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的誕生

中譯者前言

一．塔爾德的再發現

加布里埃爾·塔爾德（Gabriel Tarde，1843－1904）是法國社會學創始人之一，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刑事犯罪學、統計學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對后世產生了深刻影響。

他的影響出現了兩個高潮。從他在世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他在歐美的哲學、社會學、人

類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中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此為第一個高潮。

第一個高潮在美國涌現出一些美麗的浪花。芝加哥社會學派的鼻祖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美國人類學界的祖師爺弗蘭茨·博厄斯（Franz Boas）都深受他的影響。美國社會心理學的開山祖E·A·羅斯（E.A. Ross）1908年的《社會心理學》，是美國人傳播塔爾德社會心理學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本書的英譯者橫跨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的大家埃爾希·克魯斯·帕森斯夫人頁深受他的影響。

第二個高潮始于20世紀后半葉，標志之一是芝加哥大學大名鼎鼎的社會學家特利·N·克拉克（Terry.N. Clark）根據塔爾德的著作編輯翻譯的《傳播與社會影響》，該書于1969年問世。

深受他影響的美國著名學者還有：富蘭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s）、詹姆斯·波爾德溫（James Baldwin）、阿爾比昂·斯莫爾（Albion Small）、萊斯特·沃德（Lster Ward）、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 Blumer）、莫里斯·詹諾維茨（Morris Janowitz）、拉爾夫·H·特納（Ralph H. Turner）、路易斯·M·基利安（Lewis M. Killian）、庫爾特·蘭（Kurt Lang）和格拉迪斯·恩格爾·蘭（Gladys Engel Lang）、愛德華·西爾斯（Edward Shils）。

四位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從不同的角度關注和研討傳播問題，也受到他的啟示。他們是米德（Goerge Herbert Mead）、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杜威和帕克。后世傳播學家把他們奉為先驅。大哲學家杜威深為關注“大眾”社會的現象，希望媒介能“重組大眾社會中的群體”。庫利揭示媒介如何改變人們的行為與文化，他進行了第一次嘗試。帕克是是芝加哥學派的老祖宗，最先將報業當成社會與文化機構來研究。米德是社會心理學象征互動論的創始人。美國學界的社會學習論、創新擴散論和意見領袖論，都脫胎于塔爾德“模仿理論”。

讓我們從特里·N·克拉克教授在《傳播與社會影響》（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的長篇緒論中擷取三段話，從中管窺塔爾德對20世紀美國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和傳播學產生的重大影響：

“詹姆斯·波爾德溫認為，他是“在世學者中聲譽最卓著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之一。”阿爾比昂·斯莫爾認為，“塔爾德目前是社會學這門新學科先驅里杰出的——也許是最杰出——的先驅。”萊斯特·沃德（Lester Ward）贊譽塔爾德是“當代領頭的思想家之一”。富蘭克林·吉丁斯在英文本《模仿律》的序言中也對他贊譽有加。”

“他給美國第一位人類學系主任弗蘭茨·博厄斯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通過博厄斯爾深深地影響了數以十計的美國人類學家”……奇怪的是，塔爾德可以給人類學界的論戰雙方提供靈感，既激勵文化擴散說的干將，又激勵獨立發明說的學者，因為他給兩種文化現象都提出了基本的原理。”

“通過帕克，你可以在后來許多論公眾、集體行為和大眾傳播的學者身上看見塔爾德思想的烙印。這些學者有：赫伯特·布魯默、莫里斯·詹諾維茨、拉爾夫·H·特納、路易斯·M·基利安、庫爾特·蘭和格拉迪斯·恩格爾·蘭。愛德華·西爾斯論中心和邊緣的文章使塔爾德含笑九泉。”

中國學者對塔爾德的研究，也成為這第二個高潮中的一朵浪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推出傳播學的“大師經典譯叢”，收入了塔爾德的《模仿律》和《傳播與社會影響》，這就是對中國學界研究塔爾德興趣的呼應。中國的法學界、心理學界對塔爾德的研究早已開始，但僅限于幾篇論文。

