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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
重登云峰山記全文：
大齊河清三年五月廿四日，使持節都督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州刺史鄭述祖字恭文，即魏鎮北將軍、秘書監，青、相、光三州刺史文恭公滎陽道昭之子，魏大鴻臚卿、北豫州刺史、司空□公嚴祖之第三弟。先君之臨此州也，公與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同至此鎮。于時公年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臨海，未嘗不從，常披鹿皮裘子，此州人士呼為道士郎君。及長，官歷司徒左長史，再履尚書，三為侍中，滄、瀛、冀、趙、懷、兗行正得此十州刺史。公之所撫，莫非大蕃，言及光部，恒所欽羨。只為前蹤，誠所愿也，便以此夏，斯愿方遂，忻慰登途，若歸桑梓。入境嘆曰：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昔同至者，今盡零落，唯吾一人，重得來耳。于是凄感，殆不自勝。因南眺諸嶺，指云峰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大有舊跡。”未幾，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對碣觀文，發聲哽塞，臨碑省字，興言淚下。次至兩處石詩之所，對之號仰，彌深彌慟，哀纏左右，悲感傍人，雖曾閔之誠，詎能過也！但石詩年久，字皆癬落，賓從尋省，莫能識之。公乃曰：“此時吾雖幼小，略嘗記錄，此當是與道俗十余人論經書者。”遂口持百余言。諸人得此，乃共披拂，從首及末，無一訛舛。久之，方升于此。此處名曰：山門左闕。仍仰觀斯峰曰：“此上應有九仙之名。”即遣登尋，果如所說。此山正南四十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號。以其孤上干云，傍無嵠麓，因以名之。其山上之陽，先有碑碣，東堪石室，亦有銘焉。從此東北一十二里太基山中，復有云居館者，亦是先君所立。其四峰之上，鐫記不少，悉有志錄，殊復可觀。今日于此，略陳彼境，冀洪聲異跡，永無淪沒者矣。
鄭述祖，北朝時期的光州刺史，其名雖不見于文壇巨匠之列，卻因一篇《重登云峰山記》而流芳。
《重登云峰山記》以游記之體裁，詳述成游之時日，鄭述祖之身份，及其父兄弟之事跡。文以第三人稱敘述，細數鄭述祖光州之旅感懷，登云峰山之經歷，觀碑拜碣之場景，情感描繪細膩入微。文分四站，首站為《鄭文公下碑》、《齋亭白云堂題名》，次站為《論經書詩》、《觀海童詩》，三站為《山門題名》，末站為山頂“九仙”刻石。每一站點，情節環環相扣，內容延伸豐富。
全文共計五百三十三字，布局嚴謹，層次分明。起承轉合，懸念迭起，引人入勝。環境、人物、故事、歷史相互交織，情景交融，讀之恍若親臨其境，深受感動。在北朝游記中，實屬佳作。
趙明誠、鄭樵、陳思、孫星衍等學者，未加詳察，誤將此文歸諸鄭述祖名下。然《掖縣志·古跡》所載，揭示了真相：此文作者，實為光州刺史部文職僚屬，本地萊人。鄭述祖雖未親筆，然其名因《重登云峰山記》而得以傳頌，亦不失為一段佳話。
三《重登云峰山記》是誰的書法作品？
在清朝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刊行的《掖縣志·古跡》中，張思勉修、于始瞻纂記錄了光州刺史鄭述祖重登云峰山，訪問其父道昭遺跡之事，并提及萊人刻石記事。雖未明言書丹之人，但“萊人刻石記事”一語，暗示了書丹者亦為萊人。
祝嘉在評論這些作品時，提出它們實為鄭述祖所作、所書，但采用了萊人的口吻。他認為鄭述祖雖擅長書法，卻更偏愛隸書的高古風格，故云峰山的石刻多采用隸體，而非其更為擅長的書體，因此藝術成就稍遜于其父。
《重登云峰山記》的書法特點是以筆尖書寫，中鋒用筆，起筆和收筆細膩，符合規矩，波筆和藏鋒的使用頻繁。其行筆輕松自然，起收轉折處不顯夸張，故無明顯的動作痕跡。結體呈扁方形，筆畫排列講究，體現了典型的隸書風格，重心偏上。整體而言，盡管受到楷書的影響，但隸書風格更為突出，顯示出較高的書法藝術水平。
