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的佛教

　魏晉南北朝時的佛教
　　魏晉南北朝時佛教盛原因
　　一.政治方面
　　1.社會動蕩,民生困苦
　　佛教雖兩漢時傳入,但因當時社會安定,并沒發展余地。至東漢末三國時代始開始興盛,至魏晉南北朝更普遍為人民所接受。此現象之產生,是由于漢末黃巾之亂,州牧割據,國內大亂,人民生活痛苦,加上戰爭頻仍,使他們對現實感到失望。而此時完成之道教,僅以方術之運用作為吸引手段,但方術有時會用盡,加以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久己變成沒有靈魂之空架,故聞有如來的救苦救難,誰不愿托身自庇？
　　2.君主殺戮太多,借信佛以贖罪
　　當時軍閥互并,一旦得帝位,便屠殺前朝子孫。許多時君主都因疑而懼,因懼而思悔,恰好佛教專講因果報應,他們怕自己入地獄,也怕子孫受禍,遂向佛求憐愍。但他們更有一種心理: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現今就算如何作惡,只要在最后能向善,便可到西方極樂世界。有些君主有竟出現先懺悔,后殺人的情況。
　　南齊書臨賀王子岳傳:
　　“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鳴咽涕泣,眾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
　　而人民見佛家思想使執政者較為寬仁,認為佛教即使未驗于來生,但已見效于當時,乃紛紛信佛以求庇護。
　　3.君主弘法,上行下效
　　三國時吳國孫權因康僧會之靈異,在建業設建初寺,是為佛教傳入江南之始。東晉元帝時曾詔佛僧入內殿講經,后世君主多仿效之。南北朝時,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顯參與朝政,時人稱之為“黑衣宰相”,以其時之僧穿黑衣也。又如梁武帝皈依佛法,迎達摩于廣州,大弘佛法,且三次舍身同泰寺,陳文帝亦因常幸佛寺而不理朝政。
　　南朝的齊高帝、梁武帝、陳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齊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宮苑,以造佛寺。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穢,鴆殺孝明帝,而為了贖罪,大力建設佛寺,不惜減少百官俸祿十分之一。
　　北方之后趙石勒信佛圖澄,以之為國師,后秦姚萇奉鳩摩羅什,北魏諸帝(道武、明元、文成)均崇佛,以僧人為國師,大力建寺造塔。文成帝更鑿山西云岡石窟,孝文帝開洛陽龍門石窟,與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藝術,可見北朝佛教之盛。由于君主好佛,天下風從。當時北朝達官貴人死后,其家人多舍居室以施僧侶,南朝豪門亦常舍其邸宅以建佛寺。
　　二學術方面
　　1.經學之末流
　　兩漢學術,號稱極盛,其內容不外儒生之注釋經和方士之術數,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揉合術數之支離誕妄,為篤學者所鄙視,其支離破碎者,又豈能滿足學人。正在縹緲彷徨,苦無歸宿之際,佛教之輸入,正好在學術方面輸入生氣。
　　2.清談玄學有助弘法
　　清談玄學盛行,使士人長于析理,發明奇趣。而“佛教本貴悟解,賤迷信”,故析理的風氣,有助于哲學味道的佛教傳播。又清談論老莊外,亦有佛性,故時人亦多與僧侶交游,如王導之子王洽與竺法汰交往極深,使竺法汰名重一時,又當時之學名流如謝安、王羲之等,都與佛教徒支道林來往,支道林精通佛理外,又善老莊之玄學,使佛道二家之學說調和發揮,可見清談之風正好借作發揮佛理。
　　3.藉文學和美術吸引知識份子
　　當時之僧人,為求吸引知識份子,許多時都以文學手法表達佛理,如佛像的雕鏤、石窟的開鑿、繪畫佛像等,都深深吸引士人,而對佛法關注。
　　唐白居易題寄宗上人韻詩:
