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當了和尚，那就撞好自己的鐘

　　我首先代表北大法學院祝賀首屆中國法治論壇開幕，并預祝成功。

　　同時，作為第一屆“錢端升法學研究成果獎”的獲獎者之一，我感謝各位評委；感謝多年來一直以各種方式——包括批評——支持我的學界朋友和同志，首先是但不僅僅是法學界的；還要感謝廣大的讀者。我會繼續努力，堅持對中國社會和法學的忠誠、自信、好奇和敏感，深入地研究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追求理論的一般化，拿出更多像樣的學術產品。

　　說到像樣，是因為，盡管敝帚自珍，我卻對自己的包括《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在內的諸多著作，并不那么滿意。這不是謙虛，也不是矯情——在修訂版的《序》中，我就曾概要指出了該書錯失甚或避開的一系列學理問題；而是始終糾纏我的、11年前我在《自序》中提出的那個問題：什么是你的貢獻？如果說11年前這個問題還不那么明朗，今天這個問題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前天晚上，我看到最新一期美國《時代》周刊（2007/1/13），封面故事是“中國：一個新王朝的黎明”，作者沒有虛張聲勢，也沒有討論中國威脅，而是通過一系列細節和宏觀分析，討論“中國世紀”（the Chinese century）的到來。我并不把這些分析和斷言都當真，只是再一次感到，我們必須清醒意識到迫在眉睫的我們的歷史責任。

　　責任是雙重的：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國法治；然后，并且在這一基礎上，還有中國法學。

　　中國的法治任務艱巨，首先因為我們正經歷著中國和人類歷史上的空前變革?？涨霸诖瞬⒎且粋€修辭，而是各種制約條件決定的：960萬平方公里，13億人口，56個民族，50％幾是農村人口，同時伴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完善、現代化、快速的社會變遷和高速的經濟發展，但自然資源非常有限，我們只能和平崛起——這意味著我們只能主要依靠國內資源和互惠的國際貿易來發展，外部還有諸多大國的猜嫉、擔心和限制。所有這些制約與其他發達國家社會轉型時的制約有明顯不同，這決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特點，也會規定中國法治的一些特點。上述變量中，有些可能成為中國法治發展的有利條件，有的則是不利條件，有的則既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條件。例如，中國的地廣人眾民族多、各地發展不平衡，就決定了法治很難統一，地方保護難免，需要應對更多的特殊性，必須平衡各種群體的和地域的利益，要花費更長的時間，要有更多的投入；但這也創造了各地社會、經濟和法治實驗以及制度競爭的可能性，而小國就不可能。又比如，全球化使我們可以直接并全面借鑒國外的法治經驗教訓，但也完全可能使我們忽略了細致考察中國法治發生和運轉的語境，低估了制度的路徑依賴，容易發生20世紀一來一直困擾中國的教條主義，對自身的制度創造力和學術創造力、對中國經驗缺乏足夠的自信。

　　中國法治另一個艱巨任務在于防止各種類型的腐敗。法治的基石是人們相信政府和法律是公正的，規則是普遍的，因此才愿意借助法律解決各種糾紛。腐敗摧毀的卻恰恰是這種信任；而如果缺少了這種信任，那么我們所做的一切法治努力都毫無意義。《論語》中子貢問如何治理社會時，孔子回答的三項要務是足食、足兵和取信于民，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眾的信任，因為“民無信不立”。但是近年來，在法治進程中的諸多爭論，無論圍繞立法還是針對個案，除了法學理論或民粹主義的因素外，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會中的腐敗已經嚴重損害了民眾對法治的信任。腐敗已經成為法治建設的最大威脅。

　　鑒于這兩點，我們必須身體力行，持久努力，追求中國的法治。但我們還必須牢記，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國的法治，這一點并不由法學家說了算，最終得由包括我們在內的全體中國公民的社會實踐說了算。中國的法治一定要能夠有效回應中國公民日常生活中的重大常規問題，盡管不可能是所有問題；必須與中國普通公民內心關于何為社會正義和良好秩序的感受基本一致，盡管未必能完全一致；它還必須在中國社會現有的資源和財政條件下能夠長期實踐，而不是一時的光鮮。因此，重復我過去的話，法治是一個民族的事業，是一個實踐的事業，是一個世俗但不卑俗的事業。我們當然有也必須有理想、勇氣和決心以自己的法律實踐和知識來影響整個社會，推動法治發展，但沒有理由認為法學教科書已終極真理。我們必須在，也只能在，中國的法治實踐中不斷學習和完善；在中國，為了這塊土地上的廣大人民，創造一種凝聚了并基于現代中國社會共識的法治，而不是符合某個先驗理念的法治——那樣的法治沒有社會根基，而且會很危險。這就是我為什么一直強調法治的本土資源的真正意義。

　　有些法律人會懷疑這表明了中國法治的不完善，不是“原裝”，甚或是贗品。這種觀點站不住腳。就法治發展路徑和法治穩定形態來看，沒有哪一個發達國家是相同的，最多只有一種由法學家構建起來的“家族相似”。即使同為普通法國家，例如，英國是君主立憲、議會至上加內閣制，美國則有三權分立和司法審查。差別可以歸結到傳統，但什么是傳統，傳統不就是各國針對本國具體問題的制度和經驗累積嗎？英國當年就必須回應皇室問題，而美國從一開始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只要看到了這一點，那么，第二，中國的法治，可能不是原裝，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卻表明它不是盜版，有原創性，有中國的知識產權。她可能恰恰體現了中華民族對于人類的制度貢獻，表現了人類自由和創造性的必須。

