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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上海中醫界反對廢止中醫案的抗爭 摘要 1929年，以上海為中心，中西醫之間圍繞中醫存廢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這次論戰參與人員多，牽涉面大，力度深刻，影響亦最為廣泛，在近代中醫發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頁。 關鍵詞 中醫藥；存廢之爭；余云岫；陸淵雷； 1929年2月，在南京召開的第一屆中央衛生工作會議上，以余云岫為代表的廢止中醫派提出著名的“廢止中醫案”，此案一出，舉國嘩然，中醫界為自身生存殊死抗爭。在這次斗爭中，除大規模有組織的集體抗爭、零星的抗議活動以及政府內部、醫界內部的明爭暗斗外，廢存兩派的文字論戰確是雙方一種重要而又尖銳的對立方式。這次論戰不僅壯大了運動的的聲勢，也為最終取得反對“廢止中醫案”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不僅如此，論爭的性質也充滿了政治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范疇的豐富內涵。 一 陸淵雷與余云岫的前期論戰 陸淵雷和余云岫是上海中西醫界的代表人物。陸淵雷以能言善辯稱譽醫界，時人以為唯陸氏與余云岫旗鼓相當。余云岫早年留學日本，素有廢止中醫思想。1928年陸淵雷發表《西醫界之奴隸派》，被稱為抨擊西醫的重拳，文字尖刻，對余云岫等人大加攻擊和譏諷： “現在有少數的西醫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醫一口氣吞得樣子。他們的學說是從日本來的，日本的學說又是從西洋學來的。論起輩分來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親，這些少數的西醫不過是孫子罷了。……如今這些少數西醫拼命地要消滅中醫。他們自己是中國人，所用的武器又是中國文字，所要消滅的又是中國醫學。在日本一方面呢，收著這些孝順義子總算是眼力不錯，可是這些義子昊天罔極地孝順他義祖義父，不佞倒要予光替他們議定個謚法，叫做奴隸派的西醫。”[1] 此文被認為是中醫界攻擊文字中的最高峰，可見當時中西醫論戰的火藥味十足，由學術而動義氣，余云岫等被罵為“西醫界中別有肺腸的幾個奴隸派”，余云岫等當然不甘示弱，在此文發表后不足三個月，余氏便在南京中央衛生會議上憤然提出廢止中醫案。中西醫之爭陡然激化，進入了政治層面的交鋒。西醫界面對陸淵雷等人的謾罵，也有不少反駁性文字出籠，他們更多地利用學術上的優勢，反唇相譏，頗中中醫之弊。余云岫說“講到新醫舊醫，那一重門戶能夠限制我，他們喜歡談氣運，我就同他談氣運，他們喜歡談易理，我就同他談易理，穿房人戶升堂入室,連舊醫的廚房、亭子間、屋頂、地下室都走到，簡直可以說沒遮攔，還什么界限可分、門戶可爭呢？所以這部書是舊醫的入室操戈、心腹大患，不是單單向著舊醫罵山門的伎倆。”[2] 另外，汪企張發表《想和舊醫賭一賭》一文，充滿意氣。文中寫道：“請舊醫界將這溫熱溫毒放在我們身上，煽動一動肝風，叫他內外交攻起來，發出頭痛、項痛、拘攣、神昏等各種癥狀，證明本癥（流行性疼癥）是溫熱溫毒病原。一面由我們新醫界將我們培養的流行性腦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們的體內，看他是不是發出同樣的癥狀，這才叫真憑實據。”[3] 從1928年起，陸士諤在《金剛鉆報》上辟“小閑話”一欄，連篇累牘地發表醫學見解和評論，并以《金剛鉆報》為陣地同余云岫等西醫針鋒相對。這里摘取陸士諤的幾段攻擊性文字，從中可以略論其中的火藥味。陸氏抨擊余云岫等“邇來西醫，張牙舞爪，大肆簧鼓，譏吾中醫不合科學”，[4]他建議政府“試行全國投標大抉選，逼發選票，令國民自由投票，信用中醫中藥者若干人，信用西醫西藥者若干人，政府監視開票，吾知信中醫中藥者，必得百分之九十五，信西醫西藥者不過無人也。”[5] 二 中醫界群起而攻“廢止中醫案” 1929年中央衛生會議通過余云岫提出的廢止中醫案，激起了全國中醫界的抗爭，中醫界揮戈上陣，群起而攻，火力集中余云岫及其提案上。這次不再就中西醫優劣等學理問題與余云岫等糾纏不清，而是逐條批駁余云岫等廢止中醫之理由，并將中醫存廢置于政治意識形態層面進行論辯。 3月11日，張贊臣等聯合八個醫學團體發表《醫藥團體對中衛會取締案之通電》，憤怒譴責余云岫等利用法權干涉打壓中醫，將其廢止中醫上升到“摧毀國粹學術”的高度。指責余云岫等提案是“反動性專制式之怪議案”，是為“帝國主義者辟一醫藥侵略之新途徑”[6]，針對余云岫在提案中指責中醫的“反動”性，中醫界高揭三民主義的旗幟，聲稱中醫完全符合三民主義。中醫界的這種駁難，將中醫存廢問題上升到是否擁護三民主義的政治層面，顯然是為了爭取民意和更多政治上的優勢。 廢止中醫案西醫利用政府權力干預的產物，對此，中醫界亦以牙還牙，同樣注重運用政治力量。上海特別市中醫協會、上海特別市商民協會等在通電中稱：“彼既借政治勢力為壓迫，我當秉民權主義以反抗，力促全國各界徹底覺悟，國醫國藥滅亡之可憂，外人經濟侵略之可驚，一般賣國西醫陰謀之危險。”