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概說

      
       二、漢字的結(jié)構(gòu)
　　
我們知道，漢字是屬于表意體系的文字，字形和字義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倘若我們能對漢字的形體結(jié)構(gòu)作出正確的分析，那么對于我們了解和掌握漢字的本義和引申義，特別是對于我們閱讀古代文化典籍有著極大的幫助。
　　一提起漢字結(jié)構(gòu)，總離不開“六書”之說。所謂“六書”，就是前人分析漢字結(jié)構(gòu)所歸納出來的六種條例。“六書”這個名稱，最初見于《周禮•地官•保氏》；“六書”的細(xì)目，始見于西漢劉歆的《七略》。用“六書”分析漢字的結(jié)掏，是從漢代古文經(jīng)學(xué)家發(fā)端的。
　　我國歷史上關(guān)于“六書”的說法很多，但就其名目和名目的次序而言，主要有三家。
　　第一家是東漢的班固。他在《漢書•藝文志》里說：“古時八歲入小學(xué)，故周官保氏掌教國子，教之以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zhuǎn)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第二家是東漢的鄭眾。他在《周禮•地官•保氏》注中說：“六書，象形、會意、轉(zhuǎn)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第三家是東漢的許慎。他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zhuǎn)注、六曰假借。”
　　過去的學(xué)者，通過對這三家說法的比較，大都采用了許慎的名稱，這不僅因為他對。六書”的名稱都有具體而詳細(xì)的解釋，同時他還有我國分析研究漢字的第一部專著《說文解字》。而在次序上呢?則大都采用班固的說法。因為漢字是起源于圖畫。象形、指事、會意都和圖畫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所以圖畫在前；而有標(biāo)音成分的形聲字則是在象形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這也是符合由表意到標(biāo)音的文字發(fā)展規(guī)律的，所以形聲字在后；假借則只是有讀音上的聯(lián)系，與字義毫不相干，所以放在最后。可見，這種次序的排列是很有道理的，于是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后世大家所公認(rèn)的“六書’的名稱和次序：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zhuǎn)注、假借。

　　應(yīng)當(dāng)說明，“六書”是古人根據(jù)漢字結(jié)構(gòu)歸納出來的漢字構(gòu)造結(jié)論，而決不能認(rèn)為我們的祖先是依照這六條法則來創(chuàng)造漢字的。班固在他的《漢書•藝文志>中說，“六書”是。造字之本”。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嚴(yán)密的。實際上，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才是造字之法，而轉(zhuǎn)注和假借是不能產(chǎn)生新字的，它們僅是用字之法，和漢字的結(jié)構(gòu)不發(fā)生聯(lián)系。
　　下面對“六書”進(jìn)行具體的分析：
　　(一)象形。
       顧名思義，“象形”就是像實物之形。也就是把客觀事物的形體描繪出來的意思。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得精湛：“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所謂“隨體詰詘”，也就是隨著物體的自然形狀，彎彎曲曲地描繪出來。如“日”、“月”就很像一輪紅日和一彎新月高懸太空。再看“山”的甲骨文字形，當(dāng)中一峰突起，周圍群嵐環(huán)抱，頗有一點“遠(yuǎn)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味。“州”字也很有意思：甲骨文和金文都是三條曲線，表示波濤洶涌的流水，其中間的小圓圈或小黑點，表示水中的一塊陸地。《詩經(jīng)》的開卷第一首就是“關(guān)關(guān)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個“州”，就是“雎鳩”在河中棲息繁衍之地。再比如，我們常說，說話提意見都要“有的放矢”，那么這個“矢”為什么當(dāng)“箭”講呢?請看甲骨文“矢”字的上部為鋒利的箭鏃．中為箭桿為搭弦的尾翎。可見“矢”就是“箭”的象形字。
　　從以上的字例看，象形的定義和例證是不難理解的。但這里還要說明兩點：第一，有人認(rèn)為象形字有“因形知義，因義知音”的優(yōu)點。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我們知道．思維和語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一個象形字，哪怕是最接近于圖畫的象形字．也必須首先通過語言讀出音來，才能表達(dá)概念。那種“因形知音”的主張，其實質(zhì)就是把語言和思維割裂開了。第二，既然象形字要符合“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要求，這種造字法就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僅書寫麻煩，而且形體也往往不統(tǒng)一。所以，在漢字的發(fā)展過程中，象形造字法在各種造字法的比較下越來越趨于劣勢，最后只能被有標(biāo)音成分的、產(chǎn)字最多的形聲法所代替。

