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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1]，自戰國以來就是東北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原漢文化輻射影響的重要區域。兩漢時期的遼東郡是中央王朝通往東北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橋頭堡，它是東連高句麗，南接樂浪、西通匈奴、北去扶余的政治樞紐。作為遼東郡治的襄平（今遼寧遼陽）更成為了漢文化在東北地區傳播的中心區域。 20世紀初，伴隨著日本在東北地區的殖民與擴張，一批日本學者開始在遼寧地區進行考古調查。鳥居龍藏自1895年開始受東京人類學會派遣在遼東半島進行調查，其后曾在1905、1909、1928、1941年進行四次調查[2]，在遼寧的遼陽、大連等地區都先后發現了漢魏時期的墓葬，其中包括多座壁畫墓，開啟了遼東墓葬美術的研究。1918年八木奘三郎、塚本靖等發掘了太子河畔的遼陽迎水寺壁畫墓，這也是遼陽、乃至中國考古發掘的第一座漢代壁畫墓[3]，并于1931年發現了大連金縣營城子漢墓[4]。1941年原田淑人、駒井和愛等相繼調查并發掘了遼陽北、南、西郊的磚墓、石槨墓、甕棺墓，并于1942年發掘了遼陽西南郊的南林子壁畫墓、南郊的玉皇廟壁畫墓[5]，于1943年發掘了遼陽北園1號墓[6]。 建國后，國家多次組織考古人員開展了對遼陽的棒臺子、三道壕、北園等地區的系統發掘與清理活動，國務院于1961年，將遼陽壁畫墓群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編號第167號）[7]。在此前后，相繼發掘和報告了：棒臺子1號墓[8]，棒臺子2號墓[9]，北園2號墓[10]，北園3號墓[11]，北園4號墓[12]，三道壕1號墓[13]，三道壕2號墓[14]，三道壕3號墓[15]，三道壕窯業第二現場令支令張君墓[16]，三道壕窯業第四現場車騎墓[17]，上王家墓[18]，道四莊墓[19]，冶建化工分廠墓[20]，玉皇廟2號墓，玉皇廟3號墓，玉皇廟4號墓[21]，舊城東門里墓[22]，鵝房1號墓[23]，南環街墓[24]，峨眉墓[25]，南雪梅村1號墓[26]，舊城東門里墓[27]，南郊街1號墓，南郊街2號墓，南郊街3號墓[28]等。截止目前筆者的統計，遼陽地區已發現或發掘的漢魏壁畫墓共近30余座。從發掘的歷史進程、墓葬數量以及集中程度看，遼陽地區是可與洛陽地區、關中地區等相比肩的、重要的漢魏壁畫墓分布區。 對于這批重要材料以往研究多集中在考古學發掘與整理范疇內，缺乏美術史研究視野下的系統關注。由于早期發現的墓葬材料保存情況不佳，部分毀于戰亂，晚近發掘但完整報告發表滯后等情況，以及資料的零散以及地方性文化性質的限制，使得美術史學者在開展討論時大多采取了回避或較為保守的研究態度。從現有材料來看，不可否認，遼東地區壁畫墓與政治中心的中原內陸遺存在規格和規模、圖像系統性以及藝術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但其發現數量較多、集中程度較高，又使我們不能不引起足夠的重視。 在墓葬美術范疇內，遼東地區一方面體現出了與中原內陸在總體面貌和發展進程上的密切聯系；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其自身發展的獨特面貌與地域特色。由這兩個問題引發的關于其所反映出的中原核心區與邊疆地區文化影響與交流問題，正是本文思考的起點。 遼東漢魏壁畫墓研究的瓶頸之一就是材料的零散與缺失。早期發掘材料流散嚴重、晚近發掘材料整理與發表滯后都限制了美術史研究的深入開展。針對這一現象，筆者利用長期在遼寧工作的便利條件，在檢索已公開發表的考古報告之外，積極開展實地考察、多方走訪、調查文博機構的藏品，將淹沒于歷史歲月中的一些重要材料重新加以整合、連綴，通過比對考古報告以及親歷者筆記、回憶等材料[29]，開展重要墓葬的拼接綴合工作，并結合早期摹本、壁面照片[30]復原了部分主要墓葬的基本面貌。