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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中國歷史之特點，可以“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民族繁殷”予以概括。從各民族分布方面考察，形成了漢族居中原，少數民族居邊地的局面。邊疆問題和民族、宗教問題緊密相關，互為表里。對上述問題的處置，關乎王朝之存續，國運之興衰。今日中國乃過去中國之延續，過去的經驗或可為今人提供借鑒。現就所知予以簡要回顧，以就正于方家。 一 中國的邊疆與內陸、漢族與境內其他民族的關系堪稱錯綜復雜，其交往過程十分曲折而漫長。然以其趨勢論之，自先秦至今日，中原地區一直扮演著凝聚核心區域之角色。從民族角度考察，執掌中原王朝權柄者，既有華夏-漢族一系，亦不乏其他兄弟民族。此外，兩個政權（南北朝、遼宋、宋金、宋元等）并立甚至多個政權（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等）同時存在之現象亦屬常態，即所謂分裂割據時期。然而不難看到，在一統時期，有作為的統治者無不以維護穩定局面、進而開拓疆域為目標；而于分治時期，諸方統治者亦皆以削平群雄、實現統一為己任。因而使得每次分裂后，必然是一個疆域更加遼闊、統一程度更高的朝代之崛起。換言之，戰亂、分裂與割據，都是在為進一步統一蓄積著能量，創造著條件。而在疆域開拓、民族融合等方面，由少數民族建立中原王朝往往較之漢族政權更有作為。元代與清代即是明證。 從版圖方面考察，中國一直可以分為中原和邊疆兩大組成部分。二者始終相依互補，聯系萬難割斷。若無邊地政權之屏藩，則中原區域必慘淡經營，了無生氣；而若無中原王朝之羈縻，則邊地政權則往往陷入危機，進退失據。之所以分為上述兩大部分，不僅是由于二者自然條件和生產方式的明顯不同，而且有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巨大差異。不同于諸多蕞爾小國，中國版圖之廣闊，使得其邊疆十分廣袤，因此必然會有社會人文環境與自然地理條件等方面的巨大差異。由于中國文化的浸潤型特點，中國邊地的概念一直在動態變化之中，且是在分散發展演進逐步融為一體。其中各邊疆區域內部趨于一體化的進程，亦往往是邊疆區域逐步統一于中國這一進程的起始階段和必要鋪陳，如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和努爾哈赤統一女真等便是。而這種民族的多樣性，在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與邊疆問題糾纏一處，難解難分。這不僅是由于邊疆地區是各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而且是因為各民族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的融合、凝聚也是中國邊疆地區開拓發展的動力與基礎。從歷史的大背景、大趨勢方面考察，甚至可以斷言，任何形式的民族融合，都從客觀上推進了時代的進步和邊疆的鞏固。 另一方面，中國邊疆的開拓和各民族的交融，帶有明顯的連續性。中國邊疆地區諸民族幾乎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均有上古時期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盡管邊疆地區各個民族社會發展進程或快或慢，但都或早或遲地被納入了統一多民族國家連續性發展的軌道，相互間的交流影響源遠流長，從未中斷，于史有征，斑斑可考。 依中國邊疆地區諸民族相互關系而論，在近代列強入侵以前，就已經形成了有利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趨勢。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其存在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但由于時代局限，當時的人們或許未有今人的認識高度。時至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的入侵，給中國帶來了邊疆危機，且與以往的危機性質完全不同。這不僅使得中國不得不改變其長期獨立發展的軌跡，以應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而與此同時，在與共同敵人的斗爭過程中，中原與邊地、漢族與兄弟民族之間的聯系也更加緊密，認同感空前加強，完成了從自在的民族實體向自覺的民族實體的飛躍。統一的多民族的新中國再次崛起，中國邊疆也在繼承數千年歷史遺產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二 毋庸置疑，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朝代都存在著邊疆民族問題，因此歷代統治者必然要制定并實施一系列治理邊疆民族的政策和策略，以實行有效的管轄。中國古代的邊疆民族政策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包括行政、經濟、邊防、民族、宗教、外交政策等諸多方面。考察歷朝歷代邊疆政策不難發現，其既具有共同性和繼承性，又各有差異性和獨創性。因清代屬于末代王朝，其邊疆民族政策乃集大成之產物；又因其最高統治者的少數民族身份，其思路與作法多有創新；其內容既有繼承中國歷代王朝邊疆民族政策的一面，又有根據時代需要和自身特色獨創更張之特點，自成體系，蔚為大觀。在此予以述略，或可收管中窺豹之效。 眾所周知，歷代中原王朝皆以一統“天下”為己任，并無明確的邊界概念。而在對待邊地諸民族時，又尊奉儒家傳統的“華夷之辨”，即以文化本位來區別之。王朝強盛之時，標榜“用夏變夷”，即以推行中原文化、制度禮儀的手段向邊疆地區浸潤；而在衰敗沒落、居于守勢之際，往往又以“華夷之別”來抵御邊地諸民族之攻略。但統而觀之，歷代漢族王朝從未跳出“夷夏大防”的歷史窠臼，在邊疆治理方面陳陳相因，缺乏建樹。