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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前期，肇自于“光武中興”，繼之以“明章之治”，天下一統，百姓歸心，“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杰之俠”，“吏稱其官，民安其業”，“澤臻四表，遠人慕化”，到處都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大治景象，真可謂乾坤朗朗，皓月當空，又一升平盛世矣！然而光武尸骨未寒，其子山陽王劉荊即飛書廢太子強，欲“歸并二國之眾”［①ａ］起兵反亂，其子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也相繼陰謀造逆作亂，從而形成了與“建武永平之政”極不和諧的政治局面，對東漢政權帶來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因而，對這一事件所引發的原因及其所產生的后果，便頗覺有加以探討的必要了。 一 紛擾不斷的諸王造逆 諸王之亂，是從中元二年（５７年）光武帝劉秀駕崩時開始的。 建武二十八年（５２年），光武前廢后郭氏薨，有人上書其次子沛王輔客劉鯉報仇殺人，又有人上書王莽后裔王肅等“受誅之家”常“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②ａ］，劉秀乘機詔下郡縣，依次收捕諸王賓客，沛王輔系詔獄，三日乃得出，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③ａ］。同年，劉秀又詔遣郭后所生東海王強、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中山簡王焉因年幼留京師）及許美人所生楚王英皆就國。從而對諸王進行了一次沉重的打擊。此一事件，雖然反映出諸王違背“阿附蕃王法”紛紛招集賓客與朝廷抗衡的客觀事實，但卻尚未發展到造逆謀反的程度，故尚不能稱之為反亂。然而通過這一事件，卻也充分地暴露出皇室內部所潛在的危機，諸王反亂的序幕也便由此而拉開了。 中元二年，光武帝劉秀駕崩，皇室內部的矛盾進一步尖銳起來。就在諸王會葬京師時，諸王與皇太子莊“雜止同席，憲章無序”，被太尉趙ｘī＠①“橫劍殿階”趕下朝堂，再度激起了諸王的不滿［④ａ］。而與之同時，劉秀第八子山陽王劉荊“哭不哀”，并假光武女婿、虎賁中郎將、受遺詔輔政的梁松之勢，令蒼頭詐稱廢太子東海王強之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強，策動共同起兵反亂。而強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荊之逆謀遂被揭穿。對此，光武第四子、新即位的明帝，以荊同為陰后所生，“秘其事”，僅“遣荊出止河南宮”而已，并未予以深究。永平元年（５８年），東海王強憂郁而死，而荊不得志，遂借西羌反亂之機，“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以再圖反亂。明帝聞之，“乃徙封荊廣陵王，遣之國”。次年，梁松“數為私書請托郡縣”，明帝下詔免松之官。及四年冬，松“縣飛書誹謗”朝廷，明帝下令將他處死，其弟竦、恭坐徙九真［⑤ａ］，廣陵王劉荊失去了依恃。但荊反心未改，復以“貌類先帝”，呼相工曰：“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荊惶恐，自系獄。明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然而劉荊依然不改，于永平十年復“使巫祭祀祝詛”，再四謀反。在此情況下，明帝詔令誅之，荊被迫自殺。至此，山陽王荊謀反數四，歷經十余年，終告結束。 永平十三年（７０年），光武第三子楚王英造逆謀反。劉英為許美人所生，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明帝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明帝詔報不以為罪。云：“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咎？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但此后不久，英“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永平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次年，英至丹陽，自殺，國除。而“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牽連入獄者上萬人。直至章帝建初二年（７７年），此事才算真正了結。 在楚王英被告謀反的前后，郭后所生濟南王康也陰謀反亂。劉康為光武第五子，“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后有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奸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明帝以親親故，不忍窮究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此事未載明是否坐徙賓客，但從楚、濟南之獄皆涉及漁陽顏忠來看，很有可能是楚獄引發出來的，或者說康、英二人系共謀反亂，故楚獄中所牽連的諸多人等也當有濟南王康之一部分。至建初八年（８３年），章帝復還所削地，而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至和帝永元初，國傅何敞以其“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上書諫之，但康仍“尊貴驕甚”［①ｂ］，“觸犯防禁”而“終不能改”，以此表示與朝廷抗衡。 永平十六年（７３年），郭后所生淮陽王延造逆謀反。劉延為光武帝第七子，本“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早在建武末“王新歸國”時，即以“賓客放縱，干亂法禁”，而被國相張歆“入宮搜捕”［②ｂ］。及至永平十六年，有人上書告延與姬兄謝ｙǎｎ＠②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奸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ｙǎｎ＠②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眾，”司徒刑穆也下獄死。有司奏請誅延，明帝以其罪薄于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然而延既徙封，“數懷怨望”，至建初中，復與子魴造逆謀反，被人所告，有司奏請檻車征詣廷尉詔獄，章帝下詔責之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愆，群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并“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按此，章帝將延比之管、蔡、淮南，則反勢尤明而規模也較大，只是因為“先帝不忍親親之恩”，章帝“不忍致王于理”，才從輕處罰了。至此，光武四子逆謀反亂，歷時二十余年，終算劃上了一個句號。 二 諸王反亂的主要原因 東漢前期的諸王之亂，均在其萌芽狀態即被朝廷一一鎮壓下去了，但是這一事件所引發的原因，卻是耐人尋味的。就當時的情形而論，劉氏政權失而復得，所接受的歷史教訓不可謂不深，對諸王的限制和防范不可謂不嚴，而對他們的封邑也不可謂不豐也，然而何以頻連不斷地造逆謀反呢？余以為這主要是由以下諸種因素所造成的。 （一） 廢立皇后、太子之“偏私”所致 更始元年（２３年），光武適新野，實現了他多年“娶妻當得陰麗華”的夙愿，娶了陰氏。次年，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復納郭氏圣通，“有寵”。至建武元年（２５年）光武即位，遂以陰、郭皆為貴人。同年，郭氏生太子強。建武二年，帝以陰氏“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而陰氏“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①ｃ］，遂立郭氏為皇后，以強為皇太子。按此，光武本欲立陰氏為后，唯因上述原因而屈就之，故未來廢立之隱患便就此而產生了。 建武四年五月，陰氏生明帝，按照當時“不舉五月子”的習俗，不能將他撫養成人。但因光武“愛屋及烏”，也就不講這些忌諱了。史載“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色，有似于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②ｃ］，可見在命名上已有廢強立陽之意。建武九年，陰氏母鄧氏薨，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于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因辭弗敢當，列于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③ｃ］云云，這說明光武因未立陰氏為后是常感遺憾的。建武十四年，太子陽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循其頭，稱為“吳季子”，其后“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遂“以為宜承先序”［④ｃ］，更進一步反映出他的心態。但既是早立了郭后和太子強，光武也不能不考慮其更易的后果。故在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時，“重奏連歲”而不許，至建武十五年才“詔群臣議”。然而群臣所議的結果，還是以強為皇太子，他的目的仍未達到。但既是“詔群臣議”，也不能不考慮他們的意見，況且天下剛剛完成統一，郭后和太子強也尚無什么把柄可抓，于是遂封太子陽為東海公，仍以郭氏為后，強為皇太子。 然而劉秀畢竟還是想立陰氏，于是便有意地疏遠郭后了。至建武十七年，終于抓住了她“以寵稍衰，數懷怨懟”的把柄，于是遂以次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廢郭后為中山王太后，而立貴人陰氏為后。郭后既然被廢，而又“子以母貴”，太子強之廢也便指日可待了。故強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愿備藩國。然以“強廢不以過，去就有禮”，光武感到于心不忍，遂“遲回者數歲”，至十九年乃廢之，而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并以陰后兄識為執金吾、弟興為衛尉，輔導東宮。次年，復以中山王輔為沛王，而以郭后為沛太后。至此，皇后、太子之廢立終算完成。 劉秀的目的總算達到了，但由此所造成的矛盾也開始逐漸尖銳起來。就公卿百官而論，雖然知帝“必不有所左右”［⑤ｃ］，盈廷而不敢爭，但也產生了一定的離心傾向。如太子太傅張湛，“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后強起為大司徒，復“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即以潔身隱退而寓其不滿之意［⑥ｃ］。至于郭后所生諸子，雖然不敢明言反對，但因“子以母貴”的利害關系，也無不表現出強烈的憤懣。于是“爭禮四方賓客”，以與朝廷抗衡。建武二十八年，郭后薨，劉秀看到諸王的實力越來越大，對太子莊的嗣位會帶來威脅，遂在郭后“尸柩在堂”之時，乘機詔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并遣郭、許所生諸子皆就國。劉秀的這一做法，雖然對諸王給予了一次沉重的打擊，為太子莊之嗣位鋪平了道路，但諸王反亂的序幕卻也由此而拉開了。 （二） “不早為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以及對諸王的“猜 忌殘忍”、過分防范，也是造成諸王反亂的重要原因 建武十五年，劉秀封其子皆為公，十七年皆進爵為王。但是由于“禁綱尚疏”，舊法不存，對他們卻無任何禁限。