年因建設富春江水電站被水淹了，出于對歷史文物的保護，而擇高處重建）。 但蔣會長的跟帖是：一個常識問題，那個山頭能釣魚嗎？…… 請問：這是“文史素養”？這叫“學術精神”？ 【三】 蔣會長說：“目前能見到的，最早記載嚴子陵的史書，是南朝宋范曄（398-約445）所編撰的《后漢書》，上面只是說，嚴子陵'耕于富春山’。” 第一，“上面只是說，嚴子陵'耕于富春山’”，這“只是說”是不對的。上面已說明。 第二，“目前能見到的，最早記載嚴子陵的史書，是南朝宋范曄（398-約445）所編撰的《后漢書》”，這也是不對的。 目前，我所見到的《東觀漢記》，就是早于范曄《后漢書》的記載嚴子陵的史書。 《東觀漢記》雖是殘卷，但經人搜集整理，并結合史料做了注疏，亦收于“四庫全書”中。四庫版《東觀漢記》載：“嚴光，字子陵。案范書本傳：光，一名遵，會稽余姚人。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四】 《東觀漢記》與《后漢書》都記載了嚴子陵“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唐章懷太子李賢（655-684年），與人共注《后漢書》。 第一，耕于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371年即位，372年卒）鄭太后諱改曰富陽。 第二，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顧野王（519-581年）《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邉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 “耕于富春山”里的“富春山”，是一個泛指。“今杭州富陽縣也”，這是唐朝人的注，講的也是一個范圍，按它的意思，“耕于富春山”可以替換為“耕于今杭州富陽縣也”。“漢富春縣”是包括桐廬等地的，“今杭州富陽縣”可就不包括桐廬等地了。那么，這條注準確嗎？需要與后面的“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結合起來研究。 “嚴陵瀨”在富陽？還是在桐廬？ 顧野王的《輿地志》早于唐朝，指明了“桐廬縣”。這就與“今杭州富陽縣也”產生了矛盾。 按常理講，嚴子陵的耕與釣，不可能分開幾十公里，不可能耕在富陽、釣在桐廬。所以兩條注當中，必有一錯。 我們看更早的材料，謝靈運（385-433年）的兩首詩：一首《富春渚》，一首《七里瀨》。富春渚在富陽，七里瀨在桐廬。這從“瀨”到“渚”，符合富春江從上游到下流的地理特征。有人論《富春山居圖》畫的全是富陽境內的山水，“瀨”與“渚”的區別就是一條證據。只是他們忽視了桐廬境內的沙渚，也不看《富春山居圖》里的“瀨”。  我們再看《光緒富陽縣志》的記載： 第一，它收了嚴子陵的傳，寫著“乃耕釣富春山，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它把“耕釣”放在一起。 第二，它還收了《呂東萊〈重修釣臺記〉》里的一段話：“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海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于富春山，后人因名其地。孫吳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屬焉。”意思是：“自東陽江順流而下，行經新定郡五十里，便至嚴陵瀨。此處乃東漢隱士嚴子陵避世不仕、躬耕垂釣于富春山之地，后人遂以其名命名此水。三國東吳時，析富春縣置桐廬縣，此瀨亦劃歸桐廬轄境。” 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后漢書》注“今杭州富陽縣也”是不嚴謹的，它忽略了“孫吳析富春為桐廬”的史實。 【五】 “請問，桐廬的嚴子陵釣臺，那個山頭，是什么時候被指定為釣臺的？