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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1923年8月，劉伯承在大足斬龍坳之戰(zhàn)中與黔軍苦戰(zhàn)，右腿動脈中彈重傷，本該即刻住院治療，可他卻因此前丟重慶受了委屈，竟賭氣死扛著不肯下戰(zhàn)場，一定要為自己正名。直到后來實在支撐不住了，才被強行送到成都救治。
然而腿傷容易治，心傷卻不容易治，劉伯承這一養(yǎng)傷，就再也沒有回部隊去——哪怕是熊克武把自己乘坐的官轎送給他用，賴心輝來請他當師長也沒能讓他心回意轉(zhuǎn)。他對舊軍隊失去了信心，但又不知道該向何處去，一時間迷惘不已。 可是革命老前輩吳玉章，介紹給他的一位朋友，卻把那盞明燈指給了這個在迷惘中苦悶的年輕人。可劉伯承雖然眼睛不好，卻也絕不喜歡盲從，盡管他今后為這盞明燈，為這面旗幟奮斗了終生，但在當時他卻說的是：“如果一見旗幟就拜倒，我覺得太不對了。因為我對于各派都沒有十分的把握，正極力深研，將來始能定其方道。” 可那位朋友也并不生氣，他居然對這種不盲從的態(tài)度相當?shù)馁澰S，還在日記中寫道：“他真是天才，頗有見解，使此人得志，何憂乎四川！” 于是，兩個聰明人之間的惺惺相惜，以及為苦難中的生靈們尋找未來的志同道合，讓他們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有了這么一段故事，我們的近代史上就會少一位“軍神”，而劉瞎子的知名度也絕不會超過潘鷂子、唐二瘟、王靈官、范哈兒這些舞臺人物。 就在1926到1927年的年頭歲末之間，就在劉湘、楊森們紛紛換旗前后，綽號“煙灰”的川軍師長羅澤洲，也捋起了袖口，對他的大兵們口水滔天地講了一番“革命”的大道理：“大家都說老子是假革命，現(xiàn)在我因改換國民革命軍的招牌，另制旗幟及全師領(lǐng)章、臂章等東西，已經(jīng)花掉了二萬多，難道不是錢嗦？還敢說老子不革命，難道還要傻花些錢才算革命嗦？” 我們生活在近一個世紀之后，所以我們當然知道羅煙灰在開黃腔，可以拿他當笑話講，不過羅師長本人，在當時卻未必清楚這一點。 其實，在當時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什么才是“革命”的諸侯，還絕不僅是羅澤洲這一家。 諸侯中的大多數(shù)人，只知道鴉片煙酒姨太太。他們以為，這就是最美好的人生，而唯一能確保這一切的，就是手里的槍桿子。所以他們將這視為自己的命根子——可現(xiàn)在，偏偏就有人要策反他們的命根子。 于是一場前所未有過的“新”沖突，便開始了。 說它“新”，是因為這場沖突的起因、目的和手段，都是諸侯們從來沒有見識過或意識到的，它是以一種完全不同于舊時代的方式突然發(fā)生的。 在過去，也不是沒有因為搶奪槍桿子而發(fā)生流血斗毆事件，劉湘、楊森之間就因此有過多次恩怨，至于其他大魚吃小魚的事情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然而究其目的和結(jié)果，卻始終不過是成都或是重慶城里的張大王換了李大王，但大王們那些一塌糊涂的舊腦子里，對鴉片煙酒姨太太的古老嗜好卻從來沒有改變過。 這絕不是個人品格問題。 比如說劉湘這方面就比楊森強，他本人可以不納妾不吸鴉片，但他卻阻止不了手下的大王們納上十房八房的姨太太，成天倒在煙榻上上吞云吐霧，更不用說什么克扣貪黷了——他當然清楚這一切都不好，但他更清楚水清了養(yǎng)不住魚的道理。他沒有別的理由讓師、旅長們對他效忠，于是只好默許他們的恣情享樂與無法無天。 局限他們腳步的是這個時代。更進一步說，整個民族都還沒有為共和時代做好準備——人們漸漸具備了那樣的眼光，但腳下的桎梏卻讓他們遲遲不能邁出步伐，他們因此而愁悶彷徨。要不怎么說那是個極其痛苦的轉(zhuǎn)型期呢！ 事實上，這更像是一個技術(shù)問題：除了金錢收買與加官晉爵外，天下的諸侯們都還遠沒能找到一個理由，一個足以說服英雄豪杰們?yōu)橹疅o償奮斗和犧牲的理由。 可就有一群人找到了這樣的理由，而且還試圖用這樣的理由去說服下層官兵反對自家的諸侯老板，自己起來當家作主人，建設一個屬于普天下的蒼生，而不是帝王將相們的理想國。 而且他們還真就做出來了，這就是“順瀘起義”。 這也是共產(chǎn)黨第一次獨立領(lǐng)導的武裝起義。這次起義中最著名的領(lǐng)導人，就是劉伯承和他的那個入黨介紹人楊闇公。 他們計劃在順慶、瀘州、合川三地舉行起義——然后以各部集結(jié)順慶，并以此為基地，向綏定進攻，消滅堅決不換青天白日旗的劉存厚后，出湖北與北伐軍會師武漢。 在他們的策動下，12月1日，瀘州的陳蘭亭、袁品文兩部首先起義，12月3日，秦漢三、杜伯乾兩旅也在順慶打響，隨后江防司令（相當于旅）黃慕顏將部隊從合川拉到順慶與秦、杜兩旅會合，川東南一時大為震動。 在起義的部隊中，駐順慶的秦漢三、杜伯乾兩旅是川軍第五師師長何光烈的部隊，何本人是保定軍校出身，但傾向于劉湘，因此兼有速成、保定雙重身份；而瀘州的陳蘭亭、袁品文兩旅則是賴心輝的部隊（其中袁品文旅是原熊克武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而陳蘭亭則在護國戰(zhàn)爭時代就和劉帥是老熟人了），屬墻頭派；黃慕顏則是鄧錫侯手下大將黃隱的胞弟，屬保定系鄧錫侯系統(tǒng)……也就是說，速成、保定以及墻頭草賴心輝的部隊，都有人參加了這次起義。 其實這只是冰山的一角，因為參與“順瀘起義”準備會議的，共有十二位師旅長或其代表——這還沒有算上那些雖沒參加會議，但也都對起義抱支持態(tài)度師旅長們。也就是說，除了這些已經(jīng)發(fā)動的部隊外，還有大批師旅長存在嚴重的立場問題，其中頗不乏被諸侯們倚為心腹的骨干。 比如說，鄧錫侯手下的師長陳鼎勛、旅長曠繼勛，劉湘手下的旅長郭勛祺、楊森手下的師長郭汝棟、白駒、向成杰、羅覲光（劉伯承第二混成旅時代的老下級）等人，甚至還有楊森的侄子第九師師長楊漢域，也都同情甚至支持起義。 曠繼勛雖未參加“順瀘起義”，但另在1929年在蓬溪發(fā)動了“牛角溝起義”。起義失敗后他去到上海，參加了陳賡領(lǐng)導的“紅隊”，還打傷過黃金榮。后來他又去了鄂豫皖，在紅四方面軍一直干到軍長，許多開國將軍都是他一手帶出來的，他在1933年因為路線問題為張國燾所殺。 楊漢域則掌握著楊森的老本錢第九師，他和朱德關(guān)系很好，所以有人向楊森告密說他企圖帶著第九師在涪陵起義——告發(fā)軍長侄兒謀反企圖，這恐怕也不是一般的捕風捉影吧？楊森因此大怒，撤掉了他的師長，還把他扣押了好久。 郭勛祺則是劉湘手下的著名勇將，他也因為參與“順瀘起義”前的準備會議，被王陵基、藍文彬這兩個死腦筋在劉甫公面前參了一本，結(jié)果旅長干不成，被調(diào)任副師長閑職，以至于二十年后劉伯承還在為這事兒給他道歉呢！ 然而就如當事人在許多年后的回憶中說的那樣，這次起義雖然聲勢浩大，但還是有些“幼稚病”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打擊面太大。此一舉讓所有的諸侯都感到了惶惶不安。 這一切，使這幫渾渾噩噩過日子的四川軍閥猛醒過來。就如劉湘所評價的那樣：“蓮花池這批人很厲害，他們是要徹底挖我們的墻角啊！” 所謂“蓮花池”，就是當時的國民黨左派省黨部所在地。此時國共正在蜜月末期，主持國民黨蓮花池省黨部工作的，就是共產(chǎn)黨人楊闇公，這一派服從于暫時親共的武漢政府——而與此相對的，則是國民黨右派的總土地省黨部，這一派由石青陽、黃復生這幫嗨袍哥，玩炸彈出身的西山元老領(lǐng)銜，政治上偏向于江浙的黃浦系。 此時北伐軍勢頭正盛，劉湘不敢公然反對國民黨，但利用蓮花池與總土地的左右矛盾，慫恿石青陽的袍哥隊伍天天找上蓮花池去打架斗毆，卻是當時劉甫公的一大樂趣，他滿以為這樣就可以阻止國共兩黨在四川擴張勢力了。 可“順瀘起義”的事實卻證明了，劉甫公對蓮花池的提防還遠遠不夠——他們不但到處鼓動北伐空氣，而且還把手伸到了軍隊里！ 對視槍桿子如生命的諸侯們來說，這還了得？于是以何光烈向川軍各部求援為因頭，速成、保定兩大系統(tǒng)以及其他墻頭草們空前團結(jié)起來，決心將這幫“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亂黨分子扼殺之，以儆效尤。 順、瀘起義軍立刻遭遇到嚴重的危機。 在對付順、瀘起義軍問題上，鄧錫侯是最積極的一個。一來這次起義，確實牽扯到了他的江防軍黃慕顏部，二來則是他對順慶地盤覬覦已久，此刻正好以此為題目，名正言順地將之從老同學何光烈手中奪取過來。 因此起義發(fā)生后，鄧錫侯便立刻下令所部主力羅澤洲（駐廣安）、李家鈺（駐遂寧）兩師進攻順慶。而蓮花池方面，也立刻以劉伯承北上順慶指揮，陳毅南下瀘州活動。 所以這會兒羅、李遭遇的對手，正是劉伯承。 無奈劉伯承雖然驍勇，指揮的部隊卻實在不趁手——據(jù)黃慕顏的回憶稱，他所部的連排長此刻大多還在學生隊受訓，部隊如一盤散沙。而秦漢三、杜伯乾兩部，則“因為部隊素質(zhì)太差，毫無紀律……秦、杜二人已根本失去掌握”——因此劉伯承知道硬扛不是辦法，主張撤出順慶，先打垮身后勢力較弱的劉存厚，再北出陜西與西北軍馮玉祥部靠攏。 但秦、杜兩部的團、營長留戀老婆兒女，舍不得離家，一再以等待瀘州起義部隊為借口，力主堅守（偏偏瀘州方面，綠林出身的陳蘭亭也舍不得離開——要知道，瀘州城一個月可有八萬塊錢的鹽稅收入呢）。秦漢三還夸海口說：“羅煙灰那幾個毛頭，沒啥關(guān)系，老子把他消滅在郊外就是了！” 因此劉伯承只得帥一群烏合之眾和羅澤洲、李家鈺的八個主力團硬拼。雙方從12月13、14日開始交火，打到15日下午，杜旅一部臨陣叛逃，羅澤洲乘虛而入，劉伯承指揮部也遭到襲擊。他只得撕裂衣服做繩索縋下峭壁，游水脫險。 劉伯承見形勢大壞，遂率部向東北撤退。 當起義部隊撤到蓬安縣城對岸的周口鎮(zhèn)渡嘉陵江時，又遭到鄧錫侯部林翼如旅的截擊，雖然強渡成功，但遭到很大損失——這次比紅軍長征強渡皎平渡之役還要慘，皎平渡劉伯承好歹還逮到了六條木船，這回他手下七八千弟兄，卻只有一條小木船可用！當時渡河現(xiàn)場秩序混亂，小船多次超重下沉，淹死了不少人。 