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通脹

Joachim Fels

果不出現金融動蕩或是市場崩潰，歐洲央行看來必定會在7月3日加息25個基點。不過問題的關鍵在于一兩次的小幅加息是否足以遏制全球通脹的強大趨勢。

歐元區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目前上升了3.7%，為16年來的最高增幅。今年夏季的CPI增幅可能達到4%以上，是歐洲央行認可的物價穩定水平的兩倍。這種趨勢短期內可能還不會結束。包括歐洲央行自己的預期在內，大多數預測都認為通脹水平在今明兩年難以回落到人們能夠接受的區間。

其他許多央行也面臨類似、甚至更為嚴重的問題。在英國，CPI漲幅今年夏季可能升至4%；在美國，今年晚些時候可能突破5%的關口。在許多新興經濟體如俄羅斯、烏克蘭、土耳其、南非和印度尼西亞，通貨膨脹率已達到兩位數水平。在設定了通貨膨脹目標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80%的國家消費價格指數超過了目標值。

傳統理論認為，不斷飆升的食品和能源成本幾乎是導致通貨膨脹率上升的唯一根源。樂觀派認為，一旦能源和食品價格回落，整體消費價格指數也將下降，目前的通脹恐懼將隨之消退。但眼下不斷上漲的價格水平可不僅僅是暫時現象。由于世界各國普遍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再加上各種不利的結構性因素，全球通貨膨脹形勢正變得更加嚴峻。

在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結束于幾年前的“黃金時代”，經濟干預的減少、全球化以及勞動生產率的加速提高幫助各國央行控制住了消費價格。現在，經濟干預和貿易保護主義卷土重來，全球化推高了食品和能源價格，勞動生產率的增速也在放慢。黃金時代已成為歷史；滯脹成了新的現實。真正推動全球通脹不斷加劇的并非是需求導致的能源和食品價格暴漲，而是過于寬松的國際貨幣政策環境。在發達國家，罪魁禍首就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及其為應對信貸危機而采取的超寬松貨幣政策，以及日本央行的低利率政策。

亞洲、東歐和中東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更為寬松，部分原因在于其中一些經濟體讓本幣與美元掛鉤，或是采用了其他有管理的匯率制度。當美元因Fed的寬松貨幣政策而走軟時，這些新興經濟體的央行無法收緊貨幣政策，因為那會導致它們的貨幣兌美元匯率上升。這樣一來，Fed就等于是向這些國家輸出了其寬松貨幣政策和不斷攀升的通脹。我們已經算出，GDP加權的全球官方利率為4.3%左右。而全球通脹率約為5%，因此全球實際的政策利率為負。

這樣一來，全球通脹不斷加劇也就不足為怪了。食品和能源價格只是首先對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起了反應。其他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很可能隨之而動。單個國家或歐元區這樣的貨幣聯盟很難讓自己國內的價格水平不受全球大勢影響。只有在央行愿意大幅加息，同時貨幣升值幅度足以抵銷掉進口價格上漲的影響時，才有可能抑制通脹。但匯率變化通常難以預料。而且歷史經驗表明，就算是最為強硬的央行通常也不得不適應高通脹率，以免經濟觸礁。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時期，就連德國央行(Deutsche Bundesbank)也忍受了相對較高的通脹水平──盡管德國的通脹率還是低于其他大多數發達國家。

我們的研究表明，在決定國內通脹率方面，世界范圍的通脹大潮等全球因素比國內因素的作用更顯著。全球市場在過去15年中日漸融合，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趨勢。簡而言之，當前的通脹主要是一個全球問題，而非局部現象。

當然，從中期來看，單個國家央行仍有可能控制通脹。但考慮到國內通脹率與國內經濟狀況的低關聯度，央行若要逆全球通脹大潮而動，就會造成重大衰退。大多數央行可能都下不了這樣的決心。 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暗示7月份將會加息，其蘊含的信息是歐洲央行將不會坐視通脹不斷創下新高。但是，除非其他國家央行也加入緊縮的隊伍，否則歐洲央行的舉措對歐元區通脹只會產生很小的影響。同時，自歐洲央行提高了緊縮言論的調門以來，歐元的外部價值不是走強而是走軟了。風險在于，無論小幅調高利率對通脹有什么影響，都會因歐元走軟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而被抵消掉。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歐洲央行及其他國家央行的通脹目標是否過頭了。大多數通脹目標都是在良好的結構性力量將通脹控制在低水平的情況下設定的。嘴上說得好聽，但卻遲遲不能實現這些目標，最終將損害央行的可信度。

相反，決策者們應該認識到，全球性的力量會導致通脹率在一段時間內有所提高，他們應該相應調整自己定下的通脹目標。如果小心地作出解釋，并承諾會對通脹目標進行動態管理，歐洲央行就可以重獲公眾信任。現在正是特里謝及同儕面臨考驗的時候。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固定收益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