 

      三、漢字的形體演變
      從成體系的漢字算起，漢字的形體演變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了。這個演變大體上可以分為七個階段。
　　(一)甲骨文。
      我們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成體系的漢字材料就是甲骨文。所謂“甲骨文”，就是殷商時代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
公元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在河南省安陽縣城西北五里路的小屯村發(fā)現(xiàn)了甲骨文。根據(jù)考古證明，小屯村附近就是殷王朝的首都。經(jīng)過80年的不斷挖掘，獲得有文字的甲骨大約有十六七萬片。在考古學(xué)家的長期研究中，積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對3500多甲骨文字，已經(jīng)考釋出2000個左右。不認(rèn)識的字多是人名、地名、族名等。
　　奴隸時代的殷王朝是非常崇拜神的，每逢一事，總要問卜。比如出外田獵，設(shè)祭祈年，操戈征伐，風(fēng)雨晦冥等都要問卜從已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可知，甲骨文主要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過的龜甲和獸骨上的記錄，所以人們通常稱它為“卜辭”。郭沫若同志的《殷契萃編》和《卜辭通纂》，就是研究甲骨卜辭的專著。

　　甲骨卜辭中所用的字是很有限的，有一些字可以肯定地說在甲骨文時期就已經(jīng)有了的。可是因為在卜辭中沒有用到它，所以它就至今沒有問世。比如“民”這個字，在周朝初年的青銅器上曾多次見到，都是用一把錐子刺瞎一只眼睛的意思，所以“民”就代表上古的奴隸。但“民”字在甲骨文中卻至今還沒有發(fā)現(xiàn)。
　　甲骨文的特點，主要有三：
　　(1)形體不固定，筆畫有多有少，寫法有反有正。　　
　　(2)行文的程式不統(tǒng)一。從左到右的、從右到左的都有，所以讀起來也相當(dāng)困難。
　　(3)因為文字是用鋼刀和石刀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所以筆畫細(xì)而硬，而且多用方筆，圓筆很少。
　　另外，根據(jù)考古分析，在殷商之時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還有竹書和帛書。因為在甲骨文中已經(jīng)有“冊”字了，很像韋編的竹簡的樣子，另外也還有“典”字了，很像兩手捧著“冊”的樣于，所以后世稱重要著作為“經(jīng)典”。那么為什么至今尚未見到殷朝的竹木簡書呢?這是因為竹木在地下埋藏3000多年很可能早就腐朽了。
　　(二)金文。
      金文是指鑄刻在銅器上的文字。古代人稱銅為“吉金”，故稱銅器上的文字為“金文”。銅器中又以鐘和鼎較著名，因此金文也叫“鐘鼎文”。另外還有。銅器銘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識”等名稱。
　　周代的文化比段代的文化繁榮得多，典籍文物極為豐富。周人也不像殷人那樣相信鬼神，所以甲骨卜辭也就讓位于金文了。
　　金文，當(dāng)然殷代末期也有，但畢竟很少，所以金文主要還是指周朝青銅銘文。周代不僅銘器的數(shù)量多，而且銘器上的字?jǐn)?shù)也多。比如西周第二個帝王成王誦時的《令彝》有187個字；西周第三個帝王康王釗時的《大盂鼎》有291個字；西周第卜二個帝王宣王靖時的《毛公鼎》有499個字。這樣的洋洋大觀在殷代是根本沒有的。
　　在西周的時代，銅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而對這種器皿，不容許諸侯大臣有鑄造權(quán)。可是到了東周，諸侯稱霸力政，青銅器物可以任意鑄造，而王室之器倒是幾乎絕跡了。從字的形體上看，也有很大的發(fā)展。特別到了戰(zhàn)國的時候，南方吳、越、楚等國的文字還增加了不少類似鳥蟲的裝飾成分，這就是所謂。鳥蟲書”、“繆篆”，比如“楚”字“王”字就是。