　　“如來說偈贊,菩薩著論議,是故宗律師,以詩為能事,欲使第一流,皆知子工義,從容恣語言,縹緲離文字,旁延邦國彥,上達王公貴。先以詩句牽,從令入佛智,人多愛詩句,我獨知師意。”
　　3.西僧之來華及譯經
　　東漢末攝摩騰和竺法蘭開啟西僧來華譯經之事業,雖有助于佛教之流傳,但當時僅限于一人之力,一經之譯,成就不大。其后有安世高、支婁迦讖等譯經,但規模仍不大。到魏晉時,才有大規模的譯場出現,敦煌的竺法護,在長安建寺,專心譯經四十余年,從者達數千人,分工合作式的制才出現,共譯出了一百七十五部經書,東晉時,道安、慧遠等結社譯經,穩固了譯場組織的基礎。
　　至南北朝,譯經事業更進步,翻譯人才和工具俱發展完備,翻釋亦漸正確,以順達淺白為先,不硬譯原文。天竺人鳩摩羅什貢獻甚,大他主持姚萇的國立譯場,此外宋、梁均建譯場建業(即南京),北涼、北齊、北魏均曾設譯場。佛經的大量翻譯,使佛理流傳更廣,更容易深入民心。
　　4.華僧西行取經及譯經
　　曹魏時,朱士行以當時小品譯本文意隱晦,乃發愿西行,抵于闐,得梵本,遣弟子攜經回中土,為西行取經的第一人。此后,華僧留學天竺蔚成風氣,法顯遠赴天竺,歷經水陸二路而取經。以前佛教經書,均靠西僧翻譯,自竺法蘭,精通三十六種西域文字及華文,開華僧譯經之始,更使<<華嚴經>>、<<般若心經>>、<<法華經>>等得以廣傳中國。后法顯取得經,自行翻譯,華僧之譯經更易為中國人所接受和了解。
　　5.高僧輩出,宗派創立
　　兩晉以降,南北各有大師出,當時北朝佛教由大同、長安移布洛陽,由洛陽而至彭城;南朝則由鳩摩羅什弟子(號稱有三千之眾)中秀杰之士創立五大派。一是道生頓悟之學,二是僧肇開創般若宗、三論宗,三是道融,為北地法華宗和涅槃宗之先導,四是慧嚴,為南地法華宗和涅槃宗之先導,五是僧導,為南派成實宗的祖宗。
　　北方佛圖澄妙解深經,從其學者,均能研悟精,遂使中國佛法事功由譯經階段轉到研究佛理的階段。道安(支道林)承其學,又生當晉代清談之世,援引周易、老莊以佛,使佛理更為時人所接受。他又使法相宗和凈土宗萌芽,甚至引莊子來釋般若,此即<<般若經>>之由來也。
　　支道林對莊子之逍遙游發表見解:“若謂逍遙即個人依其天賦本性而游,則大盜夏桀,盜跖之輩亦系順其天賦惡性而作逍遙之游。如此,必為法所不允,故吾人得將天賦之性提至應有之性,依此較高之性而游,始合逍遙之真義。”此說令篤信老莊之王羲之大為折服。
　　梁時,菩提達摩東來,梁武帝迎之于建業,此為禪宗東傳之始也。總括來看,鳩摩羅什始譯大乖經論,佛圖澄解釋佛經旁通世俗,支道林援儒道釋佛,菩提達摩傳入禪宗,使中國佛教發生重大變化,使佛教宗派產生,名僧相繼輩出,使中土之佛法漸創自己的道路,變為更完備和更適合中國的思想,而使佛法流傳更廣。
　　三.社會方面
　　1.胡主崇胡教     對漢族而,言佛教是外來,其說亦為外來思潮。對于五胡,因其沒有自身的文化,故以自由的立場來接受佛教,統治者在軍事上以及其他事件采取決策之際,為求明確之判斷,亦歡迎長于咒術或博學多材的神僧為參謀。又五胡君主,自稱胡人,當奉胡教,如后趙石虎曾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饗祀,應兼從本族,佛是我神,正所應奉。”
　　2.人民避難所     有不少為逃避戰亂、兵役或賦稅的人都入寺為僧,所以佛教更盛,成為人民的避難所。寺院因君主崇佛,多加厚待,掌握大量土地和財富,本著佛教慈悲之心,對人民多作布施,故亦吸引貧民。加上戰亂頻仍,人民經不起亂禍苦難,心靈無所記托,唯有以佛教來填補空虛之心靈。
　　3.思想界貧乏     當時中國尚欠一個統一全國的大宗教,天子所祭的天地,非普通人民可信仰,而當時之道教仍在始創期,缺乏理論基礎,并且經黃巾之亂,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不合上流社會,故只能在下層社會中秘密組合。相對來說,佛教既有哲理,又說福報,對全個社會都合適,正以其不分任何界限,遂行于中國。
　　魏晉南北朝佛道之爭
　　一.佛道二教同時盛行之原因
　　1.同作為人民的避難所       自東漢末以來,整個中國處于混亂之中,戰爭外,還有政治迫害,殺戮相繼,人民生命朝不保夕,實需有宗教來作精神寄托,祈求神佛助其渡過亂世,故任何宗教均受到人民之擁護。另外,知識份子亦因儒學沒落,思想變成真空,故亦借佛教作精神上之寄托,故在這大動亂的三百多年,實在是二教發展的大好時機。
