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百歲高齡的季羨林先生壽終正寢，在“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等耀眼的光環映襯下，各界的追思活動顯得異常隆重，人們的反應速度超乎尋常，全國媒體毫不吝嗇筆墨和版面資源，對他的生平、事跡、圖片、軼事等連篇累牘，出版界和影視界同時也發布消息，稱《季羨林全集》及相關紀錄片將出版發行。凡此種種，都說明了季羨林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具有高山仰止的地位。
中國固有“死者為大”的傳統，在蓋棺定論之時飽受溢美也不是稀奇的事，即使把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等等稱謂都加在季羨林頭上，人們也不會提出異議。只是如“思想家”那樣的頭銜過于離譜，不但沒有產生莊嚴感，反而徒增了許多滑稽色彩。就像邁克爾·杰克遜死后有人將之冠以“世界天王”名號，讓其家人覺得極端不爽，因為這種不切實際的吹捧似乎不是在對逝者懷念，更像一種嘲笑。
生于“辛亥革命”期間的季羨林先生，在中國歷史上算是屈指可數的長壽學者，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二戰時期留學德國，在哥廷根大學專攻印度學，主修梵文、巴利文。他一生勤奮好學，對英語、斯拉夫語、吐火羅文都有所涉獵，精通12國語言，相關撰述頗豐。然而，豐厚的閱歷和學識并未成全季羨林，活到古稀之年仍然默默無聞。直到生命承載著他進入了一個需要樹立文化大師的時代，他的名聲才如日中天，在“國學”領域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
人說“壽則多辱”，季羨林卻是“壽則多榮”，他年事越高得到的殊榮越多。不但有不勝枚舉的虛名，還擔任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要職，每一個職務掂起來都有足夠的分量。不知道長期臥床的季先生是怎么履行職責的，但他卻儼然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并因此被央視列為2006年度“感動中國”的十大人物之一。
不過，和大部分人對他的“感動中國”不加認同一樣，中國學界對季羨林的“國學大師”稱號也存有極大爭議。人們不明白，一輩子研究外語的季羨林怎么成了國學大師，更不明白，他那么堅決拒絕“大師”桂冠，為什么卻遭到許多人的抵制。有人曾說，季羨林在垂暮之年提出了個“大國學”概念，把與中國文化相關的域外文化也定義在了“國學”范疇，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是有人為“國學大師”打圓場。季羨林既沒有“國學”專著，也缺乏相應的理論支撐，如果這樣的人也能被尊為“國學大師”，只能說明當下的國學已沒有了大師。
實事求是地說，在“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三頂帽子中，季羨林可以勉強戴上的也只有“學界泰斗”，因為與他同代的許多學者均已作古，論資排輩也非他莫屬。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即使擁有了“學界泰斗”頭銜也不意味著他就是“國寶”級的學者，就知識的原創性和對文化的貢獻大小而言，中國可與季羨林比肩的人并不在少數。至于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等等稱號，更像是晚輩對老年人的尊稱，不管他涉及哪個學術領域都能成“家”，不這樣就不足以顯示他的德高望重。
記得在書法家啟功先生離世之后，有很多人曾悵然于中國進入了“無大師時代”，他們例數中國的戲劇、教育、曲藝、美術、文學、書法等人文學科，對中國文化的創新能力表示出了強烈的質疑。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文化大師”卻如雨后春筍，余秋雨、于丹等人的“大師”做派不足一論，單說近年走紅的導演、作家、書畫家、經濟學者一概皆作“大師”狀，以致使“大師”稱謂在中國幾乎成了負面流行語，與“專家”、“博導”一樣飽受社會輿論詬病。
當然，出現這樣的文化現象也不全是當事人的過錯，更主要的還有些人需要用“大師門徒”包裝自己，他們迫切希望利用大師的旗幟為自己的商業利益服務。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似乎患上了大師饑渴癥，加上有些人也亟需炮制文化權威，借以彰顯自己的政治成就，由此導致了“假大師“的泛濫成災。不幸的是，與世無爭的季羨林在有生之年淪為了這種世俗的犧牲品，他在《生命沉思錄》中寫道：“我從來不相信什么輪回轉生?，F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播弄成知識分子。”這難說不是他對殘酷現實的莫大失望。
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描寫過三國后期蜀國人才匱乏的情形，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意指蜀軍名將相繼死亡，無奈選擇廖化充當三軍統領，以示沒有杰出人才，平庸者也可僥幸成名。季羨林固然不是平庸者，但與“國學大師”、“思想家”的內涵相比怕是還有一定距離。當然，值得反思的不單是季羨林能不能擔當“國學大師”，而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這種“蜀中無大將”的局面。站在這個角度說，與其悼念季羨林，還不如悼念漸行漸遠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更有實際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