從內(nèi)容上看，銅器上的文字主要是記載這件器物為誰所有，有的記載戰(zhàn)功，祭祀以及受王的賞賜等。
　　從形體上看，金文是承甲骨文而發(fā)展起來的。在筆畫和結(jié)構(gòu)上比甲骨文簡單些，其特點主要有三：
　　(1)曲筆較多，線條粗而自然，字形趨向工整。
　　(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還可以修改，所以字形顯得渾厚質(zhì)樸，不過到周朝末年便趨向流利秀拔。
      (3)字體多不固定，一個字往往有多種寫法。比如“射”字像弓箭形，第三種寫法的后面還有一只手。“蟲”字像蟲子彎曲形，第三種寫法的上面還有兩只眼。
　　另外，在解放前的長沙地區(qū)還出土過帛書，是楚國墓葬晶。令人氣憤的是這件國寶在1946年被中華民族的敗類賣給了美國人，后來藏在美國的耶魯大學(xué)的圖書館。至于簡書、印璽文、陶文、貨幣文，兵器刻款等，解放后在長沙、信陽等地曾多次發(fā)現(xiàn)，不過多屬于草率急就的文字，遠(yuǎn)不如鐘鼎文那樣工整。
　　(三)篆書。
      對于“篆書”這個名稱，歷來就有爭論。郭沫若同志說：“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椽，音院，古代官署屬員的統(tǒng)稱。)這就是說，所謂“篆書”，其實就是“椽書”，也就是“官書”。
　　在秦始皇時代，官事頗多，官書浩繁。在《史記-秦始皇本紀(jì)》中有這樣的記載：“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dan擔(dān))是120斤，可見秦始皇一天要親自過目120斤用竹木簡寫成的官文書。這些“官書”就是“篆書”。但當(dāng)時還沒有這個名稱，直到漢代的“隸書”出現(xiàn)以后，才把以前施于官掾的“文書”叫做“篆書”。所以“篆書”是對“隸書”而言的。篆書可分為“大篆”和“小篆”兩種：
　　(1)大篆——許慎說：“宣王太史籀(音宙)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說文解字•敘》)班固也說：“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其六篇矣。”(《漢書•藝文志》)這些說法比較可靠，因為宣王是周朝的中興之主，他在位的四十六年，做到了“內(nèi)修政事攘夷狄”。所以當(dāng)時有對文字進(jìn)行整理和統(tǒng)一的良好條件。
    大篆的真跡就是“石鼓文”。唐初在陳倉(今陜西寶雞)發(fā)現(xiàn)了十個像鼓子一樣的石墩子，上面刻有文字，人們稱之為“石鼓文”。其內(nèi)容是記載田獵之事，并且是用韻文寫成的。從字形上看與殷周古文不同，而與小篆倒是很接近。比如是、庶、吾三個字，石鼓文的寫法與小篆的寫法相類似。
    大篆的特點：1．線條化達(dá)到了完成的程度，線條均勻而柔婉。2．結(jié)構(gòu)比較整齊，打下了方塊漢字的基礎(chǔ)。3．同一個器物上的異體字幾乎沒有。4．筆畫較繁，書寫不夠方便。
    《說文解字》根據(jù)殘存的九篇大篆，收進(jìn)了223個“籀文”(即大篆)，這也是我們現(xiàn)在研究大篆的重要材料。
      (2)小篆——春秋戰(zhàn)國時，各國的文字形體大不一樣，這與“諸侯力政，不統(tǒng)于王”有關(guān)，形成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局面。許慎說：“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xué)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說文解字-敘》)這段話是說，秦統(tǒng)一了中國后也統(tǒng)一了文字。小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成的。這些看法很有道理。但決不能說小篆是出于李斯一人之手，他很可能主持過文字的統(tǒng)一工作。大篆變?yōu)樾∽饕ㄟ^三種方式：

