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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們接著講“中國”與“天下”的重合。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大一統“天下”的觀念，雖然形成于中原的漢族之中，但在中國歷史上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真正能夠付之實踐的
只有漢、唐兩朝，更多的狀態下則是眾多的王朝或政權圍繞“中國”的控制權展開爭奪。由漢朝的大統一到唐朝的大統一，值得關注的不僅僅是唐代的疆域在漢代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統治體系更加完善、深入，
更重要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大一統“天下”觀念出現了一些明顯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對于古代中國疆域的凝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觀念的發展成為“天子以四海為家”。迄至唐代，
“九州”在一定意義上是“中國”的代名詞，而漢代的“九州”在人們的觀念中基本上是以實施郡縣的區域，關于這一點我們在《漢書·地理志》開篇的論述中就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該志先述禹所置的九州地望，
后言“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
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盡管從具體施政范圍上看，漢朝設置了西域都護府管理西域，護羌校尉管理西羌地區，護烏桓校尉管理烏桓、鮮卑等邊疆民族地區，
但這些地區并沒有包括在《漢書·地理志》的敘述范圍之內，這是漢朝統治者乃至漢代人疆域觀念的一個具體表現，同時也是“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觀念在邊疆治理方面的反映。換言之，在漢代人的觀念中，“九州”即郡縣
是天子施政的范圍，對于西域、西羌、烏桓、鮮卑等地區的經營更多地是出于解決匈奴問題的需要，或者是為維護郡縣地區安全而被迫采取的經營行為。但是，漢朝對邊疆的經營
雖然有很大被迫的成分，不過漢朝的這些做法卻對唐朝形成了一系列的重大影響。其中最為明顯的影響是唐朝設置了由安西、北庭、安北、單于、安東、安南六大都護府為主的
完善的都護府管理體系，將遼闊的邊疆納入到了王朝的有效管轄之下。而隨著有效管轄區域的擴大和深入，人們的觀念也出現了一些明顯的變化，“天子以四海為家”即是其中的之一。“四海為家”在《舊唐書》和《新唐書》中頻繁出現，
如《舊唐書·懿宗本記》記載：“朕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舊唐書·禮儀二》記載：“天子以四海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為家之義。”《新唐書·陳子昂傳》記載：高宗崩，陳子昂上書言
東都可以營造山陵，其中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等等。由“九州為家”到“以四海為家”既是漢唐統治者構筑“天下”統治體制在理念上的不同表現，
同時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邊疆民族入主“中國”并得到漢族認同而導致的必然結果。對于古代中國疆域的形成而言，這一變化則反映著王朝直接統治區域不斷擴大，和“中國”與邊疆的密切關系
有了進一步發展的現實。其次是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得到了認同，尤其是中原漢族的認同。構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大一統“天下”觀念核心內容的皇權至尊認識，隨著漢朝對邊疆地區的經營
也影響到了邊疆民族，并為邊疆民族所接受。更始二年，公元24年匈奴單于輿不僅拒絕了劉玄讓其稱臣的要求，反而答復：“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
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匈奴要求更始帝“尊我”顯然是受到了漢族“天下”觀的影響，
而這種影響在匈奴之后不斷地為邊疆民族付諸行動。先是被稱為“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在中原地區先后建立政權，爭奪“中國”正統王朝的地位。
永興元年，公元的304年，匈奴人劉淵還假托為劉氏后裔，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于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并“大赦，改元曰元煕。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
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于陸王宏為太尉，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后部人陳元達等皆為黃門郎。”
但到了氐人苻堅建立前秦時他對大臣則說：“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茍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不僅自詡自己的“正統”地位
得到了各族的擁戴，而且認為出于華夏的東晉也應該“賓服”于他，史書記載，他說：“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
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如果說，“五胡十六國”的出現并沒有得到漢族史家們的認同，那么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則實踐了這種突破。鮮卑人對“華夏正統”地位的挑戰是赤裸裸的，
沒有一絲的遮掩。在鮮卑政權統治者拓跋珪將國號由代改為魏的詔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內容：“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處百代之季，
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兇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魏焉。”詔書中出現的“朕”、“未定九州”、“天下分裂”、“諸華乏主”、
“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掃平中土”等等，這些已經明確地向世人表明了拓跋珪給自己的定位，即他是“天子”，而且他是以“華夏正統”的身份出現的，并將統一中國作為了他的最終的政治目標。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北魏開始興兵南下進攻南宋，雖然沒有實現滅亡南宋的目的，但卻將疆域擴大到了淮河以北地區，而更為重要的是北魏“中國”正統王朝的地位得到了漢族史家的確認，
確認的主要標志就是北魏成為了第一個被納入到中國“正統”王朝序列中的由邊疆民族建立的王朝，專門記載北魏王朝歷史的《魏書》被納入到了中國的正史序列，即是表現之一。從兩晉南北朝的歷史看，
