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上的民族融合問題3
四、影響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關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徑
（一）互補互惠的族際經濟聯系與民族融合
經濟關系是民族間的基本關系和必然聯系，所以，歷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經濟發展規律支配的。在服從經濟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規律可循的。
基于生態環境和社會傳統的多樣性，歷史上我國各民族傳統經濟區域呈現為南北三個發展帶和農耕、畜牧兩個大的經濟區。從南北方向看，秦嶺－淮河以南是以漢族為主體經營的水田農業發展帶，秦嶺－淮河以北至秦長城是以漢族為主體經營的旱地農業發展帶，而秦長城以北是歷史上以北方民族為主體經營的游牧和狩獵經濟發展帶。從經濟區來說，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動的中心，是傳統的畜牧經濟區。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是發達的農耕經濟區。
不同的經濟類型具有一定的互補性。一般而言，農耕民族以種植業為主，兼養家畜，經濟穩定，基本上能夠滿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優質的畜產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為主要的生產資料，產品相對單一，需要與農耕民族進行頻繁的交換，換取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以補生活之需。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歷史發展的任何時期，兩大河中下游發達的農耕經濟，一直對周邊地區各族群起著凝聚和核心的作用，產生出很強的吸引力和“向心力”。這種農業文明蘊藏的力量，使許多進入漢區農業社會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漢族之中。
歷史上，我國各民族間的經濟交往是多層面、多途徑的。總體而觀，至少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官方層，如移民實邊和屯墾、“馬絹互市”和“茶馬貿易”。第二個層次除了跨地區的民間貿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無論在任何時期，即使在分裂和戰爭年代，在這兩個層面上互通有無的經濟聯系，也未曾中斷過。這是漢族與各民族人民經濟聯系的紐帶，也是各族間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經濟基礎。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認同與民族融合
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認同，從來沒有停止過。先秦時期，華夏文化自誕生之日起，就不斷地輻射、膨脹，吸收新鮮血液，為秦漢“天下為一，萬里同風”的大一統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礎。自漢以后，儒、釋、道相互融合，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晉南北朝時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與中原農耕民族的“漢”文化激蕩交匯，在沖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時期，統治者提倡“華夷一家”，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與滲透，提供了寬松融洽的氣氛。宋遼夏金元時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蕩迭起的歷史巨變中，經受了進一步的鍛造。明清，中華文化系統內再次出現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這樣，經過悠悠數千年的不斷碰撞和交融，中華傳統文化形成了一個多源匯聚的龐大體系。在這個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體系中，大一統思想成為民族融合的精神動力，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礎，中原文化與“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實現民族融合的途徑。
考察中國古代史，雖然不乏征戰、分裂的歷史真實，雖然封建統治者多有“夷夏之別”的觀念和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桎梏，然而，“華夷一家”的大一統思想和中國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動力。大一統思想萌芽、發展于先秦，在秦漢的政治實踐中得到實現，經魏晉南北朝的正統之爭，逐步實現南北文化思想的認同。之后，進入了大發展的時期，至清發展成為中華整體的觀念。這種思想體系，表現在認識和處理民族關系上就是“華夷一統”、“華夷一家”、“夷夏一家”，體現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體又通過“懷柔”、“羈糜”等對邊疆民族政策得到實踐。它的推行，有利于沖破民族畛域，推動了中華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礎。理念的趨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質走向一致，民族的認同感由此而產生。故作為意識形態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眾所周知，我國的歷朝統治者，都自視是作為文明標志的“禮”的承載者，負有對萬民教化的責任。統治者通過官學、科舉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推廣到各地各民族。儒學在漢朝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宋朝以后，由于進一步系統化、世俗化、平民化，成為官民之間、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強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遷徙雜居與民族融合
中國各民族自身發展與彼此關系的日趨密切，與歷史上的民族遷徙和人口流動密切相關。換言之，正是通過不同民族間的輾轉流動與交錯雜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經濟文化的頻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溝通，才可能有更為廣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遷徙是影響民族融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國古代民族種類繁多，彼此間融合兼并，興衰嬗變，有分有合，情況極為復雜。一般而言，漢族及其先民以黃河和長江為搖籃，崛起于中原大地，從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遷徙，波浪式地從點到線、從線到面，與周圍各民族和睦相處。少數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戰國時期，東方九夷、南方苗蠻、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東北肅鎮等民族群體，競相登上歷史舞臺，與漢族交往頻繁。中國歷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間上的變動表現為民族遷徙或民族分布，在時間上的變動則表現為民族的演變過程。而任何一個民族的聚合與離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黃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兩漢至唐宋，持續不斷向東西南北四方擴散，既有來自羌戎各族群內部社會進化、拓展生存與發展空間的原因，也有來自外部，諸如來自中原王朝和漢族的滲透擴張以及來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斷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壓力的因素。擴散的方式與途徑，或逐水草而流動，或舉族內遷，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擄去。所以，我們必須在多民族歷史宏觀進程的框架中，去把握歷史上民族遷徙與民族融合的相互關系。
民族的分布與遷徙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動態演變過程。從民族關系史的視角而言，寇邊與攘夷、內附與反叛、和親與征討、互市與封鎖、懷柔與威服、相互安惠與兵戎相向，都是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沖突與聚合的不同表現形態。從民族歷史發展的縱向上看，商周開拓邊地，秦漢移民戍邊，東晉五胡問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滿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戰爭和各種社會、歷史、自然因素的影響，致使各民族間的匯聚、分解、融合時有發生。正是因為這種動態的民族遷徙，總是不斷地沖破民族界線，打破民族間的隔絕狀態，為各民族深層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溝通，為各民族間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創造了條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進程。
（四）族際通婚與民族融合
從生物基礎和血統上講，由于族際通婚，世界上純而又純的民族是很少見的。所以，國際學術界常把族際通婚作為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指標。
中國歷史上族際通婚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漢文化在發展中形成的“天下觀”和“族群觀”，中原漢族在看待邊緣地帶的民族時，看重的是他們的“文化”動態取向，忽視的是體質方面的差異，對族際通婚沒有采取歧視和排斥的態度，而是采取寬容的態度，再加上漢族在文化技術方面的先進，吸引了許多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同時，無論哪一個王朝，一旦進入中原立足或成為統一中國的正統皇帝，為了得到各族民眾的支持，都或早或遲地鼓勵民族間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誰都會聯想到歷史上的和親。
和親，作為中國歷史上各民族、各政權首領間為平衡彼此政治關系而締結的一種姻親關系，從漢代絕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滿洲貴族與蒙古王公聯姻，不下數百例。在和親過程中，戰爭與和平的交替，權謀與友誼的糅合，戰爭與愛情的沖突，漢風與番俗的差異，無數次扣響人們的心弦，釀就了太多的悲喜劇。就其歷史作用，史家各有說道，但在以下兩點人們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為玉帛，避免民族沖突和戰爭，緩和民族矛盾，沖淡了民族偏見，增進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漢朝與匈奴的和親的影響，至漢末魏初，入居塞內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劉，理由是從母姓。那時匈奴酋帥改姓劉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漢人中產生某種親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動民族融合與同化。隨著和親的締結，姻親關系的確立，聯姻雙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關系，這不僅在血緣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時，和親過程中諸政權間建立的聘問、朝貢、饋贈、賀旦、互市等廣泛交往，周邊民族在潛移默化中，漸染華風，加速了漢化。尤其是質子，他們習漢語、漢文、漢儀，與漢族顯宦名士交游，漢化速度最快。他們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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