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把王安石釘上了歷史恥辱柱？

李山風

“即使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發生于北宋慶歷六年的這件事仍然讓人有些夷匪所思：這天上午，仁宗皇帝破例在皇家宮苑里宴請一些臣子，但做了一個規定：任何人都必須自己到御池中去釣魚，然后，由皇家的御廚用釣上來的魚，做每個人想吃的菜。大臣們都興致勃勃地拿上魚鉤和魚餌去釣魚。但讓人驚訝的是，時任知制誥的王安石坐到一張臺子前，竟旁若無人地一粒一粒地抓起金盤子里的球狀魚餌吞吃起來，不一會兒，一盤魚餌就被一掃而光。更讓人稱奇的是，當在眾人的一片驚訝聲中，仁宗皇帝責問他，王安石竟表示不知道自己剛才吃的是什么！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似乎毋庸置疑的，因為它確乎鑿鑿然載于史冊。讓人夷匪所思的乃是王安石的真實動機：是出于嘩眾取寵目的的“坐秀”行徑呢，還是因沉陷于天馬行空般的白日夢而導致的忘我行為？”
　  “歷史與現實之間其實具有一種一脈相承的同一性。這種感受在閱讀北宋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印證和強化。
　　從不合人情、異乎常理的角度，可以說，王安石在北宋皇宮內吞吃魚餌的行為只是個象征事件。而王安石做的另一件影響更大、更轟轟烈烈的事，即歷史書上通常以王安石冠名的北宋政治改革，深入考究起來，可能正是這個象征事件的母本。”

“王安石的議論迂闊、不通物情、執拗自負可以從他變法的思想基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窺見一斑。”

“看來，反對派所以反對新法，確實事出有因，并非僅出于觀念的陳舊。變法可能在當時的確引起了擾民、損民的后果。史稱，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連擔水、理發、茶販之類的小買賣，不交免疫錢都不許經營，稅務向商販索要市利錢，稅額比本錢還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爭。”

“事實上，即以今人的人情常識來看，反對者的動機更多的并非為了私利，而是出于儒家士人特有的“為民請命”“憂國憂民”的使命與情懷。”

很清楚，易中天先生的認識與反變法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宮廷貴族的觀點是一致的。

古往今來，反對變法的人們使盡渾身的氣力與腦汁，往王安石身上潑污水，把王安石的變法搞臭。今天的許多的說法都是歷史上反變法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宮廷貴族的編造，使許多許多的后人上當受騙，易中天的認識和說法也不過是這種騙術的接受和傳播。

讓我們歷史的資料中了解和認識一下王安石與他的變法是如何被他的政敵污蔑和糟蹋的：

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是從南宋至晚清絕大多數史家及思想家評論王安石及其變法的首要觀點。

這個觀點的產生是與南宋初期的政治需要分不開的。

北宋末年，女真族貴族建立的金政權滅遼之后，于宣和七年(1125)發動滅亡北宋的戰爭，宋徽宗不敢承擔歷史的責任，匆忙讓位于太子趙桓，是為宋欽宗。宋欽宗上臺為了挽救危局，爭取人心，首先貶竄禍國殃民的蔡京集團，右正言崔鷗上章論蔡京誤國，同時把矛頭指向了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理學傳人楊時亦上疏：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

在這樣的“時議歸重”的背景下，宋欽宗在革除宋徽宗朝的一些弊政的同時，于靖康元年二月解除元佑學術禁令，四月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五月戊辰“罷王安石配享孔子廟庭”降為從祀。六月下詔：“群臣庶士亦當講孔、孟正道，察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以濟中興。”自此，王安石新學喪失了獨尊的官學地位。

宋廷南渡后，面對國破家亡，人民流離失所的嚴重危機，圖存救亡就成為當時最為緊要的政治問題。既然要圖存救亡，就要檢討造成危亡的原因，以確定由誰來承擔造成國破家亡的歷史罪責，在此基礎上方可收拾人心，推演新一朝的政治。

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不難理解，把蔡京禍國與王安石變法聯系起來，不僅宋徽宗一人，就是神宗至徽宗的皇帝、皇后也都脫去了“國事失圖”的干系了。由誤國的權奸之臣承擔現實和歷史的罪責，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這樣做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又可引導人們如何思考“國事失圖”之因，這當然是趙構的政治需要。

這一政治需要是通過改修《神宗實錄》、《哲宗實錄》來實現的。

趙構上臺翌日，便下詔為“以母改子”的宣仁圣烈高后辯誣，“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懷私，誣蔑圣德，著在史冊，可令國史院差官摭家刊修，播告天下。”李心傳在此條記事下附注語中引用呂中《大事記》的一段話集中反映宋廷南渡后對元佑政事與熙豐新政的態度與看法：

蓋我朝之治，元佑為甚，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后，使非繼之以元佑，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后已；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佑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一面積極為宣仁辯誣，一面又極力貶抑紹述之說，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替罪羊被宋高宗所棄，此乃南宋初年的基本國策。但因當時，政權未穩，加之引起士大夫間就“辯黨邪正”、“爭法新舊”的議論不一，因而建炎元年欲改修“謗史”的詔令未能及時兌現。

至建炎四年十二月，當南宋小朝廷初具規模，戰事稍緩之際，宋高宗再次詔命重修《神宗實錄》。紹興四年五月由左朝奉大夫范沖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便正式開始了重撰工作。雖然范沖等人在處理《神宗實錄》朱墨本所記史實上，采取了較為謹慎的態度，但是編撰的主導思想則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

紹興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沖人見，立未定，宋高宗說“以吏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奸臣所壞，若此時不更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范沖“因論熙寧創制，元佑復古，紹圣以降張弛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詳論……王安石自任己見，非毀前人，盡變神宗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宋高宗曰：“極是，朕最愛元佑”，“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

經過一年零八個月，《神宗實錄》通成二百卷。宋廷的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清人蔡上翔在為王安石辯誣時說：“公之受穢且蔓延于千萬世，尤莫甚于此書。”

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封建時代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如“安石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道也，豈非萬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喪，而其身列為千古罪人”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如據傳初編于南宋后定于明代的話本小說《拗相公》就是以“我宋元氣皆為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為基準，把王安石描繪成為一個稔惡誤國、剛愎自負、不近人情、豬犬不如的佞臣，就知道他們的影響傳播得多么廣泛和嚴重了。

今天我們看王安石變法，應該撥去這層迷霧。

今天我們研究王安石變法，應該透過現象去看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