已經掌握了本地區幾個重要墓葬中的近20余幅壁面壁畫情況，可以成為本文后續研究的主要比照標本。結合墓葬平面圖，整理出其中16座體現明確壁畫內容與分布的墓葬，并進行標注。在這一過程中，同時根據圖像組合關系，將遼東地區墓室壁畫主要題材進行了整理[31]。 在綜合了考古報告、壁畫摹本、現場發掘照片等類型材料后，本文已經能夠建立起較為清晰的墓葬內部空間形制、壁畫分布討論的重點墓葬有：舊城東門里壁畫墓、北園1號墓、北園3號墓、棒臺子1號墓、棒臺子2號墓、三道壕窯業第二現場墓、三道壕窯業第四現場墓、三道壕1號墓、南郊街1號墓等壁畫墓。可以說在基礎資料的整理工作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進，這一方面將現仍存世的材料進行了系統整理，提供給相關研究者日后研究所用；另一方面，結合新進發現的材料線索，已經可以展開基礎性的分區與分期問題的討論。 漢魏遼東壁畫墓的發現主要是以現遼陽城區為中心，呈現出較強區域化分布特征，這也是同期其他地區壁畫墓所不具備的特點[32]。這些集中分布的墓葬又具有相近的時代特征與面貌，這些都為本文開展地域分區與壁畫墓群討論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材料與研究視角（圖1、圖2）。在對遼東壁畫墓材料的爬梳過程中，可以發現這些石室壁畫墓主要分布在現遼陽城西北為主的幾個區域內，此外在遼陽城東南方向較為集中的發現。主要有北園墓群、棒臺子屯墓群、鵝房墓群、三道壕墓群等幾個分布區域[33]。
圖1，遼陽市北郊漢魏壁畫墓分布圖。
圖2，遼陽市東南郊漢魏壁畫墓分布圖。 （一）遼陽北園壁畫墓群 遼陽北園地區位于遼陽舊城西北方向，地處太子河南岸平原地帶，現已發現有漢魏時期墓葬多座，其中主要有北園1號墓[34]、北園2號墓[35]、北園3號墓[36]、北園4號墓[37]等。這一地區伴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周邊地貌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基本不見原來面貌，只能依據早期發現時的相關記載和報告情況進行分析。 李文信先生在1943年親自考察剛剛發現的北園1號墓時，提供了對這一地區情況最早的記載[38]。北園1號墓以及后來陸續發現的墓葬證明，這三個地處太子河平原地區的大土堆是為人工堆砌的古墓高大封土遺存，可惜的是被發現時已不能判斷原來是否有相應的建筑了。悠悠歷史歲月磨滅了古墓曾經的面貌，也掩埋了那些重要的歷史信息。在其實地調查時，其余兩墓尚未發掘，但他已經敏銳的發現并開始討論了一些對我們日后研究非常有啟示的問題：結合北園1號墓的封土問題，對墓主等級進行了討論[39]。并在其結論部分指出了此墓與其他兩個大土堆的關聯問題，以及對北園1號墓的時代與墓主身份、等級判斷[40]。 建國后，在該地區相繼發現了北園2號墓（1959年11月發現，西北約100米為1號墓，未作正式清理）、北園4號墓（1978年發現，未正式發表，情況不明）、北園3號墓（1986年發現，未正式發表，僅有極少圖片出版發表[41]）等墓葬。其中2號墓、3號墓與1號墓三座墓葬的位置相對清楚[42]，根據現在已經具備初步條件，可以將三座墓葬作為一個整體研究。 （二）遼陽棒臺子壁畫墓群 遼陽棒臺子屯地區位于遼陽舊城西北方、北園墓群以北區域?，F發現有棒臺子屯1號墓[43]、棒臺子屯2號墓[44]、東臺子墓、南臺子墓、小青堆子墓[45]等。這一區域內的考古材料發表情況不好，只有棒臺子屯1號、2號墓有簡報發表，其中附有部分圖片和壁畫摹本，為研究帶來許多不便。 據發掘簡報稱，棒臺子1號墓“墓在遼陽市西北郊八里，棒臺子屯北一里余的平地上，此地區是一望無際的沖積平原，只古墓封土異常高大”[46]，可見在太子河沖積平原上，具有高大封土的古墓是非常顯眼的。1956年發現的棒臺子屯2號墓，在棒臺子屯東約200米的平地上，西北約1公里為棒臺子屯1號墓，但發現時“墓頂上距地表90厘米，地面已無封土痕跡。