書法的發展經歷了篆書、隸書、楷書三個時代。從實用角度看，每個時代都有其主要字體；而從藝術角度看，書法的選擇越豐富越好。因此，書法家在掌握時代主流書體的同時，也熱衷于學習古人留下的“古字”，在特殊場合使用，以示莊重。漢末至魏晉時期，隸書被廣泛使用，但到了北魏時期，隸書已不再流行。東魏、西魏時期，有人呼吁恢復舊制，隸書因此重新被用于嚴肅場合，如碑文、墓志、佛經等。鄭述祖選擇用隸書書寫《重登云峰山記》和《天柱山銘》，并將其刻于摩崖之上，反映了北齊時期人們對隸書的重視和懷舊情感。
關于《重登云峰山記》的書寫者是否為文章的撰寫者，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從文章的文字水平來看，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和寫作能力，受過正規教育，其書法能力也應相當出色。
四刻石所見鄭述祖的忠孝思想
在光州任職期間，鄭述祖親自設計并主持刊刻了五處刻石。其中，第一處刻石《重登云峰山記》可能并非出于鄭述祖的本意，而是僚屬將其“重登”經歷撰寫成《記》，并建議將其刻于摩崖之上。第二處刻石《天柱山銘》則反映了鄭述祖的主觀愿望和精心撰文。《天柱山銘》中直接注明“鄭述祖作”，顯然是為了呼應其父在天之靈，并遵循其父《論經書詩》《觀海童詩》《東堪石室銘》《置仙壇詩》的風格。《上碑詩刻》的碑座位置選擇，體現了孝子賢孫在皇祖皇考面前的敬意。在父親所建的“云居館”旁刻上“云居館山門”，彰顯了鄭述祖守道的愿望，同時設立“石人名髣髴”作為守護神，進一步展示了其對父親的尊敬和懷念。
這些刻石充分體現了鄭述祖深厚的孝忠思想。
《重登云峰山記》以其懷舊的特點突出，不僅回顧了鄭述祖在光州三年的生活，而且展現了他的孝悌思想。這些記憶和懷念，對他來說既美好又永久。《重登云峰山記》曰：“公之所撫莫非大蕃，言及光部，恒所欽羨，只為前蹤，誠所愿也。便以此夏，斯愿方遂。忻慰登途，若歸桑梓。”“只為前蹤”，即是五十三年前他與父母兄弟們在光州的美好經歷。
鄭述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如同生活在“蜜糖罐”中。在十一歲之前，他在京師洛陽度過，之后五年（十一至十六歲）隨父母在光州和青州生活。鄭家顯赫的地位和父親的特別關愛，讓鄭述祖享有富裕的物質生活和正規的教育。“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譽。”光州和青州的六年，是他成長中極為關鍵的時期，因此這里留下了他最難忘的記憶。當時，他常穿著鹿皮裘，被人稱為“道士郎君”，那時的生活對他來說是溫馨、快樂和幸福的。
北魏煕元年（516年），鄭道昭調回京師后不久去世，那時鄭述祖十七歲，全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按照禮制，他和兄弟們回到滎陽老家為父守喪三年，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如此灰暗和絕望的時刻。然而，鄭家的地位使得他們在鄉下的生活并未受到冷遇。服喪期滿后，鄭述祖兄弟返回洛陽，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擔任司空行參軍。
河清三年（564年），鄭述祖重游光州，每一處地方都喚起了他對過去的回憶。他對景生情，感物發懷，無法自制，對先父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在云峰山，他想起了祖父和父親建置白云堂的情景；在《論經書詩》《觀海童詩》處，他仰望并痛哭，情感深沉。他的真摯情感，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到悲傷。甚至連史官李百藥也被感動，將這些情景寫入《北齊書》。
“石詩年久，字皆廯落，賓從尋省，莫能識之。”鄭述祖向隨從解釋了這些詩的由來，然后背誦了整篇詩，沒有一點錯誤，讓聽者驚嘆。這表明他對父親的懷念，不僅表現在對父親的愛上，還體現在對父親的敬上。
離開石詩后，鄭述祖帶領僚屬繞道山陽來到山頂。每到一處，他對父親的活動都如數家珍，表現出深深的敬意。他對父親的愛和敬，體現了他深厚的“孝悌”品德，即使是古代的孝子曾參和閔損，也難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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