因此隨著諸王年齡的增長和皇室內部矛盾的加深，皆紛紛招集賓客，擴大自己的勢力，以與朝廷抗衡。建武二十三年，班彪以“時東宮初建，諸王國并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缺”，乃上言曰：“……漢興，太宗使晁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發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缺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①ｄ］，等等，這表明至此有關制度尚且未備，對諸王仍是一無約束。然而就在此時，名將馬援即已看出將來是非出問題之不可了。《后漢書·馬援傳》載，時王莽后裔王肅常“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種說：“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尤國家諸子并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也就在這種情況下，建武二十四年，劉秀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對諸王開始進行限制。但盡管如此，具體的制度始終也未建立起來。如建武二十八年，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真偽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②ｄ］，這說明“阿附蕃王法”只是限制“阿附”者而已，而“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③ｄ］，并未嚴禁，否則也就無須提出“宜可分別”之建議了。又如光武崩時，諸王與皇太子“雜止同席，憲章無序”，“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④ｄ］，也表明有關制度始終未曾健全起來。 然而在建武二十八年郭后死時，劉秀卻突然對他們予以沉重的打擊。致使沛王輔被捕入獄，諸王賓客坐死者數千人，郭后、許美人所生諸王皆被遣就國。這種突然襲擊的方式，不僅使諸王感到難以接受，而且連劉秀自己，事后也不能不承認：“不早為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⑤ｄ］，感到有點欲擒故縱之意味了。及至中元二年劉秀駕崩，諸王的強烈不滿便全都在山陽王劉荊飛書太子強之反詞中暴露出來了。其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沒之恥，報死母之仇。精誠所加，金石為開。當為秋霜，無為檻羊。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愿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 明帝即位以后，對于這種尖銳的矛盾，本應采取緩和的措施，因為東漢諸王本無治民之權，弄兵之柄，不僅與西漢前期的諸王已有很大不同，而且在“地位上與西漢末期的王亦大異其趣”［⑥ｄ］了。然而明帝卻越加“嚴切”，對諸王予以更苛刻的約束和限制。如明帝令郅壽為冀州刺史，“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⑦ｄ］，傅、相本來就是平時監督諸王的“特務”［⑧ｄ］，而此時復以部從事和督郵監督之，可見對他們的防范是多么嚴密了。也正因為這樣，楚王英在明帝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時，惶惶不安，無罪而奉黃縑白紈“以贖愆罪”，北海王睦以“法憲頗峻”，在歲終遣使奉璧朝賀時，不敢稱“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而嘆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是娛是好，乃為相愛”，以避免明帝之“疑忌殘忍”［⑨ｄ］。在這種情況下，又豈能不使矛盾進一步激化？ （三） 分封不均、禮遇不平，也是導致諸王反亂的重要原因 建武十五年，劉秀封其子皆為公。十七年，除陰后所生臨淮公衡已卒外，皆進爵為王。其各封多少雖無所考，但分封不公卻是事實。如楚王英，以“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就是一例。建武二十八年，劉秀以強“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建武三十年，劉秀在打擊諸王后，為緩和矛盾，增封楚王劉英二縣；濟南王康六縣；淮陽王延四縣；至永平二年，明帝增封陰氏所生東平王蒼五縣，瑯邪王京六縣。可見沛王輔、山陽王荊皆未增封，而楚王英、淮陽王延雖有增封，也仍不如他國為多，——封邑多少是有差異的。 另外，明帝時，郭、許諸子均未出任為官，也未得到什么優寵，而陰后所生蒼、京等皆被寵遇。如東平憲王蒼，“顯宗（明帝）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帝每巡狩，蒼常留鎮”，“多所隆益”，“聲望日重”，從而打破了“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的慣例，使之成了名副其實的“宰相”。另外，明帝又特賜蒼宮人奴婢五百人，錢前后三千萬，布近四十萬匹，以及珍寶服御器物，封其二子皆為縣侯。以至到章帝時，仍“尊重恩禮逾于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又如瑯邪孝王京，以明帝同母弟，“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至永平五年方就國。及永平七年陰后薨，“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而京“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明帝也不加任何責罰。顯然，作為比蒼、京次第為長的康、英等是倍受其冷落了。 再者，從對諸王反亂的處治上也可看出明帝的不公。如山陽王荊是明帝的同母弟，光武崩時即首起發難，此后反心不改，乃至數四，至永平十年才被迫自殺。而在長水校尉樊鰷和羽林監任隗雜理其獄、奏請誅荊時，明帝仍“以至親悼傷之”，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①ｅ］及自殺，獨賜謚曰“思王”，而此獄也始終未有坐徙賓客之禍。至十四年，反封荊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荊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復班賜御服器物，并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而楚王英一反，則坐徙丹陽，窮治累年，掠考牽引，“坐死徙者以千數”，入獄者上萬人；濟南王康一經指控，而坐削五縣；淮陽王延一反，則徙為阜陵王，食二縣，“辭所連及，死徙者甚眾”。顯然，這也是很不公道的。 （四） 郭氏被廢后，外戚陰氏之怙權恃勢，也是諸王反亂的一個 原因 郭后未廢時，后弟郭況及后族之家皆奉遵繩墨，無黨勢之名，而當陰氏立為皇后，光武“日慮明帝之不固，而倚陰氏以為之援”［②ｅ］。如令陰后兄陰識為執金吾，“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陰后弟陰興為衛尉，亦輔導皇太子。及建武二十年，光武“風眩疾甚”，復以興領侍中，并“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③ｅ］。而陰氏“以外戚貴盛”，則往往交結賓客，“多犯吏禁”［④ｅ］。如《后漢書·虞延傳》載，建武二十四年，陰氏客馬成“常為奸盜”，被洛陽令虞延收考，信陽侯陰就“屢請”不能，遂“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至永平中，虞延為司徒，陰氏復設下圈套，將他害死。此外在《后漢書》之《馮衍傳》、《朱暉傳》、《樂恢傳》及《逸民·井丹傳》中，也皆有陰氏“以外戚貴顯”交結賓客、干亂法禁之記載。然而在建武末光武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時，“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⑤ｅ］，可見陰氏的勢力已是很大了。因此及光武崩時，山陽王劉荊假郭況書與強以謀逆造反，也便十分自然的了。 總之，東漢前期的諸王之亂，是由許多的客觀原因所造成的。盡管分封制度本身，極有可能導致受封者與中央政權產生一定的離心力，使諸侯王的行動有可以擴大的條件，但說“主要是由他們本人的私欲和奢侈欲的膨脹所導致的”［⑥ｅ］，則恐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 直接后果與深遠影響 東漢前期的諸王之亂，此伏彼起，接踵不斷，前后持續了二十余年。雖然其聲勢遠非前朝“吳楚七國之亂”那樣浩大，朝廷也未用吹灰之力即一一加以迅速平定，但是，它所產生的后果和影響卻是巨大而深遠的。 首先，在這一事件中，劉氏宗室受到了嚴酷的打擊和摧殘。在光武帝劉秀的十一子中，除明帝繼統和臨淮公衡早卒外，太子強在被廢后憂郁而死；沛王輔在出獄后，在國謹節，善事經書，總算找到了避風之港；山陽王荊、楚王英以謀反而自殺；淮陽王延在兩次謀反后被嚴加“監護”；中山簡王焉因殺一姬，被國相舉奏，坐罪削縣；濟南王康在被打擊后，“尊貴驕甚”，效法瑯邪孝王京，多殖財貨，奢侈恣欲，走向了一條腐敗自沉的道路。——九王中有七王因謀反或坐法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此外，東海王強子政、濟南王康子錯以“淫欲薄行”、干亂法紀被治罪，淮陽王延子魴及同族嵩、信、平、遵等皆因與諸王交通、謀反坐法或除國。稍后，宗室王侯，則或如明帝子樂成靖王黨、梁節王暢、陳敬王羨子鈞，“急刻不遵法度”，乃至造逆謀反［①ｆ］；亦或如北海靖王睦那樣，逐步走向“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②ｆ］的腐朽道路。從而使劉氏宗室受到沉重的打擊，在外戚宦官交相秉政之時，失去了維護政權穩定的一道屏障。 其次，在對諸王打擊的過程中，也造成了不少的冤假錯案，使公卿百官產生了一定的離心傾向。如楚事發覺，明帝得其錄，以有太守尹興名，即征興詣廷尉獄，其屬官五百余人皆詣洛陽獄就考，結果“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③ｆ］。又如楚地，劉英事發后，“辭所連及系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眾”［④ｆ］。甚至連與楚王英毫無干系的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也均被誣陷而打入洛陽詔獄。乃至為被誅死者收斂埋葬，也被明帝指責為“不與朝廷同心”［⑤ｆ］而欲加治罪。故時稱“大獄一起，冤者過半”［⑥ｆ］。在此情況下，公卿百官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以至朝廷上下莫不悚栗，以避誅責，“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怨”［⑦ｆ］。“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⑧ｆ］，造成了人人自危、上下不相安的局面。 再者，大獄的興起，使當時的知識分子也受到了一次空前的劫難。史載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征賁，相望于巖中矣”［⑨ｆ］。在此情況下，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云會京師，……繼踵而集”［⑩ｆ］，立志為東漢政權效力。然而在對諸王的鎮壓過程中，他們卻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建武二十八年，劉秀詔捕諸王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楚事發覺后，“坐死徙者以千數”，牽連入獄者上萬人，淮陽王延謀反發覺，“坐死徙者甚眾”，等等，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士人。