在以上這三種變化方式中以省變?yōu)橹鳎@是符合漢字由繁到簡的發(fā)展規(guī)律的。
　　《說文解字》是典型的小篆體，線條規(guī)整，書寫美觀。如《泰山刻石》、《瑯邪臺刻石》、《之罘(fu浮)刻石》、《嶧山刻石》等，相傳都是李斯的手筆。
　　(四)隸書。在秦朝初年，官書都是用小篆書寫，而在民間通行的卻是所謂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草篆”。這種草篆的特點是：筆勢趨直，筆畫趨簡，書寫方便，當(dāng)時的帝王秦始皇卻是鼓勵人們寫隸書的初成字——“草篆”。隸書是由草篆演變而成，那是肯定無疑的。但晉衛(wèi)恒在《四體書勢》中說，隸書為下杜人程邈所作，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也肯定地說隸書是程邈所創(chuàng)，其實這都是一種傳說，不可置信。程邈很可能是最初用草篆呈文而受到秦始皇獎勵的“徒隸”(管獄訟主事的小官)，他決不可能是隸書的創(chuàng)造者。因為字的一種形體，決不是一個人一時所能造出來的。這與文字“決非倉頡一人所造”是一個道理。
　　隸書始于秦朝而盛于漢朝，所以隸書也稱為“漢隸”。經(jīng)過西漢二百多年到東漢時隸書才算完成了。象形的面貌消失，使文字完全失去了圖畫色彩，變成了純符號性的交際輔助工具。
隸書和小篆有何區(qū)別，以下作個比較：
　　通過以上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從小篆變到隸書：在字形上，變圓形為方形，在線條上，變弧線為直線，在筆畫上，刪繁就簡。這種變化就稱為“隸變”。“隸變”是漢字發(fā)展史上一大進(jìn)步，是了不起的一大飛躍。如果要把漢字的形體分為古今兩大類的話，那么隸書以前叫做“古”，隸書開始而后就叫做“今”。所以“隸變”是古今漢字的分水嶺。
　　(五)草書。
      《說文解字•敘》說：“漢興有草書。”這個說法是正確的，草書是跟漢隸并行的一種字體，是漢隸的潦草寫法。這種字體求快求速，筆勢連綿，能夠初具漢字的輪廓也就夠了，在衛(wèi)恒的《四體書勢》中說，草書是漢“章帝時(公元76年一公元88年)齊相杜度，號善作之。”這種觀點顯然是荒謬的，草書的形體也決非一人所造。所謂“章草”，可能是在章帝時開始使用。但是它的創(chuàng)造者仍然是勞動人民，最初的流行也仍然是起于民間。
　　草書到了后來，簡直越草越兇，龍飛鳳舞，信筆所之。有些宇除了書寫者外，誰都不認(rèn)識。石梁的《草字匯》，收集了晉朝大書法家王羲之的草書，單一個“書”字就有五種寫法。到了唐朝，書法家張旭的“狂草”，簡直有點像道土畫符的樣子，確實是一般人所難以欣賞的。
　　(六)楷書。
      楷書是代隸書而通行的一種字體。它是由隸書演變而來的。筆畫平直，結(jié)構(gòu)方正，書寫方便。從筆形上看，基本上就是唐朝張懷所提出來的所謂“永字八法”。一個“永”字，大體上包括了漢字的八種筆形，用現(xiàn)在的名稱說：“側(cè)”就是點，“勒”就是橫，“努”就是豎，“超”就是勾(趯，ti惕)。“策”就是挑，“掠”就是長撇，“啄”就是短撇，“磔”就是捺，從“勒’到“趣”的彎兒就是折。現(xiàn)在漢字的筆形也不過有這八種。
　　楷書也叫“真書”或“正書”，也有人叫它“今隸”。從東漢開始使用，一直沿用到現(xiàn)在，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歷史了。
　　(七)行書。
      行書是“楷書的流動”，它形成于魏晉。《宣和書譜》說：“自隸法掃地，而真(楷)幾于拘，草幾于放，介乎兩者行書有，焉；于是兼真則謂之‘真行’，兼草則謂之‘行草’。”這話說得比較確切。它說明行書是間于楷書和草書當(dāng)中的一種形體，雖然筆畫連綿，但各字又是獨(dú)立的，寫起來比楷書快，但又比草書好認(rèn)。因而從魏晉起直到現(xiàn)在，行書用得最為普遍，最有群眾基礎(chǔ)。

