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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民安同志近以所著《漢字例話》（本書原名《漢字例話》正編、續編，現將兩本合為一本，更名為《細說漢字》）示見，予雒誦反復，不能釋手。民安研究古漢語，尤于文字訓詁見其功力，且能博綜典籍，究其奧義。全書首列甲文、銘識、古篆、楷書、簡化字、闡述形體之發展演變、形義關系；次及經典詩文，以明其用；對世人易誤之形、音、義，亦均指明其因與糾正之法。條例清晰，深入淺出，其裨后學之功大矣。原稿經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現僅以二十余萬言問世，尤其慎矣。
昔日予與民安同在北師大古漢語教研室，知其人既勤且慧，每有意見，莫不閎洽。惜共事不久，民安調寧夏任教，后聞其患有嚴重疾病，予甚憂之。民安不計生命之存亡，憂絕學之鮮傳，毅然寫成此書，能得持世教。其品德學問若是，乃多年修為之所成。
陸宗達（時年七十有九）
序二
寧夏大學左民安同志和我結交，是較近的事。那時他的大著《漢字例話》正編剛剛問世，蒙他寄賜一部，我快讀之下，獲益甚多。后來他又送來《漢字例話》續編原稿，使我對其治學方法和規模進一步有所認識，可是我們暌隔山水，殊以尚未識荊為憾。不久，民安同志偕夫人姜翠萱同志特意前來北京，得以相見，接談間其樸實的風貌、沉潛的氣質，給我以深刻印象，于是相訂以學術長相交往。誰料《漢字例話》續編未及出書，民安同志溘然早逝，我們見面的緣分竟然止此。現在續編就要印行，我遵照他的遺愿寫此短序，實在難于抑制深深懷念的心情。
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漢字又是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在中國以外，還有一些古代文明也創造了文字，但大多久已失墜湮滅，只是到近代才重新被發現和釋讀。漢字的傳統沒有中斷，并且影響廣泛，為日本等鄰國所采用，有的學者曾有“漢字文化圈”的提法。漢字稱得上源遠流長，異常豐富。
正因為漢字有長達幾千年的歷史，其衍變發展特別繁多復雜。大家知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重新統一中國，推行以原來的秦國字體統一全國文字的政策，取得成功。隨后漢代的人們，對先秦時期秦國以外的字體已經不能盡識。東漢時學者許慎作《說文解字》，對所收錄的九千多個漢字加以說明解析，奠定了漢字文字學的基礎。這部書兼采古文、籀文，又開啟了先秦古文字的系統研究。自此以后，歷朝研究文字源流的學者屈指難數，有很多貢獻。尤其是北宋以后，金石學昌盛，拓展了漢字研究的領域。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建立，更使這方面的探討獲得科學依據，進入嶄新的境界。
現代海內外研究漢字文字學的學者眾多，著作汗牛充棟，不過很多有關作品是相當專門的，并不適合對漢字有興趣的大眾的需要。事實上，需要有關漢字的知識的人是很多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聽到有人問某個字為什么這樣寫、這樣讀或這樣講，他們正是要求文字學的基本知識。研究漢字文字學的學者，有責任把這方面現代水平的知識提供給他們。
了解漢字不僅可以使大家更準確地使用漢字，還能夠增進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體會認識。一種文字的形成，總是和特定的文化分不開的。有的研究者通過分析漢字的形、音、義，獲得了大量文化史的信息。例如過去閩縣程樹德先生著《說文稽古編》，抽繹推求，有許多創見。只是他僅據《說文解字》，對于考古發現的多種古文字尚少涉及。海城于省吾先生也有鑒于此，在《甲骨文字釋林》自序中說：“中國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和會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會活動的實際情況，可見文字的舊硪彩嗆苷涔蟮氖妨稀！閉庵賦雋撕鶴盅芯吭諼幕誹剿鞣矯嫻鬧匾浴?br>寫一部深入淺出的漢字文字學書，是不容易的。這一類書雖出版過不少，內容精當的仍然不多。原因是，要想寫好這類書，必須在文字學這一博大宏深的學科中有多年的涵泳心得。清代的《說文》大家王筠，著作甚豐，可是他還專門寫了一本《文字蒙求》，把當時水平的知識介紹給學習者。左民安同志的《漢字例話》正續編，以新穎的例舉形式，將許多重要文字的源流演變，形、音、義各方面的特點，條分縷析，揭示無遺，這正和王筠的《文字蒙求》一樣，是要以金針度人，而《漢字例話》的深度、廣度，又遠非 《文字蒙求》所能比。這是現代學術的發展水平，也是民安同志的苦心孤詣所致。
由于《漢字例話》一書文筆生動，選例富于趣味，會使本來非常專門枯燥的文字學知識為眾多讀者所接受。借這部書把文字學傳播到學習和使用漢字的社會大眾中去，是作者左民安同志多年的愿望，也將使他的辛勤工作長遠為大家所紀念。
李學勤
1990年4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序前言
我們中華民族有著光輝燦爛的文化，而漢字又是記錄并推動文化發展的重要工具，所以漢字在祖國悠久的歷史進程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們仍然在寫漢字用漢字，漢字在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事業中必將繼續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本書的編寫目的，就是通過五百多個常用漢字的詳細分析，讓人們了解漢字究竟是怎么發展演變的。人們從這些感性材料入手，有助于掌握漢字的基本知識，提高正確使用漢字和閱讀古代文化典籍的能力。
一、本書《漢字概說》部分，主要講了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漢字的創造及其特點；第二，漢字的結構；第三，漢字的形體演變；第四，古今字、異體字、繁簡字；第五，假借字的規律。這一部分內容，簡明扼要地講解了漢字的基本知識，不僅對閱讀本書的“正文”會有幫助，而且還能使人們了解并掌握漢字的歷史演變概況，有助于正確使用祖國的文字。
二、本書《正文》部分，共收集了五百多個有代表性的常用漢字。這些字大都是象形、指事、會意和會意兼形聲的字，而且其中有些字還很容易被人們寫錯、讀錯、用錯或理解錯。因此，本書通過形義分析，著重指明這些字容易產生錯誤的原因和糾正錯誤的方法。