他們或因受誣陷而不明不白地死去，成為封建專制主義屠刀下的犧牲品，亦或“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再度鼓蕩起久已沉寂的隱逸風尚。因此，在這個方面來說，也不啻是一場深重的災難！ 嗚呼！光武以一念之差，而釀成百年之禍矣。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于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立為后法。今太子之德，未虧于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失矣。”［①①ｆ］王夫之云：“與賢者在于得人，與子者定于立嫡，立嫡者，家天下一定之法也。……光武以郭后失寵而廢太子強，群臣莫敢爭者。幸而明帝之賢，得以掩光武之過。而法之不藏，禍發于異世，故章帝廢慶立肇，而群臣亦莫敢爭焉。嗚呼！肇之賢不肖且勿論也，章帝崩，肇甫十歲，而嗣大位，欲不倒太阿以授之婦人而不能。終漢之世，沖、質、蠡吾、解瀆皆以童昏嗣立，權臣哲婦貪幼少之尸位，以唯其所為，而東漢無一日之治。此其禍章帝始之，而實光武貽之也”［①ｇ］。光武之失大矣。至于廢郭后而立陰氏，以及對諸王的“治之過差”、分封不均等，更是導致諸王反亂的重要原因，光武又焉能辭其咎哉？ 至于明帝對諸王的“法憲頗峻”、“疑忌殘忍”以及禮遇不平，更是產生了重大的消極影響，帶來了嚴重的政治后果。王夫之云：“廣陵王荊、楚王英、淮陽王延，以逆謀或誅或削。夫三王者誠狂悖矣；乃觀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覲，大夫欲稱其賢，而嘆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是娛是好，乃為相愛。’則明帝之疑忌殘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未有如濞、興居之弄兵狂逞也，綏之無德，教之無道，愚昧無以自安，而奸人乘之以告奸，則亦惡知當日之獄辭，非附會而增益之哉？……作圖讖，事淫祀，豈不可教，而必極無將之辟以加之，則諸王之寢棘履冰如睦所云者，善不敢為，而天性之恩幾于絕矣。西京之亡，非諸劉亡之也；漢之復興，諸劉興之也。乃獨于兄弟之間，致其猜毒而不相舍，聞睦之言，亦可為之流涕矣。身沒而外戚復張，有以也夫！”［②ｇ］袁宏亦云：“光武中興，振而復之，奄有天下，不失舊物，而建封略，一遵前制。諸侯禁綱，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于罪敗，同姓挫于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③ｇ］明帝之失，王、袁論之入木三分也，非其然乎？ 至于對知識分子的沉重打擊和對學術文化的嚴酷摧殘，更是帶來了重大而深遠的歷史影響。由于專制政治的基本性格及在這種性格下所形成的專制主義的心理狀態“決不能容許社會上存在有使他感到壓力的任何力量；那怕這種壓力，絕對多數只是專制主義的心理上的存在，而不是事實上的存在，也必加以殘酷地摧毀，”自此以后，在秦、西漢還略微寬松的學術氣氛，便越加凝固化了。中國歷史中的學術文化也便只能囿于封建統治思想的牢籠，“長期在此一死巷中糾纏掙扎，很難打開一條順應學術文化的自律性所要求的康莊坦途；因而一直走的是崎嶇曲折而又艱險的小徑。……所以兩千多年來中國的學術情況，除了極少數的突出人物以外，思想的夾雜性，言行的游離性，成為一個最大的特色。”而知識分子自身，在歷經東漢前期以及后來的兩次黨錮之禍以后，那種“任氣敢死”的固有性格，也“在長期專制磨折之下，逐漸變為軟懦卑怯”，在行為上成為“反科學的鄉愿人物”。因此，東漢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和對學術文化的摧殘，便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悲劇了［④ｇ］。 〔作者曹金華，１９５４年生，揚州大學師院歷史系副教授〕 注釋： ①ａ 《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以下未注明出處者皆見此。 ②ａ 《后漢書·馬援傳》。 ③ａ 《后漢書·光武帝紀》。 ④ａ 《后漢書·趙ｘī＠①傳》。 ⑤ａ 《后漢書·梁統附子松傳》。 ①ｂ 《后漢書·何敞傳》。 ②ｂ 《后漢書·張禹傳》注引《東觀記》。 ①ｃ ③ｃ 《后漢書·皇后紀》。 ②ｃ ④ｃ 《東觀漢記·顯宗孝明帝紀》。 ⑤ｃ 《后漢書·郅惲傳》。 ⑥ｃ 《后漢書·張湛傳》。 ①ｄ 《后漢書·班彪傳》。 ②ｄ ③ｄ ⑤ｄ 《后漢書·五行六》。 ④ｄ 《后漢書·趙ｘī＠①傳》。 ⑥ｄ ⑧ｄ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９０年第７版。 ⑦ｄ 《后漢書·郅惲附子壽傳》。 ⑨ｄ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七。 ①ｅ 《后漢書·樊宏附子鰷傳》。 ②ｅ 《讀通鑒論》卷六。 ③ｅ 《后漢書·陰識附弟興傳》。 ④ｅ 《后漢書·蔡茂傳》。 ⑤ｅ 《后漢書·桓榮傳》。 ⑥ｅ 張鶴泉：《光武帝劉秀傳》第十五章，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版。 ①ｆ 《后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②ｆ 《后漢書·北海靖王興傳》。 ③ｆ 《后漢書·獨行·陸續傳》。 ④ｆ 《后漢書·袁安傳》。 ⑤ｆ 《后漢書·廉范傳》。 ⑥ｆ 《后漢書·鮑永附子昱傳》。 ⑦ｆ 《后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 ⑧ｆ 《后漢書·鄭弘傳》。 ⑨ｆ 《后漢書·逸民列傳》。 ⑩ｆ 《后漢書·儒林列傳》。 ①①ｆ 《東漢會要·帝系下》。 ①ｇ ②ｇ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七。 ③ｇ 《后漢紀·光武帝紀》。 ④ｇ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９０年第７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喜下加心 ＠②原字為合下加艸□
【參考文獻】: 孫吳建國的道路
——論孫吳政權的江東化一一 (作者 ) 孫吳建國，六朝肇始，史家措意，自古而然。本文搜求剩義，感到孫吳霸業之起，在魏、蜀前；稱王稱帝，在魏、蜀后，其建國道路，曲折而又漫長，似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只是事在若隱若現之間，很不明晰。因而鉤稽前人棄舍的資料，細思陳琳為曹操所作《檄吳將校部曲文》中提及的孫吳與江東諸大族的關系，才恍然若有所得。孫氏霸業嵇延，癥結蓋在于調整與江東大族關系的需要。
孫策以袁術部曲將的名分南渡，逐漢官而據江東，既是增越，又是入侵。這決定了江東大族對孫策疑惑。敵視的態度。孫策對江東大族控不同對象分別對待，或誅戮，或羈麋，或依靠，因而出現了孫吳對待江東大族的三種不同類型，構成孫吳在江東發展的三個階段，使孫吳建國呈現為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其內核則是求得孫吳政權的江東地域化。
拙作《暨艷案及相關問題卜文，視暨艷案為孫吳政權江東化最后階段的一個要案，并從此涉及孫吳建國的大體過程。本文為該文補充了這一過程的前半段，可以作為該文的上篇來讀。本文與該文同步醞釀，但該文脫稿在前，敘事屬后；本文脫稿在后，敘事屬前，所以可能有交錯重疊、繁簡不當之處，請讀者留意焉。①
一孫策渡江的歷史背景
——袁揚州與劉揚州的對立
初平、興平年間，漢天子在西，王綱解紐，江東處于半隔絕狀態，奉漢正朔而已。江東各郡居職守土者，個別人涉足中原的競逐，如丹陽太守會稽局階分兵以助曹操產但是一般而言，他們對中原世局寧取靜觀態度，并不積極參與。其時袁術已據淮灑，有問鼎意。他用吳郡富春孫堅經略中原。孫堅死后，袁術派孫堅妻弟吳景、兄子孫賁攻逐周昕，分署吳景。孫賁為丹陽太守和丹陽都尉，控制長江津渡。袁術企圖通過孫策，使江東成為自己的支撐力量。
吳郡曲阿是孫氏家族的重要據點。孫堅死葬曲阿（后遷葬吳縣），堅妻吳氏編居曲阿，堅女適曲阿弘咨，在在說明曲阿為孫氏利益所系之地。孫氏據曲阿，可以接應南北，聯絡富春，而孫堅故將丹陽朱治居吳郡都尉之職治錢塘，為孫氏控制了這～通道的南段。
孫氏為袁術部曲，世所共知。袁術不臣之跡與時俱增，孫氏也成了附逆之臣，江東人對孫策持非議態度，是意料中事。不過孫策在政治上多少還保有一點自主性，并非一切皆以袁術旨意是從；袁術似也不以死黨待孫策，始終不曾授孫策以中原郡土。這就是孫策以后終于回江東尋找機會的一個原因。
①補往考慮到本文和暨艷案之文都落實到論孫吳政權江東化的主旨，所以在本書重訂本中，以文章敘事為序，分別給兩文加上‘“論”和“再論’的副題。
②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初平元年。時丹陽太守治宛陵。
③分見《三國志、·吳書》之《孫堅傳》。《孫策傳》《諸葛瑾傳》以及．《孫皓傳》甘露元年注引《吳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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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敗的東漢朝廷，于長江一線先后分陳皇室疏宗為州牧，先是劉焉為益州牧，然后是劉表為荊州牧。至是又以劉瑤為揚州牧①劉瑤東萊名土，他受命出牧揚州，本有代表漢廷制衡袁術之意。揚州治所壽春在袁術手中，劉瑤避袁術而渡江東來，吳景、孫賁乘孫策意，迎劉瑤置曲阿，劉瑤遂得以曲阿為揚州治所而在江東立足。一劉瑤成為東漢朝廷打入江東的楔子，孫策則借助劉瑤，改善自己在江東的政治形象。混亂世局中的這種特殊關系，形成了江西（江北）和江東（江南）兩個揚州，即袁揚州和劉揚州并立的局面。②孫策背靠袁術，又暫時結好劉瑤，與兩個揚州都保持聯系，地位可進可退。他此時尚未顯示東渡之意，也無東渡之力，不觸犯兩個揚州的任何一方。不過兩個揚州的并立畢竟是暫時的現象，在世局瞬息變化的時刻，雙方都難于長久維持。
傳世《后出師表》論及此時江東局勢說：“劉瑤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這里雖未提及袁術，但所說正是以兩個揚州并立為背景，責難劉瑤茍安江東，對袁術不征不戰，使孫策得以乘時擴展，浸潤于江東的情況。《后出師表》作者是誰，姑置不論。但是諸葛恪謂得見此《表》，裴松之謂《表》出張嚴《默記》，均言之鑿鑿，可據以肯定此《表》至少是三國時人文字，所涉背景以及所述“群疑滿腹，眾難塞胸”，必是三國時人對其時江東世局的一種估量。
①《三國志·吳書·劉瑤傳》及《太史慈傳》。《后漢書·劉寵傳》謂瑤為寵兄
子，“興平中，瑤為揚州牧”。
②袁術自己未嘗用揚州牧名義，而以故吏惠衡為揚刺，但時人仍以袁揚州稱袁
術，如《孫策傳》注引《吳歷》孫策謂“欲從袁揚州求先君余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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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劉瑤本人，本非封疆之才，在江東既無治亂安邦長策，又乏強大后盾。他以儒生外鎮，只是漢朝風化所被、正朔所行的一種象征，別無其他作用。《三國志·吳書·劉瑤傳》陳壽評日：“劉藏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于擾壤之時，據萬里之上，非其長也。”《后出師表》謂孫策措劉毅影響而浸潤江東，雖是事實，但把后來孫策吞并江東完全歸責劉瑤個人迂闊無能而不究及整個世局，也嫌片面。
漢室疏宗劉焉、劉表，分別出牧益、荊有年。他們都與本土人士建立了較深的聯系，也多少擴充了自己的實力，做了不少事情。同為漢室疏宗的劉瑤出牧很晚，與江東無深層關系。他依以立足江東的孫氏也不是真正的本上強宗。所以他萍漂藻寄，浮水無根，雖然也有自存之謀，畢竟勢危易蕩，比益、荊二牧還是不如。