[7] 3月17日，在上?？偵虝髲B召開的全國醫藥界團體代表大會上，代表們就高呼“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國主義；擁護國民政府；擁護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萬歲；中國醫藥萬歲”等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口號。 中醫中藥涉及數百萬從業人員的生計問題，中醫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中醫藥界抓住這一要害，提出“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的口號，確實有一定說服力。中醫界因之斥責廢止派“以遂其推銷西藥之陰謀，倒行逆施，甘為帝國主義者張目”，并斷言廢止中醫“事關國計民生，不僅中醫局部問題”[8]基于此，中醫界打出“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的旗號，明確提出提倡中醫藥的目的是“促進健康，強種強國。維護民權；職業自由，掃除障礙，張吾民權；發揮天產，推銷中藥，富裕民生。”[9]不可否認，這些“關乎國計民生”的宣言和通電對政府和社會各界均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中醫界規模宏大、氣勢奪人的批判著實刺激了西醫界的反感。上海西醫界代表人物余云岫、汪企張、胡定安等紛紛在各大報刊上發表廢止中醫的言論和反駁性文章，回應中醫界的批判。此時，雙方論戰的焦點是中醫存廢問題了，已不再是一般的學理之爭，對中醫界來說，這場論戰已經演變成為捍衛自身生存權的殊死抗爭。 率先發起反擊的依然是巧言善辯的余云岫。3月17日，《申報》刊發了余云岫之《異哉舊醫之舉動》，以抑揚頓挫，氣勢磅礴的措辭，似重拳出擊，確實給了國粹派一個下馬威，大有短兵相接之勢。余云岫認為，中醫界的行為是“以欺惑愚蒙，阻遏進步”，是“不許醫藥之科學化也，是不許政府有衛生行政也，是不許中國醫事衛生之國際化也，是坐視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謀所以振刷也。”他認為中醫理論“不識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氣象、略識之無，即可以高言氣化，竊研造物之奧妙。”余云岫將中醫界的抗爭視為“逞一朝急氣之忿，而忘邦國之大計者也”。[10] 期間，余云岫還兩次致函《時事新報》，對該報3月14日和18日兩篇社論提出反駁。他指責中醫界的抗爭言論皆為意氣之談，指出中醫界及輿論界在討論中醫存廢時均沒有注意存廢之根本原則問題。他認為：“原則者何？學術之根本問題也，世界之潮流也。二者為解決新舊醫紛爭之先決問題。學術之真妄是非明，存廢即不成問題。”[11] 胡定安、汪企張也是西醫陣營里不可缺少的干將，報章雜志上不時出現他們與中醫論戰的文章。胡定安堅決主張廢除“不進步”之中醫：“彼中醫藥團體仍持固見，而強欲西醫為派別相爭，完全各趨極端，不在科學立場上謀解決。茍如此，則使中央施政因而不能貫徹，中國醫藥一日不進步，即中國醫藥在國際上一日無地位。”[12]汪企張則質問中醫界：“你們所辦的學校，因為不合現代國家教育原則，不能加入系統，所以各自超然獨立，我行我素了，現在你們到底是不是中國人。”[13] 1929年圍繞中醫廢存問題的論戰，中西醫雙方皆使出渾身解數，竭盡攻訐譏諷、指責謾罵之能事，大有劍拔弩張、你死我活之勢，爭論的性質演變成為生存權展開的拼死搏斗，且上升到“國計民生”的高度，形成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攻擊。不僅對全國范圍的抗爭推波助瀾，也豐富了近代醫療文化史的深刻內涵。 參考文獻 [1] 陸淵雷.西醫界之奴隸派.醫界春秋.1928(3). [2] 余云岫.醫學革命論初集·自序.上海:余氏研究室出版，1950.3. [3] 汪企張.想和舊醫賭一賭.新醫與社會.1928(138). [4] 陸士諤.小閑話.金剛鉆報.1928-12-30. [5] 陸士諤.小閑話.金剛鉆報.1928-5-9. [6] 醫藥團體對中衛會取締案之通電（續）.申報.1929-3-14. [7] 上海特別市藥業團體聯合會之宣言.申報.1929-3-14. [8] 反對廢止中醫案昨訊.新聞報.1929-3-16. [9] 提倡中醫中藥運動特刊.新聞報.1929-3-17. [10] 余巖.異哉舊醫之舉動.申報.1929-3-17. [11] 余巖.致時事新報滄波先生書.社會醫報.1929-3-23. [12] 胡定安.對中醫藥存廢問題主張.新聞報.1929-3-17. [13] 汪企張.說新政舊醫不能兩全.時事新報.1929-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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