三、《正文》所收的每個字，都是先按這個字的形體演變的歷史順序一一排列，最多的列出五種形體，即甲骨文、金文、小篆、楷書、簡化字(隸書因近似于楷書，故未列)，使讀者對這個字的形體演變一目了然。形體之后便是對這個字的全面而系統的解釋。在解釋的過程中，首先對這個字進行形體分析，然后再根據形體分析指出此字的本義，進而求索它的近引申義和遠引申義，最后再談假借義。這樣，讀者不僅能掌握每個字的本義和引申義的關系，而且也能從中看出漢字詞義的發展規律。又每個字的義項，都以古代詩、文的例句為證，并對這些例句的大部分進行了普通話翻譯，通俗易懂。
四、本書非常重視古今詞義的變化，每有變化，必加分析。比如古代的“行”，相當于現在的“走”；古代的“走”，相當于現在的“跑”。“沐浴”現在為一個詞，但在古代卻是兩個詞，“沐”是洗頭，“浴”是洗澡。凡此種種，本書均一一分析清楚，便于讀者理解掌握。
五、本書備有《部首檢字索引》，使用方便，對《正文》所收的五百多個字，分別編入了一三七部，并以部首的筆畫多寡為序編排。一般說來，每一部內均有所屬之字，但也有少數只選了部首而未選字的，原因是這一部首內目前似無可選之字，但部首本身的形與義又都非常典型，所以只選了這個部首進行分析。
為了敘述方便，本書的部首劃分與一般辭書不完全相同。一個字的歸部，以形為主，以義為輔，如“臣”歸目部，因為“臣”本為“豎目”形；“交”歸“大”部，因為“交”本為兩腿相交而站立的人形(“大”為“人”形)；“丞”歸“手”部，因為“丞”本為用雙手救人之形。
六、本書的編寫盡量做到知識性、科學性、趣味性相結合，力求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中學生、知識青年均可閱讀，對中學語文和歷史教師、大學文科師生以及語言工作者均有參考作用。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過我的老師陸宗達先生的指導，又承蒙先生的關懷為本書寫了序言和題了書名，出版社的編輯同志對本書的出版給予熱情支持。為此，謹向諸位師友和同志表示衷心感謝。
由于作者的學識淺薄，水平有限，主觀上雖做了一些努力，但恐未能如愿，書中的錯誤及不妥之處在所難免，敬祈專家、學者和師友批評指正。
左民安
1982年秋于寧夏大學
漢字概說細說漢字(1)
任何一種文字都是代表有聲語言的，這是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共性。它們都是以語言為基礎，依賴于語言的產生而產生，隨著語言的發展而發展。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方塊漢字，就是以漢語為基礎而產生的記錄漢語的符號體系。
漢字的起源和發展，與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緊密相連，可以這樣說，沒有漢字就沒有我們中華民族的光輝燦爛的文化。
一、漢字的創造及其特點
漢字是誰創造的？在我國歷史上，歷代的觀點認為漢字是倉頡個人所造。比如在《路史禪通記》中說，倉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在《春秋元命苞》中說，倉頡“生而能書”。簡直把倉頡說成一個神通廣大、法術無邊、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人”。
然而，考古科學的種種發現，卻愈來愈多地證明漢字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創造成果。我們的祖先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創造了漢字，“在社會里，倉頡也不止一個”。(魯迅：《門外文談》)是千百萬勞動人民在長期的勞動生活中，在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中，使漢字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不斷地孕育、創造、選煉、發展起來的。
關于漢字的產生年代，歷來說法不一。有人說漢字產生于夏代(公元前2100多年)，距今4000多年。也有人說漢字產生于商代(公元前1600多年)，距今3000多年。可是1972年以后的最新研究成果，則是以西安半坡村遺址的距今年代為漢字產生的標志。半坡遺址陳列室的那些類似文字的刻畫符號，和彩陶上的花紋是根本不同的。“那些刻畫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說是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從這些刻畫符號看：第一，它們都是單個的獨立體；第二，有類似筆畫的結構；第三，它們盡管都是草率急就的，但已經具備了漢字的雛形。比如《說文解字》說：“家，居也。”既然是居，那就應該是人居，可是為什么“■”(古代的屋子)內有“豕”(豬)呢？難道“家”是養豬的嗎？當我們看了半坡村遺址后就會恍然大悟，原來在母系氏族社會，豬已開始家養了。由此可見，這個“家”字，在6000多年以前就已經開始孕育了，2000年以后發展成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家”字【甲骨文(家)和金文(家)】。
1972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用同位素炭十四測定半坡遺址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歷史，這也正是漢字的歷史。所以，我們的漢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光榮和驕傲。
世界上的文字是多種多樣的，但總的說來可以分為表意和標音兩大文字體系，而漢字則屬于表意文字。所謂表意文字，就是文字與語言的語音方面不發生直接聯系，每一個字只是表示一個音節，不能明確表示讀音，但一個字的本身就能表示一個意思。如“旦”字的上部是“日”，下部是地面(或水面)，從地面上升起太陽，是表示早晨的意思。也正因為如此，同一個文字符號可以代表兩種語言里的同一個詞，而讀音完全不同，比如方塊漢字的“日”字，是畫一個圓圈、中間加上一個圓點，很像一個太陽，而古埃及也是用這個文字符號表示太陽，只是讀音不同。也正因為表意文字具有和語音不發生直接聯系的特點，所以它就有可能用來代表不同民族的語言，如我們的鄰邦日本、朝鮮等國家都曾經借用漢字作為他們的書面交際工具。