孫堅早年離開江東，干擾壤之際征戰南北，雖曾受袁術指麾調度，而于漢室多功少意，于江東大族亦不聞有大嫌隙。①孫策用孫堅余兵攻廬江太守吳郡陸康，陸氏宗族隨在廬江的百余人中，死者將半，陸康本人亦旋死。這是震動江東的大事，不能不加劇江東大族對孫策的疑懼和戒備，也引起劉瑤的反目。江東表面平靜的氣氛被破壞了，兩個揚州并存局面不能繼續維待。劉瑤迫逐吳景、孫賁至于江北歷陽，獨攬丹陽全郡及吳郡北境，并屯兵江清以防袁術、孫策南侵。《三國志·吳書·朱治傳》說：孫策“為袁術攻廬江，于是劉瑤恐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三國志·吳書·太史慈傳》記載孫策后來向太史慈解釋此事說：“劉牧往責吾為袁術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并申述其時不得不爾的原因。這表現出孫策心虧理短，欲蓋彌彰。總之孫策攻廬江事使他居于與江東大族也與劉瑤公開為敵的地位，對孫策以后在江東的發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響。
①《三國志·吳書·孫堅傳》注引《吳錄》調堅為長沙太守時出于鄉誼，曾越境入豫章救助廬江太守陸康從子宜春長某，于陸氏尚有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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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孫氏本屬“孤微發跡”，①無強大的鄉土勢力可言。《孫堅”傳》注引《吳書》謂“堅世仕吳”，這是韋陽在吳而為吳修史，不得不有的虛美不實之辭。《宋書·符瑞志》上以及《太平御覽》卷五五九引《幽冥錄》，皆謂孫堅之祖孫鐘與母分居，遭歲荒，種瓜為業。這證明陳壽所謂”孤微發跡“不誣。孫氏門寒，家世不詳；孫鐘與孫堅關系，除上述祖孫之說外，六朝還有父子之說。劉敬叔《異苑》載孫鐘為孫堅之父。《水經·漸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孫權父家”。楊守敬《水經注流》謂權字為堅字之誤，因為若是孫權父家，當徑稱為孫堅家，不必累贅為言。楊守敬之說實際上是贊剛異苑》，謂亭山之家即孫鐘家丹同時我們知道，孫堅先葬曲阿，后遷葬吳，墳圭并不在富春。《宋書·禮志》三謂孫權稱帝，不立七廟，但有孫堅一廟在長沙臨湘，又有孫策一廟在建部，這與東晉末年桓直篡晉立楚，唯立桓溫神主于建康，廟祭不及于祖，以此遮掩其先世隱情之事，③頗為相似。孫氏家族在江東無地位可言，本難見容于江東大族伽上孫策屠戮陳氏子弟，江東大族對孫氏增加了仇視之心，更是可以理解的事＿
孫策在兩個揚州對立的背景下銜袁術之命渡江，無根無抵的劉瑤一觸即潰。這在軍事方面算不上一件太大的事。只是孫策攻擊劉瑤，意味著正式向江東的東漢統治挑戰，也意味著正式向江東大族挑戰，這決定渡江一事的基本性質，對于孫氏以后在江東的活動。有巨大的影響。
①《三國志·吳書一孫堅傳》陳壽評＿
②《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卷七三（下）對孫鐘、孫堅輩分問題疑莫能明，所以含
糊其詞，說孫種其人，“吳先主權即其裔也”。
③參拙著《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op6年第3版）“恒溫先世的隱
情”一書。
孫策渡江準備，已知有下述～些情況。《孫策傳》注引《吳歷》，孫策在江都，咨張宏以世務，曰“欲從袁揚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陽（按策勇吳景為丹陽太守，事在醫策攻廬江以前），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仇雪恥（按此指據吳會而溯江上擊荊州黃祖，以報黃祖軍士射殺孫堅的家仇），為朝廷外藩’，云云。
同傳往引《江表傳》孫策說袁術日：“家有舊恩在東，愿助舅（按吳景時已被劉瑤驅逐，退駐歷陽）討橫江（按指劉瑤所遣戍守江渚之兵），橫江拔，因投本上召募，可得三萬兵，以往明使君匡濟漢室”。云三。①
孫策渡江欲為“朝廷外藩”，“匡濟漢室”，都是托辭。張宏為孫策籌劃東渡事，就說過事若得成，“功業作于桓文，豈徒外藩而且能”！孫策后來鼎足于江外，也已在張宏的籌劃之中。問題在于，孫策必須就袁術乞得孫堅“余兵”，始得規劃渡江，而這支余兵，江東人視為外來異物，力加排斥，增加了孫策立足江東的困難，這是孫策和張宏所不曾預料到的問題。
孫堅之眾，最初是嘉平元年（1刀）在江東召募的，經過二十年的異地征戰，江東舊人當所剩無幾。所以孫策從袁術索得的孫堅
①孫吳早期歷史大事，其年月缺乏史官記注為據，往往有歧異。大事如孫堅死年及孫策渡江之年，都有不同說法，其他事件因無準確的參照年月而不甚明晰。《三國志》裴注、《通鑒·考異》以及其他考證、校勘，雖然于此多所斟酌，也只能做到大體推斷，難了滿足各種異說。所以本文上述孫策渡江前諸事，只是盡可能按順序言之，大抵都是興平間三數年事，而具體年月未放逐一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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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兵，主要應是后來陸續召募補充的淮泗兵。領兵諸將除孫氏戚屬吳景、徐根、孫賁等數人外，亦當多為江西人。孫策率領這一支淮泗兵渡江后，本有“收合離散”和“投本土召募”的計劃。但從以后作戰事實來看，除確已收合劉瑤潰散之軍以外，本土召募則只見有孫策從父孫靜率富春鄉曲宗族五六百人參加過會稽戰斗，見《孫靜傳》。據《孫瑜傳》，稍后孫靜之子孫瑜始領兵眾之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由此可知，孫策部曲的主力仍是淮泗之眾，即令是新投入的江東鄉曲，也只有融溶于淮泗力量之中，無從保持江東色彩以制約淮泗之眾。孫瑜之兄孫蒿甚至在建安五年孫策死后還擬奪取會稽，以與孫權爭奪繼承權，可見孫氏家族內部并不具備足夠的凝聚力。至于孫策在江東作戰時所收合的江東離散，數目雖然可觀，如《三國志·吳書·虞翻傳》翻說孫策“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但這種軍隊不可能構成孫策之師的主力，不能決定孫策之師的基本性質。更值得注意的是，孫策回到本上召募，并不見江東大族特別是吳郡大族擁眾支持孫策。鄉土大族中有為孫策會稽郡縣像屬者，他們多是原來已仕于王朗郡縣而為孫策所留用的人。
孫策率領過江的軍隊，以淮泗人為主體，又得不到江東人的支援，這使孫策之師完全不具備返回鄉樣為父老所歡迎的形象，而儼然是一支浩浩蕩蕩的袁術人侵之師，是外來的征服者。舊史記事，確實作如是說，雖然紀年頗為紛壇。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初平四年：“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后漢紀》初平四年：“是歲袁術使孫策略地江東，軍及曲阿《后漢書·獻帝紀》興平元年：“是歲揚州刺史劉瑤與袁術將孫策戰于曲阿，瑤軍敗績，孫策遂據山（江）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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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劉寵傳》：“興平中〔寵從子）瑤為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瑤乃移居曲阿。……袁術造孫策攻破瑤，因奔豫章，病卒。”
《三國志·吳書·孫策傳》注引《江表傳》：“策渡江攻瑤牛渚營，盡得邸閣糧谷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
《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許靖寄寓會稽，“依王朗，又避袁術之難，遠走交州，輾轉至蜀”。他致書曹操，說在會稽時“正禮（劉瑤）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王朗）失據”。
以上記事，其年份歧異問題，《通鑒·考異》興平二年條及《三國志·吳書·孫策傳》盧弼《集解》均有說，無庸贅敘。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資料都說孫策渡江是袁術所遣，孫策是袁術將，視孫策略地江東為袁術之難。其中的《后漢書·獻帝紀》當是據史官所記，以劉瑤為敘事主體，以明東漢法統所在；指名孫策為袁術之將而不具銜，以示非正。《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許靖之語是親歷其境的名士的敘述，把孫策之師徑稱為“術兵”。官私記載，。自漢末至南朝，對于孫策渡江之事，定性如此一致，都說是袁術人侵。所以流寓江東的北士，凡門望高者幾無一個情愿留在江東。除前引展轉至蜀的許靖外，桓曄、袁忠①都在孫策兵到之前泛海而南，他們寧愿冒死遠走，也不愿留在江東屈從逆臣袁術。
江東大族面對袁術入侵之師，懷著對孫策的家仇舊恨，深感自身危殆。他們絕不會率自己的家族鄉曲去支持孫策，也不能貿然離棄家園。他們或者靜觀待變，或者聚眾自保。刊、策在江東遇到
的，幾乎到處都是敵意。
①分見《后漢書·桓曄傳》及注引《東觀記》、《后漢書·袁闊傳》附《袁忠傳》及注引謝承帕漢書》。植曄即桓嚴、桓嚴、桓礦，事見本傳及往以及《世說人名遭》、《水經·漸江水注》《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載朱有答淄陽興之間，提到植文道太守陳業尺讀之爭，桓文指桓文林，即桓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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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策占領了丹陽、吳、會稽三郡，消滅東漢江東政權的軍事抵抗，并進一步與外敵爭衡于戰場，都不是難事。但是要使江東本上勢力放棄反抗，靠攏孫策，視孫策為一體，卻要困難得多，這使孫策深感憂慮，處境艱難。
二 孫策誅戮英豪問題
孫策在江東，面對的反抗勢力不止一種，反抗方式也不盡相同。《三國志·吳書·吳主權傳》記孫策臨死時的江東局勢說：“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史臣意在概述孫權初統事時江東局勢艱險之狀的三個方面，即
一、“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指‘山寇”據守深險之地抗拒孫氏，這個問題在吳史中最為突出，延續時間甚久。山寇主要屬于江東鄉土勢力中的中下層次，可能包括山越民族，所以有時以山越為稱，往往以強宗驍帥為其魁首，堅持與孫吳為敵，但主動進攻力量并不甚強。這是孫吳主要的軍事對手。
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江東社會層次甚高的一些家族人物，包括所謂東漢！舊德名臣，以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反對孫氏人侵江東。他們與出沒于深險之地的山寇互通聲息，社會影響很大。這是孫策在江東主要的政治對手，孫策對之殺戮立威，無所寬貸。孫策沫戮江東英豪問題就是指此。
三、“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指流寓江東的北土，有些不愿與袁術部曲將孫策合作，已經離去；尚存的流寓之士，與來自推涵的孫策本可以協調～致，而孫策也急需他們為自己的 ·270·
助力，所以樂于親近他們，但是他們此時還不知道孫氏在江東能否長期立足，所以意存觀望，不肯表明對孫氏的態度，不愿委質定分。
以上三個方面。山寇問題史家關注者多，大概都以山越視之，時有論述，本文從略。關于誅戮英豪問題和賓客動向問題，本文此節和下節將分別申述。
孫策誅戮英豪之事／三國志·吳書》有籠統記載，語焉不詳。《三國志·吳書·孫韶傳》注引《會稽典錄》曰：“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吳主權傳》太元二年注引《傅子》：孫策“轉斗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鄰國主要指中原，其時江東士大夫與中原名士個人之間多有交往，政界自然也是信息相通。《三國志·魏書·郭嘉傳》日：“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鄰國傳聞，頗知孫策所誅者都是深具社會影響的人士。我們知道韋昭《吳書》成書之時孫吳政權與江東名豪大族早已合流，因而書中對于孫策誅戮英豪之事不得不有所諱忌，輕描淡寫，著墨甚少，所以陳壽《三國志·吳書》也未大書。裴注為陳志拾遺補闊，始增益了有關問題的資料＿