槨室平面作'工’字形”[47]，其墓葬形制雖與1號墓有差異，但壁畫內容有相似之處，可以相互參照進行討論。此外，距其1里多的東北、東和東南三方各有三個相類似的大土丘。后經發掘、比較應該是遼陽博物館資料中顯示的小青堆墓、東臺子墓和南臺子墓。但此三墓沒有正式發表，情況尚不詳。考慮到棒臺子屯地區發現的這些墓葬所具有的高大封土、空間上的集中、形制規模和壁畫內容等幾個方面考察，在今后的研究中也是有理由加以綜合考察的。 （三）遼陽鵝房壁畫墓群 遼陽市東南郊的鵝房地區是遼陽早期漢代墓葬發現的集中區。1954年發現的漢代古墓葬群有墓葬 19座，“其中幾座墓很可能是西漢初或更早期的……以年代論，土墓、木槨墓較早，石墓、磚墓較晚”[48]?？梢?，鵝房地區很早就是襄平城外的墓葬集中的區域，集中了自西漢初期至東漢時期的大量墓葬遺存。 2003年，在遼陽市文圣區南郊街附近發現了一座石板壁畫墓，2004年在附近又發現兩座石板墓，這三座墓也是遼陽地區的最新發掘并發表的材料[49]，其科學系統的發掘為我們展示了許多之前發掘中并未詳細記錄的一些情況[50]。其中1號墓、2號墓有相對保存相對較好的壁畫發現。據發掘簡報稱“該墓群位于遼陽東南郊鵝房東漢壁畫墓群的邊緣，這3座墓呈東西排列，均開口于第2層下，被早期盜洞和現代施工打破，本身又打破下面的生土，墓頂蓋石位于原地表之上”[51]。這說明，此墓群原是應該上有封土的情況，并明確指出了這組材料與遼陽東南郊的鵝房壁畫墓群的關系問題。在報告結語部分提出了對這三座墓葬的年代判斷以及對此前發現的鵝房1號墓時代判斷的修正，認為之前對鵝房1號墓的時代認定過晚，“其時代應與唐戶屯六十二號墓相近，為東漢早期”[52]。對于南郊街三座墓的時代判斷，認為“M1的年代略晚于東門里壁畫墓，應在東漢晚期偏早階段。M3、M2的年代為東漢晚期，M3早于M2”[53]。 針對這一較新材料帶來的反思，我們就不得不重新審視作為鵝房墓群較早發現的鵝房1號墓[54]的相關情況了。鵝房1號墓是1975年發現的，由當時的遼陽市文物管理所會同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進行了清理?！霸撃鼓鬼斁嗟乇?米，墓室均用南芬頁巖石板支筑呈'工’字形……進門為前室，突出長方形左右兩個耳室相對，后室左右亦各突出一耳室，在前后室間為主室，左右并排各一尸床”[55]。這樣的工字型平面墓葬是遼陽地區常見的一種類型。 （四）遼陽三道壕壁畫墓群 遼陽市北郊太子河鄉三道壕村附近是遼陽地區壁畫墓最集中的發現區域，這里不僅發現了多座漢魏時期的壁畫墓，同時也先后發現了西漢時期的村落遺址以及大量普通墓葬等[56]，可以作為西漢至魏晉時期重要的生活及墓葬區看待。其中僅壁畫墓就陸續發現有三道壕1號墓[57]、2號墓[58]、3號墓[59]、窯業二場令支令張君墓[60]、窯業四場車騎墓[61]等多座，此外還發現可以參照研究的有：三道壕27號東漢墓[62]，三道壕西晉墓[63]，以及三道壕7號墓[64]等。 這些壁畫墓、普通墓葬以及紀年墓葬的發現，證實了三道壕地區在西漢時期曾作為村落聚生活區使用[65]，東漢末年開始成為了襄平城外一個使用時間較長、到西晉仍在使用的埋葬區域。三道壕地區的這些壁畫墓共同體現出了一些相似的形制特征[66]，新的墓室空間與壁畫配置都體現了正趨于明確的前堂后室、祭奠空間獨立的時代特征。壁畫繪制主要集中在前廊耳室內，以簡化的車馬出行與庖廚宴飲相配合使用，空間分布、題材內容與表現形式趨于固定，應該是與新的喪葬文化進入后的轉變有關。
圖3，遼陽南林子的壁畫墓發掘照片。