　　2.同時發展       佛道二教雖然一傳自西方,一發源于本土,但兩者初起時,并未能興盛。兩者在東漢時仍處于萌芽期,佛教雖已傳入,但只被視作為道術之一,而且信奉者多為上流社會人士,并未普及全國。同樣,道教在東漢時只盛行于低下階層,因為當時道教接近方術,只能靠符咒迷惑信徒,完全缺乏理論基礎,直至魏晉時期,道教中人才大造經典,為道教奠定理論基礎,從此漸多人信奉。
　　3.各有君主支持    五胡亂華之際,中原殺戮頻仍,僧徙普渡眾生,以因果報應及輪迥之說,勸統治者戒殺,由于佛教之發揚有助于社會民生安定,所以君主以此作為統治手段之一,大力提倡,后趙石勒、石虎父子重用高僧佛圖澄,前秦苻堅重用釋道東,后秦姚萇重用鳩摩羅什,梁武帝三次拾身同泰寺等,都可證君主對佛教之尊崇。    另一方面,道教初時只有一股民間勢力,但經東晉葛洪的改造,把道家揉合了儒家的綱常名教觀念,漸受歡迎。至魏太武帝,道士寇謙之清整道教,并宣布廢除三張偽法,使道教與世禮相準,并成為國教。二教經過統治階層的極力推崇,遂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4.各在競爭中進步    佛道兩家在思想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出世思想,于是玄學促進道、佛融和,兩者互為援引用作解釋,更有僧徒創立格義,以佛經之說比擬道家學說,為溝通玄佛義理開辟新路,促進二教的傳播。而道教受佛教剌激,遂仿佛經而大造經典,先后有葛洪的<<枹樸子>>、陶弘景的<<道德太平經>>及寇謙之的<<圖錄真經>>等,使道教蛻變,漸與佛教成分庭抗禮之勢。
　　南北朝佛道之爭的分析
　　一.文化不同之爭
　　1.反對佛教者,以為佛教來自印度,乃夷狄之教,夷狄文化低落,不及華夏,故不當信。如周武帝滅佛詔中云:“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
　　2.另一方面乃因一國一族之文化自有其特色,行之他國他族本難適應,如傅奕請廢佛僧時即云:“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故必不行用。”他國他族之文化不適用于本國族,夷狄尚不肯接受華夏之文化,華夏為何接受夷狄之文化而信其教？
　　3.華夷文化之不同處,包括以下數項:
　　a)言語不同:如宋道士顧歡<<夷夏論>>中斥印度人之語言云:“...婁羅之辯,猶蟲誼鳥聒,何足效述？”而佛教徒對此有辯駁者,有朱廣之與釋慧通等,以為不當因這語之不同而心存輕視,反對佛教。朱廣之的理由為:言語在于表達,其本身并無良寙分,如其表達之理可信,即當信之,不當因語言之故,卑棄其理。其次,語言不同,不僅華夷之間有之,即同為華族,各地之間,語言仍不相同,。  b)風俗不同:如顧歡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若以其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對于此說,佛教中人謝鎮之、朱昭之、朱廣之等,均曾作出辯駁。謝鎮之以為中印風格雖小有差異,然無礙者,適之為同。云:“三才均絻,人理是人,俗訓小殊,法教大同。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不嫌同道,則兩施夏夷。”  c.服飾禮儀:顧歡以為佛教無“搢紳之飾,罄折之恭,殞葬之禮。”于服飾者,則剪發去服,“方衣”、“墮冠”,于敬拜,則“右膝著地”,于喪禮,則捐尸火化,殊異至,此自不可行于華夏。佛教徒抗辯曰佛教之服飾禮儀,簡單純樸,較諸華夏更近于道。而華夷服飾和禮儀之別,但僅屬形象之別,而其基本之理并無不同。
　　二.地域不同之爭