《傅子漸載孫策誅戮名豪，“威行鄰國”，除《郭嘉傳》有所照應以外，《文選》卷四四陳琳為曹操所作《檄吳將校部曲文》1是重要印證。
①《檄》文陳琳所作，以尚書令茍或名義發布，不具年月日，因此產生了一些疑點。按茍或建安初守尚書令，但久未預南征孫權之役。十七年曹操征孫權，荷茨參丞擁軍出征，以疾留壽春，蠢。根據情理，《檄》以此年發布為是，但《檄》中卻有十七年以后之事。前人有調尚書令茍或為訛，疑《檄》作于二十一年曹操征孫權之時。《文選》李善注引《魏書》首取此說。今按陳琳有《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荊野蠢而作伙，贊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見《藝文類聚》卷七九。據此知陳琳二十一年確有隨軍g征代之行，不過軍次“荊野”’‘漢川”，故爾有神女之遣思。此地不在曹操進軍之準一居一巢一德須路線。或是偏師策應而且。因此這又不是陳琳草議和發制檄吳將校部曲文》的合適時機和場合。，三國志·魏書·王集傳》請陳琳與徐斡、應標、劉幀輩皆死于建’安二十二年之疾疫，此年為作《檄》之下限。檄》文可疑之點現雖無法—一決斷，但其基本內容卻從來無人懷疑，是可信的。 ·2刀·
陳琳《檄》文以大量篇幅盛贊曹操武功，謂北方抵定，行將揮戈南向，直指吳會；除孫權外，凡“枝附葉從”，皆所寬育；江東舊族及吳將校，翻然來歸者必有顯祿。這些都是該《檄》文應有之義，無須深究。值得留意之處，是曹操譴責孫權“殘仁賊義”的事實。關于“殘仁”，只有“孫輔，兄也，而權殺之”一例，顯系襯托，無關宏旨。關于“賊義”，即誅戮英豪，《檄》文大加渲染，把孫策、孫權的事寫在一起，不加區別。所舉殘害周、盛門戶，是孫氏誅戮州郡英豪最重要的事例，而且主要是孫策所為。周、盛以外，受打擊的吳會門戶，《檄》文也有所反映，不過并非列舉不漏。
孫氏誅戮英豪，震動江東，也在鄰國激起忿怒，才成為曹操“吊民伐罪”的重要口實。這里哀集以孫策時為主而兼及孫權早年，以周、盛門戶為主而兼及其他家族的所謂沫戮英豪諸事，排比如下，并略加考證。
許貢許貢，漢末吳郡都尉，與北方名士許靖有舊，靖過江，先投許貢。①孫策東渡，許貢已遷吳郡太守，所遺都尉一職由孫堅舊將丹陽朱治繼任，設治于錢唐。《續漢書·郡國志》吳郡烏程條注引《吳興記》：“興平二年太守許貢奏分縣為永縣。”可知此年許貢已在太守之任。許貢是不信任孫策的。孫策過江，許貢曾上表漢廷，謂策驍雄，請召還京師以貴寵之，無令放外為患。表未得達。朱治策應孫策，由錢唐夾攻許貢，敗之于由拳，遂自領吳郡太守，許貢南投山寇嚴白虎，事見《朱治傳》。大約在孫策平定嚴白虎后，許貢被迫出降。孫策候吏曾截獲許貢前此所上漢廷之表，以之責貢，殺之，見《孫策傳》。許貢“小子及客亡匿江邊”，建安五年，孫策終于被他們擊傷致死。許貢郡望無考，或出句容許氏，家在故里，故家人得匿江邊以俟孫策出人而殺之。許貢之死沒有引起江東軒然大波，大概由于許氏以東漢朝廷命官自守，與吳會大族不甚相得，而其門第位望又不夠高之故。影響最大的事例，是下述周。
盛門戶。
①參《三國志·蜀書·許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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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憲，會稽人，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事跡見《孫韶傳》往引《會稽典錄》及《孫策傳》注引《吳錄》。
盛憲與北方的孔融相善，孔融調盛憲“有天下大名”，“實丈夫之雄，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許貢領吳郡，盛憲不見容，奔匿得免。“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郝經《續后漢書·盛憲傳》推定孫策“不及害憲而卒”。
孫權統事，幽執盛憲，“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建安九年孔融與曹操書，①請以制命發使征盛憲。制命未至，憲為孫權所害。孫氏害盛憲，反響甚大。《檄》謂“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又謂“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檄》文資孫權，最重事例即此。周、盛遺類“湮沒林莽”，按。當時情勢度之，可能是投奔山寇，被山寇保護起來，與許貢被迫投靠“山賊”嚴白虎一樣。盛憲事還株連門生故吏。《孫韶傳》：“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如覽、戴員亡匿山中”，也是指投靠夠山寇。
① 據《三國志·吳書·孫韶傳》注引《會稽典錄》載孔融與曹操書，提到“五十之年忽焉已過，公為始滿，融又過二”以孔、曹二人生卒年核之，書作于建安九年。又，《太平御覽》卷四九引《會稽典錄》，謂盛憲為臺郎時逢一童子，年十余歲，是孔融，則盛憲年長于孔融。所以融書有“海內知識零落殆盡，唯會稽盛孝章尚存”之語，盛憲被逼、逃亡、幽執、見害，對手依次為許貢、孫策、孫權，前后歷十年之久。
②此謂孫權吳郡人，于俗當尊吳郡太守為君。《三國志·魏書·楊阜傳》阜語姜敘自責，有“君亡不能死”之言；楊阜讓封，亦云“君亡無死節之效”，均謂早為州吏，未能死刺史之難。又，《晉書·陶侃傳》陶侃草廬江太守張盛為君，尊費委為小君。廬江為陶侃本郡，陶侃為廬江主簿。其時吏民與州將、郡將有君臣名分。 ·273·
周昕、周昂、周禺會稽周氏兄弟三人，于初平年間關東兵起穆之時，均為將守在外，其事跡見于《三國志·吳書》者，有《孫堅傳》勝注引《吳錄》及《會稽典錄》，《孫靜傳》及注引《會稽典錄》《獻帝級春秋》，《孫賁傳》，《吳夫人傳》見于《三國志。魏書》者，有《太祖紀》，《公孫瓚傳》及注引《典略》。見于《后漢書》者，有《公孫瓚傳》，《袁術傳》。匯而觀之，三人行事大抵如下。小有抵晤者則擇善而從。
周昕，丹陽太守，前后遣兵助曹操征戰。袁術在淮南，周昕絕不與通。袁術道吳景攻丹陽，逐周昕，周昕散兵回鄉里。周昂，九江太守，袁術遣孫賁攻周昂于陰陵，周昂弟周隅往助。周昂兵敗，亦還鄉里，為吳郡太守許貢所殺。周隅，先從曹操征戰，后為袁紹將，奉袁紹命攻孫堅之軍于魯陽，遂居孫堅之位為豫州刺史。①周氏兄弟三人均居顯位，處境不利時又多奔返鄉里會稽，其家族在鄉里地位可得而知。三人事跡中，有周隅攻孫堅于魯陽、吳景攻周聽于丹陽、孫責攻周昂于陰陵等事，可見會稽周氏兄弟與孫氏父子的敵對關系早已形成，根深抵固。孫策過江后攻會稽郡時，周昕家居，猶領兵眾助太守王朗抗拒孫策，為孫策軍所擊斬。可以說，周氏兄弟是這一階段江東大族反對孫氏最有實力的代表人物。
陳琳《檄》文曰：“……周泰明當世俊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
①為袁紹將而攻孫堅于魯陽之人，史籍記載歧異。有作周聽，有作周昂，有作周禺。請人考證，亦紛紜其說，備見《三國志》公孫瓚傳、孫堅傳之盧弼〈集解〉。此處從周 禺說。 ·274·
之可為搶然。”周泰明，《選》學注家未詳其名，當即周聽。《孫靜傳》往引《會稽典錄》：“昕字大明。”大明即太明、泰明。昕、昂、隅兄弟之名均從日，字或以明為輩，名與字相葉。《孫堅傳》注引《吳錄》，隅字仁明，可以為證。孫氏摧殘周氏，與摧殘盛氏一樣慘酷。左思《吳部賦》炫耀江東人物之盛，吳、會并重，卻未提及舍稽周＼盛二族，此后典籍亦罕見會稽周、盛家族人物事跡，①可見晉時二族已經衰頹，不為世重了。…
王景及其他 《孫策傳》注引《吳錄》：“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眾萬余，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回：‘展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采夷，獨余一老翁，何足復憚乎廠乃舍之，余威族誅。”按嘉興漢末稱由拳，烏程、由拳皆屬吳，與孫氏同郡。王晟是卸職在籍官員，與孫氏為世誼，孫策父執。他亦與鄒他、錢銅一樣疾恨孫氏，聚眾抗拒。孫策對他們處置慘酷，不亞盛、周。
與大族英豪抗拒孫策相應，江東名士縱橫議論，從而成為屠殺籍口之事，也時有發生。據《孫策傳》注引娛錄》，吳郡高岱善《左傳》，廣交游，曾為本郡太守盛憲上計，舉孝廉。許貢與盛憲宿怨，貢領吳郡，岱將憲避難，奔走求救。孫策統會稽，高岱隱于余姚，策命岱出，交談中以為岱輕己，囚之。岱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清，數
①《三國志·吳書·孫休傳》孫權第六子孫休，。隨郎中盛沖受學。按孫休曾居會稽，此盛沖或系會稽盛氏孑遺。又，據《宋書·自序》，盛憲與吳興沈氏為姻家
②這里有一個問題，難以確切解釋。《三國志·吳書·虞翻傳》往引《會稽典錄》會稽郡門下書往山陰朱育向太守酒陽興陳述當年虞翻答王朝關于會稽人物之間，列述會稽古今人物，及于未精，但無盛、周。朱育又向濮陽興補充陳述了一些會稽后出人物，亦無盛、周。據我推測，虞翻答王朗問，在孫策誅戮英豪之前，照理說不應漏列盛、周，故疑為后人刪削。但朱育陳述則為孫權時事，盛、周家族已被摧殘，故朱育避忌，略而不言。是否如此，有待新證。
里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江東英豪名士本為一體，往往以接姻、交友聯絡。高岱所友八人，其中有吳四姓之張允，其人即名主張溫之父，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還有吳興大姓沈緡。吳興沈氏又與盛憲為姻家，沈瑜沈儀為盛憲外孫。沈儀又與吳四姓之陸績為友，績父陸康漢末官廬江太守時為孫策所破，績及陸氏宗族在廬江者，死亡甚眾，而陸績反對孫氏言論甚顯，事詳下文。可見江東英豪名土與孫策之間關系錯綜復雜，仇隙甚多，孫策鋤誅異己，以立威名，江東一時為之震懾。
孫策死，孫權為政較為收斂，對江東大族以籠絡為主要手段，但鎮壓之事亦有所聞。原來為孫策所迫而未及誅戮的盛憲，后來死于孫權之手。《吳主權傳》建安九年（204）注引《吳錄》，吳興土人沈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于朝會時有所是非，受法責后直指孫權有“無君之心”。孫權度其不為己用，遂殺之。沈友并無武力反抗或其他激烈行動，主要是名士受清議之風激蕩，心存漢統，名節為重，對霸業的追求者梁騖不馴。這種現象中原為多，吳蜀亦有。不過孫權時舉賢任能是施政要務，與大族名士的對立雖不能完全消除，畢竟比孫策時緩和多了。以后再出現類似事件，表現形式與內涵都有所不同。發生在黃武三年（224）的張溫、暨艷案是最重大的一宗，已另文探討。
《孫策傳》載建安五年孫策死前，呼弟孫權佩以印級，謂日：“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陳（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孫策當著張昭等人所說的這一席話，既是對孫氏兄弟能力長短的估量，更是面對江東艱難世局對繼承者孫權的政治囑托。孫策希望孫權不要再像他自己那樣
①②《宋書》、O O《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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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專注于武力的征服，繼續與江東大族為仇；而是要留意于舉賢任能，推行文治，首先是爭取那些“以安危去就為意”的淮泗賓客的歸心，并與他們一起去爭取江東大族。只有這樣，才能逐漸改變孫氏淮泗入侵者的面貌，擺脫孤立地位，以求在江東長久存在和發展。孫權統事，基本上遵循孫策的遺囑，一步步探索改變軌轍的辦法，首先是求賢接士。陸機《辨亡論》說：“夫吳，桓王（孫維）基之以武，太祖（孫權）成之以德。……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土盡盛德之容，親仁酷丹府之愛。”
陸機在歌功頌德中透露的事實，我想是近真的。這也是本文下節所要探討的主旨。值得留意的是，歌頌孫策、孫權的吳郡陸機，正是當年被孫策攻迫至死的陸康的族人。陸機之祖陸遜，曾隨從祖陸康在廬江任所，逃還吳后為陸康之子陸績“綱紀門戶”。陸績懷恨孫吳，終于以譏刺當局而徙官郁林，死于徙所，而陸遜則靠攏孫權，漸至顯位。處在分化狀態的江東大族，大部分人物對孫吳政權逐漸由反對、觀望轉為合作，這是一個總的趨勢。
三 賓客去留對孫氏統治的影響
前引《吳主權傳》史臣所述孫策死時世局艱險之狀，有“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一條。“賓旅寄寓之士”，《吳書》中又簡稱為“賓客”。①為什么賓客去就會成為孫權憂心的重大問題呢?