稱此山頭為富春山，又是什么時候開始的？”這是蔣會長文中原話。 這里分為兩個問題： 第一，“桐廬的嚴子陵釣臺，那個山頭，是什么時候被指定為釣臺的？”蔣會長所指的“那個山頭”，是“離開水面上百米的高高的一個山頭”，“怎么可能釣魚”的一個山頭。 第二，“稱此山頭為富春山，又是什么時候開始的？” 這兩個問題，都沒法精確回答。畢竟“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比如“富春山”，它從泛指，到特指，再到符號化，有一個長時間的演變過程。我們沒法準確說哪一天幾點幾分開始，就稱此山頭為富春山了。 但是我愿意找一些史料，供蔣會長參考。 講第一個問題。 前文已經解決了“離開水面上百米的高高的一個山頭，怎么可能釣魚？”的疑問。顧野王的記載很清晰，“嚴陵釣壇”在山邊，臨水，不在那高高的山頭上。蔣會長還提煉出一種說法，“文學中的釣臺”。這也很好。 同樣的疑問，其實富陽也有。季羨林先生有《富春江上》一文，其中寫道：“我們就這樣到了富陽。……在山邊上一座石壁下是名聞天下的嚴子陵釣臺。宋朝大詩人蘇東坡寫的四個大字：登云鉤月，赫然鐫刻在石壁上。此地距江面相當遠，釣魚無論如何是釣不著的。遙想兩千多年前一個披著蓑衣的老頭子，手持幾十丈長的釣竿，垂著幾十丈長的釣絲，孤零一個人，蹲在這石壁下，等候魚兒上鉤，一動也不動，宛如一個木雕泥塑。這樣一幅景象，無論如何也難免有滑稽之感。古人說：姑妄言之姑聽之，過分認真，反會大煞風景。難道宋朝的蘇東坡就真正相信嗎？此地自然風光，天下獨絕，有此一個傳說，更會增加自然風光的嫵媚，我們就姑妄聽之吧！” 顧野王《輿地志》講的是“嚴陵釣壇”，“壇”有“臺”之意。據我目前所見，在南宋的《嚴州圖經》中，在“府境總圖”中，已標明了“釣臺”二字。《嚴州圖經》首修于南宋紹興九年（1139年），重修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 更早的史料是，北宋《太平寰宇記》：“嚴子陵釣壇，（桐廬）縣南大江側，壇下連七里瀨。” 唐《元和郡縣志》：“嚴子陵釣臺，在（桐廬）縣西三十里，浙江北岸也。”  講第二個問題。“富春山”三字什么時候開始特指桐廬富春山？ 不論是《東觀漢記》還是《后漢書》，所提“富春山”雖非特指，但已與“嚴陵瀨”關聯。兩者不會遠隔幾十公里。 南宋胡仲弓（？-約1266年）有詩《桐廬縣》：“富春山下桐廬縣，江水縈回千萬峰。縣宰何人真解事，做官來向畫圖中。” 元馬臻（1254-1326年后）有《嚴陵釣臺》詩：“富春山下雙臺逈，青史芳傳萬古香。” 元黃溍（1277-1357年）《重修釣臺書院記》：“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峰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于登臺之路而為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臺，曰富春山。” 《大明一統志》（1461年）：“富春山，在桐廬縣西三十里，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乃漢嚴子陵隱釣處。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 清黃宗羲（1610-1695年）《今水經》：“又東至嚴州府城南，與歙江合。浙水又東至富春山，為富春江。又東至桐廬，桐江北來注之。又東，浦陽江南來注之。” 這幾條記載當是特指桐廬縣西富春山，有幾條也與“釣臺”有關。 【六】 蔣會長說：“作者把'嚴陵’一詞專屬于桐廬，稱'嚴子陵隱居桐廬富春山，這是無可爭議的事情。’我告訴你，歷來就有異議，只不過富陽沒有拿此說事而已。”蔣會長能這么說，大概是有了證明“嚴子陵隱居富陽富春山”的構想。我挺期待他“拿此說事”的。因為一旦證明成功，必將記諸史冊，萬古流芳。 我可以提供一個思路： 第一，證明《東觀漢記》《后漢書》等史料所載“耕于富春山”所指范圍在今富陽縣境內，并在富陽縣境內找到一處與嚴子陵有關的“瀨”。 