圖4，遼陽市北園三號墓墓室西墓門東側門柱西壁門卒圖。 從以上幾個墓群的考古發現看，遼陽地區集中出土的壁畫墓，最能反映出地域特點首先是其石室墓結構[67]（圖3），并整體呈現出一種相對穩定的構建方式與壁畫表現形式：以打磨平整的南芬頁巖青石板支筑，白石灰勾縫而成（圖4）。根據不同時期、不同規格，在形制上有所差異，主要體現在墓室規模的大小、是否設有回廊、耳室和棺室的多少、墓內明器臺或明器室的位置變化等方面。墓室壁畫大多用墨線勾勒輪廓后，以紅、黃、綠、赭、青、白等顏色直接繪制在光滑的石板上為主。墓室中多用并列多棺室結構，各棺室之間以過窗相溝通。其中，棺室多砌筑石板尸床以安放死者尸體，有的墓中存在用葦席包裹尸體置于棺床上、頭部多置石灰枕等現象，可能反映了這一地區獨特的喪葬習俗與文化特點，也可能是本地漢族受到當地固有傳統習俗、甚至周邊少數民族葬俗觀念影響的結果。與此同時，幾個墓群在具體的空間形制、壁畫使用等問題上也體現出一定的差異性，這些現象應該是受到營建時代與營建主體變化的影響而呈現出來的，可以部分反映出壁畫墓群間的相關時代性問題。 關于漢魏遼東壁畫墓的分期問題一直以來存在較多的爭論與不同意見，已發現的遼東壁畫墓中，尚未發現有明確紀年信息，各種分期觀點均為相對年代的劃定，這在沒有新的出土材料之前，也是無法回避的現狀。因此，綜合考察歷史進程、墓葬形制、隨葬品、壁畫因素等方面進行判斷是現階段比較可行的解決辦法，尤其是在緊密貼合遼東歷史進程，充分考慮到幾次重大事件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結合幾座具有相對年代特征與信息的標型墓葬進行討論，在漢魏遼東壁畫墓分期問題上還是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啟發。 （一）標型墓葬的確定 1、有大致時代信息的壁畫墓與準確紀年普通墓葬 A、北園1號墓
遼陽北園壁畫墓（北園1號墓）經由駒井和愛[68]、李文信[69]等學者進行了報告（圖5），遼寧省博物館現在保存有珍貴的早期壁畫摹本[70]。此墓在遼東壁畫墓中具有較高的規格和較大的規模[71]，采用了回廊形制[72]，即使到了東漢時期出現了豪強勢力僭制使用的情況，一般也只在兩千石的官員墓中可見使用[73]，在遼東地區應是較高等級的官員才可使用。 該墓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壁畫上的題字傳遞了重要的時代信息。此墓題字共有四處，白粉書1處，墨書3處[74]。在墓室中央左小壁上部的白粉書題記有“季春之月□（漢）……”一行4字，其后一字按李文信所載認為“下則漫減不可讀，月下一字，左存水旁，右上草頭，口字尚明顯，該漢字也”[75]。這也是對于此墓葬的年代判定為東漢末年的重要依據。 B、三道壕窯業第二現場令支令張君墓（圖6）
該墓于1953年7月發現[76]，其中具有年代信息的是出現在家居圖上的幾組題記：其中男墓主背后有墨筆隸書題字兩行，第一行四字，第二行三字，為“□令支令張□□”，第一字模糊不清，上存山頭似“巍”字，張后二字僅存灰淡墨色。關于題字中的“巍”字，原報告稱“題字隸書點畫方勁，略近楷法，代表著書法上隸楷過渡期的風格……令支令上一字似巍，以巍做魏是漢魏時人書跡中常見的事，如果這個推測不錯，那么這位令支縣[77]縣官毫無疑問算是魏人；但他死葬時期，即墓葬營建時期也有稍晚的可能”[78]。因此，此墓的發現可以作為縣級行政長官等級墓葬在曹魏時期以后、時代判斷的一個相對穩定的標尺，其中的相關形制、圖像因素在本文研究上可以進行參照使用。 C、三道壕西晉太康十年墓
這是1983年5月遼陽北郊三道壕村北窯場古墓群中發現的一座有明確紀年的西晉墓葬[79]。該墓內無壁畫，僅在各處墓壁發現有書刻文字和刻畫圖像（圖7），雖然為隨手書刻的，不太規范，但其中出現的紀年文字卻十分重要。據清理簡報稱“墓壁上書刻文字……文字內容分為紀年、職官、姓氏、地名、安裝記號等，分刻在墓內石壁上”[80]，從墓葬年代上看，太康為西晉武帝司馬炎年號，太康七年至十年應為公元286——289年。其中第一棺室的“七年八月”（太康七年八月）是最早時間，應為此墓建造及第一棺室主人入葬時間，“太康九年”當是第二棺室主人入葬時間，“太康十年十月七日”最晚，當為第三棺室主人入葬時間及墓室封閉時間。 D、三道壕7號墓[81] 東北文物工作隊1955年6月在三道壕發掘了一批晉墓，其中有三座為小型長方形石槨墓分別編號第7、第8、第9號。其中的7號墓[82]在接近木棺檔頭的前足骨中間發現一件不很完整的反書陽文“太康二年八月造”等字的圓瓦當?！疤怠睘槲鲿x武帝司馬炎年號，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雖然此墓規模較小，隨葬品不多，且沒有繪制壁畫，但其延續使用的石板支筑的構建方式，以及其所具有的準確的西晉時期的紀年，可以成為對遼東墓葬發展情況進行斷代的輔助依據。 2、保留較多早期特征的壁畫墓 1983年在遼陽舊城東門里發現的一座未經盜擾壁畫墓，該墓用淡青色南芬頁巖石板支筑而成，墓室平面呈“T”字形，由東、西二棺室和后部明器室組成（圖8）。根據出土情況判斷應是家族墓葬，兒童為袝葬于其父母墓中?？脊艌蟾嬲J為此墓年代“大致為東漢中期偏后”[83]，“墓主人約是遼東郡屬下一個三百石文職或相當于縣令一級的官員”[84]。