既然說表意文字與語音沒有直接的聯系，那么“形聲字”中的“聲”又應怎樣解釋呢？漢字是可以分為沒有標音成分的象形、指事、會意的純表意字和有標音成分的形聲字這兩大類。但即使是“形聲字”的“聲符”本身原來也是一個象形符號。比如：紋、云、洋、漁等都是形聲字，它們的聲符是文、云、羊、魚。甲骨文中的“文”字就像一個人胸部刻的花紋(即為“祝發文身”的“文”)；“云”字就像一朵白云的形狀；“羊”字像羊頭；“魚”字像魚形【甲骨文(文)、(云)、（羊）、(魚)】。這里的“文”、“云”、“羊”、“魚”都是象形字，還是與語音不發生直接聯系，所以在我們現行的方塊字中，即使是有百分之九十的形聲字，也不妨礙它屬于表意文字體系。
漢字概說細說漢字(2)
二、漢字的結構
我們知道，漢字是屬于表意體系的文字，字形和字義有著密切的關系。倘若我們能對漢字的形體結構作出正確的分析，那么對于我們了解和掌握漢字的本義和引申義，特別是對于我們閱讀古代文化典籍有著極大的幫助。
一提起漢字結構，總離不開“六書”之說。所謂“六書”，就是前人分析漢字結構所歸納出來的六種條例。“六書”這個名稱，最初見于《周禮·地官·保氏》；“六書”的細目，始見于西漢劉歆的《七略》。用“六書”分析漢字的結構，是從漢代古文經學家發端的。
我國歷史上關于“六書”的說法很多，但就其名目和名目的次序而言，主要有三家。
第一家是東漢的班固。他在《漢書·藝文志》里說：“古時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教國子，教之以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第二家是東漢的鄭眾。他在《周禮·地官·保氏》注中說：“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第三家是東漢的許慎。他在《說文解字·敘》里說： “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過去的學者，通過對這三家說法的比較，大都采用了許慎的名稱，這不僅因為他對“六書”的名稱都有具體而詳細的解釋，同時他還有我國分析研究漢字的第一部專著《說文解字》。而在次序上呢？則大都采用班固的說法。因為漢字是起源于圖畫，象形、指事、會意都和圖畫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圖畫在前；而有標音成分的形聲字則是在象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也是符合由表意到標音的文字發展規律的，所以形聲字在后；假借則只是有讀音上的聯系，與字義毫不相干，所以放在最后。可見，這種次序的排列是很有道理的，于是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后世大家所公認的“六書”的名稱和次序：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應當說明，“六書”是古人根據漢字結構歸納出來的漢字構造結論，而決不能認為我們的祖先是依照這六條法則來創造漢字的。班固在他的《漢書·藝文志》中說，“六書”是“造字之本”。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嚴密的。實際上，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才是造字之法，而轉注和假借是不能產生新字的，它們僅是用字之法，和漢字的結構不發生聯系。
下面對“六書”進行具體的分析：
(一)象形。顧名思義，“象形”就是像實物之形。也就是把客觀事物的形體描繪出來的意思。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得精湛：“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所謂“隨體詰詘”，也就是隨著物體的自然形狀，彎彎曲曲地描繪出來。如“日”、“月”就很像一輪紅日和一彎新月高懸太空。再看“山”的甲骨文字形，當中一峰突起，周圍群嵐環抱，頗有一點“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味【甲骨文（山）】。“州”字也很有意思：甲骨文和金文都是三條曲線，表示波濤洶涌的流水，其中間的小圓圈或小黑點，表示水中的一塊陸地【甲骨文(州)和金文(州)】。《詩經》的開卷第一首就是“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個“州”，就是“雎鳩”在河中棲息繁衍之地。再比如，我們常說，說話提意見都要“有的放矢”，那么這個“矢”為什么當“箭”講呢？請看甲骨文“矢”字的上部為鋒利的箭鏃，中為箭桿，下為搭弦的尾翎【甲骨文(矢)】。可見“矢”就是“箭”的象形字。
從以上的字例看，象形的定義和例證是不難理解的。但這里還要說明兩點：第一，有人認為象形字有“因形知義，因義知音”的優點，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我們知道，思維和語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一個象形字，哪怕是最接近于圖畫的象形字，也必須首先通過語言讀出音來，才能表達概念。那種“因形知音”的主張，其實質就是把語言和思維割裂開了。第二，既然象形字要符合“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要求，這種造字法就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僅書寫麻煩，而且形體也往往不統一。所以，在漢字的發展過程中，象形造字法在各種造字法的比較下越來越趨于劣勢，最后只能被有標音成分的、產字最多的形聲法所代替。
漢字概說細說漢字(3)
(二)指事。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這就是說，初看起來可以認識，再細觀察就能了解意義，如“上”、“下”二字就是指事字。但是這個定義是相當含混的。清代的著名文字學家王筠說：“‘視而可識’，則近于象形，‘察而見意’則近于會意。”(《說文釋例》)對“指事字”的理解歷來分歧很大，不過多數人認為，指事字就是在象形的基礎上再加上個指事符號作標記的一種字。
我們知道，牛馬之類都可以用象形體表現出來。可是“甜”的意思又怎樣象形呢？于是我們的祖先創造了一個“甘”字，在甲骨文里就寫成口中加一點，表示在舌頭上感到甜味的地方，甜字就是從這里演化而來的【甲骨文(甘)】。
再比如，在上古要表示樹的根，就在“木”(樹)的下部口一個“點兒”，這個“點兒”就表明根部所在處成為“本”字。要表示樹的梢部，就在“木”的上部加一個“點兒”，這個“點兒”就表示樹梢所在處成為“末”字【甲骨文（本）和(末)】。可見“本”與“末”的含意正好相反，成語“本末倒置”也正由此而來。
