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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們接著講“中國”與“天下”的重合。明清時期是古代中國疆域最終形成的時期。1368年，明朝建立，古代中國的疆域進入了一個最后形成時期。《明史·地理志一》記載，
“計明初封略，東起朝鮮，西據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自成祖棄大寧，徙東勝，宣宗遷開平于獨石，世宗時復棄哈密、河套，
則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云、朔，東西萬余里，南北萬里。其聲教所訖，歲時納贄，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羈屬者，不在此數。嗚呼盛矣。”1644年，
崛起于東北邊疆地區以滿族人為主體建立的清朝入關，進而實現了對中國的統一。《清史稿·地理志一》記載：“有清崛起東方，歷世五六。太祖、太宗力征經營，奄有東土，首定哈達、輝發、烏拉、葉赫及寧古塔諸地，
于是舊藩札薩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圖。世祖入關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國一十八省之地，統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長驅遠馭，拓土開疆，
又有新藩喀爾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賀蘭山厄魯特迄于兩藏，四譯之國，同我皇風。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準噶爾、回部，天山南北二萬余里氈裘湩酪之倫，樹頷蛾服，倚漢如天。
自茲以來，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于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莫不稽顙內鄉，誠系本朝。于皇鑠哉！漢、唐以來未有也。”從統治范圍、統治方式和統治理念上看，
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明朝，都是難以以“大一統”王朝看待的，上述所引史書記載“嗚呼盛矣”，實際上名不副實，因為實際上，明朝的“大一統”很大程度上只是漢族聚居區的“大一統”，
也就是說，傳統“中國”范圍內的“一統”，“天下”依然是處于分裂狀態的，對邊疆的統治方式，主要是軍事衛所，更多的也是具有“羈縻”的色彩，統治理念上，則重新強調“夷夏有別”。
清朝雖然是以滿族為主體，聯合蒙古建立的王朝，但它的統治范圍集歷代王朝疆域之大成，所謂“漢、唐以來未之有也”并非夸大之詞。清朝在前代的基礎上，不僅實現了更大范圍內的大一統，
而且在統治方式、統治理念等諸多方面，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開始以“中國”的身份參與國際事務，使“中國”和“天下”的含義基本實現了重合，“中國”也由此具有了近現代國家的含義，
這對于古代中國疆域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首先是，清朝對明朝以來重新成為社會思潮的“夷夏有別”為主要內容的觀念進行了有力的反駁，“夷狄”可以成為“中國”正統王朝的觀念得以確立。
由于唐朝之后沒有出現過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大一統王朝，而明朝的建立者又是打著“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旗號來推翻元朝統治的。所以，先秦時期形成的以“夷夏有別”為主要特征的觀念，在明代不僅得到了繼承，
而且肆意發展。取代明朝而實現大一統的清朝，雖然面臨著和其他邊疆民族王朝一樣不被承認的遭遇，但對此卻進行了有力的反駁。對漢族傳統觀念進行批判，雖然早在順治皇帝時期就已經有過，
但系統的反駁，則是在雍正皇帝時期。雍正皇帝時期，以曾靜、呂留良為代表的漢族儒士，以先秦時期夷夏觀為理論基礎，肆意宣傳對滿族的歧視思想。針對這些人的言論，
雍正皇帝進行了系統的批判，根據《大義覺迷錄》卷1的記載：雍正皇帝首先明確表示“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即承認自己的“夷狄”身份，但是卻認為，所謂“夷狄”，僅僅是一個地域上的一種劃分，
“本其所生而言，猶今人之籍貫耳”，“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否認這是“中外”劃分的標準。并進而認為：“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
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于圣德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
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滿、荊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于漢、唐、宋全盛時期，北狄、西戎世為邊患，
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等等。
雍正皇帝對以曾靜、呂留良為代表的漢族儒士的反駁，雖然為清朝的正統地位進行爭辯，但它的意義卻是深遠的。關于“中國”正統的爭論，早在宋遼金時期即已凸現，但更多情況下，
這種爭論是在一些具體行為中體現出來的。比如宋、金之間關于“交聘禮儀”的斗爭，它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明確的理論，漢族士大夫對遼、金、元三朝
“中國”正統王朝地位的承認，更多的也是迫于對事實的承認，這也是為何在清朝初期又出現關于“中國”正統爭論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應該說，雍正皇帝的辯駁，它的重要性并不僅僅在于使清朝的“中國”正統地位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同，
更為重要的是，這也是清朝認同“中國”的一個重要表現，表明清朝的大一統并非是異族的侵略，而是邊疆民族王朝對前代大一統的繼承和發展，這也是前代“中國”已經變成更多民族之“中國”觀念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多民族統一的中國
在清代得以出現的一個重要的理論依據。其次是，清朝的統治理念在前代基礎上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由之也帶來了一個統治方式的變革，傳統的人為確立的阻礙內陸和邊疆“一體化”的一些觀念和政策得以廢棄，為古代中國疆域的形成
提供了一個更為牢固的理論基礎和政策保障。觀念的論爭并非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清朝的統治理念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由此也導致了清朝邊疆統治方式的一系列變革。清朝邊疆統治觀念和統治方式的變革，
在許多方面都有體現。比如，徹底否定了傳統的“羈縻而治”思想，代之以“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通過“改土歸流”等政策的推行，對邊疆地區實施更為具體的管理方式。元代以來，邊疆地區
廣泛推行的“土司”制度，雖然順應了當時邊疆穩定的需要，避免了邊疆地區民族政權的壯大，但畢竟還帶有濃重的“羈縻”色彩，土司獨據一方也成為了中央政令在邊疆民族地區徹底貫徹的障礙，因此在明代，“改土歸流”