　　1.反佛者以為華夏居大地之央,位極尊上,而夷則分居邊塞,地甚偏僻,而產生佛之印度亦屬夷狄。如顧歡以為:“東有驪齊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教發,南有剪發文身,姬孔施禮于中,故有華夷之別,如來煽犯中土,欲有戎華之異也。”2.佛教徒反駁曰:a)依地理,言印度實居大地之中,中國反居邊陲,東漢末之牟融即謂:“漢地未必為天中也。”至宋釋慧通言:“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而以智嚴法師所言最為精確,其言曰:“中天竺也,夏之至日,日正中時,豎晷無影,漢國影臺,至期五表,猶余陰在,依算經,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中天竺國則地之中心。”　b)教化不受地域所限,至道為所共尊,不可因地域之異同以定其高下取拾,單就教化言,實無華夏之分。
　　三.種族不同之爭
　　1.反佛者以為華夷之間有種族上之不同,夷種之人始信佛,華種之人不當信也。如<<三破論>>中即云:“我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邪,何以奉佛？”周武帝滅佛時亦云:“朕非五胡,心無敬事” ,均是以種族不同而反佛。又云華夷間種族不同者,多從民族方面予以分別,所謂民族性不同者,華人性善,夷人性惡,性惡之人所創之宗教,性善之人不可信。佛教徒則反駁曰華人性善否,尚未有定論,如孟子主人性善,荀子主人性惡,可知人性之善惡根本無定論,更難說夷人一定性惡。而佛教教理導人向善,可知非惡人之教也。
　　四.利害方面之爭
　　道教初興之時,佛教傳入,于其始,道佛二教互相利用,如漢明帝之弟楚王英即以奉佛著名,但同時他又好言黃老之學。但佛教西來之后,見道教勢力已直線上升,故一面欲利用之,而別一面則排斥之,然而道士對于佛教信奉者日眾,亦恐奪其衣,食故遂起競爭。
　　北朝滅佛經過
　　1.北魏風俗向信佛教,北魏太武帝本“歸宗佛法、敬重沙門”,于沙門惠始尤甚敬重。然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道士寇謙之之清靜仙化之道,遂行其術。又司徒崔浩亦奉謙之道,常以說帝,益堅帝王信道拒佛之意。
　　2.其時佛教隆盛,沙門眾多,乃于太平延四年春,三月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至太平真君三年,“帝至道壇,親受符錄”,乃成為正式之道教徒。旋以蓋吳反攻于杏城,關中大亂,乃西向親伐。既至長安,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于麥中,帝入觀馬,從言入僧寺,見有弓矢矛盾,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常與蓋吳通謀,規害人命矣。”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邵牧守富人所贓物,蓋以萬計。又為屈室,與貴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令一依長安行事。”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信佛法,數上表請勿滅佛,帝不許,并詔責佛教,興道教有益無害。至太平真君七三月,詔“諸州抗沙門,毀諸佛像,徙長安工巧二千家于京師”。
　　3.北周繼承西魏,初對宗教神秘之事五不甚關懷,“雖以累代受箓,頗信玄宗,然為人雄略蓋世,初不屑注意于”,然高祖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張賓、元嵩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曉星歷,因盛言有代謝之征,又稱上儀表非凡,非人臣之相,由是大被知遇。后賓益見信,乃“譎詐罔上私違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為國禪。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箓,躬服衣冠”。“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而大周啟運,繼歷摩圖,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遣齊梁之末法？”而主張滅佛。武帝既信張賓,又納元嵩之言,而在二人密加鼓扇,帝遂堅信不疑,決心滅佛。