　　我其實從來不在乎是原裝還是原創。真正讓我在乎的一直是，這個法治是否有利于和促進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繁榮、和諧和福利。這是衡量中國法治成功與否的標準。至于她是否原汁原味地拷貝了某個外國法治實踐和制度，是否精確體現了某個學者甚或某個學派的理論和概念，則并不那么重要。既然我們面臨的是一個中國和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社會變革，一場將注定偉大的制度建設，那么不管我們想或不想，都一定要有所創新，也就是“走樣”。我們因此必須有開闊的宏觀視野，必須適度地——至少在某些時候——跳出法律的和法學的領域，從中國社會和法治實踐中，從中國民眾以各種方式表達的法治偏好中，不斷校正我們的法治建設、構建法律理論的基準線；僅僅是本本主義、法條主義、法律職業主義是遠遠不夠的。法治，是個將由一系列具體微觀制度構成的系統，它必須通過社會實踐和接受來證明它的生命力，證明它地正當性和合法性。

　　我強調了法治實踐的重要；但對于中國的長遠發展，法學的發展也具有深遠意義。法學和法學研究本身就是中國法治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不應將之等同于中國法治，甚至未必應期望它總能強有力地影響中國法治；理論的貓頭鷹總是在黃昏起飛的。從長遠來看，中國的法學必定附著于中國的法治實踐，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和政法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要與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實踐保持契合和和諧。并且，隨著中國的崛起，它最終還將構成中國的軟實力。

　　這一點對于大國非常重要。在國際法上，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但在文化和學術上，尤其是在法學上，可能并非如此。小國的法治基本上只有法律實踐問題，它們的法學基本附屬于其所附著的文明大國或文明中心，很難產生什么有影響的系統的法學理論。這不是說小國不會產生天才的學者，會的；但天才也要有重要的社會和制度問題作為其思考的對象和背景。中國不同。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影響廣泛的文明大國，隨著當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國的影響力也正在日益增加。很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今天視為不規范的某些中國法律實踐會獲得正當性，消解基于目前的法學理論而發生的各種懷疑——英美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就最終消解了邊沁對普通法的批判、消解了韋伯的“英國法”問題，當代中國的成功經濟改革也消解了一度被人迷信的“大爆炸”理論。但是，一國社會發展和法治實踐的成功還不能完全替代法學理論的貢獻。如何在當代中國的崛起中系統總結和有效解說中國的經驗，凝聚這個民族的共識，做出法學理論的回應和貢獻，這是中國法學人必須面對和承擔的歷史責任。

　　我個人大膽預測，在未來的二十年間，法學世界很可能逐步形成歐陸、英美和東亞三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但又相對分立的主要市場，分別可能以德法、美國和中國為市場的中心。盡管中國目前法學的平均水平或總體水平還偏低，更多是學術的引進和移植，最多也只是一些常規性研究，但中國的法學發展也有一系列得天獨厚的資源和條件：中國發展的具體時空會提出或更容易凸顯一些在其他國家難以彰顯的問題，問題更多，更復雜，更多糾纏，需要更精細的分析、剝離和協同努力，中國法學研究市場巨大，研究人員眾多，容易形成學術研究的規模效益等等；在日益增加的國際學術交流背景下，這些以及其他因素都會促使中國法學市場競爭更激烈、學術產業規模更大、專業分工更細，因此學術創新和貢獻的可能性也更大。

當然，這只是可能性；實現則需要中國法律學人的長期努力和不斷提升。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看到，在今天，能夠擁有這些資源和條件，已經有了一種潛在的學術優勢。可以設想嗎？在今天的學界，研究瑙魯或湯加或斐濟的法治，可能出現一個有影響的法學家或法學流派嗎——即使研究者非常有能力，學術規范完全同西方接軌？學術世界其實是文明大國主導的，這未必因為大國的學者更聰明，而是因為大國的問題影響范圍更廣，更有世界意義，一定會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包括本土的和外來的。

　　只要我們略微留心一點，就可以看到，在過去十多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香港、臺灣學者加入了中國大陸的學術研究，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已經成為中文法學共同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來華訪問研究的國外或境外學者的數量、國外法學院中研究中國法的學者的數量以及開設中國法的數量，都在增加。更重要的是，盡管仍然存在許多問題，當代中國的法學研究也有了某些明顯的積極變化：學術專著的產出增加了，針對問題而不是針對領域或教義的研究增加了，有關方法論的研究增加了，實證研究、經驗研究和多學科研究的成果增加了，專著和論文引證而不是教科書引證增加了，基于學術的批評而不是基于政治觀點的爭論也在逐步增加。我們可以說，經過了20多年的努力，中國法學就總體而言已經走出恢復性發展，有了比較扎實的學術根基，有了更多學術創新的可能。

　　我們趕上了這個時代，我們也選擇了這個職業。“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應當成為我們的座右銘。既然我們做了和尚，那就撞好自己的鐘；而且只要做一天和尚就要撞好一天鐘。這其實是幸運的。想想錢端升先生以及中國近代以來幾代法學學者，他們曾何等才華，何等真誠，何等自信，又何等勇敢？他們期盼過，但何曾有過今天中國這樣的歷史時刻和社會條件？這是近200年來中國最充滿希望的一個時刻。我們應當努力、忠誠、清醒和自信，對于中國的未來，對于我們的事業！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