塔爾德在中國法學界和心理學界產生的影響顯而易見，傳播學界對他的研究卻剛剛開始。法學家推崇他的《刑法哲學》，對他的犯罪社會根源說深表贊同，心理學界推崇他的《模仿律》，尤其是他的模仿說和人格理論。我們希望，《傳播與社會影響》和《模仿律》的出版，能夠給中國學界提供一筆豐厚的遺產。

《傳播與社會影響》的中文版是根據1969年美國的英文版翻譯的。這本書的譯者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特里·N·克拉克（Terry N. Clark ）、國際社會學會會長。他為英文版做的幾萬字序文是獻給塔爾德的一座豐碑，充分說明這個社會學先驅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模仿律》的中文版是根據一百年前美國的英文版翻譯的。這本書的譯者埃爾希·克魯斯·帕森斯 [i] 和序文作者吉丁斯 [ii] 都是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茲引用吉丁斯教授的幾段話，以顯示塔爾德在他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模仿律》是他最有趣、最重要的著作。他是名副其實的哲學家……美國學者早已熟知他意義雋永的著作。”

“《模仿律》1890年出第一版，1895年出第二版。此時，塔爾德已經完成現象存在的哲學體系，而且迅速將自己的構想用文字表現出來。和一般的哲學家不一樣，他風格緊湊，言簡意賅，條理清晰。”

二．塔爾德為什么受到遮蔽？

既然塔爾德是世界級的學術巨人，為什么我們對他知之甚少呢？既然他身居法國社會學的三位創始人之列，為什么他的思想長期受到遮蔽呢？世人對他的影響認識不足，中國學者對他的研究長期滯后，何以至此呢？這要從法國學界的門派之見和語言的隔閡說起。

先說法國學界的門派相爭。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Marie Francis Copmte，1798-1857）、埃米爾·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和塔爾德，同為法國社會學的先驅，三人的命運卻大不相同。孔德是法國社會學的老祖宗，孔德死后的兩大主帥卻勢不兩立。迪爾凱姆和塔爾德兩人在世期間以及兩人去世后的一段時間里，迪爾凱姆占了上風，塔爾德的思想卻沒有得不到繼承和發展。讓我們將他們兩人門派相爭的因果歸納如下：

1． 孔德的思想偏重實證主義哲學，塔爾德偏重抽象的哲學思辨，雖然他也借用統計學來闡述他《模仿律》和《刑法哲學》。迪爾凱姆得到孔德思想真傳，把實證主義推向極端，塔爾德偏離孔德的傳統，自然就享受不到他的蔭庇。

2． 在法國的兩股社會思潮和學術思想中，他代表著弱勢的一方。孔德去世之后，社會學兩大流派的主帥分別是迪爾凱姆和塔爾德。他們代表兩個對立的思想體系，迪爾凱姆繼承笛卡兒主義，塔爾德代表的是自發性思潮。迪爾凱姆傾向于極端的唯實論，塔爾德則自稱是唯名論者。迪爾凱姆主張社會學與哲學、本體論、形而上學決裂，塔爾德主張開掘這些寶藏。

3． 在兩套敵對的學術體制中，迪爾凱姆處在強勢的一方，塔爾德處于弱勢的一方。迪爾凱姆的立場是教會、政府、軍隊和國立大學的立場；塔爾德抱定反資產階級、反體制的姿態。塔爾德是自發性思潮的代表，反映破落貴族、鄉村農夫、都市無產者的立場，從唯美、政治和經濟的角度向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發起攻擊。

4． 迪爾凱姆在國立巴黎大學執教，壟斷最重要的學術資源；塔爾德在私立大學任教，而且這些私立大學后來紛紛衰敗，所以他只能夠在國立大學之外享有盛名。

5． 巴黎大學授博士學位，所以迪爾凱姆有世代嫡傳的弟子擔任吹鼓手；塔爾德執教的法蘭西公學是私立大學，不授博士學位，所以在法國的學術精英中，他沒有多少嫡傳弟子，也沒有多少人繼承、弘揚和鼓吹他的學術成就。