3、最具晚期特征的壁畫墓 遼陽上王家村壁畫墓是1957年發現、1958年進行清理的，1959年以清理簡報形式進行了發表[85]。上王家村壁畫墓以青色的南芬頁巖石板支筑，營造手段與遼陽地區出土的其他壁畫墓相同[86]。值得注意的是墓頂大部分用石板平蓋，只有前廊的頂部則是四行石板互相抹角疊壓，形成平頂方形天井，此做法為遼陽地區壁畫墓中首見，應是體現新樣式進入階段過渡時期特征，并可以和朝鮮發現的東晉永和十三年（公元357年）安岳3號墓（冬壽墓）[87]等相比較。墓室壁畫主要繪于棺室左、右兩耳室的壁上，以宴飲圖與出行圖相配合使用（圖9）。此墓中最能夠反映時代特征的是右耳室正壁所繪的《墓主宴飲圖》（圖10）：堂上朱幕高懸，下垂朱帷四結，男主人端坐在方榻之上，頭戴冠蓄須，紅唇，右手持塵尾，著服模糊不清[88]。如手持麈尾的墓主正面端坐于趨屏環列的方榻之上、頂部裝飾有蓮花的帷帳之內，是典型的東晉時期流行形象。這種遼陽地區新式墓主像壁畫，與朝陽袁臺子壁畫墓[89]（圖11）、云南昭通后海子東晉太元十□年（公元386—394年）墓[90]（圖12）、朝鮮安岳3號墓（冬壽墓）（圖13）[91]、朝鮮平壤德興里壁畫墓[92]等中所見相似。另外，墓中出土的青瓷虎子具有晉代特點，可以成為判斷墓葬年代有力證據，由此可以輔助證明上王家村壁畫墓營建的時代。
圖10，遼陽上王家村壁畫墓右小室正壁墓主人畫像線描圖。
圖11，朝陽袁臺子壁畫墓前室右龕墓主畫像。
圖12，云南昭通后海子東晉霍承嗣墓墓主畫像摹本。
圖13，朝鮮安岳3號冬壽墓墓主畫像線描圖 （二）歷史進程的考察 1、遼東的建置與秦漢皇權一統 遼東郡最早設置的記載是在戰國時代的燕國[93]，此后，秦在統一戰爭中擊敗燕，實現了歷史上“大一統”，其中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為了抵御北方匈奴，將燕、趙的長城進行整合，完成了“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94]的偉大工程，同時在東北的行政區劃也是承襲了舊制，在東北仍設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并下設諸縣，沒有大的變化。 秦亡漢興，漢承秦制，至漢武帝時仍設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郡下仍設縣，只是較之秦朝，數量有所變化。據《漢書·地理志》載：“遼東郡，秦置，屬幽州。戶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九。縣十八”[95]。分別是：襄平、新昌、無慮、望平、房、侯城、遼隊、遼陽、險瀆、居就、高顯、安市、武次、平郭、西安平、文、番汗、沓氏[96]。西漢末年王莽篡權，東北地區經過短暫動蕩[97]，在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后，重新納入中央政府管轄之下，承襲了西漢建置，仍設有遼東郡，只是領縣和轄地略有變化。此時，出于少數民族問題的考慮，在原遼西郡和遼東郡之間新設置了遼東屬國，以管理和安置歸附的少數民族[98]。遼東郡原轄18縣，有的改歸玄菟郡，有的劃歸遼東屬國，有的被廢止，此時設11縣：“襄平、新昌、無慮、望平、侯城、安市、平郭、西安平、汶、番汗、沓氏”[99]，其郡治仍然是襄平。 2、東漢末年的公孫氏割據統治 東漢末年群雄并起、豪強割據，這一情況在地處邊疆的遼東地區更為明顯。