①《三國志·吳書》中這一階段常見的“賓客”，多與“賓旅寄寓之上”同義，而與
東漢以來作為依附戶的“賓”和“賓客”不同。不過我推測，如果賓旅寄寓之士長久不能獲得較好的生活和較高的地位，也有沉淪為依附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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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權欲植根江東，必須有江東大族支持；江東大族既然以外來入侵勢力視孫氏兄弟，力圖反抗，孫氏兄弟就不能不另尋支撐以對付江東大族。這個道理淺顯易明，何況其時荊州、巢湖地區時有軍情，孫氏的淮泗軍事集團不能久處孤立無援狀態。孫氏的助力，首應來自本該屬子孫氏淮泗集團后備力量的賓旅寄寓之士。然而賓旅寄寓之士此時還不知道孫氏在江東是否能站穩腳跟，所以疑慮重重，越趄觀望，不肯對孫氏委質定分。孫氏當務之急，是盡力延攬招合賓客以提高自己在江東的影響，對付江東大族與山寇相聯而形成的巨大壓力＿
蓄養賓客這一古老的社會現象，此時在江東具有新的意義。江東寄寓的賓客，原多聚集在劉題、王朝、華散等北方名士為江東牧、守者的周圍。《后漢書·劉寵傳》附《劉瑤傳》：“圍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腐攜接收養，與同代劇，甚得名稱。”《三國志·魏書·華歆傳》注引《華橋譜敘》，華歆在豫章太守之任，“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王朗在會稽，北方名士許靖、桓曄、袁忠等均投之，已見前引。王朗身為羈虜以后，流移窮困，仍舊‘“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事見《三國志·魏書·王朗傳》。后來劉瑤奔死豫章，王朗、華歆先后北歸，其賓客從歸者固有人在，留在江東者估計尚多。華歆北歸，本傳謂“賓客舊人送之者千余人”，其中必多避地江東的“四方賢士大夫”，他們在華歆等人離去后只得星散于江東各地，依附于江東大族和淮泗將領，以觀察孫權的動向，等待孫氏在江東陣腳立定后，再取進止。
孫策初來之時，幕府謀漠之士寥寥無幾，〈孫策傳》所列彭城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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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廣陵張宏、秦松、陳瑞等四人中，“秦松、陳瑞各早卒”。①而賓旅寄寓之士對孫策觀望，若即若離＿他們雖不得不就食于孫策諸將，g但并不急于向孫策修敬，更不急于進入孫策幕府。《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孫策傳》注引《江表傳》，道士于吉往來吳會，“吳會人多事之。策嘗于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于吉〕起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功策令收于吉，日：“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得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賓客拜于吉，或者可以用宗教原因來解釋；委孫策于不顧則說明諸將賓客對孫策權威的不尊重。
建安之初，北方漸趨穩定，曹操曾有招賢之舉，對江東賓客動向有很大影響。《后漢書·標衡傳》：“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這正是在孫策手輯江東之時。其時江東不臣孫維的北士脫離孫氏羈絆，北歸鄉里以就曹操者，當不在少數，形成極不利于孫策的政治風潮。《三國志·魏書·徐奕傳》奕，東莞人，“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拜為椽屬”。《魏書·王朗傳》注引《漢晉春秋》：王朗兵敗，沉淪江東，“曹公輔政，思賢并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建安三年終得孫策允許。還抵許都”又，《三國志·魏書·徐宣傳》宣，“廣陵海西人，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并為綱紀”。《三國志·魏書·陳矯傳》：矯，“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徐宣、陳矯二人，后來都被曹操辟為司空椽屬。
①《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孫權謂’‘子布、文表（按即張昭、秦松）俱言宜遣便修 檄”以迎曹操，《周瑜傳》亦言及“子布、文表”測秦松死在赤壁戰后。陳瑞似死在孫策 時，因為《陸績傳》說到“孫策在吳，張昭。張紀秦松為上賓”，而不及陳瑞。
③關于建安初年曹操求賢，上大夫四方云集之事，參著萬紹挪解開千年之謎 （短歌行——對酒當歌萬一文，載《紀念陳寅治先生誕辰百年紀念學術論文料，北京 大學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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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江東的賓旅寄寓之士不樂為孫策所用者，孫策亦不輕易縱歸，所以孫權統事之初賓旅寄寓之士的疑惑情緒，就成為世局艱難的一個重要方面。不過孫策以“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期待孫權，孫權也力求緩解與賓旅寄寓之士之間的緊張關系，團聚他們以鞏固在江東的統治。這樣，在孫策時蟄居木出的許多賓客也歸心孫權。張昭、周瑜在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張昭本人，就是賓旅寄寓之士。《張昭傳》昭，彭城人，“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主，昭皆（何祚校改作偕）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孫策死，張昭受顧命輔孫權。廬江周瑜，本為孫策故舊。《建康實錄》卷一孫權統事之初，周瑜為中護軍，“時權位在將軍，諸賓客為禮尚簡，①惟瑜獨盡敬而執臣節”。陸機《辨亡論》論及這一段歷史回：“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土矣。”
張昭、周瑜共挽危局的這個階段，太妃吳夫人起了重要作用。原來，孫策在彌留之際，慮主幼邦危，有許張昭自取霸業之托，并進一步說到：“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這當然是極而言之，本意不是說贊成西歸，而是說力求立足江東，勿歸淮上。②“助
①這仍然是《三國志·吳書·孫策傳》往引《江表傳》載孫策請將賓客委孫策手不顧，而迎拜于吉的那種情況。
②按趙一清《三國志注補》，于〈孫策傳》策死前囑張昭“公等善相吾弟”，并謂孫權決機兩陣，“卿不如我”之下曰：“此文全用《吳錄》，‘善相吾弟’下，尚有‘慎勿北渡’四字”云云。趙氏當是親見張勃佚文，所以言之鑿鑿，但此使文究出何書，迄未查到。我意“北渡”與“西歸”同義，“慎勿北渡”與“緩步西歸”，都是孫策籌謀立足江東而出現的反復思慮，相反而又相成。孫策激勵孫權非守住江東不可又擔心江東終不可守，故有是語。他認為決定因素是廣招賓客，舉賢任能，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西歸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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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軍國”并主張“優禮賢土”①的吳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問張昭及董襲等人“江東可保安不”，③可見她在籌思軍國。大事時首先是以確保江東為慮的。諸臣論事，吳夫人常折沖其間。
《周瑜傳》注引《江表傳》建安七年曹操責孫權質子，諸臣猶豫不能決，孫權“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吳夫人是周瑜而非張昭之議，于是不遣質子。張昭、周瑜在對外措置方面雖然有所異同，但在吳夫人參贊之下，廣泛團聚賓客豪俊，共持危局，江東始得改觀，這一點他們二人是一致的。《張昭傳》往引《吳書》謂孫策死，“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按侯字疑衍）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前引《辨亡論》謂孫策和孫權治道不同，一武一文，其主要內容就是指孫權重視求賢和接土。
孫權統事以后陸續出仕的北土，對孫吳統治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些人，如魯肅、諸葛瑾、嚴峻、步？等，孫策渡江時已經來到江東，但是都與孫策保持距離，木為孫策所用。以魯肅為例，魯肅本與周瑜友善，二人同時渡江，但是魯肅并不親附孫策，欲從曲阿北歸巢湖以就鄭寶，以周瑜力勸而止。連那些本已出什揚州牧劉溢于曲阿的孫邵、是儀、藤胤等人，孫策渡江以后均寂爾無聞。以上這許多人，都是孫權統事后，始陸續人幕府的。
孫權統事后的一段時間內，還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就是江東大族和孫氏請將，多樂意收恤賓客以成名譽。賓客在江東，處境是困難的。他們之中層次較高的士人，雖然有出處問題須要考慮，但是作為寄寓的賓客，一般說來首先希望托身有所，衣食無虞。《三
①《三閻志·吳書·妃嬪·吳夫人傳》及往引《會稽典錄》。
②《三國志·吳書·張給傳》往引《吳書》。
③《三同志·吳書·董襲傳》。
《三國志·吳書·全琮傳》，琮，吳郡錢唐人，父柔，以會稽東部尉降孫策。“中州土人避難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養。遂顯名遠近”。全琮生卒在198－－249年，①其周濟北士自然是孫權時事。③〈駱統傳》，統，會稽烏傷人，父俊，陳相，為袁術所害。“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謂姊陽：‘上大夫糟糠不足，我何以獨飽？’姊··－…乃自以私粟與統，遂使分施，由是顯名。”駱統生卒，據其本傳當在193－－－－228年，其分施賓客亦為孫權時事。又《陸瑁傳》：“陳國陳融、陳留淮陽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顧邵傳》：“自州郡庶幾，或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朱治傳》注引《吳書》：丹陽來治之子朱才以父任出仕，領兵有功，猶鄉議嘖嘖，乃“更折節為恭，留意于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名聲始聞于遠近”。從駱統及顧邵二傳文字看來，被施及的賓客有的是鄉里落魄子弟，但絕大部分當是北士，時間都是在孫權統事后的一段時間里。
賓旅寄寓之士影響輿論至深，是穩定江東的重要因素。張昭和周瑜合作所形成的孫吳權力結構，具有吸引賓旅寄寓之士的良好形象和容納他們的能力。賓旅之上歸心，淮泗將領得到淮泗文人的合作，孫吳的統治基礎明顯擴大了，立足點也大為穩固。這樣，孫吳政權就能夠在正常的軍務、政務之中更多地吸收江東士人參與，逐漸增加江東土人在政權中和在軍隊中的比重，逐漸消除江東人和江西人之間的隔閡，為孫吳政權的江東本土化，為孫吳政治軌轍進一步的轉折，創造必要的條件。
①卒年據本傳。《建康實錄〉卷二謂年五十二，據以推出生年。
②《三國志·吳書·全琮傳》謂琮父柔使琮嗇米數千槲到吳市易，綜至皆散用，還報柔日“士大夫有倒是之患，故便賑贍”云云。這些士大夫主要當指流寓吳郡的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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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孫權與會稽虞魏、吳郡顧陸諸大族的關系