6． 塔爾德的大多數著作沒有即時翻譯成英文和其他語言，故而不能夠在英語世界和其他地區廣泛傳播。

7． 塔爾德的“模仿說”可以比較完美地解釋心理現象和社會事實，他認為社會學與心理學密不可分；迪爾凱姆拒絕這樣的觀點，認為社會學不能建立在心理學的基本之上。

這樣一個大名鼎鼎的學術巨匠在中國不太為人所知，原因很簡單，他的十幾部社會科學著作，只有人零零星星地提及，沒有人動手翻譯。他的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的2005年，離他去世已經101年了。

由此可見，《傳播與社會影響》和《模仿律》的中文版問世有利于中國學界“再發現”塔爾德，有利于我們對他做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刑法學、犯罪心理學、統計學、傳播學、經濟學、哲學界的朋友們都可以從中“各取所需”。

三．塔爾德在傳播學中的地位

塔爾德是社會科學巨匠，他當然可以進入“社會學大師”、“法學大師”的行列。那么我們為什么要把他放進“傳播學經典”之中呢？要而言之，有以下幾個理由：

1．傳播學濫觴于20世紀前夕，成形于20世紀20年代，定型于20世紀60年代，蓬勃發展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塔爾德的學術思想活躍于20世紀前后的40年，那是社會科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各門學科互相滲透，難解難分，所以他橫跨當時最重要的幾門學科，是非常自然的。20世紀傳播學誕生之后，人們到此前的學者和學科中去尋找它的根基、胚胎、萌芽，是理所當然的。傳播學的源頭不僅可以追溯到塔爾德，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歐洲傳統，甚至是古希臘的學術傳統。

2．傳播學是一門大雜燴，直到今天，圍繞它的學科地位、源頭、奠基人、主帥，對于它的學科范圍和前景，還存在不少爭論，傳播學要在學科內外尋找一切可能的學術資源。筆者2003年為華夏出版社翻譯《交流的無奈》、隨即又為人民大學出版社譯介塔爾德的著作，也是這種尋求的一個折射吧。

3．學界公認的傳播學先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提出的“兩步流程傳播說”（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民意測驗和市場調查，其實和塔爾德的思想，就有先后的繼承關系。

4．他關于“群眾”、“公眾”、“輿論”、“傳統”、“理性”、“報紙”、“書籍”、“模仿”、“發明”、“信念”、“欲望”、“時尚”、“傳統”、“宗教”、“崇拜”、“對立”的論述，仍然極具震撼力。一百年后，其中的一些精華仍然使人覺得難以超越，你不得不佩服他這樣先知先覺的天才。所有這些觀念和思想無不成為美國傳播學界長期使用的有力工具。

5． “模仿即是傳播”——這是我對塔爾德模仿觀念的理解、翻譯和表述。塔爾德的“模仿”（imitation），其實就是“傳播”（communication）。今天的傳播學家把“傳播”一詞無限泛化，這和塔爾德泛化“模仿”是一回事。我們把上文里的關鍵詞語做一點置換，不就得到了今天傳播學的關鍵詞語嗎？“模仿”＝傳播；“從內到外的模仿”＝從內到外的傳播；“從上到下”模仿＝從上到下的傳播；“從下到上的模仿”＝從下到上的傳播；“雙向流動的模仿”＝雙向流動的傳播。這不是一目了然嗎？

6．本書第五章“邏輯模仿律”中論述的各種模仿規律也就是傳播規律，所有的傳播學者都可以從他這里學習到方法論和分析框架。

7．本書第六章和第七章“超邏輯模仿律”詳細論述了“模仿律”本身的演進規律，又將其用來分析和描述語言、宗教、政治、立法、經濟、道德和藝術等領域里的文化演進、變遷和傳播。這里的許多閃光思想仍然可以照亮我們今天傳播學的研究道路。