所以1935年5月初的皎平渡之役，負責前敵指揮的劉伯承，最操心的就是船只和渡河秩序，其教訓便源于此處。在渡口上，毛澤東曾有道是：“沒關(guān)系，四川人說劉伯承是條龍下凡，江水怎會擋得住龍呢？他會把我們帶過去的！”可他不知道的是，這條會渡江的“龍”，也不是天生就會戲水的…… 在劉帥的軍事生涯中，我們到處都能看到這些似曾相識的場面，這都是些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經(jīng)驗。 此時楊森因在鄂西闖禍，吃了大虧，剛在朱德的責備下?lián)Q了旗，所以劉伯承便率順慶起義軍余部退到其防區(qū)內(nèi)的開江一帶——當初八千余人的起義軍，到現(xiàn)在僅余下兩千余人。 劉伯承安頓好順慶余部后，又馬不停蹄地趕往瀘州。 此時瀘州方面，陳蘭亭和袁品文手下團長皮光澤，都不愿意離開這個“金窩窩”，袁品文也拿他們無可奈何。等到孤立無援的順慶部隊被擊破后，瀘州自己也成了一座孤城，因此劉伯承只得親往協(xié)調(diào)指揮，冀有所補益。 畢竟云南講武堂出身的賴心輝不如何光烈人緣好，而瀘州又是眾諸侯覬覦之地，誰也不好意思先伸手，所以局勢一時稍有緩和，劉伯承乃得機大加整頓。 “順瀘起義”，使平靜了年余的四川局面，又一次掀起了波瀾。 打跑了劉伯承后，羅澤洲率部進駐順慶，占有了這塊富庶的防地。此后，他和李家鈺兩部也漸漸與鄧錫侯疏遠，最終成為獨立的“順慶王”和“遂寧王”。 然而起義的影響還遠不止此。 川軍眾諸侯對“蓮花池”派這種挖墻腳的做法，極為憤怒，因此在寧、漢糾葛上，很自然就偏向了寧方。于是次年的3月31日，就在重慶發(fā)生了屠殺國民黨左派和共產(chǎn)黨的“三三一慘案”——劉湘部下的頑固分子王陵基、藍文彬兩部軍隊以及憲特人等，在“蓮花池”方面組織的打槍壩反英群眾集會上，開槍射擊，當場致死137人，受傷上千人，楊闇公等一干領(lǐng)袖人物也在被捕后遭到慘殺。 當時的《民力日報》報道稱：“‘三三一’慘案后，所謂共產(chǎn)黨人已絕跡。即（國）民黨中稍有左傾色彩，亦不能立足。” 這是當時世界性反共浪潮中的一件大事，它標志著流血時代的到來。 渾渾噩噩的軍閥們不知道什么是“主義”，于是他們只好習慣性地用槍桿子來解決問題，以大屠殺這種野蠻的方式為上海“四一二”政變開了先河。所以蔣校長為代表的反共派歡欣鼓舞自不必說了，連遠在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對劉湘“至頌其功在世界”…… 不過在劉湘而言，他倒未必有什么“功在世界”的抱負，他所怕的，無非是“蓮花池”對他軍隊的策反罷了——馬克思在《共產(chǎn)主義宣言》中究竟主張了什么，他還未必十足清楚呢！所以這回他雖縱容王陵基、藍文彬這幾個死腦筋搞出了“三三一”，但將來和共產(chǎn)黨仍會有合作，只不過每每加上一條：共產(chǎn)黨不得在川軍中進行兵運活動……這是典型的十年怕井繩后遺癥。 在當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吾悲世亂，觸時忌，偶冒險出此，罪且不避，何功之足云！”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諸侯們！ 這些脫胎于舊時代的家伙們，起初對一切新思想都懵懂無知（也許偶有先知先覺的個人，但就他的集團而言，確實是懵懂的），直到有一天，這新生的火焰燙著他了，他才一驚一咋起來。可等到他略微了解了這火焰的一些皮毛后，便又自以為足以避害，反而打算在其中牟取好處，于是澆油添柴…… 最后，這星星之火，終于燎遍了這片古老的原野，將舊時代的一切都付之一炬，其中也包括這些既不能徹底和舊時代決裂，又企圖從這燎原烈火中取栗的迷惘的家伙！ 他們在制造悲劇，但最終他們自己也成為了悲劇中的悲情角色。 四川諸侯們以“三三一”為投名狀，集體倒向?qū)幏健Ｔ谒拇ǖ墓伯a(chǎn)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因處境險惡，只得紛紛離川赴鄂，當然走法就各不相同了。 朱老總是走得最從容的。楊森畢竟和他有舊，所以很禮貌地以請他帶青年軍官參觀團去武漢總部學習為由，將他“禮送出境”，還奉上十萬大洋作為路費。可一待朱老總出川，楊森即刻便翻臉，把有“赤化”嫌疑的侄兒楊漢域扣押撤職…… 陳老總走得最有戲劇性。他此刻正在合川做兵運工作，因身份暴露，于4月2日撤往重慶。因重慶軍警盤查甚緊無法活動，他干脆跑去找已被掛起來當副師長的郭勛祺——他們可是打小同窗的老同學。郭勛祺此刻也因為親共，而被劉湘盯得很緊（他的公館是當時出了名的共產(chǎn)黨人的“放生池”），他遂用自己的官轎，將扮成買辦的陳老總送出了重慶城。所以到了1948年夏，他給出守襄陽的特務頭子康澤當副司令官（康澤枉自還是搞情報工作出身的，居然連自己的副司令官什么背景都不清楚，其敗宜矣），兵敗被俘后，劉、陳二帥立命部隊以禮相待，送往寶豐的中原軍區(qū)政治部。 老同學，老朋友們相見后的第一句話是：“你呀你，大炮是不長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陽去了？”時任華野司令員的陳老總還特意加一句：“我是特地從山東趕來看你的羅！那次多虧了你，我才走脫的。”劉帥也抱歉地說：“那次請你參加（順瀘起義準備會），結(jié)果使你丟了旅長。”這哪里還是接見俘虜，簡直就是歡迎貴賓嘛！ 事實上待遇也確實不一樣，同樣是第十五綏靖區(qū)的頭頭，康司令押送太行山上參加學習班，郭副司令則直接歡送回家——最后還是蔣校長實在看不過去了，才把本打算回四川策反同袍的郭副司令半道上堵住，請到南京軟禁起來，直到李代總統(tǒng)上臺才開釋。 因為有了這樣的高層臥底，所以康司令指揮襄陽、樊城守軍總是稀里糊涂地出故障——先是樊城守軍莫名其妙地棄城而逃，然后是給中野六縱司令員王瘋子王近山輕松行險“斧劈三關(guān)”奪襄陽（郭副司令真要使出土城之戰(zhàn)對付紅五軍團的手段，王瘋子的險招恐怕還真是險）。意外嗎？現(xiàn)在看來，真是一點也不意外。 當然，這些都是后話，畢竟河東河西還隔著二十一年呢！ 劉帥則是走得最辛苦的。 “三三一”之后，幸存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chǎn)黨人便將省黨部由重慶蓮花池遷到了瀘州。劉湘自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后院還有這么一支“赤化”的部隊，于是一個川版的“神圣同盟”出爐。 4月13日，劉湘軍進占瀘州城東北的小市一帶，協(xié)同賴心輝部隔沱江監(jiān)視瀘州。另有劉軍李雅材師進據(jù)立石站一帶，羅煒師進據(jù)排山坳，灘場一帶，鮮英師進據(jù)胡市一帶，黔軍毛光翔部也進據(jù)瀘東沙灣一帶，對瀘州形成包圍之勢。到5月初，劉湘等人共調(diào)集二十八個團及部分地方武裝共約六七萬人的兵力，對瀘州的劉伯承形成了十比一的優(yōu)勢。 素稱善戰(zhàn)的賴心輝，親設指揮部于蘭田壩指揮各軍，準擬一口吃掉劉伯承，無奈直打到5月下旬，仍無進展。劉湘只得請賴靠邊站，轉(zhuǎn)將瀘州戰(zhàn)事交給劉文輝負責，而他則把自己看家的老本法造大炮，路易式機槍等精良裝備，以及許紹宗、朱召南、張邦本等部統(tǒng)統(tǒng)調(diào)往瀘州戰(zhàn)場（這部分軍隊原是用來防下川東的楊森偷襲重慶的，但此刻楊森受蔣校長的蠱惑，又一次傾巢東出，進鄂西惹事生非去了，所以劉湘才得以騰出手來對付劉伯承）。 劉伯承苦守瀘州，雖然連戰(zhàn)皆捷，但畢竟只有孤城一座，在四面封鎖之下，城中糧食很快告竭。 據(jù)1927年6月10日《民力日報》記載，在圍城之初，瀘州城中有米千余石，每斗一元出頭。到4月27日，陡漲了三倍多，達到每斗四元，到5月份更是飛漲到十元以上。食米不足，只能用雜糧代替，虧得瀘州是出老窖的地方，城中“體仁堂”還存有幾十萬斤高粱用于釀酒，但這也很快被吃盡。其他物價也紛紛暴漲：豬油由二角八一斤，漲到五角；茶油漲了三倍，達到每斤三千文；食鹽由原來的每斤三百文漲到一千文；煤油從每斤三千文，漲到七千文…… 所以就在賴心輝、劉文輝們在軍事上一籌莫展的時候，城中卻“軍食已形奇窘”。 瀘州歷來號稱“自古兵如穿梭，沒有一次不成災”，但這一次，這支被新思想鼓舞起來的軍隊卻大不一樣，即便在這樣困窘的情形之下，城中居然仍然秩序良好，用當時報刊的話來說是“軍民相洽，異常鎮(zhèn)靜，視若無事”，“故瀘州雖被圍困而人心并不惶恐，軍民感情，異常融洽”…… 卻說當初劉伯承等人決議死守瀘州，原是為了牽制川軍不使東下威脅武漢國民政府，并相機與下川東的第二十軍楊森部夾擊重慶（楊森3月中就將朱德禮送出境，隨即與武漢政府分裂的事情，瀘州方面一直沒有得到確切的消息），但此時楊森既已出兵宜昌，繼續(xù)死守瀘州就失去了原有的戰(zhàn)略意義。至于武漢的汪精衛(wèi)，他此刻正忙于與南京黃埔系爭權(quán)，壓根兒就沒有入川援助的打算。更糟糕的是，在4月27日召開的中共“五大”上，張國燾也對“順瀘起義”持極不負責的態(tài)度，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援助。 外無援兵，內(nèi)無糧草，孤城瀘州的命運業(yè)已注定。 劉伯承只得提議棄城突圍。但此刻四面受敵，突圍又談何容易！陳蘭亭、皮光澤兩人本就很動搖，這會兒竟提議要將劉伯承和政工人員交出去以換取對方的解圍。在大是大非面前，倒是袁品文還說了句公道話：“我們在為難的時候，希望總指揮來指揮我們。一遇著困難，就想犧牲主官來解救自己，以后誰還敢來纏我們？！”不過5月17日的《國民公報》用“革新通信社”的通訊對此卻略有點誤讀，稱：“陳、袁、皮愿獻禍首劉伯承！” 在這樣的險惡處境下，劉伯承只得于5月16日傍晚，放棄部隊，由龍透關(guān)縋城而出，悄然出走。說來也真是冤家路窄，走到榮昌時，他居然在大路上迎面撞上了死對頭藍文彬的官轎！藍旅長當時坐在轎子里，帶著墨鏡，還一個勁地催促：“快點，快點！” 不過藍旅長很快就回過神來——那可不就是劉伯承嘛！然而機警的劉帥此刻已經(jīng)插上小道，往陜西北行而去了。藍旅長空在重慶道上找來找去瞎忙活了一陣，白白地放過了劉湘五萬大洋的懸賞。 