　　4.北周武帝詔有德眾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帝御正,量述三教,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后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又敕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辨其真偽。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于是遂寢”。“至建三年,..敕斷佛教道教,沙門道士,并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
　　5.武帝本欲留道滅佛,然集議之結果,多附和于佛教,于是萬不得己,乃二教俱廢,然未逾經月,又下詔復道法,“并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筍履,名通道觀學士。”道佛二家相詆,相筆討,迄于后代竟無休止。又有儒生加入辯論,并詆道佛,成為三教相爭。南朝以代致唐代,帝王亦往往召集三教名流,聽其辯駁,有屈而被罰者。
　　魏晉南北朝佛道之爭的影響
　　1.社會方面:
　　自晉南北朝以至唐中、末期,歷朝君主不是篤信佛教便是嚴恭道術,如北魏太武帝倡斥佛,北周高祖武帝之佛并滅,使百官人民無所適從,尤在晉以后,佛道盛時期,出家人之數目達數十萬至數百萬人,但當北周武帝佛道并滅,毀佛寺、道觀,強迫僧徒還俗,反使一般平民百姓無適從。
　　2.政治方面
　　帝王如篤信某一宗教必致荒廢政事,而最好的例子如梁武帝,他曾四次在同泰寺舍身事佛,每次皆由臣民用錢一億贖回,由此可見政事荒廢的程度,而且朝臣很多時因宗教思想的不同而形成派系,排斥異端,由宗教上的歧見而引致政見上的不同,后乃詆益見而決廢鄙猥,如佛徒之著笑道論,而道流亦即作道笑論以敵之,極盡對罵之致,使國家的大事則棄置一旁。
　　3.學術方面
　　佛道二教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數代的發展而深入民間,牢不可拔,而深深的影響到后世學術思想界,不但增加了很多的新字體、詞語、推廣我國術界的領域,而且因為儒、道、佛三教的融合而產生宋代的理學,可說是文、藝方面一大重大的刺激,影響延至今日者非少。
　　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流布之概況
　　1.佛教表現之特點
　　a)佛教己擺脫道術與玄學合流
　　b)大乘佛教在此時期之發展甚速
　　c)印度和西域僧侶東來與華僧西行之風氣開始
　　d)譯場組統漸見完備,翻譯眼光亦見正確
　　e)佛教出現宗派之萌芽
　　2.佛教盛行情況
　　a)魏文帝黃初年間,中國人始有剃發為僧,朱士行是第一個出家的中國人,曾至于闐,抄般若梵文正本,由竺法蘭譯為漢文,為中國僧人西行術法的第一人。
　　b)魏明帝時曾大起佛寺,佛教亦流布于長江流域。
　　c)三國時吳國拜支謙為博士,召見康僧會,為之建塔寺,為江南第一塔寺。
　　d)西晉時,大月氏人竺法護從敦到長安,帶來梵本書一百六十五部。西晉末,西僧佛圖澄來華,以因果報應之說,戒君主之兇殘,民多奉佛,建寺共八百余所。佛圖澄弟子道安極為苻秦器重,并作四大貢獻:
　　(i)著有<<五失本三不易論>>對譯經之文體,創立了嚴謹法則;
　　(ii)曾注釋舊譯諸經,使其文理會通,經義克明;
　　(iii)撰佛經目錄,使后人有所稽查;
　　(iv)制定僧尼軌范,規定佛徒以釋為姓。
　　e)東晉時,佛理與玄學深為名士所歡迎,當時有竺潛i竺法深、支遁等,與名士辯玄理,為時人所重。
　　f)東晉末,道安弟子釋慧遠,往南方聚眾講學,設般若譯場,指導及監督完成<<可含經>>及<<毗曇經>>,創凈土宗。
　　g)后秦時又有鳩摩羅什受聘至長安,始傳譯大乘經典。他的譯場有八百多僧人助理,名逍遙園,為國立的大譯場,共譯出經論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之多。其弟子亦多,散布在大江南北,如道生、道融和僧肇等。