孫氏誅戮吳會英豪的風波過去以后，孫權急于吸收賓旅之士以壯大自己，保全江東。同時他還要考慮如何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吳會大族的顧慮，取得他們的支持，以圖維持久遠。 建安中，孫權群吏已有不少參用江東人士。《三國志·吳書·步駕傳》載領川周昭論孫權用人曰：“昔丁胥出于孤家，吾家由于牧堅，豫章（按指顧邵）揚其善，以并陸、全（按指陸遜、全琮）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這是說居位的大族人物敢于從江東下層拔推人才，而孤寒士人亦借大族之援而得以出仕孫權幕府。武職之中，也出現了一批江東的高層人物。孫權還留意聯姻大族，辟大族為郡掾以行郡事，這些都是調整關系中很起作用的因素。 不過，江東大族真心轉向孫權，畢竟需要一個過程。一般說來，在建安中這個階段，大族名士既不拒絕出仕，又保持某種距離；孫權對他們則是既使用，又防制。孫權與其時大族代表人物會稽虞、魏和吳郡顧、陸之間，就是這種關系。
陳琳為曹操作《檄吳將校部曲文》／民重視會稽虞、魏，在譴責孫權誅戮周、盛門戶之后，轉向虞、魏說話，爭取他們反吳迎曹。大概由于北國傳聞虞、魏狀況并不準確，而虞、魏人物的某些不幸遭遇此時又還沒有發生，所以《撒冷慶幸虞、魏子弟尚在，要求他們報漢德以抗孫吳，而沒有以挑撥之言責備孫氏。其實，虞魏大族代表人物，在此階段中是一時見用，終于被譴；見用不至于為股宏腹心，見譴也不至于公開殺戮。虞翻、魏騰都是顯例。茲以陳琳《檄》中提及的人物為線索，考辨虞、魏諸族有關事跡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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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氏《檄》曰：“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文繡之名，《文選》注家末詳；《義門讀書記》卷二八判為虞歐，即虞翻之父，是。《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虞翻別傳》，翻上奏孫權，有“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欲”之語。《北堂書鈔》卷一O二“文肅不虛”，注引《會稽典錄》，謂“虞欲字文肅”。左思《吳都賦》“虞、魏之昆”，李善注：“虞虞文秀。”據上舉，虞歆之字，有文繡、文秀、文肅三種說法，或音近，或形似，可以通假。秀字為光武帝諱，《說文》不書，《玉篇》始錄。作為漢人虞歆之字，文秀可以排除。但文繡、文肅，則不知以何為正。
虞歆子虞翻，字仲翔，先仕王朗為郡功曹，后降孫策，仍為郡功曹，策待以交友之禮。他仕孫策盡心力，家族未受孫策摧殘，直到陳琳作《檄》時猶未罹禍難。所以《檄》有“聞魏周榮（詳下）、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之語。《虞翻傳》孫策曾以“為吾蕭何守會稽”許虞翻。《虞翻傳》注引《吳書》，孫策死，從兄孫高與孫權爭奪繼承權，“整帥吏士，欲取會稽”；又引《會稽典錄》虞翻說孫高曰：“討逆明府①不競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廉。②翻已與一郡吏土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惟執事圖之。”虞翻曾為孫權立功于關鍵時刻，當是孫權沒齒不忘之事。孫氏兄弟之視虞 氏，自然與視周、盛截然不同。 但虞氏會稽首望，五世傳《易》，宗族強大，為世所重。虞翻本人貴胄公子，能文習武，秉性“狂直”，①傲上不羈，孫權不可能期望他長久與自己相得。所以建安以來，他終于被孫權兩度貶嫡。其本傳日：“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又日：“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交州（按，治今廣州）”，復徙蒼梧猛陵（按，今梧州西），在南土十九年，竟死徙所。虞翻謂：“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他自知獲譴之由在于犯上。他引青蠅為喻，暗示有人讒毀。
虞翻久徙不得歸，并無確實罪名。我認為主要是孫權以曹操疾視孔融的心態對待虞翻。虞翻與孔融交好，曾以所著《易注》示融。孫權酒后曾欲手劍擊虞翻，大司農劉基（劉瑤之子）諫阻，孫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子虞翻何有栽！”由此可見，孫氏殺戮英豪，廢徙人物，與北方曹氏一樣，都是出于懼其“亂群”，棋其“恃舊不虔”。名土矯時傲物，激揚風氣，雖有時可能為時主所用，但終于為時主所忌諱，為皇權之所不容。虞翻之獲譴，江東一些與虞翻類似人物之獲譴，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魏氏《檄》謂：“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誨內，虞文繡批項清節，耽學好古。……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魏叔英、魏周榮都是會稽魏氏在東漢末年的代表人物，但《文選》李往未詳其名，亦未詳二人關系。
據《后漢書·黨銅傳·序》及同書《魏朝傳》，魏朗，上虞人，字少英，河內太守，名列八俊，死于黨煙之獄。《三國志·吳書·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載朱育所述虞翻答王朗之問論會稽人物，有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與上引《黨錮傳》同，當即《檄》中的魏叔英。少、叔聲同義近，可以通假。《檄》調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與魏少英列名八俊，死黨錮之獄的事跡亦可配合。
①往國志·吳書·諸葛瑾傳》。
．ORF．
《吳都賦》“虞、魏之昆”。李善注曰：“魏，魏周。’”此魏周當有脫字，應即《檄》中之魏周榮，疑周榮當為其人之字，而非其人之名。《檄》以魏朗（叔英、少英）與虞欲（文繡、文秀、文肅）為輩，又以魏周（周榮）與虞翻（仲翔）為輩，所以盛贊會糟虞、魏二族“各紹堂構”。這就是說魏氏魏朗之后有魏周（周榮），虞氏虞欲之后有虞翻（仲翔），比起同郡的盛、周門戶被戮略盡者要幸運得多。只是得紹魏氏堂構的魏周（周榮），其人事跡尚不得詳。我懷疑見于《三國志·吳書腳的魏騰和魏膝，就是魏周（周榮）。
《三國志·吳書·妃嬪·吳夫人傳》注引《會稽典錄》：“策功曹魏騰，以汪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日：‘汝新造江南，其事求集，方當代禮賢士，舍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并中耳。’策大驚，造釋騰。”按魏騰“在公盡規”而又“以注意見譴”，可知其人不憚權貴，直言過意，正是同虞翻一樣矯時傲物的狂直之徒。他也同虞翻一樣仕郡為功曹。正是由于魏。虞家族同為郡著姓，而東漢時俗太守例以郡著姓為椽屬之故。曼夫人料定孫策今日殺魏騰，明日會稽人將盡叛孫策，可見魏騰家族和個人在會稽土大夫中深具影響。因此吳夫人不得不力爭，而孫策也不得不順從母意而釋魏騰。另外。魏騰也同虞翻～樣，并未涉及武力叛亂，其獲譴也無確定罪名，都屬于名士中的“亂群”之輩，與周、盛門戶堅持與孫吳作對者有所不同。
《三國志·吳書·吳范傳陶：范，會稽上虞人“素與魏藤同邑相善。膝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范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權意釋，乃免股”。魏膝當即魏騰無疑，他 ·286· 在孫策時與孫權時先后兩次獲譴而又得釋。同傳往引《會稽典錄》曰：“滕性剛直，行不茍合，雖遭困逼，終不回撓。初亦江策幾殆，賴太后救得免，語見《妃嬪傳入歷歷山（？）、潘陽（都陽）、山陰縣令，翻陽太守。”這里所記魏股性情以及行事，與虞翻相似。
《吳范傳》往引《會稽典錄》還說：“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據此可知前引陳琳撤腳之魏周榮，或者為魏周林之誤，即魏膛，或者為魏滕之兄弟，史失其名升至于李善注《吳都賦》謂“魏，魏周”，周字下有脫字，也可得到旁證。又《會稽典錄》渭魏滕之祖父為魏朗，疑祖字為衍文。虞歐、虞翻既為父子，魏朗、魏股為父子的可能性較大。高步藏《文選李注義疏》亦作如是說。這樣，漢末會稽虞、魏二族家世狀況，可以說得比較清楚了。
不過，孫氏與虞、魏二族關系，陳琳作《檄》時還知之不詳（其時已發生過孫策欲殺魏騰之事），所以不但在斥責孫氏“賊義”時未舉虞、魏之例，反而說到虞、魏得紹堂構。其實，就魏騰在孫策和孫權時兩次獲譴幾殆，虞翻在孫權時兩遭滴徙至死言之，會稽虞。魏與孫氏實際上是貌合神離。他們出仕不至心腹之官，譴滴不罹殺身之禍，與盛、周家族命運有很大不同。這是江東大族與孫氏關系在盛、周以外的另一種類型。
還有一種類型，與會稽虞、魏有異有同。他們以吳郡顧、陸為代表，與孫氏具體關系如下。
陸氏
《檄》謂“吳郡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號召他們與會稽虞、魏～起，大舉反吳，以響應曹操的進攻。《吳都賦》也以吳郡“顧、陸之裔”，與會稽“虞、魏之昆”并舉。實則顧、陸以顧雍、陸遜為代表，處境較為順利，與虞、魏以虞翻、魏騰為代表的坎坷身世又不相同。不過陸氏門中以陸績與陸遜相比，其家族地位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陸績接近于虞、魏，而陸遜則終成孫吳股腦，同顧雍一樣。
①《吳都賦》虞魏之昆”。按據《虞翻傳》翻不載有兄弟行輩，則此“昆”或即指魏氏昆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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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堅與同郡大族陸氏，如前所述，無嫌隙亦少瓜葛。孫陸結釁，始于孫策受袁術命，攻陷廬江，郡守陸康宗族受難。陸康之子陸績及從孫陸遜，逃回吳郡。陸遜略長于陸績，為陸績綱紀門戶。陸績作為陸氏嫡宗，在孫策渡江后仇視孫氏，是意料中事。《陸績傳》：孫策與謀士張昭、張宏、秦松等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陸績以童蒙在末座，亟言“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之失，公然反對孫策以武力平輯的方略，氣焰很盛。孫權統事時，陸績出仕，“以直道見憚，出為郁林太守”，卒死徙所。這是一種沒有確定罪名的嚴厲的貶滴，事在孫權貶徙虞翻之前。陸績死前作遺言，自稱“有漢志士吳郡陸績”。①陸績死于漢正朔尚存的建安二十四年，他標榜“有漢志士”，不啻指斥孫氏為漢室之逆臣，與前引建安九年吳人沈友指斥孫權有“無君之心’一樣。
孫權出于使其政權逐步江東化的需要，非惜重吳會大族特別是吳郡顧、陸不可。就陸氏而言，在陸績身上，轉困的余地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陸績之外，另找他人。而陸遜終于被孫權認識 到是合適人選。
陸遜歷苦難而力圖自立，但能自斂鋒芒，謹事孫氏。他非陸氏
①《三國志·吳書·陸績傳》陸續遺言又回：“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 同文，恨不及見也。”按“六十年之外”之事，當即太康平吳。陸績生于中平五年（188）， 死年三十二，則死建安二十四年（刀9），此至太康平吳，正六十年。所謂陸績預言六十 年后事，自是后人附會，但反吳的寓意與陸績生前政治態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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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嗣，出仕得木到陸績那樣的正途廣只能為荒地屯田都尉兼領縣事。他長期與山寇征戰，屢有功勞，卻不能從孫權處受兵。他陳便宜乞募“伏匿”，才開始有固定的軍隊，才得以逐步擴充實力。這與淮泗將家子弟之受兵從戰者，地位是迥然不同的。陸遜仕途的轉折點，是在孫吳政權江東化的關鍵時刻，受命為吳軍上游統帥。陸遜是孫吳政權江東化最具象征性、最為關鍵的人物。
陸遜代呂蒙居上游統帥之任，又在夷陵之戰中以其才能和業績鞏固了統帥的地位。過去孫氏迫害陸氏宗族、誅戮吳會英豪所造成的嚴重隔閡狀態，從根本上消除了。跟著上游武職的地域性更替而來的，就應當是當軸文職的地域性更替了，這一任務落到了吳郡顧氏身上。
顧氏
吳四姓，顧在陸前。《世說新語·賞譽》記四姓門風，陸忠顧厚。黃武四年顧雍拜吳王丞相，江東大族遂居首輔之任。此事比陸遜任上游統帥晚了好幾年，我想是由于相位越淮泗人而入江東大族之手，情況比武職替代還要復雜一些，其間經過了孫邵為相的幾年過渡之故。