劉伯承一路北行進入陜西，穿越大巴山脈時遇到一小股土匪打劫，在漢水上游還道遇一只老虎，可謂九死一生。他到西安后兩手空空，多虧時任陜西軍務幫辦的鄧寶珊接濟了六百塊錢，才得由西安經(jīng)鄭州抵達漢口。此時，他手頭還剩五百六十塊錢，和兩個忠心耿耿的部下。他把錢分成三份，給了兩位部下各兩百塊錢，打發(fā)他們各奔前程，而自己卻只留了一百六…… 這時，已經(jīng)是1927年的7月12日了。 三天后的7月15日，汪精衛(wèi)便決議“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至此徹底破裂——從此新興的“主義之爭”漸漸取代了傳統(tǒng)的“地盤之爭”，爭天下的焦點也由“誰來治國”轉(zhuǎn)化為“由哪一種思想來治國”…… 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國共的忽然分裂，使剛從四川逃難出來的革命者們不知所措。在朱德的召集下，他們便聚集到黃慕顏在貫中里的寓所計議將來，老前輩吳玉章，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也來了。 黃慕顏提議回四川重頭干，劉伯承卻以四川當前形勢極其險惡而反對（在他走后，瀘州部隊接受了賴心輝的收編，但劉湘仍然執(zhí)意要攻城。最后陳、袁、皮只得于5月23日突圍而逃：陳蘭亭投靠楊森，袁、皮兩部則南下貴州，被“貴州王”周西成收編，瀘州城則為劉文輝占據(jù)。順慶部隊拒絕了楊森的收編，流浪出川來到湖北，但隨即垮掉——杜伯乾部遭到第三十軍魏益三部襲擊潰散解體，秦漢三部也被魏益三、魯滌平、何健強行收編。此刻川中已無革命的土壤，而且各路諸侯正視共產(chǎn)主義如洪水猛獸）。 最后朱德拍板，大家都跟他去江西干——此刻的江西軍政長官，正是老滇軍出身的朱培德，朱德在他手下任江西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這大概也和他當年在云南客串過一回警察局長不無關(guān)系）。 說來也巧，另一位老朋友，曾與劉伯承在川軍中共過事的第二十軍軍長賀龍（他這個軍長是六月份剛?cè)蚊模敃r楊森正在進攻武漢，所以漢府一生氣，就把這個番號轉(zhuǎn)給了賀老總），此時也駐扎南昌，他可是堅決反對“清黨”的——就象他自己說的那樣，那時候他還只是個軍閥，但這個“軍閥”卻怎么也不相信共產(chǎn)黨會是壞人——于是到最后，他自己也變成了共產(chǎn)黨。 就在7月份的最后幾天里，南昌城里的空氣漸漸變得異樣起來，朱培德并不糊涂，他很清楚要出大事了。不知怎么搞的，他突然間便害了病，只得請假跑到廬山上療養(yǎng)，臨走前還特意把南昌軍政大權(quán)交給了老朋友朱德…… 于是，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里隆隆響起的炮聲便告訴了我們一切：天下重歸一統(tǒng)的日子即將到來。 天下惡乎定？定于一。 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1927年的上半年，劉湘、劉文輝們忙著在上川東及川南用槍炮清場，而下川東的楊森則又一次蠢蠢欲動起來。 他把朱德“禮送”出境后，一面仍與武漢國民政府虛與委蛇，一面卻接受了南京國民政府所任命的第五路前敵總指揮職務。寧府隨即要求楊森出兵鄂西進攻漢府所轄的唐生智部——作為謝禮，蔣校長還默許楊森，攻進武漢后可掌握漢陽兵工廠。 漢陽兵工廠，對于那個時代的任何一位大王而言，都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盡管她只能造最基本的七九步槍、七五山炮、仿馬克沁的重機槍和配套的彈藥，但在低水平的內(nèi)戰(zhàn)中，這也很夠用了。 于是，楊森便迅即與正在琢磨怎么騰出手來解決瀘州的劉湘，達成了君子協(xié)議——二十軍出師湖北，用全川人民公意定名；楊軍于5月10日前出發(fā)，各部出發(fā)后酌留少數(shù)部隊仍駐原地；劉湘亦撥兵五千，并接濟餉款五萬元。 4月19日，楊森召集所部師旅長會議，宣布作戰(zhàn)計劃： 共出兵四萬五千人，以向康衢任參謀長，朱壁彩留守萬縣； 以素來不怕死的范紹增部為先遣隊；王兆奎、羅覲光、包曉嵐等部為第一縱隊，由王兆奎指揮；郭汝棟、吳行光兩部為第二縱隊，由郭汝棟指揮；何金鰲、白駒兩部為第三縱隊，由何金鰲指揮；第五師向成杰和楊森自兼師長的第九師為第四縱隊，由楊親自指揮。 為了籌備軍費，楊森腦子一熱，竟將糧稅預征到1942年。 5月4日，楊森下達動員令，5日楊軍即開始東下。已接受北伐軍番號的袁祖銘余部，第四十三軍軍長李燊，也在巴東宣布擁護南京政府，協(xié)同楊軍進攻武漢：江北由二十軍負責，江南由四十三軍負責。 此時漢府派駐宜昌的夏斗寅師，也宣布倒戈。5月8日楊軍范紹增部抵達宜昌后，夏斗寅即讓出城防，率軍為楊軍前驅(qū)，順流東下自石首、監(jiān)利、公安一路向武漢三鎮(zhèn)推進。楊軍也于5月14日進駐荊州、沙市，將部隊集中于天門、岳口、漢川一帶，準備進攻武漢西南大門仙桃鎮(zhèn)，楊森并親率萬余精銳部隊前往宜昌指揮。李燊部同時也到達宜都、松滋一帶。 至5月21日，楊軍繼續(xù)推進至新堤、嘉魚，隨即進抵仙桃鎮(zhèn)，與駐守仙桃鎮(zhèn)的原鄂軍劉佐龍部會合（北伐軍打到武昌城下時，劉師長炮轟吳佩孚司令部，投機參加北伐軍，升任軍長。這回楊軍東下，劉軍長又倒戈反對漢府，是位極善變的角色），夏斗寅師也相繼占領(lǐng)咸寧、汀泗橋、賀勝橋，三軍聯(lián)合進逼武漢。 武漢局面一時甚為吃緊。 此時留守武漢的，是北伐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將葉挺。葉師長率該師兩個團，及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生臨時編成的中央獨立師第一團出擊南線，迅速擊潰了夏斗寅師，收復汀泗橋、賀勝橋、咸寧等地，解除了南線的威脅。 就在葉挺痛揍夏斗寅時，漢府又急調(diào)唐生智第八軍李云杰等師回援，與葉挺合力打擊西南方向的楊森、劉佐龍。老朽的劉佐龍部不堪一擊，迅速潰散，楊軍也被包圍于仙桃鎮(zhèn)中，楊森遂親率范紹增部前往增援，兩軍即于仙桃鎮(zhèn)展開決戰(zhàn)。 6月8日，唐軍集中兩師兵力突破楊軍中央防線，并偷襲楊森軍部得手，楊軍全線崩潰。楊森對部隊失去掌握，只拉得一條磨房的毛驢，穿便裝而逃，直奔到潛江才站住腳。 此戰(zhàn)楊軍損失慘重，師長范紹增，旅長雷中厚、楊漢忠、李朝信等人個個負傷，各師都遭到相當傷亡，楊森親自指揮的第九師更是幾乎全軍覆沒。 潰敗的楊軍紀律廢弛，一路奸淫擄掠，抓丁拉夫，以至于鄂西人民到處張貼出“打倒四川匪首楊森”的標語——就連楊軍長的四川老鄉(xiāng)也看不過去了。比如說，這會兒正站在武漢陣營中，未來大名鼎鼎的趙一曼（當然了，現(xiàn)在這個宜賓姑娘還不叫“趙一曼”，還用著“李淑文”的名字）就抱怨說：“他們搶去了我們的豬和牲畜，搶去了我們很多衣物，我們要向他們討還這筆債。” 歷來好面子的楊森聞之大怒（楊軍長的震怒是可以想見的。因為已從黃埔四期畢業(yè)的胡蘭畦，這會兒正在對方陣營看他笑話呢！更要命的是，她日后更要興致勃勃地寫一篇“仙桃鎮(zhèn)消滅楊森老九師”，在楊軍長看來這實在太糟糕了），遂召集部下講話道：“我這次率數(shù)萬之眾出川，是為四川人爭省格（僅此一語，便可知楊軍長志向有限）。外省人常罵我們是‘川耗子’，認為鼠目寸光，足不出夔門一步（最近夔門倒是出了好幾次，所以眼光也見長，從盯宜昌改為盯武漢了），只有關(guān)起門來打內(nèi)戰(zhàn)的本事。我總想這次為四川人爭口氣，哪知道戰(zhàn)線拉得過長，處處薄弱（事后諸葛亮），敵人以主力從中央突破，軍部遭到奇襲，以至全軍崩潰，紀律廢弛（在家習慣就不好，出遠門惹事生非在所難免），遍地都是‘打倒四川匪首楊森’的標語（妥貼），真使我痛心萬分（自找）。” 末了，楊軍長還加上一句：“勝敗乃兵家常事，過去失敗，今后要重新整頓，再行進攻仙桃鎮(zhèn)，非打到武漢不可！” 不過楊軍長最后這句話也就是提虛勁罷了，因為劉湘這會兒已經(jīng)忙完了瀘州那攤子事兒，開始興致勃勃地打量起楊森的下川東防地來。 劉湘這一打上楊森的主意，四川局面便又亂了套。就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此前川局的暫時穩(wěn)定，僅僅是維系于各方勢力的均衡，而這種不穩(wěn)定的均衡一旦被打破，整個和平構(gòu)架就會垮塌——誰也不能容忍身邊的鄰居突然壯大，因為這將對自己的未來造成嚴重威脅。 楊森成渝道上的進軍如此順利，說來還有段小插曲。適逢賴心輝部師長，楊森的速成同學李劍鳴要從重慶去成都，恰好楊森在瀘州時聘請的女教員胡蘭畦也正經(jīng)由重慶，要前往成都奔喪。楊森便建議她隨李劍鳴同行，并以送她出國留學為誘，要小姑娘把沿途駐軍、布防情況寫信告訴他。 于是胡蘭畦這個二十出頭的小姑娘，一路上便到處探頭探腦，張望打聽，情報提供得很是充分，所以二軍進軍途中非常順利。 可楊森打進成都后，碰見胡蘭畦卻忽然很不好意思起來。他絕口不提留學的事，卻讓他的四姨太田蘅秋去找著胡小姐說：“歡迎你到我們家來！” 胡蘭畦大怒道：“我到你們家來算個啥子？！我父親胡卿云是四川的大袍哥，袍哥的女兒是不給人家做小老婆的。”語罷拂袖而去。 就是這個胡蘭畦，后來入過黃埔軍校，坐過希特勒的大牢，還給高爾基守過靈執(zhí)過紼（抬棺的是斯大林），并且是民國第一個女將軍。 后來這段八卦故事給一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兒改寫成了一部小說《虹》，胡蘭畦在小說中出演女主人公“梅行素”。當然了，這小伙后來名頭也很大，直到現(xiàn)在還有個文學獎掛著他的大名，就是那個叫做“茅盾文學獎”的…… 此時楊森主力盡在湖北，正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吊在仙桃鎮(zhèn)附近，下川東防地極為空虛。