四．本書精要

在塔爾德的十余部社科著作里，“模仿律”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把這些模仿規律細分為“邏輯模仿律”和“超邏輯模仿律”，“從內心到外表”和“從上到下”擴散的模仿律，還有雙向互動中必然包含的“從下到上”流動的模仿律。

請容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將塔爾德“模仿律”的幾個核心概念和首要規律概括如下：

1． “模仿”。塔爾德主張泛模仿說，認為人的一切社會行為都是模仿。在本書第二版序中，他給模仿下了這樣一個定義：“一個頭腦對隔著一段距離的另一個頭腦的作用，一個大腦上的表象在另一個感光靈敏的大腦皮層上產生的類似照相的復寫……我所謂模仿就是這種類似于心際之間的照相術，無論這個過程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被動的還是主動的。如果我們說，凡是兩個活生生的人之間存在著某種社會關系，兩者之間就存在著這個意義上的模仿。” 他把模仿的重要性推到極端。他說：“模仿是不可抗拒的：社會是模仿（Society is imitation），模仿仿佛是夢游癥。”（74頁，以下頁碼均英譯本頁碼）他又說：“一切或幾乎一切社會相似性都來自于模仿，正如一切或幾乎一切生物相似性都是靠遺傳獲得的。” （98頁）他分別各種各樣的模仿：“模仿有風俗模仿或時尚模仿、同感模仿或服從模仿、感知模仿或教育模仿、不知不覺的模仿、有意識的模仿，如此等等”。但是他強調無意識的模仿：“模仿可能是自覺或不自覺、有意或自發、自愿或無意的……許多模仿行為自始至終都是無意識的、無意為之的。口音和舉止的模仿就是無意識的，與我們的生活環境相關的理性和情感的模仿行為，常常是無意識的、無意為之的。”（192－193頁）

2． “反模仿（counter-imitation）”。這是他在第二版序中提出的一個新觀點：“實際上，模仿有兩種，一種是亦步亦趨地模仿對象，一種是反其道而行之。……社會由一群人組成，他們表現出來的許多相似性，是模仿或反模仿（counter-imitation）造成的。人們經常進行著反模仿，尤其是在不虛心向別人學習或沒有能力搞發明的時候。在反模仿的時候，自己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剛好是相反的。”他又說：“我不是說，反模仿一無是處。雖然反模仿培養黨派精神，也就是造成人與人之間平和與好斗的分裂，但是它使爭鳴的人享受到探討問題的純社會性的樂趣。”

3． “非模仿（non-imitation）”。所謂非模仿就是無模仿。他說：“我們不能夠把反模仿和系統的非模仿混為一談……非模仿并非總是一個簡單的否定的事實。由于不可能接觸而沒有社會接觸，沒有接觸就沒有模仿。”縱向的非模仿就是斬斷傳統，橫向的非模仿就是拒絕模仿鄰居、異族，拒絕屈從于外來壓力。非模仿的思想曾經在博物學派中所向披靡，一個“最賣勁的一種論證是，日本和中國這兩個遠東民族將一切歐洲文化堵在門外。”同時他又認為，“非模仿”是正常的情況，他告誡中國人說：“如果中國下決心承認，我們在某些方面比她強，她也會最熱烈地歡迎我們的文化。不過為她自己的好處起見，我希望她承認，我們并非在一切方面都超過她。”

4． “邏輯模仿律”。這是范本成為模仿對象的內在邏輯規律。和傳統越接近的發明越容易成為模仿對象，與先進技術越接近的發明越容易成為模仿對象；地位最高、距離最近的人最容易成為模仿的對象——這就是“邏輯模仿律”。