顧雍居相位，重大表現不多、我認為值得注意的是，如《三國志·吳書·顧雍傳》所說：“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住，心無適莫。”這就是說相權雖入東吳大族之手，但用人則以才能為準，安排適度，并不特重地域，從而保證孫吳政權江東化的和平進程。個過與項維為相同葉友生的暨格萊，實際上不過與顧雍為相時發生的暨艷案，實際上說明伴隨孫吳政權的江東地域化轉折，并非沒有激烈的沖突。②
①《三國志·吳書·陸績傳》，陸績，孫權辟椽，出為太守，漢制此為仕宦正途。
后來陸續守荒郡郁林，這是貶滴。
②補注 另一吳大姓張氏，張溫與暨艷同案，暨艷坐自殺，而張溫罪止廢黜。
我想這種差別除了可能有涉案深淺原因以外，更主要的當是張、暨門戶地位和社會影響遠不相同。張溫此一政治經歷，頗似陸績、虞翻之廢徙交廣。看來這些都是孫權終止殺戮吳會英豪名士以后，有意羅致大族，必要時又懲其不馴服者的相同案例。請參看本書《暨艷案及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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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吳與顧、陸的關系，其歷史內容就是孫吳政權的江東地域化。陸遜和顧雍相繼居于武職和朝官的顯位，同是孫吳政權江東化的最重要標志。
從孫策渡江開始，孫吳政權與江東大族關系，按時間順序言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在江東大族武力反對孫策南侵的時候，其代表人物是會稽周氏兄弟和盛憲，其表現為孫策誅戮英豪。
第二階段發生在孫權統事以后的建安年間，孫權欲借助江東大族以撐持艱難局面，補充難泅集團力量之不足，而江東大族也感到有附托于孫氏的必要與可能，可是還缺乏信任。其代表人物是會稽的虞翻和魏滕，其表現是孫吳對他們既使用又嚴加控制。第三階段發生在淮測力量后繼無人，孫吳必須與江東大族連為一體，而江東大族也認識到完全可以借操持孫吳政權以發展自己的家族勢力。其代表人物，是吳郡的陸遜和顧雍，其表現是他們得以分居文武朝班之首。
從這里可以看到，三個階段是有交叉的，例如會稽虞、魏在第一階段即仕子孫氏，而吳郡陸氏的嫡嗣陸績卻在第二階段與會稽虞、魏同其命運。還可以看到，從三個階段的終極言之，孫吳政權江東化的得利者首先自然是吳會大族，尤其是吳郡顧、陸；不過也不存在太嚴格的排它性，甚至淮洶名臣及其后人，也始終在孫吳政權中起著重要作用。只有被孫氏摧毀的會稽周、盛家族，不再見到有可以確認的后人參與孫吳政治。①
①我在《暨艷案及相關問題》一文中，曾把孫吳政權江東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在本文中，我又把孫吳政權與江東大族關系分為三個階段。這兩種劃分，有聯系又不 完全相同。前文的第一階段，即孫吳群吏爪牙兼用江東人（建安末年以前）階段，從時 間上說相當于本文的第一、第二兩個階段，即誅戮英豪（以會稽周、盛為代表）及委蛇大 族（以會稽虞、魏為代表）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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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孫吳建國的道路
我在《論東晉門閥政治》一文中論及皇權政治問題，認為東漢世家大族雖然在地方上擁有經濟和文化的、政治和軍事的強大實力，仍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因而對朝廷不敢輕啟覬覦之心。這有利于東漢政權的延續。東漢一朝儒學以仁義圣法為教，風氣彌篤，也影響著世家大族代表人物上大夫階層的心態和行為。①他們以支撐不絕如線的東漢政權為己任，使改朝換代成為一種十分艱難的事。魏、蜀、吳三國的出現，都不是權臣乘時就勢，草草自加尊號而已，而是經歷了較長的孕育過程。這就是為什么建安之政得以延續至二十余年之久的原因。
中原是東漢根本所在，世家大族實力最大，儒學教化沾被最深。東漢雖然國釁屢啟，興廢由人，但董卓擅權之時仍然不得不以重振朝綱的姿態出現，不敢自取神器。關東興討董之師，一時形勢使“郡郡作帝，縣縣自王”②成為可能。但真正建號的“仲氏”只不過鬧劇小品而已，其他的草竊者更不足道。何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校也。曹操是一個存心“把皇袍當襯衣穿在里面”③的人。他深知孫權向他稱說天命是“欲踞吾著爐火上”④的道理，不敢魯莽從事。他自如地運轉皇權達二十余年之久，卻不廢棄漢獻帝。他的存在也使別人不敢率先稱帝。曹操所言所行，不是沒有力量對
①《后漢書·儒林傳·論》有此見解。
②《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呂布與瑯邪相蕭建書。
③《茲伯贊歷史論文選集》第449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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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考慮，但是除此以外，還有“愛名義而自抑”的問題，①這具有時代性的內涵，只用奸詐的個人品格特點來解釋是不夠的。——這就是魏國建國的道路。
曹丕帶頭做了皇帝，給劉備提供了口實和樣板。本來，劉焉父子經略西陲，早具有昔日趙倫在嶺南的地位，只是礙于漢末形勢和思想風氣，不敢“乘黃屋左意”而已。劉備代劉津，隨著中原局勢的演變，刻意模仿劉邦，分兩步走向自帝的目標。第一步，效法魏王之立，稱漢中王，王巴蜀漢中；第二步，效法魏帝，自稱漢帝（蜀漢），紹漢而居名分優勢。不過劉備等木到君臨中士的這一天，只有把滅曹之事留給后人去辦。蜀漢受中原風氣蒸染畢竟較淺，本地又還沒有發育出一批足以左右政局的大族，劉備統治層中的矛盾也比較容易解決。因此，蜀漢建國道路基本上只是抄襲歷史，剽竊鄰國，雖有曲折和等待，但比曹魏簡單，沒有多少新鮮之處。
孫吳建國道路又有不同。江東開化程度介于中原和巴蜀之間，閉鎖性比巴蜀小；接受中原影響，無論是思想文化方面，還是政治軍事方面，都比巴蜀敏感。江東大族，其發育成熟程度雖不能與中原世家相比，卻比見于《華陽國志》的巴蜀大族要高得多。江東大族在漢末的時候自然有保據一方的政治要求，但是他們內部沒有產生在名望上足以代表、在能力上足以保障江東大族利益的人物。他們本可以同東漢所遣州郡長吏合作，但是劉民王朗輩迂闊儒生，擅清議而無關世用，不值得以宗族命運相寄托。孫氏兄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到江東來尋求霸業的。
但是，江東大族從孫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中，看不到借助于他可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景，反而擔心江東因此卷入鼎沸之中。陸氏廬江之難，更影響江東大族對孫策的態度。他們對孫策或者憤然抵拒,或者徘徊觀望，嘗試著與孫氏合作的是少數，愿意竭誠相結的可以是說絕無僅有。
①《資治通鑒》建安二十四年“臣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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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從眼前的緊迫要求而言，孫策亟須打破大族的武力抵抗；但從永固江東來說，又必須獲得大族的全力支持。眼前的考慮和長遠的需要，使孫氏兄弟遵循一條曲折道路前進。他們憑借淮泅武力以誅戮吳會英豪，網羅賓旅之士以壯大淮泗集團力量，在此共礎上尋求可以與之合作的江東大族人物。隨著時日推移，淮洲人才日趨枯絕，江東全人對孫權的態度也逐漸改變。孫權有必要也有可能更廣泛地吸收江東土人，并使他們得以進入高層位置，以至于最后授與他們文武兩途的當軸主政地位，完成孫吳政權江東地域化的進程。
孫吳建國，遷延時日最長。曹丕、劉備已經稱帝，而孫權在赤壁之戰和夷陵之戰中都是贏家，在這種情況下，孫權還徘徊猶豫達數年之久，才登上皇帝寶座。孫權遲回不進，除了山越不寧、外敵威脅等一般原因以外，我想不再是像曹操那樣“愛名義而自抑”，而是等待孫吳政權江東化進程的完成。也就是說，影響孫吳建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內部力量調整，是與江東諸大族關系的演變，是等待江東政權根基的進一步穩固。
如前所論，孫吳與江東大族關系經歷過三個階段，這一方面是孫氏在分化和選擇江東大族，另一方面也是江東大族在等待孫權采取有分量的措施。孫氏與江東大族，只有在雙方互動過程達到一個適當程度的時候，兩者的一體化才能出現，孫吳政權的江東化才能完成。
孫氏以吳人還治吳士，自然會走上江東本土化的道路。這是當然之理。但是孫策為什么要大張旗鼓地沫戮英豪？江東大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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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遲遲不靠攏孫氏？孫氏江東霸業起始本在曹、劉之前，為什么稱王稱帝卻落在最后？這些問題卻在前述當然之理的掩蓋之下，長期被忽略了。關于孫吳政權江東化，時賢有過議論，并非新鮮問題。本文之作，主旨不在論證孫吳政權必須江東化，而在探索孫吳政權江東化如此艱難的原因及其曲折復雜過程，為時賢的議論作一些補充而已。探索孫吳建國道路，歸結到江東本土化問題，由此產生了一個題外之題，這就是為什么東晉與孫吳截然不同，不須經過江東本土化而能長期統治下來？我認為原因在于時代條件的不同和渡江人物的差異。孫策以逆臣袁術部曲，逐漢官而居江東，本來沒有堂堂正正的名分。孫吳以偏霸而圖抗衡上國，沒有江東大族的合作就根本不可能長久維持。晉室永嘉沒胡，民族矛盾尖銳，浪邪王晉室統撤，有尊顯的名分地位足以招探。江東大族沒有理由也沒有力量另起爐灶，就只能接受這一事實，臣服東晉。因此，只要抗胡仍為必需，東晉就無須汲汲于尋求江東本土化。這是第一。漢末北士流移江東的浪潮，建安之初已經終止，而且南渡之士還陸續北歸。不曾北歸的賓旅寄寓之士，人數畢竟有限；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才素質也有低落的趨勢。所以南士進入孫氏統治集團，人數日益增多，地位日益提高，是不可避免的。這與兩晉之際北上渡江者的情況也很不相同。永嘉以來以迄泥水之戰，北方胡族政權乍興乍滅，北士南渡出現一個又一個高潮。南渡之士，尤其是其中的早渡者，本多士族精英。他們與司馬氏結合而形成的東晉統治集團，其從政能力與社會威望，遠較孫吳時以賓旅寄寓之士為其補充的推泅集團為高。所以東晉吳士可以參與建康政權，卻無從取代北士在江東的地位。這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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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點，第一點重在吳時與東晉時南北關系的性質不同，第二點重在吳時與東晉時流寓北士的素質和社會影響也有差異。所以孫吳必須完成江東化，才能比較可靠地抗衡曹魏，以求自存；而司馬氏的東晉則必須標榜晉統，才能使吳土有所依傍，共同構成一個足以區別于北方胡族政權的華夏政權。而且，司馬氏畢竟不同于孫氏，不是江東人。如果出現一種司馬氏政權必須江東化才能自存的情況，司馬氏自身也無從完成這樣一種歷史轉折。《南齊書·丘靈鞠傳》載有丘靈鞠怨恨“顧榮忽引諸愴渡，妨我輩途轍”的著名言論，常為后人征引。丘靈鞠沒有說到顧榮以前的東漢末年，已有諸愴渡江的事。那時，顧榮祖輩與渡江諸愴合流而獲得廣闊仕途，發展了家族勢力，江東多士也從此開始。在這種先人造成的背景之下，顧榮才得以其南士領袖地位，接5臉江諸倫。顧榮居兩晉之際，迫于胡漢形勢，不得不作此舉，結果卻與其祖輩得利于諸槍的情況大不相同。顧榮所引諸愴憑借晉統而擅位，南上只有自嘆屈志，直到南朝，基本上還是如此。丘靈鞠發此憤陵之詞，除涉個人際遇以外，還有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這是我們重溫這段史料時應當留意的。
——原刊《歷史研究》1992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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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布狄厄布狄厄 > 《宗教、戰爭、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