 

       四、古今字，異體字、繁簡字
　　

在我國古代的書籍中，一個方塊字往往有好幾種寫法，這就給我們造成了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為了有效地解決這些困難，我們就必須掌握有關(guān)古今字、異體字、繁簡字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實踐技能。
　　(一)古今字。
      《墨子•公輸盤》中記述：當(dāng)墨子斗敗了公輸盤后，“公輸盤不說”。“不說”，這好像是說公輸盤斗輸后不說話了。這樣理解就錯了。這里的“不說”就是“不悅”，是不高興的意思。可是人們往往認(rèn)為“悅”字是本來就有的，而只是古人在書寫時經(jīng)常寫為“說”罷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須知上古是沒有“悅”字的，《說文解字》中也只收了一個“說”字，沒有“悅”字，其釋義是：“說，釋也。”可見“說”才是本字，“悅”是個后起字。所以“說”就是古字，“悅”就是今字。
　　為什么會產(chǎn)生古今字的現(xiàn)象呢?這是因為古代的字少，而后世又不斷地發(fā)展增多。例如《大學(xué)》《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書不重樣的字共用了4466個，東漢《說文解字》也不過9353個字。可是，到了1915年，中華書局編印的《中華大字典》共收字48000多個，相當(dāng)于《說文解字》的5倍多。古代的字少，一個字要代表幾個意義，真可謂”一身兼多職”。比如上古的一個“辟”字就兼有多種職責(zé)，它能代表“避”、“嬖”、“僻”、“譬”、“辟”這五個字用。后世人為了減少字的“兼職”現(xiàn)象，才在“辟”字的身上加了各種表意的形符，以示意義的區(qū)別。因此，上古的“辟”字就是古字，而后世新產(chǎn)生的“避”、“嬖”、“僻”、“譬”。“辟”就是今字。
　　在古書中，古今字的現(xiàn)象很多。如果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基本知識，那就很難讀懂古文。以下略舉幾例：
　　(1)“此世俗之所謂知也。”(《莊子•胠篋》)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智慧啊。
　　(2)“大叔出奔共。”(《左傳•隱公元年》)
　　——太叔跑到共那個地方去了。
　　(3)“夫晉何厥之有?”(《左傳•僖公三十年》)
　　——那個晉國有什么饜(滿足)呢?
　　(4)“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布帛長短一樣，價錢也相似。
　　(5)“千乘之國，攝于大國之疬痏勏閒。”(《論語•先進(jìn)》)
　　——千乘的小國，夾在大國之間。
　　以上這些例句中的“知”、“大”、“厭”。“賈”、“閒”等，都是古字，而“智”、“太”、“饜”、“價”、“間”等都是今字。如果有人認(rèn)為今字才是“本字”，那就錯了；如果有人拿今字去更正古字，那就更錯了。