綜上所述，“甘”、“本”、“末”等字都是在象形基礎上再加指事符號的指事字。另外還有純符號指事字，比如“上”、“下”在甲骨文中都先畫一橫線，再在線上或線下加一個點，橫線以上的“點兒”就表示這是上面，橫線以下的“點兒”就表示這是下面【甲骨文(上)和（下）】。指事字在“六書”中是絕對少數。這是因為絕大部分字都不需要用指事的方式來表示。要說明客觀物體，可以用象形來表示；要說明抽象的概念，就可以用會意來代替。
(三)會意。許慎給會意下了這樣的定義：“比類合誼，以見指，武、信，是也。”意思就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象形字組合在一起，表示一個新的意思，像“武”、“信”二字就是會意字。再比如“步”字，在甲骨文中是腳趾朝上的兩只腳一前一后走路的形象。假若兩腳要從水中通過則怎樣表現呢？那就再把“水”加在兩腳之間，這就是徒步過水的“涉”字。如果兩腳要登高呢？則又把“涉”字的水旁換成“阜”(左，即土坡)，就成為兩腳登山的樣子，這又組成了新的會意字“陟”(zhì志)。如果兩腳要從高山上下來又怎么辦呢？則又可以把“步”倒過來，腳趾朝下，甲骨文的“降”字就像右面的兩只腳從左面的山坡上下來的樣子，這又組成一個新的會意字“降”。由此可見，步、涉、陟、降等都是與腳(止)有關的會意字【甲骨文（步)、(涉)、(陟)、(降) 】。
會意字的類型各家說法不一，我認為主要的不過五種：
1．同體會意。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同樣的象形字所組成的會意字。比如“眾”字，“三人為眾”，表示人多的意思。“森”字，“木多貌”。(音瑣)字，“心疑也”，三心二意怎能不疑？“淼”字，“水大也”，表示水多的意思。
2．異體會意。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象形字所組成的會意字。這種會意字在整個會意字中占絕對的多數。比如“莫”字，就是“暮”字的本字，表示太陽落進草叢之中，天快黑了。再比如“休”字，甲骨文的結構左邊是“人”，右邊是“木”(樹)，就是會“人依樹而息”之意【甲骨文(莫、暮)和(休) 】。
3．改變形體會意。這就是說，一個字可以通過它本身的增加筆畫、減少筆畫或改變形體來表示新的意思。如，“家”中空了一半，就是“寂靜”的“寂”字的異體字。根據這種減筆的會意方法，廣東人就造了一個方言字“■”(mǎo冒)，把“有”字里面的兩筆挖掉了，表示“沒有”的意思。
4．組合解釋會意。也就是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非象形字，以象形方式組合來會意的方法。比如不“上”不“下”為“卡”；上“小”下“大”為“尖”；四、方、木為“楞”；山、高為“嵩”等。
5．反文倒文會意。是把一個字或反寫或倒寫而產生新的意義。比如反“從”為“比”，反“后”為“司”。再如，甲骨文中畫一個人站著即為“大”，而倒過來即為“■”，也就是“逆”字的本字，是“不順”的意思【甲骨文(大)和■(逆)】。 “人”的頭朝下當然不順了。
漢字概說細說漢字(4)
(四)形聲。“形聲”又叫“諧聲”。《說文解字》是這樣下定義的：“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清朝著名文字學家段玉裁注解說：“‘以事力名’，為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二字以‘水’為名，譬其聲為‘工’、‘可’，因取‘工’‘可’之聲而成其名。其別于指事、象形獨體，形聲合體。”這段話，不僅準確地解釋了什么是形聲字，而且還說明了形聲字和象形字、指事字在結構上的不同。
我們知道，象形法或者會意法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世界上許多事物和抽象概念是很難用象形或會意來表示的。比如，“魚”是整個魚類的總稱，但是魚的種類卻是成千上萬，顯然不能為每一種魚造一個字。再說各種魚的樣子又很相似，文字畢竟不是圖畫，就是用象形字來表示的話，也是難以從字形上一一加以區別的。于是，就出現了“形聲”法。用“魚”字邊表示魚的總類，再借用原有的字作為讀音來表示魚的種類，如“鯉”、“鯽”、“繕”、“鰻”等。有“形”有“聲”，這就產生了大量的形聲字。
形聲字的形符本來是象形符號，可是由于漢字的不斷發展，不僅看不出象形的樣子，就連表類屬的意義也有不少的改變。比如“豹”是獸類，它與昆蟲沒有一點相似之處，但它的形符卻是“豸”(zhì志，是沒有腳的蟲子)。“蝙蝠”是老鼠一類的動物，可是又寫成“蟲”字旁。“蛟”和龍是同類，可是也加上了“蟲”字邊。這是同古人對自然界的認識和理解受到一定局限分不開的。
形聲字越到后世發展越快，據統計，漢代的《說文解字》共收字9353個，其中形聲字7679個，約占總數的80％；宋代的《通志·六書略》，共收字24235個，其中形聲字21343個，約占總數的88％；清代的《康熙字典》，共收字47035個，其中形聲字42300個，約占總數的90％。在現在通用的新簡化字中，形聲字也占絕對多數。
(五)轉注。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這個定義不好理解，所以后人各有各的解釋。筆者的看法是：所謂“建類一首”，就是指的同一個部首；“同意相受”，就是指幾個部首相同的同義字可以互相解釋。比如在《說文解字》里，“老”與“考”就是一對轉注字，它們都屬八卷上的“老部”。這就是“建類一首”的意思。再從意義上看，許慎的訓釋是“老，考也”，“考，老也”。這種互相注解就叫“同意相受”。再比如，“績”與“緝”屬于同一部首“”，讀音相近，意義也相通，可以互相解釋，所以這也是一對轉注字。
(六)假借。許慎給假借字下的定義是：“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也就是說，當某個新事物出現之后，在口語里已經有了這個詞，但在筆下卻沒有代表它的字，需要借用和它的名稱聲音相同的字來代表(托事)，這就是假借。比如“令”字的本義是“命令”、“號令”等，但因其讀音與“縣令”之“令”相同，所以這就可以假借“命令”之“令”為“縣令”之“令”。而“長”字的本義是“年長”，但因其讀音與“縣長”之“長”相同，所以這就可以假借“年長”之“長”為“縣長”之“長”。假借，全取聲音相同或相近，與字義毫不相干。以下略舉幾例：