即已成為邊疆政策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進入清代，“改土歸流”政策更是在邊疆地區廣泛推行，清朝對邊疆的統治由之變得更為深入、具體，它加速了邊疆地區統治方式的內陸化趨勢，為邊疆、內陸的“一體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再如，徹底放棄了修筑長城進行防御的觀念，代之以對邊疆民族的積極統治?？滴踉?#8220;諭扈從諸臣說：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筑長城。我朝施恩于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
較長城更為堅固。”放棄長城，對于古代中國的邊疆治理而言是一個革命，自此之后，人為設置的阻礙中原農耕地區和邊疆草原地區融為一體長達數千年的長城，終于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清朝這一觀念的轉變，無疑徹底改變了
漢族為主體所建王朝，對邊疆地區“統而不治”的狀況，它對于邊疆地區和內陸融為一體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應該說，清朝在邊疆治理觀念和治理方式的變革，一方面，是順應了邊疆與內陸長期以來形成的密切關系和“一體化”發展趨勢的要求，
另一方面，這些觀念和方式的變化，又進一步促進了邊疆與內陸“一體化”趨勢的發展，對于古代中國疆域的形成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是，清朝是以“中國”的名義作一個主權國家，和鄰國劃定邊界，不僅是古人觀念中，“天下”與“中國”含義
重合的表現，也標志著古代中國疆域進入了最后形成階段。在古代中國，由于受到地理知識的限制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思想的影響，古人一般用“天下”來指稱王朝的疆域，故而我們在史書中經?？梢钥吹?#8220;大赦天下”之類
表示王朝政令實施范圍的用語，而“中國”，雖然也有指稱王朝的用法，但更多的情況下，則是統治中心的含義，中原的含義。進入清代之后，雖然清朝直轄的18個省依然以“中國”稱之，而“天下”也保持著泛化的指稱政令實施范圍的含義，
但“中國”卻有了指稱清朝疆域的用法，“天下”與“中國”出現了重合的傾向。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中國和俄國《尼布楚條約》的簽訂?？滴醵四?，公元的1689年，為了解決沙俄向東擴張而引發的邊界爭端，
清朝和沙俄簽訂了一個具有現代國際法水準的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清朝依據《尼布楚條約》所立界碑全文：“大清國遣大臣與鄂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一、 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
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興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
一、 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中國，河之北岸屬于鄂羅斯。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口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一、 將雅克薩地方鄂羅斯所修之城，盡行除毀，
雅克薩所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盡行撤往察漢汗之地。一、 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拏，送各地方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懲處。
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壞大事。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爭端。一、 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鄂羅斯之人，鄂羅斯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
一、 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準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一、 和好會盟之后，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很顯然，在條約中，“清朝”和“中國”是可以互稱的，
“中國”已經有了一個近現代主權國家的含義。該條約的滿文、俄文、拉丁文本也都是如此。也就是說，最遲到康熙時期，“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稱呼，中華各民族也由此開始以一個主權國家——中國的身份，活動于世界舞臺。
“中國”成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名稱，既是中華各民族長期為之奮斗的結果，同時也是古代中國疆域進入最后形成階段的標志，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則標志著形成階段的結束。古代中國疆域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國”一詞含義的變化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個方面，不過從中我們依然可以得到以下的啟示：一是，形成于漢族中的“中國”一詞，由指稱京師發展到和“天下”一樣，指稱一個主權國家，它經過了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它和古代中國疆域的形成歷程基本是一致的。
二是，形成于中原漢族之中的“中國”概念，在以漢族為主體所建王朝和邊疆民族的交往中，也傳播到了邊疆地區，并為邊疆民族政權，尤其是以北疆民族為主體所建的眾多王朝所吸納，由之參與爭奪“中國”正統，也成為了眾多王朝，
包括邊疆民族政權的一種政治選擇。眾多王朝或政權參與爭奪“中國”正統，一方面是中華大地不斷由分裂走向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決定了多民族統一中國的出現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三是，
“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名稱，漢民族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不僅表現在“中國”一詞為漢族首創，更重要的是，“中國”中原為“天下”中心的思想也是形成于漢族之中。不過，“中國”發展為和“天下”含義相同，
來指稱一個主權國家，更多的則是邊疆民族對“中國”認同的結果。因此，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今日中國，都并非漢族獨有之中國，而是中華各民族之中國。謝謝大家，我的關于中國疆域
形成的理論探討系列講座就到此結束了，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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