　　從古字變?yōu)榻褡郑械氖怯霉疟咀肿髀暦偌由弦粋€形符。如。知”、“厥”、“賈”變?yōu)?#8220;智”、“饜”、“價”；也有的是改變古本字的形符，如“閒”變?yōu)?#8220;間”。我們了解了這些古今字之間的關(guān)系，對準(zhǔn)確地理解文言的語義很有幫助。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承認(rèn)文字古今發(fā)展的事實，但決不應(yīng)該厚古薄今，不能認(rèn)為只有古字才是正字，而今字是“俗體”或“破體”。有的人常常以所謂寫。正字”為借口，偏偏要把“返回”寫為“反回”，把“嗜好”寫為“耆好”，把“環(huán)境”寫為“環(huán)竟”，這是很不應(yīng)該的。
　　(二)異體字。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在音義上相同，在任何語言環(huán)境里都能互相代替，而只是寫法不同，這種音、義相同而僅寫法不同的幾個字在文字學(xué)上就叫做。異體字”。比如：“熠”與“照”、“并”與“垃”、“睹”與“覩”、“詠”與“辣”、“諭”與“喻”等都是異體字。
　　文字是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的，“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了。”(魯迅：《外文談))這一多，就很難作到形體劃一。同一個概念，由于時間或地區(qū)的差異，就可能造出好幾個字來。而且這種異體字越古就越多。例如一個“兄”字，在甲骨文中就有35種寫法，一個“貝”字，在金文中就有60種寫法。就連一個。窗”字，后世就產(chǎn)生了六個異體字，寫作窗、窓、??、窻、牎、臆等。這些異體字根本沒有必要同時存在，但是如果我們不熟悉，它就會成為閱讀古書的障礙。所以我們必須對異體字加以研究和整理。
　　從前有不少人認(rèn)為只要《說文》中有的，就是正體，《說文》中所沒有的就是“俗體”或“變體”，其實這是一種偏見。因為許慎本人也往往把應(yīng)該收進(jìn)《說文>的形體遺漏了。所以宋人徐鉉又增加了不少原有的形體。
　　異體字的類型，大體上有以下五種：
　　(1)形符不同：
　　澇遍徧、貓貓、堤隉、粘黏、糕餻、唇唇等。
　　(2)聲符不同：筒莆、秸楷、搗播、線線、筍筍、驗騐等。
　　(3)改換意義相近的形符：輝煇、睹覩、徑逕、侄逕、鏟剷等。
　　(4)形符和聲符的位置不同：略畧、夠夠、群羣、鵝鵞、案桉、慚慙等。
　　(5)形聲字與會意字的異體：淚淚、巖巖、奸姦、渺淼等。
　　異體字多了，自然造成學(xué)習(xí)上的額外負(fù)擔(dān)和用字上的混亂。1955年12月22日文字改革委員會公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決定精簡1055個異體字，確定了810個字為使用正字。比如在以上所舉的這些異體字中，每一小組的第一個字均為留用字。第二個字均為廢除的異體字。比如“遍”、“貓”等均為留用字；“偏”、“貓”等均為已經(jīng)廢除的異體字。廢除異體字是我國文字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工作，精簡了字?jǐn)?shù)，便于掌握和使用。