第二，“富春山”要特指某座山，這“富春山”與“嚴陵瀨”相距要近一點。好在《浙江全省輿圖并水陸道里記》在“富陽縣圖”中已經標注出“富春山”了。那么，證明這“富春山”就是范仲淹寫《留題小隱山書室》的“小隱山（這是富陽的鎮山）”是一條捷徑，時間線直接拉到北宋。這一步的證明，尤為重要。 第三，如果證明了富陽在宋代就有特指的“富春山”，那么元代黃公望“至正七年，仆歸富春山居”，不就更篤定了？同時，再把楊維楨的“小隱山中結草堂，道人真與世相忘”拿出來，證明這個“道人”就是黃公望。這樣就太完美了。蔣會長在“五問”中說，黃公望“是七十歲時結廬富陽廟山的”。與“小隱山中結草堂”矛盾嗎？不矛盾，蔣會長已經在“八問”中做了解釋——“自70歲隱居富陽，到86歲仙去，黃公望在富陽長達17年，為了采風，他在多處臨時居住，也是可能的。據王伯敏先生考證，在富陽多個村莊，有黃公望居住過的說法。”——順帶著講講，王伯敏先生是怎么考證的。 我在本文的第五部分，已經提供了一些桐廬富春山的史料，對蔣會長應該也有一定的幫助。 【七】 前文提到了《浙江全省輿圖并水陸道里記》，提到了范仲淹的《留題小隱山書室》，我找到的材料是這樣寫的。但蔣會長寫的是，《浙江全省輿圖及道里記》，“范仲淹也來過，寫下詩《題小隱書室》”，書名、詩名與我所見不一樣。 雖然小小不同，“瑕不掩瑜”，但為“文史素養”“學術精神”計，還請蔣會長再“較真”一下。 《浙江全省輿圖并水陸道里記》我看了，也標著桐廬的富春山、子陵祠。 還有一幅古地圖上，也標著桐廬的富春山、子陵祠。但沒有富陽的富春山。 【八】 元陶宗儀記：“邵亨貞，字復孺，其先睦人，徙居華亭。” 清《大觀錄》載：“邵訓導亨貞：公名亨貞，字復儒，嚴陵人。居華亭，卜筑溪上，以貞溪自號。洪武間為松江府學訓道。” 在《富春大嶺圖》跋文中，翁方綱有“憑欄貞溪千里心”之句，“點明這幅畫是黃公望慰藉邵亨貞的千里思鄉之心而作的，以友人之鄉的風景送友人，是禮貌的表示，也是最撩人鄉思之舉（此語見《江蘇文庫 江蘇歷代文化名人傳 黃公望》）”。 許馬爾先生在《尊重史實，共話富春：〈富春大嶺圖〉的爭議與思考》一文中，有四處“嚴陵人”，三處“桐廬人”，兩處“家鄉”。他認同古人說法，沿用古人說法，并談了自己的看法。他沒有說“邵亨貞為桐廬人”。 但蔣會長讀了此文，得出了結論：“桐廬作者說，復孺即邵亨貞，為桐廬人”“作者把'嚴陵’一詞專屬于桐廬”。——這是十分不妥的，是要誤導大眾的。我不相信蔣會長連這點基本的“文史素養”都沒有。  如果要從許馬爾先生的文章中得出“邵亨貞為桐廬人”，須有兩個錯誤的認知： 第一，把“嚴陵”完全等同于今天的“桐廬縣”。 但“嚴陵”從“嚴子陵釣臺”擴開去，直至代稱“嚴州”。宋代張栻的《嚴陵帖》“栻自來嚴陵，與令婿伯恭（呂東萊）游從。”已是一例明證。邵亨貞祖籍睦州，自稱“嚴陵邵亨貞”自然是對的。 第二，對“家鄉”的理解很局限。 我找幾個例子。1、雷殿生：“……一直陪伴我走到我的家鄉——哈爾濱市呼蘭區”。2、梁曉聲：“我的家鄉黑龍江省有幾萬人'請愿’……”。3、李娟：“我的家鄉在四川樂至縣……”。4、季羨林：“……'七七’事變爆發，不久我的家鄉山東濟南就被日軍占領……”。 從省到市到區縣，皆可稱家鄉。“家鄉”這個概念在不同語境下是有范圍變化的。邵亨貞身居云間，祖籍在嚴陵，稱嚴陵為他家鄉有何不可？ 當然，稱邵亨貞為桐廬人也可以。因為“桐廬郡”是睦州別稱。但與蔣會長文意不合。 從蔣會長“八問”有關邵亨貞的截圖來判斷，蔣會長是使用了AI的，這是一個很好的找資料的方式。這里給大家做一個友善的提醒：AI會產生“幻覺”，通過AI得來的資料，還是要做認真的核實。  探討《富春大嶺圖》據何處實景而畫，用地名、山形去比對，可以是一個方法，至少能找到比較相似的實景。但是，富陽有大嶺，桐廬也有大嶺；山在水邊，要行路，做柱設欄，也是常理。所以，這種探討可以錦上添花，但無法一錘定音。 我們還是要從其他方面去探討。 “嚴陵邵亨貞”，他為什么不寫“淳安邵亨貞”“睦州邵亨貞”？ 因為嚴陵不僅是個地理坐標，更是一個文化符號，能與嚴子陵關聯起來。邵亨貞生活于元末明初，時局動蕩，文人普遍追求隱逸以避禍。