5．“超邏輯模仿律”。這是范本成為模仿對象的外在社會規律。越是滿足主導文化的發明，越可能被模仿——這就是“超邏輯模仿律”。

6．“風俗”與“時尚”。風俗是強勁的大潮，時尚是流行的小溪：“如果和風俗的大潮相比，對時尚之潮的模仿僅僅是一股孱弱的小溪而已。這必然是一幅對比鮮明的圖畫。”（141頁）“優勢常常站在新穎、奇異的模式一邊時，那就是時尚的時代。”（140頁）“古老的模式占壓倒優勢的時代，是風俗的時代。”（140頁）“風俗——時尚——風俗”是社會運行的一個循環圈。時尚扎根而成為風俗。“風俗向時尚過渡，然后又回歸更加廣泛的風俗。”（140頁）“在風俗呈上升趨勢的時期，人們熱戀自己的國家而不是自己的時代，因為它們謳歌的對象首先是過去。相反，在時尚主導的時代，人們為自己的時代感到驕傲，而不是為自己的祖國感到驕傲。” （142頁）

7．“從內心到外表”擴散的模仿律。這是“超邏輯模仿律”之一。任何模仿行為都是先有思想上的模仿，后有物質上的模仿。換句話說，思想的傳播走在表達的傳播之前；目的的傳播走在手段的傳播之前。換言之，模仿的社會行為一定要思想先行。他從大尺度的歷史現象中舉出一些例子，其中之一是：“模仿在人身上的表現是從內心走向外表的……16世紀，西班牙的時裝之所以進入法國那是因為在此之前，西班牙文學的杰出成就已經壓在我們頭上。到了17世紀，法國的優勢地位得以確立。法國文學君臨歐洲，隨后法國藝術和時裝就走遍天下。15世紀，意大利雖然被征服并遭到蹂躪，可是它卻用藝術和時裝侵略我們，不過打頭陣的還是他們令人驚嘆的詩歌。究其原因，那是由于它的詩歌挖掘和轉化了羅馬帝國的文明，那是因為羅馬文明是更加高雅、更有威望的文明，所以意大利征服了征服者。此外，法國人的住宅、服裝和家具被意大利化之前，他們的習慣早就屈從于跨越阿爾卑斯山的羅馬教廷，他們的良心早就意大利化了。”（199頁）隨后他又舉了一個習以為常的例子：“如果兒童不是從里到外地模仿成人，他們怎么能夠先聽懂話然后才說出來話來的呢？”（205頁）

8．“從上到下”輻射的模仿，也就是“下對上”的模仿。這是“超邏輯模仿律”之二。地位低的階層和個人總是模仿地位高的階層和個人，這是從高位到低位輻射的模仿。這個規律一般人很容易理解，因為它最普遍。我們隨意舉幾個例子吧。“在距離相等的情況下，模仿總是從高到低、從高位人到低位人。”（232頁）“巴黎是法國的喜馬拉雅山；毫無疑問，它凌駕于外省的氣勢很有一種帝王的霸氣，很有一絲東方的迷人色彩，比昔日宮廷凌駕于它頭上的氣勢有過之而無不及……它韻味無窮、使人欲罷不能的魅力剎那之間就可以傳遍遼闊的國土，它的影響如此深刻、完全而持久，誰也不會對此感到驚訝……鄉下農夫佩服和欽佩的那種貴族。他們與城市勞工的關系就像勞工與雇主的關系。這就是鄉下人往城里移民的原因。”（226頁）“一個首都、一個現代大都會是所有人的第一選擇，是所謂精華……城市把四面八方頭腦最活躍的人、最不安分的人、最適合利用現代發明的人吸引到自己的麾下。這就是城市組建自己現代貴族的方式，這是百里挑一、不能世襲的貴族，實際上是像士兵一樣應召組成的群體。”（227－228頁）