      五、假借字的規(guī)律
　　

什么是假借字，在“六書”問題中已作了簡要的分析，現(xiàn)在需要討論的是假借字到底有些什么規(guī)律，掌握了這些規(guī)律對閱讀文言文有什么用處。
　　
      (一)從漢字的形體結(jié)構(gòu)來看，假借字主要有兩個規(guī)律。
　　1.一個“獨(dú)立”的字充當(dāng)了另一個字的聲符時，那么這兩個字有時是能互相代替的。如：
　　(1)“(元濟(jì))起，聽于廷。”(《李愬雪夜人蔡州》)
　　——元濟(jì)起床，在庭上細(xì)聽。
　　(2)“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戰(zhàn)國策•趙策》)
　　——地位很尊貴，但是沒有一點功績；俸祿很優(yōu)厚，但是沒有一點勛勞。
　　例(1)中的“廷”字本來就是一個獨(dú)立的字，但它充當(dāng)了“庭”這個形聲字的聲符，就成為“庭”的假借字了。例(2)中的“奉”字本來也是一個獨(dú)立的字，但它充當(dāng)了“俸”這個形聲字的聲符，就成為“俸”的假借字了。
　　2，兩個形聲字，由于聲旁相同可以互相代替。如：
　　(1)“為天下唱，宜多應(yīng)者。”(《史記•陳涉世家》)
　　——替天下人倡導(dǎo)，響應(yīng)的人一定很多。
　　(2)“將軍身被堅執(zhí)銳，伐無道，誅暴秦。”(同上)
　　——將軍身披堅甲，拿著銳利的武器，攻打無道，誅滅暴秦。
　　(3)“公輸盤九設(shè)攻城之機(jī)變，子墨子九距之。”(《墨子•公輸》)
　　——公輸盤變換了九次攻城之法，被墨子九次拒(擋)回去了。
　　例(1)的“唱”字，例(2)的“被”字，例(3)的“距”字，都是形聲字。它們的聲符和“倡”、“披”、“拒”等形聲字的聲符相同，所以“倡”、“披”、“拒”可以假借為“唱”、“被”、“距”。這樣的假借現(xiàn)象在古書中是屢見不鮮的。
　　
      (二)從漢字的讀音上看，兩個字由于音同或者音近，雖然形體上沒有什么聯(lián)系，有時也可以產(chǎn)生假借現(xiàn)象。如：
　　(1)“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墨子•公輸》)
　　——公輸盤攻城的器械用完了，但墨子的防御之法還多著呢。
　　(2)“(白骨精)嘴唇往下別。”(《西游記•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白骨精的嘴唇往下癟。
　　(3)“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尿自己照照!”(《儒林外史•范進(jìn)中舉》)
　　——像你(范進(jìn))這個尖嘴猴腮的樣子，也該撒泡尿照照自己。
　　例(1)的“圉”，例(2)的“別”，例(3)的“拋”，是和“御”、“癟”、“泡”同音(或音近)。所以它們就充當(dāng)了“御”、“癟”、“泡”的假借字。
　　總之，不管從結(jié)構(gòu)上看，還是從讀音上看，都離不開音同或音近這條根本原則。如果在讀音上沒有任何聯(lián)系的兩個字，那它們就不能假借。

　　怎樣才能辨別假借字呢?大概離不開以下兩種辦法。
　　第一，看上下文的意思，再考慮其讀音。如果根據(jù)字面的意思根本講不通，但從讀音上卻能與另外一個能講通意思的字聯(lián)系起來，這就有可能是假借字。如“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韓非子•五蠢》)這當(dāng)中的“必”字如果解為“必須”，則根本講不通。從上下文的意思看，這里的“必”是“盡”的意思；那么有沒有讀“必”的音而又有“盡”的意思的字呢?有的。這就是“畢”字。所以“必”在這里就是“畢”的假借字。
　　第二，利用《玉篇》《類編》《康熙字典》《辭源》等工具書來辨別假借字。如《莊子•逍遙游》中有“立之塗，匠人不顧”的話。這個“塗”字不好解釋，一查《康熙字典》就發(fā)現(xiàn)其中有“塗通途”一條，“涂”就是“途”的假借字，問題解決了。
　　由上述可知，我們掌握了假借規(guī)律和辨認(rèn)假借字的方法，對我們講授古典文學(xué)、閱讀古代典籍、理解古文的語義是有很大幫助的。
　　總之，要對我國古代的文化遺產(chǎn)進(jìn)行研究，并正確地加以批判繼承，就必須掌握文字學(xué)的基本理論和實踐技能，否則，就會事倍功半，困難重重，“未及升堂，焉能人室?”(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