于是劉湘便以出兵助戰(zhàn)為由，派唐式遵率部輕而易舉進駐萬縣，然后就電告楊森，唐部正“待船東下”——不是咱老同學不幫你和湖南人打架，這不是沒船么？你放心，你家里剿匪征稅修馬路這些事情同學們都幫你照應著呢…… 楊森進退失據(jù)，急如熱鍋上的螞蟻，那幾天私下里沒少問候劉湘的祖宗——可偏偏他還不敢和劉湘撕破臉！ 但就在這時，對面的唐生智卻給他幫了個大忙。 劉湘這回揚言東下助戰(zhàn)，進駐萬縣，楊森自己是吃了啞巴虧心知肚明，可他對面的湘軍大帥唐生智就犯迷糊了——這也不奇怪，唐司令和劉湘又沒睡過上下鋪，哪里吃得準你速成系這些陳年的恩怨呢？ 唐生智擔心，如果二十萬川軍傾全力東下，與下江的桂系、黃浦系合力夾擊武漢，那他的第八軍前途就很不妙了。 不過唐生智到底是蔣百里的愛徒，也是個老資格的保定生，這點麻煩難不倒他——他立刻就派代表宋福增到成都游說去了。 宋代表此行，是去釜底抽薪的。 自從攆跑楊森后，成都城便由保定系的三大老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合駐，所以宋代表要找的就是這三位。 他闡述的意見是：此次楊森東進鄂省，尤其是在仙桃鎮(zhèn)的失敗，導致了萬縣的空虛。而劉湘螳螂捕蟬東進萬縣，也同樣造成了重慶的空虛。如果此時保定系三大諸侯乘虛東進川東，造成黃雀在后之勢，則一來唐生智西顧無憂，二來保定系也可輕取重慶、萬縣兩大重鎮(zhèn)，進而將速成系逐出川外，彼此有利，何樂而不為？ 自從熊克武離川之后，四川原來的三分局面已漸漸演變?yōu)楸６ā⑺俪啥Z食之勢。而速成系一直凌壓于保定系之上，也令保定系頗有怨言，此刻他們自然很樂意落井下石，陷害劉湘一把了。 不過三大老的態(tài)度卻有些差異。 劉文輝以自己和劉湘有骨肉之親，不能公然拆堂侄兒的臺為由，拒絕參加東進襲取渝、萬之戰(zhàn)。但要“多寶道人”白白浪費這么一個擴充勢力的大好機會，他也不情愿不是？也虧他想得出來，他居然提出，也要吞掉一家諸侯作為補償。 他想要吞并誰呢？于他有過大恩的大邑老鄉(xiāng)，當年的第三軍系統(tǒng)掌門人劉成勛。 說來這也得怪劉成勛自己太不爭氣。 對曾經(jīng)顯赫一時的一、二、三軍系統(tǒng)，四川耗子們有個評論叫做“一軍錢，二軍氣，三軍酒”——一軍喜歡談經(jīng)濟，二軍喜歡爭意氣，多少還算有點出息。而三軍則一無是處，只知道胡吃海喝，腐朽墮落，而腐朽墮落的軍隊當然是不能打仗的。 自從川滇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很有自知之明的劉成勛就沒打過幾回像樣的仗，盡靠忽悠人過日子（比如說熊克武），所以得了個綽號“水漩”。然而在熊克武“討賊”之役中，劉水漩不幸站錯了隊，從此被小字輩們攆出成都，一蹶不振。加之他又暮氣沉沉，經(jīng)營無方，所以只能在川西、南一帶茍延殘喘，每況愈下。年輕氣盛的劉文輝，早就不把這位同鄉(xiāng)前輩放在眼里了，所以便趁此機會提出要兼并他。 至于理由嘛，當然是大義滅親（鄉(xiāng)親的“親”），為東征的保定同學們確保后方安全，防止劉成勛搗亂啰！要連這點小理由都想不出來，他劉自乾簡直就愧對“多寶道人”這塊招牌了！ 于是保定系達成協(xié)議，各部立刻厲兵秣馬，而題目也很時尚，就叫做“北伐”。 那年頭，想打什么仗都可以叫做“北伐”的！ 三大老中首先動手的是劉文輝。他以風卷殘云之勢，迅速打垮了劉成勛，占據(jù)了其在上川南及雅安等地的防區(qū)，并將其軍隊收編。 鄧錫侯則將陳鼎勛師調(diào)駐合川，準備襲取重慶；羅澤洲師集中廣安、鄰水邊境，準備協(xié)助劉存厚部由開江、開縣南下奪取萬縣；李家鈺師則進攻資中，驅(qū)逐劉湘手下的王纘緒師。 上川東一時戰(zhàn)云密布。 這樣大的軍事動作，當然保不了密，劉湘很快便得知黃雀在后，他只得悻悻地放過楊森。 6月23日，他電告楊森，本軍因遭保定系壓迫，無法繼續(xù)東征，“渝、萬接觸在即，在萬唐師勢將調(diào)回”，隨即將唐式遵部調(diào)回重慶，在江北縣一帶與鄧錫侯部相持。 楊森得此電，如蒙大赦，次日即率范紹增、白駒及其軍部人員，搶登“福川”號兵輪，于6月26日奔回萬縣。王兆奎、羅瑾光、何金鰲等部無船可乘，沿途又缺乏補給，只得一路搶掠而回。向成杰師因逃跑不及，被原十七鎮(zhèn)參謀官，現(xiàn)在也混到湘軍大帥位置的程潛收編。 楊森雖然回到了萬縣，但其江北縣防地，則仍為劉湘占據(jù)——這會兒楊森正忙著喘氣舐傷，所以也就顧不上找劉湘討還了。 楊森的回歸，使時局又出現(xiàn)了轉(zhuǎn)折——那幾年，天下亂如棋局，這也沒什么好奇怪的。此時，汪精衛(wèi)即將“分共”，寧漢兩府合流在即。加之楊森軍已撤回萬縣，劉湘軍也已撤回重慶，原有的勢力真空均被填補，所以東進的保定大軍眼見已無利可圖，遂只得悻悻收手。 于是，接下來的那段日子里，報刊上到處都是連篇累牘的文電——誰說川局緊張，保定、速成和平破裂大戰(zhàn)在即？那是謠言，全都是謠言，不信請看劉甫公、鄧晉公等人的辟謠聲明！ 一切恩怨，遂不了了之。 這回全川諸侯大動干戈，但除了劉文輝以外，均無所收獲。劉文輝的兵力、地盤因此大大擴展，從此儼然成為保定系的頭號人物。 1927年夏，川局剛有所穩(wěn)定，便有人逃難投親來了。 誰呢？幾年前還威震海內(nèi)的吳佩孚吳玉帥。 卻說吳玉帥被北伐軍攆出武漢后，便退回老根據(jù)地洛陽喘息。偏偏他的死對頭馮玉祥又恰于此時誓師五原，宣布參加北伐，西北軍迅速由陜西進入中原，兵鋒直指洛陽。 自從第二次直奉大戰(zhàn)“四照堂點將”后，吳玉帥近幾年一提到馮玉祥就頭疼，這回他老底統(tǒng)統(tǒng)輸光，更是不肯見這位仇深似海的故人了——于是便腳底抹油溜之大吉。先是去投于學忠，無奈于學忠的部隊也不可靠，玉帥只得再溜。在渡襄河時，又給趁火打劫的老部下張聯(lián)升剪徑劫道，行李幾乎丟光……最后，落魄的吳玉帥好不容易帶著一家老小和兩千余人的衛(wèi)隊進了川，投到楊森府上。 楊森這人，歷來談不上有什么政治立場，但自從誤傷趙又新后，他對恩公們就有點異乎尋常的講義氣（他大概也是想用這種方式，來救贖那沉重的道義譴責吧）。吳佩孚數(shù)次助他東山再起，他是感激不盡的，所以這回玉帥成了落水狗，人人喊打，他卻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硬頂著壓力將吳收留了下來。 吳佩孚7月間入川，楊森便為其設“行轅”于白帝城，并派第八師師長王仲明親往慰問。但吳玉帥的死對頭們當然不會放過他，12月2日，南京國民政府便發(fā)出通緝令稱“吳佩孚逃匿四川，煽動土匪，意圖擾亂大局”云云，并電令劉湘、劉文輝等“嚴拿究辦”，限期剪除其黨羽。 楊森當然清楚這被煽動的“土匪”就是指自己了，不過他一來不講政治，二來當慣了土霸王，混不在乎。他怕吳佩孚在白帝城出事兒，干脆將其連同衛(wèi)隊迎來萬縣，以便就近關(guān)照。 國民政府對此忍無可忍，遂于1928年1月1日明令免去楊森第二十軍軍長職務，遺缺由師長郭汝棟升任，同時又撥給劉湘餉款五十萬元，子彈一百萬發(fā)，以示獎懲。 見國民政府居然動真格，楊森也有點吃驚，他遂連電向南京辯解。但當蔣校長勒令他“活捉吳佩孚”時，他卻又老老實實地回電道：“我現(xiàn)在辦不到！”楊軍長這一點義氣倒是人盡可施的，二十一年后，當占盡上風的老朋友朱德、劉伯承要他在重慶扣押蔣校長時，他回答的仍然還是這句話。 但現(xiàn)在為了避風頭，他左思右想，終于還是把吳佩孚送到大竹城郊三十里的云霧山笠竹寺暫住。 大竹是哈兒師長范紹增的老家，也是他現(xiàn)在的防地。范哈兒綠林袍哥出身，是個極講義氣的渾人，又是楊森的心腹，所以楊也就放心地把吳佩孚交給了他。 1928年3月7日，是吳佩孚的五十四歲生日，范紹增為他大辦壽慶，還特從重慶請來了乾坤大舞臺的京戲班，演了三天壽戲。楊森送來兩萬元作壽禮，其他各路諸侯也各有饋贈——雖說比不上四年前在洛陽辦五十大壽時，康有為對聯(lián)中“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氣派，但這也盡夠好面子的吳玉帥捋著胡子偷樂了。 樂滋滋的玉帥當場賦詩一首，道是： “竹陽城外有高臺，把酒登臨曙色開。 蜀隴云山皆北向，巴州風雨自東來。 錦帆終是天涯去，春色無端地底回。 到此我思廿八將,誰為呼取盡余杯?” 吳佩孚這輩子就輸在自高自大上，今天都到這地步了，還“蜀隴云山皆北向，巴州風雨自東來”呢！他可不知道，這好日子也馬上就要到頭了。 就在這次壽筵上，前來賀壽的楊森部下郭汝棟、何金鰲、吳行光這三個師長，拉著范紹增瞅空偷偷開了個小會。 干嘛呢？他們準備倒楊了。 原來自仙桃鎮(zhèn)敗退后，楊森就對自己手下的舊式軍隊大為不滿，又開始挖空心思要搞新花樣。 一方面，他大量啟用新人，尤其是他自己培訓出來的講武堂學生，這就讓舊人感到了恐慌。 另一方面，他鑒于鄂戰(zhàn)中部隊不聽指揮的惡習，厲行強干弱枝政策，從各師各抽一團成立執(zhí)法大隊，以楊漢忠、楊培元分任一、二路司令；又將各師機、炮分隊集中軍部，交由他的速成同學，機炮司令劉殷統(tǒng)管。 此外，他還大抓基層軍官的任免權(quán)力，強化對基層官兵的控制，使師旅長們頓有被架空之感。 當慣了土霸王的師旅長們，對此當然不服。楊森手下的頭號大將，師長郭汝棟就憤憤地抱怨道：“集中機炮，等于脫馬褂；調(diào)各師一個團成立執(zhí)法隊，等于脫長袍。只有未揭我們的帽子，逼得我們無路可走。”心直口快的范紹增，甚至當場就鼓噪起來。 為了樹立權(quán)威，楊森接連又扣押了第十師魏甫臣、第十一師楊春芳這兩個師長，甚至還以“陰謀叛變”為名，將楊春芳處決。 這下子，連最忠于他的范哈兒也給嚇壞了（魏、楊兩人和范哈兒同為綠林出身，先前又幫過他大忙，因此感情很深）。 所以大竹會議上，除了何金鰲因不愿居于郭汝棟之下，未予表態(tài)外，其他幾個師長都決心聯(lián)合起來，與楊森對抗。 除了楊森自己手下的幾個師長外，劉湘和賴心輝也在蔣校長的密令和資助下，對楊森虎視眈眈起來，郭汝棟親往重慶與劉、賴密商，結(jié)成了倒楊同盟。 雖然決心與楊森對抗，但郭汝棟等人畢竟跟隨楊森多年，一時還下不了決心。但偏就在這時，楊森卻施出茅招——他密遣楊榮章等人潛至涪陵，打算暗殺郭，又以兩萬元收買郭汝棟的部下胡膺等人，密圖于3月24日晨襲擊郭汝棟的師部。 