　　h)與鳩摩羅什齊名的有佛馱跋陀(覺賢大師),在南方一人譯經,把華嚴、僧祇律凡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與羅什、曇無讖被稱為六朝三大哲。
　　i)華僧法顯從水路赴印求法,得經甚多,其所譯的<<大乘起信論>>和<<唯識論>>為大乘法相之理論傳入中國之始,其所著的<<佛國記>>,記西行見聞,更為著名。
　　j)南北朝時,佛法愈盛。宋文帝曾任惠琳參與朝政,時人稱黑衣宰相,天竺僧求那跋摩講法于華經,文帝率群臣親臨聽講,并設戒壇于南林寺,授僧尼戒律。
　　k)宋武帝禮待曇標,齊高帝任法獻和法暢參知政事,時人稱為黑衣二杰。
　　l)梁武帝信佛尤篤,曾受戒于惠約,并建戒壇于宮中,受戒者凡四萬八千多人,又迎達摩于廣州,迎真諦于南海。他又三度舍身于同泰寺,人民出家為僧尼的,占戶口一半,僅金陵一地,便有佛寺五百余所。
　　m)北朝諸帝,亦多信佛,如北涼沮渠蒙遜迎曇讖于天竺,令譯<<涅槃經>>,后魏孝文帝七次下令振興佛教,宣武帝精通佛理,親講維摩經,其時國內寺院多至萬三千所,僧侶二百人萬人。
　　佛教南北朝社會之影響
　　1.歷朝用以資治:兩晉南北朝時,歷代之統治者都崇奉佛教,并以之資助政治,佛教一些高僧對朝政也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如宋文帝認為如人民信佛,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魏文成帝將佛教視為“助王政之禁律”。又如皇帝往往也請僧人參政,如宋時慧琳被稱為“黑衣宰相”。
　　2.寺院經濟發達:佛教不僅對政頗有參預,而且對當時經濟生活之影響亦深。佛寺之建筑、佛像之雕塑、佛事之舉辦,均須耗費鉅資。而由于各國統治者之優待,可以促進寺院經濟之發展。北魏君主下詔,“今制諸州郡縣于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寺院有眾多之田地,或自耕或出租,又通過宣揚布施來增加收入。許多百姓藉寺院以避役,是為“白徒”、“養女”,于是出“天下戶口幾亡其半”的重現象。
　　3.民變以為旗幟:隋著佛教的廣泛發展,其教義深入民心。當時不少人利用佛教之平等思想來反對當權者和僧俗豪強,以為民變之旗幟。如北魏延昌四年,冀州沙門法慶聚眾起事,自號“大乘”,宣稱“新佛出世,除去眾魔”,封渤海人李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有五萬余眾。
　　4.深入社會民生:
　　a)當時百姓競相剃度為僧,如史稱北魏好佛,民多絕戶為僧,不僅出家成風,建造佛塔雕像亦成為風氣。佛教工程之建造,或由皇帝倡導,或由民間私造。
　　b)不少人相信捐獻田宅為寺宇者,可以祈福消災,有些帝王以舍身作為登基之習俗,許多達官貴人紛向寺廟供養,且有以廟宇為家的。
　　c)以住士人都以毀發膚、易胡服為恥,后來則競相剃去頂膚、披上紅色或雜色的緇衣,并引為榮。
　　d)一般信士相信神明不滅和因果緣識之說,講究布施、齋戒、窟居、舍身之道。
　　5.促進玄學發展:佛教出現了具有清談風趣的僧侶,他們博覽儒經及百家之言,鉆研莊老,參與玄學,與名士亦步亦趨,如晉的支道林既注莊子,又作<<逍遙論>>。而名士們對佛教的般若學也感興趣,于是儒道釋三家互為發明,促進玄學的發展。
　　6.影響文化藝術:
　　a)印度的文學、聲韻、音樂、舞蹈、建筑、繪畫、雕塑、醫學等,亦伴佛教同來,對漢固有的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b)佛經翻譯使漢語增添了不少新的字匯和成語,如涅槃、般若、剎那、伽藍等,梵文拼音的輸入使漢語的“四聲切韻”得以逐漸產生,又南北朝的小說多有以佛教為題材的。
　　c)佛教建筑亦使中國建筑增加了不少新的成分,舉世知名的敦煌、云崗、龍門等三大佛教石窟都始鑿于此時。
　　7.推動中西交通:為了傳播和追求佛教之真理,出現了一股西域高僧來華和中土高僧西行的歷史性潮流。例如法顯為了求法而經由陸路往印,而由水陸回國,又如鳩摩羅什,菩提達摩,等人或由陸路,或由水路來華,使中國和印度、西域之間的交通發展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