在東北地區就曾有多種政治勢力進行博弈、角逐。其中尤以公孫氏一門四世割據遼東長達近50年，對遼東政治、文化發展影響頗深。 公孫氏世居遼東襄平，公孫延因避吏役逃往玄菟郡，其子公孫度代其為郡吏，受當時玄菟太守公孫琙賞識，后舉孝廉，為尚書郎。之后晉升為冀州刺史，后因故被免官。董卓入洛陽后，漢獻帝永漢元年(公元189年)[100]，公孫度被任命為遼東太守。時值中原戰亂，公孫度在遼東開始實施政治割據[101]。后“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又“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開始了公孫氏在遼東的實質割據。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上表奏請公孫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102]。此后，遼東地區歷經公孫康[103]、公孫恭[104]、公孫淵[105]，經三代四世，近50年的公孫氏統治。 3、曹魏剪滅公孫氏割據與西晉的統一 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馬懿攻遼東，破襄平，斬公孫淵父子，宣告政權滅亡，遼東郡之地再歸曹魏所轄[106]。“滅公孫氏后，曹魏開始在東北地區重新設置行政機構，置平州，下轄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由護東夷校尉統管之。不久，將平州并入幽州，遼東五郡皆隸屬于幽州?！?span>[107] 此后，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建立史稱的西晉政權，其在東北所設行政機構主要為平州?！跋虒幎辏ü?76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統縣二十六，戶一萬八千一百”[108]，此時平州州治仍在襄平（今遼陽）。 4、十六國時期的板蕩與遼東世家大族的遷徙 西晉“八王之亂”后，中原又開始分裂割據，少數民族政權在北方迅速擴張，在東北地區南部的遼東、遼西故地，相繼建立起了前燕、后燕、北燕等割據政權，同時也是東北地區進入了一個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大發展的時期。 據記載咸康九年(公元343年)，“皝自征遼東，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于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于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span>[109]，其后，東晉孝武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句麗攻遼東、玄菟郡。后燕慕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為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后略有遼東郡”[110]。這一時期，在遼東郡歷史上重要的事件是鮮卑慕容與高句麗對遼東地區的競相爭奪。這一歷史進程也對扎根遼東、并取得了長足發展的漢文化傳統在東北地區的更廣泛傳播影響提供了機會與途徑。同時，隨著政治重心的向遼西轉移，這一時期也成了襄平作為漢魏時期政治文化中心的尾聲。 （三）分期結論 根據前文對標型墓葬提供的年代信息、墓葬形制、空間變化以及壁畫題材與組合關系的梳理與比對，考慮到幾個壁畫墓群所呈現出的時代性特征，結合遼東地區歷史進程中能夠引發時代性轉變的社會政治事件的考察。綜合社會影響、文化選擇、人群變遷等關于壁畫墓營的相關因素，本文將遼東壁畫墓自東漢中后期產生至十六國時期逐漸消失的過程分為四個時段加以考察。 1、第一期——初始期 本期壁畫墓主要以遼陽舊城東門里壁畫墓為代表，接近遼陽南郊街1號墓、南郊街2號墓（圖14）。主要特征是以石板支筑，墓葬形制規模不大，墓室結構較簡單，主要呈方形或“T”字形等較為方整的平面，可能仍體現著中原槨墓影響。并列棺室在前部，后部為加高的明器室。壁畫主要繪制在棺室和前廊壁面上，壁畫使用配置關系也比較清楚。