這兩起陰謀均被郭汝棟破獲，作為報復，郭立刻清洗軍中親楊的講武堂學生及廣安籍官兵。楊森隨即也在萬縣以牙還牙，清洗與郭有關(guān)人員，雙方關(guān)系徹底破裂。 范紹增在把兄弟楊漢域的勸說下，勉強跑到萬縣向楊森表示忠誠，但一到萬縣就遭到楊森的譴責——楊森埋怨他的部隊紀律不好，一到萬縣就沿街賭博，還無故放槍。這些個范哈兒都認，誰都知道他是土匪部隊，有名的“范紹增匪部”嘛！可楊森連帶著連范哈兒給姨太太買絲襪也罵了一頓，這就有點太過分了。 在范哈兒看來，這當然不是個好兆頭！于是素來大大咧咧的他也提心吊膽起來，擔心被扣甚至被殺——這可是個很要命的問題！他試探著問在自己部下干過的第九師二十旅旅長夏炯道：“你看軍長會不會扣留我？”夏竟跪下說：“師長，這個我無把握！”。這就更讓范哈兒憂心忡忡了。 偏巧當夜楊森的軍部糾察隊巡查到范的住處門口，發(fā)現(xiàn)有人賭博，便前去抓賭，雙方吵嚷起來。已是驚弓之鳥的范哈兒便誤以為是楊森派人來抓他，慌忙從后門逃出，乘坐預備好的汽船連夜逃到長壽去了，從此他再不敢回萬縣。 連一向忠心耿耿的范哈兒也如此離心，楊森對非嫡系部下更是猜忌日甚，瞧誰誰有問題，接下來又驅(qū)逐了新從瀘州投來的陳蘭亭師長（這位也是范哈兒的親家，他隨即就投靠了劉湘），將其部隊編入執(zhí)法大隊。 劉湘眼見楊軍上下離心離德，便授意其部下將領(lǐng)唐式遵、王陵基、潘文華、王纘緒、藍文彬、許紹宗等人電催郭汝棟就任第二十軍軍長。而郭汝棟也即復電，宣布服從南京國民政府及劉湘指揮，并與范紹增、吳行光齊集梁山部署倒楊軍事。 1928年5月12日，郭汝棟在梁山宣布就任第二十軍軍長，以吳行光為副軍長，范紹增為川鄂邊防軍總司令，并于同日通電討楊。 這場已醞釀數(shù)月之久的戰(zhàn)爭終于爆發(fā)。 郭汝棟等計劃，由郭、范兩部直攻萬縣，吳行光部則出梁山攻開縣、開江，夾擊萬縣。戰(zhàn)端一開，早有成約的賴心輝也自江津出兵，沿江東下援助郭汝棟等部，劉湘也派出王陵基師許紹宗旅東下聲援。 楊森自知萬縣無險可守，遂主動撤出。他將第九、十兩師，及包曉嵐師，白駒部兩個旅，執(zhí)法大隊一、二兩路，機炮團，手槍大隊，和學生軍三個團等主力部隊集結(jié)于開縣、開江一帶，準備與聯(lián)軍決戰(zhàn)。 5月17日，范紹增部主力廖開孝旅攻入萬縣空城，劉湘即電南京報捷。23日，聯(lián)軍在開江遭遇楊軍主力，雙方激戰(zhàn)數(shù)日，聯(lián)軍戰(zhàn)敗，郭、范、吳三部退往梁山、開江交界處的天子店，賴心輝部范子英師馳援，雙方再度激戰(zhàn)于任市鋪、長崗嶺一帶。正當酣戰(zhàn)中，親附楊森的何金鰲師突然猛烈側(cè)擊賴、吳兩軍，而鄧錫侯手下的師長羅澤洲也瞧出有便宜可撿，自廣安、鄰水出兵，趁虛襲占墊江、大竹，隨后又進占長壽，將倒楊聯(lián)軍后路截斷。 倒楊聯(lián)軍終于不支，各部紛紛潰退，楊軍乘勝追擊，占領(lǐng)搗亂分子大本營梁山，并在珍溪、清溪間截斷賴軍部分渡江部隊，賴部師長李劍鳴、參謀長劉公侯等高級將領(lǐng)被俘。 這位李師長，也是速成畢業(yè)生，他在楊森手上已經(jīng)不是第一回當俘虜了。所以楊森便打趣他道：“老同學，你怎么又來羅！”李師長也厚著臉皮回答：“上次你招待我很豐盛，迄今念念不忘……” 唉，這就是四川諸侯的戰(zhàn)爭！ 楊森擊敗聯(lián)軍后，沿長江繼續(xù)向涪陵進軍，于6月7日攻占涪陵城。造反的亂黨分子紛紛敗退：郭汝棟率殘部退往南川，賴心輝退往綦江，范紹增退往渝南的木洞，吳行光最糟糕，所部幾乎被楊軍長全殲。 楊軍前鋒追至渝東大門鐵山坪一帶，已對重慶的劉湘形成威脅。 那時代，一切都是是靠實力說話的。這回楊森打了勝仗，庇護吳佩孚的事情自然就無人敢提了。10月6日，剛當上了國民政府主席的蔣校長，便以“訓政肇端，望治綦切，政府亟謀川政統(tǒng)一”為辭，明令對楊森“免予查辦”——可郭汝棟那個二十軍軍長也沒撤（很久以后才改番號為第二十六師，調(diào)到中原去打內(nèi)戰(zhàn)。所以鄂豫皖根據(jù)地出身的老紅軍們，還總愛在回憶錄里把這支和他們打過仗的川軍稱作“二十軍”呢）。 于是國民革命軍序列里，一下就有了兩個二十軍（虧得賀老總那個二十軍，已在南昌起義后被打散，不然就該是三個了）！ 雖說是“免予查辦”了，但只要吳佩孚還健在，蔣校長和楊森之間的糾葛就不能算完。在這個時代里，楊森算是蔣校長心中最討厭的刺兒頭之一，大家恐怕做夢也想不到后來竟要做親戚吧？ 至于惹事的吳玉帥，他在這場戰(zhàn)爭中也吃了大虧，因為他不巧就做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里的那條“魚”。 當楊和倒楊兩軍鏖戰(zhàn)時，素來不怎么穩(wěn)重的吳玉帥卻一直沒有表態(tài)（他雖是楊森的恩公，做的卻是范哈兒府上的客，要明確表態(tài)確實很難為情），而是老老實實地蹲在大竹云霧山上看熱鬧。可沒想到范哈兒把主力部隊都調(diào)到天子店去之后，駐順慶的羅澤洲卻趁火打劫，派出所部熊玉璋旅侵占了大竹地盤，尤為糟糕的是熊旅長壓根就沒把吳玉帥看在眼里！ 一開始，熊旅長聲稱入侵大竹是為了保護吳玉帥，可接下來就原形畢露了。6月4日，熊旅長派兵包圍了吳玉帥的芝蘭堂大帥部，聲稱要繳他的槍。吳玉帥這輩子，雖然也不是沒打過敗仗，但畢竟勝仗比敗仗多，像這樣被人指著鼻子繳槍不殺還是第一回，所以一時自尊心作祟，竟然堅稱不肯妥協(xié)。 雖說吳玉帥已是死老虎一只，但畢竟還有兩千人的兵力，熊旅雖然人數(shù)上略有優(yōu)勢，但裝備遠遜，所以一時倒也不敢輕舉妄動，雙方遂對峙起來。僵持到下午5時左右，戲劇性的一幕發(fā)生了，熊旅派駐城樓的哨兵走火，流彈射入大帥部，這下子就捅了馬蜂窩…… 吳玉帥身經(jīng)百戰(zhàn)，流彈見得多了，倒還鎮(zhèn)定自若。可吳夫人張佩蘭卻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陣仗，誤以為戰(zhàn)斗爆發(fā)，便抱著“少帥”嚎哭著沖入帥堂要找大帥拼命。吳玉帥眼見夫人臨陣倒戈，偷襲指揮部，終于方寸大亂，遂同意繳槍投降。 雙方討價還價一番，最后吳玉帥僅保留了少量手槍自衛(wèi)，其余槍械全部交出。他共交出漢陽造步槍一千三百零一支，輕機槍兩挺，德式MP18伯格曼沖鋒槍八十支，各式手槍八十支，日式三十年馬槍三十支，各種子彈約十萬發(fā)。那年頭的輕機槍和沖鋒槍還比較罕見，也難怪四川耗子們眼紅，吳玉帥懷壁招禍，理固宜然。 繳槍之后，發(fā)了橫財?shù)男苈瞄L雖然承諾盡保護之責，但吳大帥終深感威脅，遂啟程北行，投到劉存厚的防區(qū)尋求保護。從此他就托身于劉，一直呆到1931年夏末，才取道川西進入甘、青，輾轉(zhuǎn)到達北平，叨擾北洋晚輩張少帥去了。 1928年7月間，南京的蔣校長派代表孫銘入川，向劉湘透露風聲：中央預定以二劉主川。此時劉湘、劉文輝叔侄二人，已成為四川最具實力的諸侯，蔣校長此舉意在二劉示好，以為將來控制四川作準備。 得此喜訊后，二劉遂邀請鄧錫侯、田頌堯兩路諸侯，齊集資中開會，史稱“四部會議”。此會的目的，是透露中央即將任命二劉主川的風聲，以征求鄧、田的交換條件（至于楊森，大家方才撕破臉，不消說是反對的，所以不請他來搗亂也罷），免得他們事后心懷不滿，借機鬧騰。 鄧、田兩家原則上同意劉湘出任善后督辦，劉文輝任省長的方案，但同時也要求在省府里加入自己的人員，尤其是鄧、田兩人應該有相應的位置，最后商議的結(jié)果是：鄧錫侯分得了省府委員兼財政廳長職務，田頌堯則分得了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職務。 不過鄧、田雖不得已而妥協(xié)，但他們不可能滿意于這個二劉獨大的格局。而其他各部，則因在利益上毫無分潤，自然更加不滿。因此與鄧錫侯關(guān)系緊密的李家鈺、羅澤洲、陳鼎勛、黃隱等四位師長遂聚集遂寧開會，后又將楊森、賴心輝、郭汝棟、劉存厚等部拉入結(jié)成聯(lián)盟，準備合力對付二劉。 此時李家鈺、羅澤洲兩部，在實質(zhì)上都已脫離鄧錫侯的統(tǒng)轄而自成體系，一個號稱“遂寧王”，一個號稱“順慶王”。羅澤洲在之前的反楊之戰(zhàn)中，偷襲吳行光、范紹增兩部防地，切斷反楊聯(lián)軍后路，導致劉湘支持的反楊聯(lián)軍功虧一簣，從此與劉湘結(jié)下了仇怨；而李家鈺則在此前收編了原屬劉湘的李宗昉旅和孫武團，以及劉成勛的敖向榮旅，故而與二劉的關(guān)系都很緊張。但他們和鄧錫侯、田頌堯、劉存厚都還保持著良好的關(guān)系，因此向西（鄧錫侯防區(qū)）、北（田頌堯、劉存厚防區(qū)）均無發(fā)展可能，要擴張便只能從二劉，尤其是與楊、羅、賴、郭四部都有接壤的劉湘身上打主意。至于楊森，他剛吃了劉湘一個大虧，反劉態(tài)度之堅決自也不必多說。 從總兵力上看，反劉聯(lián)軍占了上風。而從地理位置上看，倒劉聯(lián)軍更為有利：羅澤洲可從鄰水直取與重慶僅一江之隔的江北；賴心輝則可從重慶上游的江津出兵，沿江直下重慶城；楊森可從下游長壽直窺重慶東大門張關(guān)、鐵山坪；郭汝棟則占據(jù)了渝南的南川。各部如四面合擊重慶，則足以讓劉湘首尾不能相顧。 因此羅澤洲很輕松地放出話來：劉湘已勢成甕中之鱉！ 劉湘眼見倒楊不成，又得罪了鄧、田、李、羅、楊、郭諸部，各軍都對重慶虎視眈眈，己方形勢極為不利，只得暗自叫苦，硬著頭皮積極備戰(zhàn)。 他一方面加強外交捭闔，尋求幫手。他通過本家族長劉文淵（即劉文輝的長兄），向劉文輝強調(diào)家族團結(jié)，并主動讓出資中、內(nèi)江、隆昌、榮昌、永川等縣份給劉文輝——一面是為了示好求助，一面也是為了收縮集中兵力于重慶近郊的巴縣、壁山一帶（因為這個，劉甫公還得了個“巴壁虎”的綽號），以應付即將到來的大戰(zhàn)。 此外他還通過在渝北護商稅款上做出讓步，換得駐合川的陳鼎勛師承諾保持中立。 他又派于楊森有恩惠的師長王陵基，前往涪陵游說楊森放棄宿怨與他合作。但楊森此時倒劉決心已定，堅不肯同意，態(tài)度也很不客氣。王靈官不得要領(lǐng)，臨走時跟楊森道再見，楊卻大大咧咧地對老恩公說：“戰(zhàn)場上見！”這一點上，劉湘比楊森可就好得太多了——他即便是占足上風甚至是贏得了勝利，也還常常給人留點余地呢！ 