比如“汝”字，在《說文解字》中說：“水出弘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從水，女聲。”可見“汝”字的本義是水名。可是后來這個“汝”字就被假借為第二人稱代詞用了，相當于現在的“你”字。如《愚公移山》云：“汝之不惠。”這個第二人稱代詞的“汝”與原來當水名講的“汝”在詞義上毫無聯系，僅僅是讀音相同而已。所以，第二人稱代詞“汝”，就是個假借字。
“亦”字甲骨文的寫法是在“大”字中間的兩邊各加一個點【甲骨文(亦)】，《說文解字》說：“人之臂‘亦’也，從大，像肋腋之形。”從字形上看也很清楚，是站著的一個人，張開兩臂，兩臂下各有一個點，表示這里就是腋下，所以“亦”字的本義就是“腋”。但后來“亦”字因為讀音關系，被假借為副詞用了(當“也”講)，所以只好另外造個“腋”字取代了“亦”字的本義。而當“也”講的“亦”也就永借不還了。
“自”字在甲骨文里像個鼻子【甲骨文(鼻)】，所以《說文解字》說：“鼻也。像鼻形。”這話是對的。“自”字本義就是鼻子，后來被假借為“自己”的“自”。于是另造了一個從“自”聲“畀”的形聲字“鼻”。而“自”字以后再不當“鼻子”講了，也就只用其假借義了。
“驕”字是從“馬”聲“喬”的形聲字。在《說文》里說：“馬高六尺為驕。”這就是“驕”字的本義。后來因為讀音相同，就把“驕”字借過來，當“驕傲”的“驕”用了，所以現在就只用其假借義了。此后，也很少有人知道六尺高的馬才叫“驕”了。
假借法的出現，完全廢掉了漢字的表意性，這對后世用同音以代替壓縮漢字的字數有很大的啟示。這里需要再說明兩點：第一，假借字在上古時代普遍使用，這與當時的字少有關。在甲骨契文和鐘鼎銘文中很多都是假借字，這對后世的閱讀和理解帶來很大困難。第二，“本無其字”就能出現假借，但有時在“本有其字”的情況下也出現假借。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古有假借現象，我們現在就去隨便假借。要知道文字有廣泛的社會性，如果我們任意亂借(實為寫別字)，只能損害文字的健康，造成使用上的混亂。
通過以上對“六書”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六書”是后世人對文字進行分析而歸納出來的六種條例，并不是先有“六書”，然后再根據“六書”來造字的。
漢字概說細說漢字(5)
三、漢字的形體演變
從成體系的漢字算起，漢字的形體演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這個演變大體上可以分為七個階段。
(一)甲骨文。我們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成體系的漢字材料就是甲骨文。所謂“甲骨文”，就是殷商時代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
公元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在河南省安陽縣城西北五里路的小屯村發現了甲骨文。根據考古證明，小屯村附近就是殷王朝的首都。經過八十年的不斷挖掘，獲得有文字的甲骨大約有十六七萬片。在考古學家的長期研究中，積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據不完全統計，對三千五百多甲骨文字，已經考釋出兩千個左右。不認識的字多是人名、地名、族名等。
奴隸時代的殷王朝是非常崇拜神的，每逢一事，總要問卜。比如出外田獵，設祭祈年，操戈征伐，風雨晦冥等都要問卜。從已發現的甲骨文可知，甲骨文主要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過的龜甲和獸骨上的記錄，所以人們通常稱它為“卜辭”。郭沫若同志的《殷契萃編》和《卜辭通纂》，就是研究甲骨卜辭的專著。
甲骨卜辭中所用的字是很有限的，有一些字可以肯定地說在甲骨文時期就已經有了的。可是因為在卜辭中沒有用到它，所以它就至今沒有問世。比如“民”這個字，在周朝初年的青銅器上曾多次見到，都是用一把錐子刺瞎一只眼睛的意思，所以“民”就代表上古的奴隸【青銅器上的“民”字： ■(《盂鼎》)■(《克鼎》)■(《秦公簋》)】。但“民”字在甲骨文中卻至今還沒有發現。
甲骨文的特點，主要有三：
(1)形體不固定，筆畫有多有少，寫法有反有正。
“止”：■、■、■ (是腳的象形)
“牢”：■、■、■(是圈牛羊的地方)
“車”：■，■、■(是戰車的象形)
(2)行文的程式不統一。從左到右的，從右到左的都有，所以讀起來也相當困難。
(3)因為文字是用鋼刀和石刀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所以筆畫細而硬，而且多用方筆，圓筆很少。
另外，根據考古分析，在殷商之時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還有竹書和帛書。因為在甲骨文中已經有“冊”字了，很像韋編的竹簡的樣子【甲骨文■(冊)】，另外也還有“典”字了，很像兩手捧著“冊”的樣子，所以后世稱重要著作為“經典” 【甲骨文■(典)】。那么為什么至今尚未見到殷朝的竹木簡書呢？這是因為竹木在地下埋藏三千多年很可能早就腐朽了。
(二)金文。金文是指鑄刻在銅器上的文字。古代人稱銅為“吉金”，故稱銅器上的文字為“金文”。銅器中又以鐘和鼎較著名，因此金文也叫“鐘鼎文”。另外還有“銅器銘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識”等名稱。
周代的文化比殷代的文化繁榮得多，典籍文物極為豐富。周人也不像殷人那樣相信鬼神，所以甲骨卜辭也就讓位于金文了。
金文，當然殷代末期也有，但畢竟很少，所以金文主要還是指周朝青銅銘文。周代不僅銘器的數量多，而且銘器上的字數也多。比如西周第二個帝王成王誦時的《令彝》有187個字；西周第三個帝王康王釗時的《大盂鼎》有291個字；西周第十二個帝王宣王靖時的《毛公鼎》有499個字。這樣的洋洋大現在殷代是根本沒有的。
在西周的時代，銅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而對這種器皿，不容許諸侯大臣有鑄造權。可是到了東周，諸侯稱霸力政，青銅器物可以任意鑄造，而王室之器倒是幾乎絕跡了。從字的形體上看，也有很大的發展。特別到了戰國的時候，南方吳、越、楚等國的文字還增加了不少類似鳥蟲的裝飾成分，這就是所謂“鳥蟲書”、“繆篆”，比如“楚”字“王”字就是【繆篆■(楚)、■(王)】。
從內容上看，銅器上的文字主要是記載這件器物為誰所有，有的記載戰功、祭祀以及受王的賞賜等。
從形體上看，金文是承甲骨文而發展起來的。在筆畫和結構上比甲骨文簡單些，其特點主要有三：
(1)曲筆較多，線條粗而自然，字形趨向工整。
(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還可以修改，所以字形顯得渾厚質樸，不過到周朝末年便趨向流利秀拔。