他自署“嚴陵邵亨貞”，暗含對嚴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精神的追慕，以及自身隱逸心態的投射。 就像清代富陽人周凱，他在外做官，刻一枚印“家住梅花九里洲”。為什么？九里洲在桐廬，可他是個富陽人。因為在清代，九里洲梅花聞名天下，一講出去，文化人就知道；同時，也投射了周凱的隱逸心態。這種心態不論真假，但常常是宦游人的一種標配。周凱的朋友林則徐，就多次到桐廬九里洲，在日記中表示要隱居于此。 邵亨貞的這種心態，黃公望會不知道嗎？當然知道，所以投其所好，畫一幅《富春大嶺圖》給他。 清代張庚在《圖畫精意識》里提到《富春大嶺圖》：“此圖特寫嚴江真景，危峰連綿而峻上，其下子陵祠堂……”這就是從《富春大嶺圖》的形與神兩方面去論了。 清宋葆淳在《富春大嶺圖》跋文中說“復孺，邵亨貞字，富春人”，這“富春”關聯的也是嚴子陵。 【九】 蔣會長說：“桐廬這些作者，不講文史素養和學術精神，盡耍一些令人不恥的'小聰明’，實在是不值一駁。” 這句話用來朗讀，是頗具氣勢的。 至于“桐廬這些作者”，講不講文史素養和學術精神？有沒有“盡耍一些令人不恥的'小聰明’”？值不值得“一駁”？文章都擺在那里，白紙黑字，自有公論，也不是蔣會長一個人說了算的。當然，我們是允許蔣會長發表這樣的觀點的。 但是，蔣會長研究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十余年，信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講究“文史素養和學術精神”，在研究地方文化時，有些問題還是要正視的。因為“文史素養和學術精神”，不能只是嘴上說說的，是真要在文章中體現出來的。 下面我羅列幾個問題，供蔣會長在以后的研究過程中“較真”： 一問：現存的《富春志》，載有“隆慶”“萬歷”“重修富春志”等內容，是不是應該稱《萬歷重修富春志》？而不是稱《正統富春志》。 二問：“明宣德九年（1434）開始編修，明正統五年（1440）成書的《富春志》”，請問：“明宣德九年（1434）開始編修”的證據在哪里？ 三問：《富春志》所載黃公望生平，其中是“深契玄旨”還是“深契玄時”？ 四問：“黃公望也在小隱山中隱居過”，楊維楨詩“小隱山中結草堂，道人真與世相忘”。請問：楊維楨所寫“道人”是黃公望的證據是什么？ 五問：“他是七十歲時結廬富陽廟山的”“自70歲隱居富陽，到86歲仙去，黃公望在富陽長達17年”。證據是什么？  六問：黃公望在富陽給自己取了“一峰道人”的號，證據是什么？ 七問：“富春山水終嘉遁”，這句詩是黃公望寫的嗎？證據呢？——我所見到的史料，這句詩寫于1384年。 八問：“蘇東坡之后300多年，到了元朝，黃公望來到了富陽，他看到蘇東坡的詩后和了一首《題蘇東坡竹》”，證據是什么？ 【十】 蔣會長已經說了“桐廬這些作者……實在是不值一駁”，君子一言，言而有信，想必他不會再“駁”。就像郭德綱所說：“比如我和火箭專家說，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認為得燒柴，最好是燒煤，煤還得精選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學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輸了。” 我也到此為止。 【十一】 蔣會長的“八問”，因許馬爾先生的文章而起。 我也借許馬爾先生的文章內容收個尾：“看待歷史就像觀富春山水：站得低了，眼里只容得下腳邊的野草碎石；格局敞亮些，才能看清江脈山絡的來龍去脈。總盯著眼前這點地方抬杠，昨天跟這兒爭，今天向那兒問，與其把精力耗在無謂的口舌上，不如想想：黃公望若真困守一隅，哪來筆下富春山水的萬千氣象？說到底，尊重史實不是抬杠的籌碼，卻是把話說透的底氣——靜下心翻兩頁書，比啥都實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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