另一方面，他又以縮減軍備為名，將原有的八個師番號的部隊，整編為三個師（每師三旅，每旅三團，每團十二個連，每連人槍數(shù)達一百五十以上），既表明退讓態(tài)度，又充實了基干力量。 但倒劉聯(lián)軍的攻勢，終于還是發(fā)動了，因戰(zhàn)事主要發(fā)生在下川東地域，故稱之為“下川東之戰(zhàn)”。 1928年12月16日，楊森在涪陵宣布就任四川同盟各軍主席兼前敵總司令職務，聲稱將于17日赴長壽指揮本軍攻渝。19日他又通電討伐劉湘。 然而倒劉聯(lián)軍卻在此時，給了劉湘一個各個擊破的大好機會。王靈官涪陵之行沒有白跑，他雖然素以粗魯出名，但這回卻難得地精細了一把：他準確地做出了楊森軍至少還需要兩天才能進攻重慶外圍的判斷。 于是劉湘遂以此判斷為依據(jù)，制定了首先擊破羅澤洲的作戰(zhàn)計劃。 說起來，羅澤洲這回確實有點心急了。 早在戰(zhàn)爭正式爆發(fā)之前，羅煙灰便已經(jīng)把部隊從岳池經(jīng)鄰水，成一字長蛇陣，一直擺到了距劉湘防區(qū)江北縣一碗水不到十里的地方，準備待楊軍進抵張關(guān)、鐵山坪一帶后，便即動手。 “順慶王”嚴重低估了劉湘的戰(zhàn)斗力，他認為劉軍不堪一擊，滿指望能夠搶先占領(lǐng)重慶，“先入關(guān)中者王之”，以免被其他各軍，尤其是楊森搶去這塊肥肉。 可他大概忘記了，劉湘可是自辛亥以來便號稱善戰(zhàn)的川中名將，人家當軍師長時，他才不過是個營團長呢，所以這種班門弄斧的伎倆，當然要讓人看笑話了。 劉湘眼見羅澤洲欺人太甚，遂趁楊森尚未動彈之機，迅速調(diào)集王纘緒、王陵基兩師主力集結(jié)北線，連原留在重慶城中看家的唐式遵師藍文彬旅也調(diào)到一碗水充當總預備隊。他對旅長藍文彬，副旅長饒國華說：“王陵基昨天才由涪陵回來，他說楊森的隊伍至少要隔兩天才能到達這里，我們要趁楊軍未到之前，先把羅澤洲捶下去！” 王纘緒、王陵基兩師先后投入戰(zhàn)斗，雙方苦戰(zhàn)一天一夜后，羅軍全線潰敗。速成老前輩們給軍官學校出身的小字輩羅煙灰，好好地上了一課。 羅澤洲敗軍往岳池方向退去，打了大勝仗的劉軍在追擊中卻吃了點小虧——在“順瀘起義”中被攆出來的前任“順慶王”，第五師師長何光烈，此時正托庇于劉湘麾下，人槍不足一千。他不顧劉湘告誡，乘勝窮追羅軍，企圖打回順慶老家去，但遭羅軍反擊陣亡。 這算是劉湘軍此戰(zhàn)中受到的最大損失。 事實證明，王陵基對楊森出兵的判斷是準確的，直到12月21日，楊森軍才自長壽前出。劉湘急調(diào)藍文彬旅馳赴鐵山坪、張關(guān)一帶布防，次日拂曉兩軍打響。 北線各路劉軍于清掃完一碗水戰(zhàn)場后，也紛紛趕來增援，漸對楊軍形成優(yōu)勢。楊軍雷中厚旅首先潰敗，丟失貢竹林高地，楊軍主力楊漢域師也隨之潰退，于當夜敗退到江北與長壽之間的洛磧。 劉湘得知楊軍退守洛磧后，又急令唐式遵師之張竭誠團自重慶乘船登陸洛磧，與藍文彬、潘文華兩部夾擊楊漢域師。楊漢域進退無路，只得全師繳械投降。 24日，劉軍又攻占長壽。南川的郭汝棟本就三心二意，待聞知羅澤洲、楊森戰(zhàn)敗后，即刻轉(zhuǎn)而支持劉湘，出兵搶占涪陵，并進攻楊森防地忠縣、豐都。 楊森兩面受敵，只得向劉湘要求停戰(zhàn)三天，但這回該輪到劉湘不允了。劉軍于1929年1月3日晚繼續(xù)發(fā)動攻勢，擊破與之相持于長壽以北石院子一帶的楊軍防線，楊森率部敗逃梁山。墊江被劉軍許紹宗旅占領(lǐng)，已投入劉湘麾下的范哈兒則乘勝奪回了老家大竹。 劉湘繼以郭勛祺旅出萬縣攻分水嶺，王陵基師抄襲梁山，楊軍棄城而走，隨即又在達縣雙土地、馬壕再遭劉軍擊潰。 至此，楊森下川東地盤已全為劉湘所占。他只得率殘部繞經(jīng)達縣、宣漢，退往羅澤洲防地渠縣覓食。羅澤洲無可奈何，只得劃渠河為界，讓楊森與其熊玉璋旅同駐渠縣——這會兒楊森僅剩下六個殘缺不全的旅，從此徹底淪為二流諸侯，已無力與二劉競爭，只能與劉存厚、李家鈺、羅澤洲之輩相提并論了。 時論對此戰(zhàn)的評價是：“羅心慌，李不忙，逼得楊森趕鄉(xiāng)場。”李不忙，系指李家鈺因怕劉文輝耍小動作，從頭至尾都沒動彈。 事實上，“多寶道人”也確實在耍小動作。 原計劃四路攻渝中的三路，都先后失敗或是倒戈了，西線的賴心輝又在干什么呢？他和劉文輝合演了一出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鬧劇。 賴心輝按計劃從江津出發(fā)，沿丁家坳、來鳳驛、白市驛一線向重慶進攻。但他出兵后，其身后的劉文輝即趁虛而入，奪占了賴軍永川、江津防地，并尾擊賴軍。 此時羅、楊已敗，倒劉聯(lián)盟大勢已去，進退失據(jù)的賴心輝無計可施，只得撤到川、湘、黔交界的窮鄉(xiāng)僻壤秀山、酉陽一帶占山為王。1930年5月，他的二十二軍被縮編為新十一師，與已被改編為二十六師的原郭汝棟二十軍一塊兒,被蔣校長調(diào)出四川參加中原大戰(zhàn)——然而中原大戰(zhàn)沒趕上趟，隨后幾次“圍剿”倒都讓他們撞上了。 1932年，新十一師（后改番號五十九師）在江西碰上了以吞并雜牌部隊出名的陳誠——陳矮子起家的部隊就是十一師和十八軍，所以才有“土木系”之稱，哪能容你一個李鬼在眼前晃悠呢——結(jié)果么，自然是新十一師被“土木系”吃掉，師長換成陳時驥。陳矮子吞并該師的理由是：“該師紀律廢弛，吸食鴉片，發(fā)良民證一張勒索五元，擾害人民。” 唉，老川軍這個紀律啊！ 不過換了東家的五十九師也沒好到哪里去。在第四次“圍剿”中，該師被同樣是舊軍閥出身的紅五軍團董振堂部，殲滅于江西樂安附近的霍源——不過這支部隊還不算完。 先前陳矮子在江西永豐包圍解決五十九師時，不小心漏掉了一個團，該團團長是黃埔四期畢業(yè)的云南人李彌——他是駐粵滇軍從云南老家?guī)С鰜淼模渣S埔畢業(yè)后就進了和滇省關(guān)系密切的賴心輝部隊。 聽說本師被陳矮子包圍繳械的消息后，李團長遂集合官兵講話：“我們不是一樣的打共產(chǎn)黨？你們愿不愿意繳械？”官兵們齊聲回答：“不愿！”于是李團長便帶著官兵奮勇沖出包圍圈逃走。 陳矮子隨即便把這事兒通了天。蔣校長大怒，親在廬山召見李團長，嚴加申斥，問他為何不聽從陳誠的繳械命令？李彌回答說：“過去校長在黃埔軍校時，只教過學生如何打仗，未曾教過繳械。因此將部隊帶來交還校長。”校長遂龍顏大悅，李彌也因此過了關(guān)。此后他一路戰(zhàn)昆侖，克松山，守臨朐，內(nèi)戰(zhàn)外戰(zhàn)皆有殊功。再后來他在十三兵團司令官位置上大敗于淮海，僅以身免，又跑到云南反水，失敗后退到“金三角”還死不投降，讓中南半島諸國很是頭疼了一陣…… 至于成為光桿司令的賴心輝，他從此就徹底結(jié)束了征戰(zhàn)生涯，此后只能勉強靠著國民政府上將參軍的招牌混碗飯吃。在臨死的時候，他自稱此生“百戰(zhàn)徒勞”、“一事無成”、“愧對鄉(xiāng)國”、“負罪人民”。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大概就是一個失敗的割據(jù)諸侯對那個迷惘時代，對那段迷惘人生的最后評價和懺悔吧？據(jù)說他葬在成都光華村，也就是如今的西南財大附近，到天下再次重歸一統(tǒng)時，那里只余下荒煙蔓草了。 諸侯們都曾有過風光的時節(jié)，可在那無限風光背后，他們真的就比常人更幸福嗎？ 我想，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在下川東之戰(zhàn)中，李家鈺因害怕劉文輝趁虛偷襲其遂寧防地，一直未敢出兵，而賴心輝也因遭受劉文輝背后偷襲而功敗垂成，所以反劉聯(lián)盟在無奈劉湘之余，只得將怒火轉(zhuǎn)移到了壞人好事兒的劉文輝頭上。 除了泄憤之外，攻擊劉文輝還有一個更現(xiàn)實的原因。 楊森在下川東之戰(zhàn)中失去全部防地，羅澤洲也丟掉了大竹、墊江等地，所以目前是楊、羅、李三家人擠在一間半房子里過日子——李家鈺沒有損失，算是整間，羅澤洲只能算半間，楊森干脆是無立錐之地了。 楊森此時窮困潦倒，連籌集部隊伙食費都成問題，以至于《觀察》雜志稱楊森命令士兵夜間睡覺必須脫褲子，以防士兵逃跑。不過據(jù)楊軍內(nèi)部人士很不屑地說，記者先生們只見其一，未見其二——事實上楊軍要求脫褲子睡覺，還有避免將舊軍裝磨破的深刻用意，因為楊軍長實在換不起新軍裝了。 此說應該是非常可信的。 事實上，楊軍長確實已經(jīng)無聊到派士兵手持剪刀把持城門，見到穿長衫的就剪人家衣服下擺，然后拿回去縫補破爛軍服的地步。這一點，大名鼎鼎的保路領(lǐng)袖蒲殿俊大人就可以作證：窮兇極惡的楊軍士兵，居然連穿在他們軍長前輩老鄉(xiāng)身上的長袍也沒放過……而楊軍長這么做的體面理由，居然是為了提倡人民穿短衣！ 所以這幾家窮瘋了的諸侯不能不擴張，也不得不擴張。擴張還有僥幸存活的可能，而不擴張只有坐以待斃。 1929年4月，李家鈺、羅澤洲、楊森、黃隱四部再度在順慶組織同盟軍，改推李家鈺為總指揮，決定兵分三路進攻劉文輝的資中、內(nèi)江防區(qū)。4月16日，同盟軍出動，由遂寧經(jīng)樂至向資中、內(nèi)江發(fā)起進攻，劉文輝也調(diào)集大軍迎擊，上川東之戰(zhàn)又告爆發(fā)。 4月19日，兩軍接觸，經(jīng)過五天戰(zhàn)斗后，同盟軍敗北，劉文輝乘勝追擊——這回“遂寧王”李家鈺又丟掉了遂寧。后多虧鄧錫侯、田頌堯出面調(diào)停，劉文輝才勉強允許李軍退回遠防。 上下川東之戰(zhàn)的失敗，使楊、羅、李三軍窘迫的財政狀況繼續(xù)惡化，各軍內(nèi)部矛盾日益加劇。擺在他們面前的出路，或是被動的崩潰，或是主動的調(diào)整，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在他們來得及調(diào)整之前，就在1930到1931年的歲末年頭，羅澤洲的部隊終于出事了——羅煙灰手下旅長李俊、劉殿戡窮極無聊，為劉湘所收買，竟倒戈將羅澤洲扣押，后又將其逐走。羅部另一個旅長陳光藻出面平息了叛亂，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遂命陳接任師長（因為羅澤洲雖形同獨立，但在名義上還屬鄧錫侯系統(tǒng)，所以鄧企圖借此機會抓回部隊）。 