9．“從下到上”輻射的模仿律，也就是“上對下”的模仿。這是社會上層對下層社會模仿的規律。這和筆者曾經提出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在1997年《東方》雜志的創刊號上撰文《水向高處流》探討的，也就是這個規律，這就是低文化對高文化的影響。我舉了一些漢族向少數民族學習的例子。塔爾德舉的日常例子有：“即使在口音上，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上層階級對下層階級、城里人對鄉下人、白種殖民者對黑人土著、成人對兒童、上層人對下層人的影響；因此在書寫、手勢、表情、衣飾和風俗上，高位人對低位人的影響就更加強大了，就不容置疑了。”（217－218頁）他舉了歷史上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例子，從他們關系來看“上對下”的模仿：“有時甚至經常也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征服者模仿被征服者，借用其習慣、法律和語言。法蘭克人征服高盧后被拉丁化了，他們不得不改用羅曼語。征服英格蘭的諾曼人、征服俄羅斯的瓦蘭吉人等等都遭遇到同樣的下場。”（221－222頁注釋）

10．“模仿的雙向流動”。這是一般人最容易理解的規律，因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互動的，互相影響的，所以只需要舉幾個例子。“互相模仿是人的普遍天性。”（242頁）“事事處處都被人模仿的個人已經不復存在。在諸多方面受到別人模仿的人，在某些方面也要模仿那些模仿他的人。由此可見，在普及的過程中，模仿變成了相互的模仿，形成了特化的傾向。”（232－233頁）“現代大都會的特征是內部事物大量地互相模仿；這個互相模仿的強度與人口的密度成正比，和居民的多樣性、多重性成正比。”（239頁）

五．歐洲漢風

從啟蒙時代到19世紀，歐洲吹拂著一股強勁的“漢風”，這是欽佩、學習中華文明的思想潮流。啟蒙時代的思想巨人及稍后的許多思想家，都推崇中國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甚至把中國思想作為自己的強大思想武器。到了19世紀末，雖然這股漢風已經成強弩之末，但是它對一些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仍然有著相當大的影響。他們能夠接受并宣揚雙向互動、文化多元的思想。塔爾德的著作中就有不少仰視中國文化的言論。我們略舉一二，以饗讀者。

“每一種古老的文明比如埃及、中國和羅馬帝國，都曾經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氣勢恢弘，然而在后輩對長輩孝敬的刺激之下，它們都開始退守內斂；在享受一套思想和制度的好處而完成一些變化之后，它們長期將自己閉鎖在這一套思想和體制之中。我經常以中國為例來說明問題。”（307頁）

“文明到達頂點之后，終將走向內斂，這一天終將到來；在歷史長河里，它已經無數次走向內斂的道路：在埃及、中國、羅馬和君士坦丁堡……歷史已經說明了未來的走向。到了高峰之后，道德在許多方面又將顯示其莊嚴與邏輯。良心上的是非判斷將要在更加理性的環境中再次興起。”（360頁）這不是鳳凰涅槃嗎？

                                                                          何道寬

2006年1月30日

中譯者后記

在塔爾德《傳播與社會影響》中的譯者后記里，我說翻譯塔爾德的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歷程。這使我“恍然大悟：原來社會科學是相通的，許多社會科學都享有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源頭”。

《模仿律》是塔爾德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刑事犯罪學、統計學和哲學的學者，都可以從中得到啟發。

為什么要把這位社會學先驅的代表作放進我們的“傳播學”經典譯叢？請讀者先看看我為《模仿律》寫的“中譯者前言”，道理就不言自明了。

塔爾德文筆平易流暢，全然沒有古板的學究腔，一般的讀者會感到非常親切。

本書的英譯者埃爾希·克魯斯·帕森斯教授是20世紀初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她的譯文之準確備受贊賞。

書中注釋一共有三種：英譯者注、中譯者注和作者注。

本書的翻譯得到了幾位朋友的寶貴支持。法語難題承深圳大學文學院段映虹博士幫助解決，拉丁語和德語的理解和翻譯承深圳大學文學院趙東明先生惠助，法律難題承深圳大學法學院葉興平教授指教，特此深表謝忱。

                                何道寬

2006年1月30日

注：《模仿律》2007年11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