舊城東門里壁畫墓為本期最早的墓葬，原報告通過對壁畫出行規模與單梁進賢冠屬吏的判斷，認為墓主身份應為遼東郡屬下一個三百石文職或相當于縣令一級的官員[111]。相對而言，南郊街1號墓的主人身份相對要高出許多，由其墓室規模以及隨葬器物與繪制的壁畫看，“M1主人所處時代接近東漢中期，比公孫度早，應在公孫琙時期或之前。在這個時期，遼東尚在東漢政權的有效控制下，一切制度皆以朝廷定制為準繩。由此看來，M1的規模在當時屬于大型墓”、“M1的主人可能是兩千石至一千五百石的郡守或郡丞”[112]。 通過圖像發展、墓葬形制的分析比對，并結合本地歷史進程考察，本期墓葬應屬東漢中后期，即約為二世紀中期至二世紀七八十年代，可以作為中原壁畫墓進入遼東地區的初始期。 2、第二期——興盛期 本期的代表性墓葬為迎水寺墓、北園1號墓、棒臺子1號墓、北園2號墓、北園3號墓、南林子墓、南雪梅村墓等（圖15）。壁畫墓的主要特征是墓室規模較大，空間結構更復雜，使用具有一定等級的形制，壁畫題材內容更為豐富，繪制水平也較高。
北園1號墓、棒臺子1號墓、迎水寺墓等壁畫墓，在形制上主要出現了中原內陸較高等級的回廊結構，并根據需要增加了后小室、耳室等，拓展了墓室空間、體現了規格?？v觀遼東地區歷史進程，能夠開展如此規模的墓葬營建與壁畫繪制活動，只有在公孫氏統治遼東的時段內，才有可能提供所需的穩定的社會環境。這些題材豐富，繪制精彩的墓葬繪畫，其所反映的現實生活藍本，也可以作為反映公孫氏割據統治時期遼東地區統治階級生活面貌的歷史圖像。因此，可以將本期墓葬時間劃定在東漢末期，即公孫氏割據時期，基本上自東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孫度割據遼東[113]至曹魏景初二年司馬懿滅公孫淵止[114]，即約為公元二世紀末至公元三世紀三十年代左右。這一階段是遼東壁畫墓營建活動的興盛期，體現了此時遼東地區由于割據政權形成，遠離中原戰亂，具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以及吸引的中原移民避亂至此[115]，所帶來了文化藝術的繁榮等因素在墓室營建與壁畫繪制上都有所反映。 3、第三期——轉型期 本期主要以遼陽三道壕窯業第二現場令支令張君墓為代表，還包括了三道壕1號墓、南環街墓、三道壕2號墓、三道壕3號墓、鵝房1號墓、三道壕窯業第四現場墓、棒臺子2號墓以及可參照的三道壕西晉太康十年墓等（圖16）。
本期壁畫墓形制簡化，回廊形制基本消失，在棺室前后設前后廊、耳室，墓室壁畫也向這些空間集中。其中也有簡化、取消了后廊，突出前廊和左、右耳室的做法，體現了這一時期的過渡特征。壁畫題材使用和空間關系上也有所選擇，其中一個特征是出現了一批較大的右耳室內多繪有墓主家居圖像的墓葬。這很可能與這一空間所承載的祭奠功能有關。場面宏大的車馬出行圖像更多地被栓馬備車、馬夫牽馬、牛車出行等取代，體現了一定的時代性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三道壕西晉太康十年墓中右前耳室為高出地面的明器臺，壁上劃刻有“襄平”“李李李”字樣，聯系到該墓室的前三棺室內分葬三對夫婦的情況，此空間應該是作為這個李姓家族墓內的祭奠空間。聯系到本地常見的前廊耳室內的墓主宴飲圖像，有助于解釋如棒臺子2號墓同樣位置的墓主宴飲圖壁畫、三道壕1號墓右耳室內三壁的三組家居宴飲圖的功能，應該也是配合祭奠空間而以圖像形式繪制的象征墓主接受祭拜的情況。 本期壁畫墓在墓葬形制與壁畫表現上，體現出轉型與變化的面貌，一些固有題既有延續，又有揚棄，同時出現了一些新的樣式因素，具有過渡時期的不穩定特征，可以作為遼東壁畫墓轉型時期。通過結合歷史進程的考察，這種墓室形制結構的變化、壁畫題材的整合，應與公孫氏政權的覆滅，遼東豪強勢力的衰落有關，同時又與曹魏時期開始推行的薄葬觀念影響到遼東地區不無關系。因此，可將本期時間劃定在曹魏剪滅公孫氏政權后至西晉時期，也可稱為后公孫氏時期，即約為公元三世紀四十年代至四世紀初。 4、第四期——衰退期 屬于本期的墓葬是遼東壁畫墓中時代最晚的一例——上王家村壁畫墓[116]（圖17）。