但到2月間，李家鈺不服老上司鄧錫侯的判決，竟公然出面為羅澤洲出頭（他和羅澤洲都是軍官學校畢業(yè)生，所以又稱為“軍官系”），聯(lián)合正在自己地頭上吃閑飯的楊森向順慶進軍，是為北道之戰(zhàn)。 陳光藻戰(zhàn)敗，只得退出順慶，向鄧錫侯靠攏。但鄧錫侯財力有限，無力供養(yǎng)這支失去了地盤的軍隊，于是陳光藻便將所屬部隊五個旅約兩萬人拉去投了劉文輝——這支部隊戰(zhàn)斗力頗強，劉文輝因此實力大增。 3月，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三部又聯(lián)合出兵攻擊李、羅。勢單力薄的李家鈺、羅澤洲理所當然地吃了敗仗，丟掉了遂寧、順慶等主要防區(qū)，為生存計只得向劉湘輸誠求援。劉湘再出兵援助李家鈺，于是5月間順慶城外全川諸侯旗號云集，煞是熱鬧。 雙方見牽扯漸廣，都不打算再繼續(xù)擴大事態(tài)（主要是二劉此時都還沒有作好最后攤牌的準備），最后言和了事。 此戰(zhàn)中楊森總算趁亂搶得一塊地盤。他打著援羅的旗號，占領(lǐng)了廣安、岳池、營山、蓬安、順慶等縣，將原羅澤洲剩余的防區(qū)納入囊中，雖仍是半饑不飽，但總算稍得喘息之機。 至此，各擁兵十余萬的二劉分霸川東、西的地位已無人能夠撼動。為了簡潔明了，報刊遂將占據(jù)重慶的劉湘稱之為“渝劉”，占據(jù)省城成都的劉文輝稱之為“省劉”。 省、渝二劉共霸四川的局面遂告形成，但他們之間很快出現(xiàn)矛盾——嚴酷的事實證明，在這個糟糕的時代里，傳統(tǒng)的親戚關(guān)系也是靠不住的。 在此前一系列戰(zhàn)事中牟取了最大利益的，是劉文輝。 年僅三十五歲的他，此刻已經(jīng)官居省政府主席，同時還擁兵十余萬，據(jù)有防區(qū)七十余縣，占據(jù)了大半個四川。而且全川主要的財富之地均在他的防區(qū)內(nèi)——僅以當前實力而論，他已成為四川的頭號諸侯，而其潛力則更是可畏。 一如他自己后來所言，用三句話來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就是：“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年輕氣盛的他漸漸不屑于局促四川一隅之地，他開始興致勃勃地打量起夔門之外的世界來。 劉文輝對未來的規(guī)劃是：內(nèi)外并舉，左右開弓。一面在川內(nèi)加緊消滅敵對勢力，以實現(xiàn)統(tǒng)一四川的夙愿；一面趁滇、黔軍人內(nèi)訌的機會，扶植親己勢力，為控制西南奠定基礎(chǔ)。 而這一切，還僅僅只是實現(xiàn)他理想的基礎(chǔ)，他的最終目的是逐鹿中原。此時天下擾攘，群雄競逐，就像兩千年前的趙佗所說的那樣：“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劉文輝大概也正是這樣的心態(tài)——他的理想是成為四川的秦始皇，如果可能，他還想成為全中國的秦始皇。 要爭奪天下，首先要雄霸西南。但眼前統(tǒng)一四川就遇上了勁敵——那就是近在重慶的堂侄兒劉湘。 和這位咄咄逼人的堂叔不同，土老財一般的劉湘素來低調(diào)。他非但從來沒有想過要當秦始皇，就連當個川版的齊桓公，他也未必考慮過——劉文輝的斗爭哲學是“你死我活”，劉湘則是“我要活，大家也要好好地活”。 對于走出夔門去爭天下，他并不熱衷。1921年夏，他還是在熊克武、但懋辛的極力慫恿下，才出川去宜昌和吳佩孚打了一仗。但自從宜昌之戰(zhàn)吃了虧后，他便再也不肯輕易出川去惹是非。 而在川內(nèi)呢，他雖然號稱善戰(zhàn)，但也不喜歡挑惹事端。雖然每次都贏，但通常都會給失敗者留一條活路。這種厚道作風，讓他在諸侯中頗得好評——就連楊森這樣的老仇家，在走投無路的時候第一個想起的也還是他。 從這一點上講，劉湘倒是個很討敵人喜歡的對手。 而劉文輝則正好相反，他是那種到處惹是生非，凡事做絕，連朋友也會討厭的主兒。 首先是他積極參與夔門之外的天下糾紛，但卻連連失手：他支持云南的胡若愚，貴州的王家烈造反不說，還在1929年12月，冒冒失失地和唐生智聯(lián)名，發(fā)出“東”、“冬”兩電宣布反蔣，竟想脅迫南京的蔣校長下臺！結(jié)果因馮玉祥的西北軍不肯表態(tài)，閻老西的晉軍又按兵不動，最后唐生智很快被黃埔系打垮，劉文輝也就順理成章上了蔣校長的黑名單。 所幸此時蔣校長正忙于對付北方的馮、閻，南方的桂系等三路人馬，一時還騰不出手來修理他，劉文輝沒真正吃到苦頭，膽子便愈發(fā)大起來。 到1930年3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大聯(lián)合，與蔣校長的黃埔系軍隊展開中原大戰(zhàn)，7月間，連汪精衛(wèi)也北上北平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與馮、閻、桂聯(lián)合組織政府了——劉文輝便認為這回應該是萬無一失了，于是在9月6日又發(fā)出反蔣的“魚”電。 結(jié)果沒想到斜刺里殺出一個李逵來，9月18日張學良表態(tài)擁蔣，東北軍入關(guān)收拾局面，參與擴大會議的各路亂黨一哄而散，反蔣又成泡影。 從此懷恨在心的蔣校長，就一門心思扶植忠厚老實的劉湘，以與成天鬧騰滋事的劉文輝對抗。 除了在川外和蔣校長結(jié)仇之外，這幾年在川內(nèi)劉文輝也同樣到處得罪人——漸漸財大氣粗的劉幺爸，開始憑借自己在經(jīng)濟上的優(yōu)勢，大挖保定系另兩位大老，鄧錫侯和田頌堯的墻腳。 和劉文輝比起來，鄧、田兩位老學長都只能算是窮光蛋：此時田頌堯僅有川北二十余個貧瘠縣份，鄧錫侯雖號稱占有川中二三十個縣份，但其部下均各自為政（名義上歸他統(tǒng)轄的幾個師長李家鈺、羅澤洲、陳鼎勛等部都是形同獨立），截留稅款收入，所以鄧的軍部也不富裕。 鄧錫侯這個“不富裕”到什么地步呢？舉例來說，他手下的謝德堪旅長，就不得不經(jīng)常到牌桌上去為兄弟們籌軍餉（據(jù)說能全川能做到以賭養(yǎng)軍的，也只有腦子極度好使的謝旅長一人而已）。 于是劉文輝便憑借著經(jīng)濟上的強勢，大撒金錢收買人心——鄧錫侯手下好幾支部隊都在劉幺爸手里領(lǐng)津貼（比如說從羅澤洲手下叛離出來的陳光藻部，以及搖擺不定的陳鼎勛部等），而田頌堯也同樣屢屢中招。 1929年冬，田頌堯整頓內(nèi)部，扣押了其教導師師長王惠安，王惠安的妻弟帥國楨懼禍，遂將一團部隊拖到二十四軍駐地，投靠了劉文輝，劉文輝立委帥國楨為該軍第十三旅旅長。 田頌堯聞此大怒，要劉文輝“拿話來說”，但劉文輝置之不理，田部雖因力弱不敢激化事態(tài)，但上下對此均極為憤怒。 可劉文輝并未因此收斂，接下來又發(fā)生了“寇團事件”。田軍團長寇澄清，系1931 年從李家鈺部投過來的，但到田軍后，并未按常例被晉升旅長，因此心懷不滿。劉文輝遂加以播弄，寇團僅投入田軍數(shù)月，便在訓練中趁隙把隊伍從田軍防區(qū)腹地中江拖走，又投靠了劉文輝。劉文輝亦如前例，升他為二十四軍憲兵司令并大發(fā)獎金。 綽號“冬瓜”的田頌堯，雖然素以老實木訥著稱，但這回也終于忍無可忍了。他立即召回正在上海養(yǎng)病的副軍長孫震（田、孫兩人此前鬧了矛盾，孫拿著四十萬大洋負氣出走上海。在花天酒地之余，還通過黃埔一期畢業(yè)的侄兒孫元良與蔣校長交上了朋友。這就為孫震日后取代田頌堯埋下了伏筆），準備和欺人太甚的劉文輝拼一拼。 川事糾紛若許年，田冬瓜堂堂一家諸侯，卻還是第一回主動挑起事端，可見確實是給逼急了。 田頌堯敢于向?qū)嵙h甚于他的劉文輝叫板，倒也不完全是出于一時激憤——更重要的是，此時他已經(jīng)和劉湘結(jié)成了反劉文輝聯(lián)盟。 至1932年，四川各家諸侯的實力排名大致如下： 第一名，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及川康邊防總指揮）。軍部駐成都，其防區(qū)為西康全境及上下川南，川東的永川、江津，川北的遂寧、順慶，川西的溫江、華陽等縣，共有七十余縣，總兵力約十二萬人； 第二名，二十一軍軍長劉湘（兼任四川軍務善后督辦）。軍部駐重慶，防區(qū)為重慶、萬縣、奉節(jié)及下川東各縣，共有二十余縣，全部兵力約十萬人，兵力雖少于劉文輝，但貴在裝備精良，兵種齊全，擁有“海陸空神”四大兵種，為其他各軍所望塵莫及； 第三名，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其防地為川北二十余縣，設行營于成都，總兵力約六萬人； 第四名，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防地為川西的郫縣、廣漢、新都等十余縣，其軍部駐成都，總兵力約四萬人； 第五名，第二十軍軍長楊森。軍部駐廣安，總兵力約兩萬人； 第六名，第二十三軍軍長劉存厚（兼川陜邊防督辦）。軍部駐達縣，總兵力約萬余人； 第七名，四川邊防軍總司令李家鈺。駐蓬安周口鎮(zhèn)，兵力約一萬人； 第八名，新編二十三師師長羅澤洲。暫時沒有固定駐地，兵力約一萬人。 從上可見，劉文輝已與其他諸侯拉開了差距。由于其在防區(qū)稅收上占有巨大優(yōu)勢，而且這個差距還在不斷擴大中，所以他并不急于挑起全面戰(zhàn)爭，再耗上三五年對他最為有利——而其他各軍則處于擴充便要挨餓，停滯更要挨打的兩難境地。 其他諸侯雖在財政收入上已無法與劉文輝相提并論，但他們暫時在總兵力上占有優(yōu)勢，因此急欲挑起爭端，以求盡早削弱“多寶道人”，防止出現(xiàn)一家獨大的局面。而其中，又尤其以排名后三位的楊、李、羅三家最為急迫，為此他們甚至不惜以倒向宿敵劉湘為手段。 楊、李、羅如此猴急是有道理的。他們在此前的上下川東和北道之戰(zhàn)中，被二劉大大削弱，尤其是劉文輝，更是咄咄逼人，連“遂寧王”手里的遂寧、“順慶王”手里的順慶也給奪了去——打人也不要打臉嘛！ 所以，此時這三家諸侯不但怨恨已極，而且已近無立錐之地，他們反正一無所有，也就不怕天下再亂一些。事實上，川局重新洗牌，對他們來說反倒是翻身的好機會。 但盡管楊、李、羅最為猴急，就憑他們那點可憐的實力，已經(jīng)不足以影響大局，所以他們把希望寄托到了同樣深感劉文輝威脅的劉湘身上，紛紛向劉湘表示，愿意替他在反劉文輝戰(zhàn)爭中打頭陣 然而劉湘也很清楚，單憑他的實力，即便再加上楊、李、羅三個不中用的幫手，也絕不是保定系的對手。 