而由滿族建立清王朝，以其自身的邊疆少數民族身份，使得它能夠以一種全新角度對待和處理邊疆民族問題。它比任何其他王朝都要重視聯合漢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上層（尤其是蒙古上層貴族），把邊疆政策、民族政策的制訂、推行和完善擺在基本國策的突出地位。雖然其主觀出發點，是為了達到以人數和文化明顯處于劣勢的滿族統治人口眾多的漢族及其他各民族的目的，但在客觀上對鞏固邊疆、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推進大一統局面的形成有著積極意義。清廷強調“中外一體”（即內陸與邊疆為一整體），一變歷代漢族王朝作繭自縛、消極自保的慣用手段，主張以積極態度治理邊疆諸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衛”的作用。并十分注重“恩威并施”與“因俗而治”，強調“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實行“一國多制”、“文化多元”的統治方針，在清代前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 而清廷邊疆管理的各項制度與措施是清代統治者治邊思想的具體化，涉及行政、軍事、民族、宗教等諸多方面。首先是設立專門機構。在中央層面，特設立與六部平行的理藩院，主管邊疆民族事務。在清代前期，理藩院還曾兼管中外交涉事宜。是當時“中外一體”的具體體現，與當今“國家”之概念尚不可同日而語。制訂并不斷修訂補充的《理藩院則例》、《回疆則例》等法規，可視為管理規范化的力證。在地方層面，在加強中央集權、保證政令統一的前提下，采用大量適于本地諸民族的行政體制，而不強求劃一。如在東北地區，采用將軍制下的州縣、八旗并存制；內外蒙古實行盟旗制；新疆為將軍轄下的伯克、州縣、札薩克制；西藏為以達賴和駐藏大臣協同管理噶廈政府制；西南地區改土歸流并酌情保留土司制；臺灣為隸屬福建的府州縣制等等。同時，為籠絡安撫少數民族上層，清廷廣布“恩澤”，于封爵、給俸、年班朝覲、聯姻等方面十分慷慨。終于將經常成為心腹大患的北方游牧民族變為中原王朝堅固的屏藩。在運用各種宗教鞏固統治方面，清廷也大有作為。其對中國境內的大多數宗教加以扶植；只要不威脅到政權穩定，即不與干涉，表現出“包容天下”的豁達。但亦有其底線，那就是任何宗教都不能干預皇權，對宗教的世俗權力予以必要的限制；沿著“眾建之以分其勢”基本思路，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三 今日中國是過去中國的延續，清朝對于當今中國疆域的形成與變化均有直接影響。清代前期的有效管轄范圍除18行省（兼有臺灣）外，還包括有奉天（今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六盟、喀爾喀蒙古各部、唐努烏梁海、新疆和西藏，是一個幅員廣闊、疆界明確的統一的多民族大帝國。盡管在鴉片戰爭后清廷屢屢割地賠款，但清代的邊疆地區，包括當今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甘肅、新疆、西藏、云南、廣西等省區；以及沿海諸省，臺灣、海南（包括南沙群島）等等，仍是新中國邊疆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地區的社會狀況、經濟條件、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面雖已發生了諸多變化，但當時就已存在的許多問題至今仍然存在。清廷的喪權辱國，失山失地，給今天的邊界糾紛留下禍根，也對邊疆地區的民族宗教問題產生著不容低估的影響。因此，要解決當代的邊界糾紛，就必須弄清清代前期疆域的形成和近代以來疆域的變化以及清政府邊疆政策失誤之所在。不然我們就回無的放矢，陷入被動。 中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深入人心的“大一統”觀念，在中國古代邊疆民族政策形成過程中一直發揮著積極作用，形成了一種無形而強大的向心力。“大一統”在秦漢時期變為現實，并于其后的兩千多年里浸潤著中國各民族的情感，根植于代代中華兒女的心靈深處。他們堅信，國家統一則各族共享太平、安居樂業；山河破碎則生靈涂炭、社稷丘墟。心懷天下，憂國憂民，是國人尤其是知識階層永恒的政治價值取向。其對歷代王朝維護統一、開拓邊疆的不懈追求影響甚巨。古代中國曾四次出現大一統局面，其中有兩次（漢、唐）是由漢族統治者完成，而另外兩次（元、清）則是由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后實現。漢唐兩代，江山一統，將千百年來中國各地區各民族孕育著的統一要求變成現實。但是與元代相比，漢唐統一則規模相形見絀。元代雖享國不足百年，但疆域空前廣大，中華各民族之交流空前加強，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產生了十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而由滿族建立的清王朝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奠定作出的歷史貢獻更加突出，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的有效控制區域均未達到過清朝的規模。就立國時間而論，亦不遠遜于漢唐也。 頗值得一提者，作為清廷基本國策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提法，最早見于《禮記·王制》。作為儒家經典，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禮記》便被歷代漢族統治者奉為圭臬。但真正將其實施于邊疆民族宗教領域者，卻是“蠻夷”之屬。實踐這一理念的直接成果，便是歷史上空前的“大一統”局面之形成。或許真正驗證了孔老夫子之訓誡：“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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