上王家村墓在形制上出現了東漢末期在山東、蘇北地區流行的抹角疊澀搭建墓頂的做法。雖然在本地該結構方式還未完整、規范的被加以使用，只是在前廊的頂部使用，但作為首次出現的新樣式，其對后來的遼西及高句麗墓葬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赡苡捎谀怪魃矸莸燃壊桓?、薄葬觀念以及晉代玄學清談與佛教思想流行等因素的影響，上王家村壁畫墓在壁畫內容題材上大量精簡，并有所轉型，只保留了在本地長期穩定的墓主宴飲圖像與簡化了的出行圖像的配置使用，并在圖像繪制上有所變化，體現了較強的時代特征。其中車馬出行以牛車為中心，墓主像也由之前流行的墓主夫婦對坐宴飲轉變為手持麈尾的男性墓主單身正面像端坐于有蓮花頂飾、曲屏圍繞的帷帳之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反映了當時社會新的流行圖示與可能的佛教因素進入。此外，通過將墓中出土的青瓷虎子與相關墓葬出土品相比較，也是判斷該墓時代的重要依據。因此，報告稱該墓年代“不能早于西晉，也不能晚于東晉”[117]。 除此之外，遼陽地區尚未發現時代更晚的壁畫墓，這很可能與此時北方地區重獲統一，西晉政權加強了對遼東地區的管轄[118]，遼東地區又重新加強了與中原內陸的聯系有關。與此同時，也可能與遼東襄平從這一時期開始喪失了自東漢以來的政治中心地位的歷史現實[119]有關。聯系到此后在遼西朝陽地區發現的三燕壁畫墓材料，基本反映了這一歷史階段內遼東、遼西地區各種政治勢力角逐與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面貌。 因此，可以將本期壁畫墓的時間定為西晉至東晉十六國時期，即約為公元四世紀初至公元四世紀四十年代，至慕容皝征遼東、克襄平止[120]。這一時期是遼東壁畫墓的衰退期，其中已經出現與遼西三燕、乃至高句麗壁畫墓的聯系，如結合朝陽地區袁臺子壁畫墓[121]、后燕崔遹墓、北燕馮素弗墓[122]、朝鮮安岳3號冬壽墓[123]、朝鮮德興里壁畫墓[124]等進行比較研究，可以討論遼東漢魏墓室壁畫傳統的在東北地區文化流變問題。 通過對遼東漢魏壁畫墓的材料挖掘、整合與研究，筆者主要從壁畫墓群的分區與整體時代的分期、判斷上提出了區域上的四個壁畫墓群以及發展進程中的四個階段的意見。這種貼合歷史進程影響、關注墓葬本身演變規律的分區與分期研究也只是針對遼東壁畫墓的基礎性研究。在這一工作基礎上，對于本地區墓葬美術的研究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問題：如對壁畫圖像系統的來源、演變規律的研究；本地壁畫墓中墓主畫像繪制、禮儀空間與墓葬習俗之間的關系問題；墓室壁畫繪制水平與藝術價值判斷問題；遼東壁畫墓與遼西三燕壁畫墓、高句麗壁畫墓，乃至北朝壁畫墓的傳承因素問題；墓葬發展歷史進程中的對不同區域文化選擇和傳播模式的考察等諸多可以展開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的逐步解答，勢必極大地推動東北地區早期美術史研究以及在漢唐之間多民族大遷徙與文化交流融合背景下藝術發展面貌考察，這將是完整建構起東北地區與中原文化相互交流與影響進程的重要工作，同時也是本文的未盡問題及今后繼續研究的新起點。 附：遼東漢魏壁畫墓壁畫圖像分布匯總表（點擊這么大查看）
*原文收錄于《中國漢畫研究》第五卷（2016年10月），限于篇幅，注釋與出處從略。本文作者李林系魯迅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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