(3)字體多不固定，一個字往往有多種寫法。比如“射”字像弓箭形，第三種寫法的后面還有一只手【“射”的各種寫法：■ ■■】“蟲”字像蟲子彎曲形，第三種寫法的上面還有兩只眼【“蟲”的各種寫法：■■■】。
另外，在解放前的長沙地區還出土過帛書，是楚國墓葬品。令人氣憤的是這件國寶在1946年被中華民族的敗類賣給了美國人，后來藏在美國的耶魯大學的圖書館，至于簡書、印璽文、陶文、貨幣文、兵器刻款等，解放后在長沙、信陽等地曾多次發現，不過多屬于草率急就的文字，遠不如鐘鼎文那樣工整。
漢字概說細說漢字(6)
(三)篆書。對于“篆書”這個名稱，歷來就有爭論。郭沫若同志說：“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掾，音院，古代官署屬員的統稱。）這就是說，所謂“篆書”，其實就是“椽書”，也就是“官書”。
在秦始皇時代，官事頗多，官書浩繁。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這樣的記載：“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dàn擔)是一百二十斤，可見秦始皇一天要親自過目一百二十斤用竹木簡寫成的官文書。這些“官書”就是“篆書”。但當時還沒有這個名稱，直到漢代的“隸書”出現以后，才把以前施于官掾的“文書”叫做“篆書”。所以“篆書”是對“隸書”而言的。篆書可分為“大篆”和“小篆”兩種：
(1)大篆——許慎說：“宣王太史籀(音宙)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說文解字·敘》)班固也說：“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其六篇矣。”(《漢書·藝文志》)這些說法比較可靠，因為宣王是周朝的中興之主，他在位的四十六年，作到了“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所以當時有對文字進行整理和統一的良好條件。
大篆的真跡就是“石鼓文”。唐初在陳倉(今陜西寶雞)發現了十個像鼓子一樣的石墩子，上面刻有文字，人們稱之為“石鼓文”。其內容是記載田獵之事，并且是用韻文寫成的。從字形上看與殷周古文不同，而與小篆倒是很接近。比如是、庶、吾三個字，石鼓文的寫法與小篆的寫法相類似【石鼓文■(是)、■(庶)、■(吾)】。
大篆的特點：1．線條化達到了完成的程度，線條均勻而柔婉。2．結構比較整齊，打下了方塊漢字的基礎。3．同一個器物上的異體字幾乎沒有。4．筆畫較繁，書寫不夠方便。
《說文解字》根據殘存的九篇大篆，收進了223個“籀文”(即大篆)，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大篆的重要材料。
(2)小篆——春秋戰國時，各國的文字形體大不一樣，這與“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有關，形成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局面。許慎說：“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說文解字·敘》)這段話是說，秦統一了中國后也統一了文字。小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成的。這些看法很有道理。但決不能說小篆是出于李斯一人之手，他很可能主持過文字的統一工作。大篆變為小篆主要通過三種方式：
(1)形變：(2)偽變：(3)省變：
在以上這三種變化方式中以省變為主，這是符合漢字由繁到簡的發展規律的。
《說文解字》是典型的小篆體，線條規整，書寫美 觀。如《泰山刻石》、《瑯邪臺刻石》、《之罘(fú浮)刻石》、《峰山刻石》等，相傳都是李斯的手筆。
(四)隸書。在秦朝初年，官書都是用小篆書寫，而在民間通行的卻是所謂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草篆”。這種草篆的特點是：筆勢趨直，筆畫趨簡，書寫方便，當時的帝王秦始皇卻是鼓勵人們寫隸書的初成字——“草篆”。
隸書是由草篆演變而成，那是肯定無疑的。但晉衛恒在《四體書勢》中說，隸書為下杜人程邈所作，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也肯定地說隸書是程邈所創，其實這都是一種傳說，不可置信。程邈很可能是最初用草篆呈文而受到秦始皇獎勵的“徒隸”(管獄訟主事的小官)，他決不可能是隸書的創造者。因為字的一種形體，決不是一個人一時所能造出來的，這與文字“決非倉頡一人所造”是一個道 理。
隸書始于秦朝而盛于漢朝，所以隸書也稱為“漢隸”。經過西漢二百多年到東漢時隸書才算完成了。象形的面貌、消失，使文字完全失去了圖畫色彩，變成了純符號性的交際輔助工具。
我們可以看出，從小篆變到隸書：在字形上，變圓形為方形，在線條上，變弧線為直線；在筆畫上，刪繁就簡。這種變化就稱為“隸變”。“隸變”是漢字發展史上一大進步，是了不起的一大飛躍。如果要把漢字的形體分為古今兩大類的話，那么隸書以前叫做“古”，隸書開始而后就叫做“今”。所以“隸變”是古今漢字的分水嶺。
漢字概說細說漢字(7)
(五)草書。《說文解字·敘》說：“漢興有草書。”這個說法是正確的。草書是跟漢隸并行的一種字體，是漢隸的潦草寫法。這種字體求快求速，筆勢連綿，能夠初具漢字的輪廓也就夠了。在衛恒的《四體書勢》中說，草書是漢“章帝時(公元76年—公元88年)齊相杜度，號善作之。”這種觀點顯然是荒謬的，草書的形體也決非一人所造。所謂“章草”，可能是在章帝時開始使用。但是它的創造者仍然是勞動人民，最初的流行也仍然是起于民間。
草書到了后來，簡直越草越兇，龍飛鳳舞，信筆所之。有些字除了書寫者外，誰都不認識。石梁的《草字匯》，收集了晉朝大書法家王羲之的草書，單一個“書”字就有五種寫法。到了唐朝，書法家張旭的“狂草”，簡直有點像道士畫符的樣子，確實是一般人所難以欣賞的。
(六)楷書。楷書是代隸書而通行的一種字體。它是由隸書演變而來的。筆畫平直，結構方正，書寫方便。從筆形上看，基本上就是唐朝張懷■所提出來的所謂“永字八法”。 一個“永”字，大體上包括了漢字的八種筆形，用現在的名稱說：“側”就是點，“勒”就是橫，“努”就是豎，“■”就是勾(■，tì惕)， “策”就是挑，“掠”就是長撇，“啄”就是短撇，“磔”就是捺，從“勒”到“■”的彎兒就是折。現在漢字的筆形也不過有這八種。
楷書也叫“真書”或“正書”，也有人叫它“今隸”。從東漢開始使用，一直沿用到現在，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歷史了。