邊疆民族入主“中國”爭奪正統王朝的地位更多的是自己積極主動的結果，這表明源于漢族的據有“中國”可以號令“天下”的觀念得到了邊疆民族尤其是北疆民族的認同，而漢族史家
對北魏正統王朝地位的承認則是漢族接受這種現實的重要標志之一。這種雙向認同的結果，一方面改變了漢族傳統的“天下”觀，開邊疆民族入主中原成為“天下共主”之先河，而邊疆民族入主“中國”
促進了邊疆地區尤其是北疆地區和中原地區的凝聚；另一方面是突破了“嚴華夷之辨”的界限，至唐代，“華夷一家”的觀念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治國”理念，“天下”成為了可以是華夷共同參與治理的“天下”。
其次是“華夷一家”觀念得以確立并成為“治國”理念。“華夷一家”的觀念雖然早已有之。《漢書·匈奴傳》記載：元帝初，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回匈奴，
“昌、猛見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后難約束，昌、猛即與之為盟，曰：‘自今以來，
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這可以說是漢代即已經有
“華夷一家”觀念的具體事例。不過，從“漢與匈奴合為一家”寫入盟約的目的看，所謂“一家”恐怕作為締約一方的韓昌、張猛也不會相信。但是，出現于漢代的“華夷一家”觀念進入唐代之后卻頻繁地出現在唐朝皇帝的口中。
《舊唐書·高祖本紀》記載：貞觀八年，“閱武于城西，高祖親自臨視，勞將士而還。置酒于未央宮，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吟詩，
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資治通鑒》卷197貞觀十九年十二月條也記載：唐太宗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
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不僅如此，盡管我們在唐朝的民族政策中也可以見到許多民族歧視的內容，但“華夷一家”依然是唐朝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則之一，
其中大量邊疆民族官員的任用和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即是典型的表現。如果說，“天可汗”稱號的出現在漢族史家眼中還是漢族為主體王朝主宰“天下”的話，那么眾多羈縻府州被納入
《舊唐書·地理志》和《新唐書·地理志》則表明“天子”的直轄范圍得到了擴大，“中國”所涵蓋的范圍自然也和漢代不同而有了進一步的拓展，而隨著眾多邊疆民族地區被納入到直接管轄區域和大量的邊疆民族官員的任用，
反映著作為“天下”主宰的唐朝已經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漢族王朝，“天下”已經變為了華夷共同參與治理的“天下”。最后是“中國”在“天下”中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應該說，迄至唐代，雖然古人的“天下”觀
出現了上述一些變化，但“中國”作為“天下”核心的觀念不僅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觀念的強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實現對“九州”的牢固統治是大一統王朝必須完成的職責。秦漢王朝的大一統
對唐代影響很大，唐朝不僅將漢代的都護體制推廣到了整個邊疆地區，而更重要的是唐朝統治者確立了實現漢代郡縣的統一是大一統必備條件的觀念。《冊府元龜·帝王部·親征》有如下記載：
“（貞觀十九年）三月丁丑，幸定州。太宗謂侍臣曰：‘遼東，舊中國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師者四，喪律而還，殺中國良善不可勝數。今彼弒其主，恃險驕盈，
朕長夜思之而輟寢，將為中國復子弟之仇，為高麗討弒君之賊。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將士之余力，平蕩妖寇耳。然恐于后子孫，或因士馬強盛，
必有奇決之士，勸其伐遼，興師遐征，或起喪亂。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遺后人也。’”唐太宗所言“遼東，舊中國之有”、“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以及由此展開的對高句麗政權的統一
就是這種觀念的典型反映。其二是“中國”和“四夷”已經成為一個整體。《新唐書·李大亮傳》記載：李大亮上書唐太宗，說：“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
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天下”是由華夏和夷狄構成的觀念在先秦時期即已有之，但更多的是強調夷夏之間的差別，并不謀求對邊疆地區的有效統治。從李大亮所言看，
進入唐代之后，在人們的觀念中邊疆雖然還是處于附屬的區域，但“本根”、“枝葉”的比喻表明邊疆和內陸的關系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三是占據中國就可以成為“天下”的中心。
雖然經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分裂，但“中國”在人們的觀念中的絕對地位并沒有發生改變，而且還有被強化的趨勢。唐高祖李淵曾經有意不讓高句麗稱臣的意愿，但遭到了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溫彥博的反對，
反對的理由是：“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且中國之于夷狄，猶太陽之對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值得關注的是這里的“中國”
被比喻為了“太陽”而“夷狄”被比喻了“列星”。此處的“中國”很顯然是指唐朝，而“夷狄”被喻為了“列星”。唐朝被喻為“太陽”的最主要原因
則是因為唐朝實現了對“中國”的統一。在唐人觀念中出現的上述一系列的變化，對古代中國疆域形成的影響它是巨大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為唐代之后邊疆民族爭奪“天下共主”并最終出現元朝的大統一
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唐代之后，中國的歷史進入了又一次由分裂到統一的時期。先是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在北部中國更替，吳、南唐、吳越、閩、
楚、南平、前蜀、后蜀、南漢、北漢十國分立；其后衍變為宋與遼、金、西夏的并立；最后是以蒙古為主體建立的元朝實現了對中國的大一統。縱觀這一時期的歷史，貫穿其中的一個主線
即是邊疆民族建立的王朝不斷與中原王朝爭奪“天下共主”的地位，并最終取得了勝利。值得關注的是，“天下共主”的換位并沒有像世界其他文明那樣導致文明主體民族歷史的中斷，古代中國疆域形成的歷史進程還依然延續
并且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實現局部統一或大一統的各王朝都以“中國”正統王朝自居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們稍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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