但劉湘也有一手好牌：在此前的下川東之戰(zhàn)中，他雖然把資中、內(nèi)江、隆昌、榮昌、永川等防地一股腦地送給了趁火打劫的劉文輝，以至于成為“巴壁虎”，但卻在此后擊敗楊森，攫取了全部下川東地盤。從此他便掌握了川江航道的控制權(quán)，牢牢扼住了這條四川諸侯外購軍火物資的大動脈。也就是說，雖然劉文輝有錢，但他劉湘卻可以讓這位堂叔買不來一顆子彈。 所以劉湘此刻便雙管齊下，一方面自己大買飛機、軍艦（說來慚愧，不過就是法國人的淘汰貨），一方面卻嚴禁其他各軍，尤其是劉文輝部輸入與擴充軍備相關(guān)的一切物資——這一手，可是把劉文輝氣得牙癢癢的。為了緩和叔侄關(guān)系，他親自跑到重慶和堂侄兒談判，大打親情牌，但最終卻無功而返。 除此之外，劉湘還利用劉文輝與田頌堯、鄧錫侯兩部的矛盾，積極分化保定系，三方使節(jié)往來不絕。而劉文輝也隨即以牙還牙，大挖劉湘的墻腳——劉湘手下的范紹增、藍文彬都收到劉文輝送來的巨款，范哈兒得了四十萬元，立刻報告劉湘，劉湘便讓他拿著這筆錢去上海玩耍。而藍文彬拿錢之后一聲不吭，立被劉湘解決。而同時，劉文輝手下的張志和、陳鳴謙等師旅長，也收到了劉湘送來的款項——張志和不祥，陳鳴謙則據(jù)說前后收了劉湘三十余萬元。 于是二劉關(guān)系日趨緊張：劉文輝向各界抱怨他向國外購買的軍用器材、工業(yè)用品等在渝萬航道中被扣（照例是劉湘不出面，由駐萬縣的王陵基出手）；而劉湘也到處對親戚朋友訴苦，稱小六叔對他使用巫蠱之術(shù)，害得他大病一場（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了，這種理由也虧他想得出來），而五叔劉文彩甚至還派人赴渝謀刺他……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田頌堯當然很清楚這一點。 所以怒火沖天的他立刻同意與劉湘結(jié)成反劉文輝同盟。而號稱“水晶猴子”的鄧錫侯，也因為自己部隊屢屢被劉文輝策反分化，因而同情田，明里宣布中立調(diào)停，暗地里卻授意其所屬的江防軍黃隱部，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反劉文輝的行列——時人對此的評價是：“君侯不愧號水晶，半用調(diào)停半用兵。刀打豆腐光兩面，輸也吃糖何況贏！” 連保定系和自家人都明里暗里希望劉幺爸吃點苦頭，劉文輝的倒霉自然在所難免了。 所以田頌堯估計，只要他態(tài)度強硬一點，把部隊拉到成都城外虛轟幾炮，不利于即刻開戰(zhàn)的劉文輝就必然會有所退讓，這樣既不破壞保定系對速成系的優(yōu)勢地位，也有利于自家的發(fā)展。 于是，1932年10月前后，田頌堯便調(diào)集本部三十余團的兵力，向德陽、新都、成都等地集結(jié)，準備向劉幺爸武裝示威。兩軍在城內(nèi)各街區(qū)遍筑工事，居民一日數(shù)驚，戰(zhàn)事一觸即發(fā)。 唯恐保定系不亂的劉湘，也特派參謀長張斯可，坐鎮(zhèn)成都。此時田、劉已達成協(xié)議，雙方同時從東、北兩方進攻劉文輝。因此張斯可在成都的主要任務，就是督促并確保田、劉開戰(zhàn)——保定系大內(nèi)訌不開始，劉湘絕不敢輕舉妄動。 然而此時田軍的決心，卻很是混亂。 副軍長孫震是最積極的主戰(zhàn)派，師長董宋珩等則較為溫和，至于中下級軍官，他們對打仗完全沒有興趣。而田頌堯本人，則猶豫不決，既想要找回面子，但又不愿把仗打得太大，完全寄希望于劉文輝的主動退讓。 就在田軍集結(jié)好了兵力，卻又遲遲不肯大舉發(fā)動的時間差里，劉文輝也迅速完成了兵力集結(jié)。事實證明，田頌堯完全錯估了這位小師弟的決心：劉文輝對田軍威脅反應相當強硬，他罔顧劉湘在東線的進逼，急調(diào)駐防江津的張志和、駐防順慶的陳光藻兩師，放棄防地兼程西上成都。硬擺出一付寧可便宜劉湘，也要集中兵力先打垮田軍的姿態(tài)。 就這樣，田頌堯誤判了劉文輝，而自負的劉文輝則誤判了整個棋局。一場導致保定系徹底分裂的大沖突，已不可避免。 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需要田頌要去考慮要不要把事情鬧大了，在劉文輝主力趕到后，實力處于下風的田軍已完全處于被動態(tài)勢。 而此時的劉文輝，也絕不是個肯與人為善的主兒。 田軍與江防軍在成都西郊土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聯(lián)軍，以田軍副帥孫震為西路聯(lián)軍總指揮，兩軍在雙流、新津道上首先展開攻勢，以切斷劉軍后方聯(lián)絡線，然后再聚殲其城內(nèi)部隊，并以駐防灌縣的江防軍龔渭清旅進攻崇慶、溫江作為策應。 1932年11月中下旬，雙方全面開戰(zhàn)。 首先與劉軍打響的，是布置在西線的黃隱江防軍各部。江防軍刁文俊、劉應龍兩旅在箕頭橋與劉軍傅淵希、劉元塘兩旅接觸，未及展開即被擊潰。計劃出擊崇慶、溫江的龔渭清旅雖一度占領(lǐng)崇慶，但勢成孤軍，也隨即退回。江防軍各部紛紛退往郫縣、彭縣，田軍各部也退守新都和成都北門的簸箕街、迎息樓一帶。劉軍乘勝繞道成都城北，奪取了鳳凰山、天回鎮(zhèn)等北線要點，完全切斷了成都周邊田軍與其川北根據(jù)地間的交通聯(lián)系。 至此，劉軍的企圖已相當明顯——聚殲田軍于成都城內(nèi)。 在此同時，城內(nèi)兩軍也開始交火。 雙方自城內(nèi)新東門至老西門一線，全線展開爭奪戰(zhàn)，爭奪的焦點，是皇城內(nèi)接近后子門的煤山。 成都城地處平原，本無山丘，這座煤山乃是由歷年煤渣堆積而成，高僅兩丈余。雖然山勢不高，但煤山所處的位置卻極其敏感：如果它為田軍占據(jù)，則劉文輝設在將軍衙門的軍部及其陜西街公館即在田軍迫擊炮射程之內(nèi)；而如果劉軍占據(jù)此地呢，他們也同樣可把炮彈打到田頌堯設在山西會館的軍部（事實上田頌堯此時已把軍部遷到了文殊院）及其東二巷公館。 因此，雙方軍隊都急欲占領(lǐng)此處，以至于在如此彈丸之地，竟各集中了三、四個團以上的兵力（田軍方面投入的，就抗戰(zhàn)中死守藤縣的王銘章師），沖殺達四、五晝夜之久，周邊民房全成瓦礫——所以戰(zhàn)后成都市民極其惱火，大家自行動手，將這座惹禍的小山拆平了事。 此戰(zhàn)，田軍自旅長鐘光甫以下，傷亡一千一百余人，雙方合計傷亡當在兩千以上。戰(zhàn)至最后，雙方均無法控制這一要點，遂由鄧錫侯出面調(diào)停，二十八軍部隊以中立身份進駐煤山將兩軍隔開，這場戰(zhàn)斗才算了結(jié)。 煤山之戰(zhàn)，田軍還勉強和劉軍打了個平手，但在其他戰(zhàn)場上，實力處于下風的田軍就沒這么好的手氣了。 就在城中巷戰(zhàn)開始的次日晨，劉軍即在成都東郊對田軍發(fā)起了進攻。劉軍投入了剛從江津趕來的張志和師約十個團，而田軍則僅有守沙河堡的楊哲遠和守兵工廠的秦奎元這兩個旅。田軍兵力遠遜，對戰(zhàn)事的準備也不足，僅抵抗到黃昏后便退入新東門內(nèi)，東郊兵工廠等要地全為劉軍所控制。 東線劉軍隨即由猛追灣北上，與自西線北上的劉軍會合，開始自西、北、東三面，圍攻固守成都北門外簸箕街的田軍。 簸箕街東端的迎息樓正面，戰(zhàn)況最為激烈。劉、田兩軍大部投入此處，田軍副帥孫震親臨指揮，雙方對峙三四晝夜，田軍傷亡慘重，邵興發(fā)、張英等兩個團長陣亡，至12月初，田軍無力支撐，只得全部退入城中。 此時田軍困集于成都城內(nèi)西北一隅之地，通往川北根據(jù)地的北道交通已斷，勢成甕中之鱉。田頌堯沮喪不已，孫震雖然還在給將士們打氣，說什么老子“絕不從上海回來做俘虜”之類的狠話，但也已無計可施。 在鄧錫侯的調(diào)停下，已徹底泄氣的田頌堯與鄧、劉達成協(xié)議，愿意交出部隊，分由二十四、二十八兩軍收編。田本人赴鄧公館避難，軍中旅長以上職務者分別安插，團長以下者則帶隊到指定地點聽候改編。這在當時，是戰(zhàn)勝的諸侯對失敗者最通常處置方式，所以各方頭頭對此均無異議。 然而誰也沒想到，這回卻出了點小插曲。 當鄧錫侯帶著二十四、二十八兩軍的一批高級將領(lǐng)前往尚在田軍控制下的北門視察時，忽被田軍屯殖司令部警備大隊長馬驥張扣留，關(guān)押于火神廟內(nèi)。據(jù)說是田軍中下級軍官對協(xié)議不滿，因此寧可死戰(zhàn)突圍，也絕不肯投降任人宰割——因此他們便順手扣押了一批人質(zhì)，準備實在突圍不成就同歸于盡。 話雖是這么說，但就筆者一點淺見，號稱“水晶猴子”的鄧錫侯，怎么會笨到人家還沒放下槍械，就主動上門讓對方當人質(zhì)抓的地步？更何況，此時田軍投降在即，其防地有什么好視察的，值得鄧軍長心急火燎地親自出馬？而且他還順手把劉文輝的親家翁，二十四軍前敵總指揮，川康邊防軍第一師師長冷寅東也帶上，就更像是要挾劉文輝必須贖票的意思了。所以，這出戲怎么看也像是一場雙簧。 而另一方的雙簧演出也同樣逼真：田頌堯自稱已放棄指揮，不能負責；孫震則一面表示強硬，一面大作順水人情…… 于是，鄧錫侯便在田軍將士的“威脅”下，“無奈”地同意出面同劉文輝磋商，另訂解決方案，遂被放走。 劉文輝未嘗不疑心這出戲的真實程度。 但此時他有人質(zhì)在田軍手中，而劉湘也已在東線發(fā)動攻勢，二十四軍連連喪師失地。因此成都戰(zhàn)事他更是拖延不起，只得借坡下驢，同意參加在鄧公館內(nèi)舉行的三軍長會議，重訂解決辦法。 于是田、劉成都之戰(zhàn)，最終以三軍長把酒言歡，保定系在場面上重歸于好而告結(jié)束。當然了，作為失敗者的田軍，雖然得到了寬大處理，但仍被逐出成都，大部退往新都，僅留一個團駐成都。而勝利者劉文輝呢，他也即刻將其二十四軍主力東調(diào)川中的井研、榮縣及資中、內(nèi)江一帶，迎擊西進的劉湘。 “田、劉”成都之戰(zhàn)結(jié)束，保定系徹底分裂，而“二劉之戰(zhàn)”，則全面爆發(f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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