(七)行書。行書是“楷書的流動”，它形成于魏晉。《宣和書譜》說：“自隸法掃地，而真(楷)幾于拘，草幾于放，介乎兩者行書有焉；于是兼真則謂之‘真行’，兼草則謂之‘行草’。”這話說得比較確切。它說明行書是間于楷書和草書當中的一種形體，雖然筆畫連綿，但各字又是獨立的，寫起來比楷書快，但又比草書好認。因而從魏晉起直到現在，行書用得最為普遍，最有群眾基礎。
四、 古今字、異體字、繁簡字
在我國古代的書籍中，一個方塊字往往有好幾種寫法，這就紿我們造成了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為了有效地解決這些困難，我們就必須掌握有關古今字、異體字、繁簡字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實踐技能。
(一)古今字。《墨子·公輸盤》中記述：當墨子斗敗了公輸盤后，“公輸盤不說”。“不說”，這好像是說公輸盤斗輸后不說話了。這樣理解就錯了。這里的“不說”就是“不悅”，是不高興的意思。可是人們往往認為“悅”字是本來就有的，而只是古人在書寫時經常寫為“說”罷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須知上古是沒有“悅”字的，《說文解字》中也只收了一個“說”字，沒有“悅”字，其釋義是：“說，釋也。”可見“說”才是本字，“悅”是個后起字。所以“說”就是古字，“悅”就是今字。
為什么會產生古今字的現象呢？這是因為古代的字少，而后世又不斷地發展增多。例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書不重樣的字共用了4466個，東漢《說文解字》也不過9353個字。可是，到了1915年，中華書局編印的《中華大字典》共收字48000多個，相當于《說文解字》的5倍多。古代的字少，一個字要代表幾個意義，真可謂“一身兼多職”。比如上古的一個“辟”字就兼有多種職責，它能代表“避”、“嬖”、“僻”、“譬”、“辟”這五個字用。后世人為了減少字的“兼職”現象，才在“辟”字的身上加了各種表意的形符，以示意義的區別。因此，上古的“辟”字就是古字，而后世新產生的“避”、“嬖”、“僻”、“譬”、“辟”就是今字。
在古書中，古今字的現象很多。如果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基本知識，那就很難讀懂古文。以下略舉幾例：
(1)“此世俗之所謂知也。”(《莊子·■篋》)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智慧啊。
(2)“大叔出奔共。”(《左傳·隱公元年》)
——太叔跑到共那個地方去了。
(3)“夫晉何厭之有？”(《左傳·僖公三十年》)
——那個晉國有什么贗(滿足)呢？
(4)“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布帛長短一樣，價錢也相似。
(5)“千乘之國，攝于大國之■。”(《論語·先進》)
——千乘的小國，夾在大國之中。
以上這些例句中的“知”、“大”、“厭”，“賈”、“閑” 等，都是古字，而“智”、“太”、“饜”、“價”、“間”等都是今字。如果有人認為今字才是“本字”，那就錯了；如果有人拿今字去更正古字，那就更錯了。
漢字概說細說漢字(8)
從古字變為今字，有的是用古本字作聲符，再加上一個形符。如“知”、“厭”、“賈”變為“智”、“饜”、“價”；也有的是改變古本字的形符，如“閑”變為“間”。 我們了解了這些古今字之間的關系，對準確地理解文言的語義很有幫助。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承認文字古今發展的事實，但決不應該厚古薄今，不能認為只有古字才是正字，而今字是“俗體”或“破體”。有的人常常以所謂寫“正字”為借口，偏偏要把“返回”寫為“反回”，把“嗜好”寫為“耆好”，把“環境”寫為“環竟”，這是很不應該的。
(二)異體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在音義上相同，在任何語言環境里都能互相代替，而只是寫法不同，這種音、義相同而僅寫法不同的幾個字在文字學上就叫做“異體字”。比如：“炤”與“照”、“并”與“竝”、“睹”與“觀”、“詠”與“諭”與“喻”等都是異體字。
文字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了。”(魯迅：《門外文談》)這一多，就很難作到形體劃一。同一個概念，由于時間或地區的差異，就可能造出好幾個字來。而且這種異體字，越古就越多。例如一個“兄”字，在甲骨文中就有35種寫法，一個“貝”字，在金文中就有60種寫法。就連一個“窗。字，后世就產生了六個異體字，寫作窗、牕等。這些異體字根本沒有必要同時存在，但是如果我們不熟悉，它就會成為閱讀古書的障礙。所以我們必須對異體字加以研究和整理。
從前有不少人認為只要《說文》中有的，就是正體，《說文》中所沒有的就是“俗體”或“變體”，其實這是一種偏見。因為許慎本人也往往把應該收進《說文》的形體遺漏了。所以宋人徐鉉又增加了不少原有的形體。
異體字的類型，大體上有以下五種：
(1)形符不同：
遍徧、貓■、堤■、粘黏、糕餻、唇■等。
(2)聲符不同：
筒■、秸稭、搗■、線■、筍■、驗騐等。
(3)改換意義相近的形符：
輝■、睹覩、徑逕、侄■、鏟■等。
(4)形符和聲符的位置不同：
略■、夠■、群■、鵝鵞、案桉、慚慙等。
(5)形聲字與會意字的異體：
淚■、巖■、奸■、渺淼等。
異體字多了，自然造成學習上的額外負擔和用字上的混亂。1955年12月22日文字改革委員會公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決定精簡1055個異體字，確定了810個字為使用正字。比如在以上所舉的這些異體字中，每一小組的第一個字均為留用字，第二個字均為廢除的異體字。比如“遍”、“貓”等均為留用字；“■”、“■”等均為已經廢除的異體字。廢除異體字是我國文字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工作，精簡了字數，便于掌握和使用，它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
(三)繁簡字。簡體字古已有之，向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時代。比如《詩經》中的“於”皆寫作“于”，漢《吳仲山碑》中的“■”就寫作“余”，《正字通》中的“■”、“■”俗作“墳”、“聽”。凡是所謂“俗體”，都是早在民間流行的簡化字。這些“俗體”字盡管曾遭到過扼制，但漢字由繁趨簡的潮流是阻擋不住的。今天，在我們正式使用的簡化字中，有很多就是古代簡體字的借用。比如：
“準”(■)《廣韻》 “廟”(■)《字匯》
“雙”(■)《集韻》 “戀”(■)《字匯》
“聲”(■)《正字通》 “憐”(■)隋《董美人碑志銘》
“夾”(■）漢《曹全碑》 “撲”(■)《集韻》
“寶”(■)《寶應碑文》 “齊”(■)《正字通》
“盡”(■)《正字通》 “樸”(■)漢《孔廟碑》
“干”(■)漢《鄭季宣碑》 “曬”(■)《字匯補》
“灶”(■)《五音集韻》 “癢”(■)《集韻》
“燭”(■)《字匯》 “筆”(■)北齊《■敬碑》
“畫”(■）《字匯》 “糴”(■)《干祿字書》
“類”(■)《五音篇海》 “糶”(■)《干祿字書》
“縱”(■)《集韻》 “陰”(■)《字匯補》
“膚”(■)；《廣韻》 “麥”(■)漢《西狹頌》
我們學習古代漢語和研究古代文獻，不僅需要掌握簡化字，而且需要掌握繁體字，掌握簡化字與繁體字之間的關系。只有掌握了這種關系，才不至于產生誤解。比如《后漢書·丁鴻傳》有“干云蔽日”的話。如果把“干”理解為“乾濕”之“乾”的簡化字“干”那就錯了，因為天上的云不可能有干、濕之分。這里的“干”字，是“樹木參天”的意思，與“干”字繁體字毫無關系。
漢字概說細說漢字(9)
繁、簡字之間的關系，主要有以下三種：
第一，簡化字與繁體字在詞義上本來毫無聯系，而僅僅讀音相同，但在簡化時則采用了筆畫少的。如“蒙”與“■”在詞義上大有區別：“愚昧”謂之“蒙”，而“■”則有“欺騙”義。后來只是因為讀音的關系，才以“蒙”代“■”了。
第二，有的簡化字是借用其繁體字的一部分，但這個“一部分”又是古代的另外一個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特別注意，不能用今天的這個簡化字去理解古代的另外一個字。如今天的簡化字“隸”(lì力)，就是取了繁體字“■”的一部分，然而“隸”又是古代的另外一個字，是一只手抓住了一條尾巴的象形字。許慎說：“隸，及也。”《玉篇》就把“隸”直接寫為“逮”。所以古代的“隸”字也就是今天的“逮”字，若不注意就會弄錯。
第三，今天有些簡化字，有的是古本字，如“氣”(■)、“網”(■)等；有的是古通用字，如“薦”(■)、“癢”(■)等；有的是古異體字，如“禮”(■)、“線”(■)、“淚”(■)等。了解了這些關系，我們就可以知道古代早就有了這些簡化字，只不過是為了書寫方便，才選擇了其中筆畫少的作為今天的統一使用體。
五 假借字的規律
什么是假借字，在“六書”問題中已作了簡要的分析，現在需要討論的是假借字到底有些什么規律，掌握了這些規律對閱讀文言文有什么用處。
(一)從漢字的形體結構來看，假借字主要有兩個規律。
1．一個“獨立”的字充當了另一個字的聲符時，那么這兩個字有時是能互相代替的。如：
(1)“(元濟)起，聽于廷。”(《李■雪夜入蔡州》)
——元濟起床，在庭上細聽。
(2)“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戰國策·趙策》)
——地位很尊貴，但是沒有一點功績；俸祿很優厚，但是沒有一點勛勞。
例(1)中的“廷”字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字，但它充當了“庭”這個形聲字的聲符，就成為“庭”的假借字了。例(2)中的奉字本來也是一個獨立的字，但它充當了“俸”這個形聲字的聲符，就成為“俸”的假借字了。
2．兩個形聲字，由于聲旁相同可以互相代替。如：
(1)“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史記·陳涉世家》)
——替天下人倡導，響應的人一定很多。
(2)“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同上)
——將軍身披堅甲，拿著銳利的武器，攻打無道，誅滅暴秦。
(3)“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墨子·公輸》)
——公輸盤變換了九次攻城之法，被墨子九次拒 (擋)回去了。
例(1)的“唱”字，例(2)的“被”字，例(3)的“距”字，都是形聲字。它們的聲符和“倡”、“披”、“拒”等形聲字的聲符相同，所以“倡”、“披”、“拒”可以假借為“唱”、“被”、“距”。這樣的假借現象在古書中是屢見不鮮的。
(二)從漢字的讀音上看，兩個字由于音同或者音近，雖然形體上沒有什么聯系，有時也可以產生假借現象。如：
(1)“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墨子·公輸》)
——公輸盤攻城的器械用完了，但墨子的防御之法還多著呢。
(2)“(白骨精)嘴唇往下別。”(《西游記·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白骨精的嘴唇往下癟。
(3)“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尿自己照照！。(《儒林外史·范進中舉》)
——像你(范進)這個尖嘴猴腮的樣子，也該撒泡 尿照照自己。
例(1)的“■”，例(2)的“別”，例(3)的“拋”，是和“御”、“癟”、“泡”同音(或音近)，所以它們就充當了“御”、“癟”、“泡”的假借字。
總之，不管從結構上看，還是從讀音上看，都離不開音同或音近這條根本原則。如果在讀音上沒有任何聯系的兩個字，那它們就不能假借。
怎樣才能辨別假借字呢？大概離不開以下兩種辦法。
第一，看上下文的意思，再考慮其讀音。如果根據字面的意思根本講不通，但從讀音上卻能與另外一個能講通意思的字聯系起來，這就有可能是假借字。如“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韓非子·五蠹》)這當中的“必”字加果解為“必須”，則根本講不通。從上下文的意思舌，這里的“必”是“盡”的意思；那么有沒有讀“必”的音而又有“盡”的意思的字呢？有的。這就是“畢”字。所以“必”在這里就是“畢”的假借字。
第二，利用《玉篇》《類編》《康熙字典》《辭源》等工具書來辨別假借字。如《莊子·逍遙游》中有“立之■，匠人不顧”的話。這個“■”字不好解釋，一查《康熙字典》就發現其中有“■通途”一條，“涂”就是“途”的假借字，問題解決了。
由上述可知，我們掌握了假借規律和辨認假借字的方法，對我們講授古典文學、閱讀古代典籍、理解古文的語義是有很大幫助的。
總之，要對我國古代的文化遺產進行研究，并正確地加以批判繼承，就必須掌握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實踐技能，否則，就會事倍功半，困難重重，“未及升堂，焉能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