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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佛教四次法難。乃我國歷史上皇帝迫害佛教最嚴重之四次事跡：(一)北魏太武帝，聽信司徒崔浩、道士寇謙之之言而壓迫佛教。太平真君七年（446），盡誅長安沙門，破壞一切經典圖像，北魏佛教遂遭毀滅。至文成帝復興之際，始告恢復佛教地位。(二)北周武帝，信納道士張賓與衛元嵩之論，有意廢佛；其時甄鸞、道安、僧勉、靜靄等曾為佛教辯護。建德二年（573），帝即下令廢佛、道二教，毀壞經像，并令沙門、道士還俗，僅選名德者一百二十人安置于通道觀。六年，北周滅北齊，其時雖有慧遠排眾抗辯，然武宗仍對北齊之地行排佛政策。翌年，帝崩，佛道二教始告復興。(三)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等人排佛，會昌五年（845），帝乃下敕留置若干寺及僧三十名，余皆廢棄，并令僧尼還俗。將佛像、鐘、磬改鑄為錢幣、農具等物，史稱會昌法難。翌年帝崩，宣宗時再興佛法。(四)后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帝實行排佛政策，詔令廢止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佛祖統紀作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又下詔毀佛像，收鐘、磬、鈸、鐸之類鑄錢。其時，鎮州有觀音銅像，靈應頗驗，故雖有詔下，人莫敢近。帝聞之，親往其寺，以斧破銅像面胸，觀者為之顫栗。顯德六年，帝于北征途中，胸發瘡疽而殂。其后，宋太祖統一天下，下詔復寺立像，佛教始告復蘇。
上述四次法難中，前二次主要系基于思想上之原因，后二次則系基于經濟上之理由。宋朝志磐之佛祖統紀卷四十二將此稱為“四大法難”，或“三武一宗之難”，又宋丞相張商英所著護法論（大五二·六四○中）：“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剪除，既廢之后，隨而愈興，猶霜風之肅物也。”（宋高僧傳卷十七、釋氏稽古略卷二、卷三、卷四、歷代三寶紀卷三、古今佛道論衡卷一、魏書釋老志第二十、北史卷二、北周書卷五、舊唐書卷十八）p569 FROM:【佛光大辭典】 指中國佛教史最嚴重的四次法難。三武，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一宗，指后周世宗。 第一次為魏武法難，發生在太平真君七年（446）。但早在太延四年（438）時，太武帝已詔令沙門五十歲以下還俗；太平真君五年（444），又下令王公以至庶民不得私養沙門。至太平真君七年三月，才下詔徹底滅佛。堂塔伽藍、佛像經卷全被破壞燒毀，僧尼被迫還俗，編入庶民之中。幸有太武帝太子拓跋晃極力護持佛教，才使部分僧尼、佛像經卷幸免于難。待文成帝即位，下令天下郡縣、眾居之處各建佛區，聽任好佛法者出家，重振佛教地位。 此次滅佛的主因是佛道二教之爭、國家財政問題，以及北方民族和漢民族的沖突；另一方面，教團本身的腐敗墮落，也是原因之一。武帝因道士寇謙之的影響而信奉道教，漢人司徒崔浩也是道教信徒，三人同為這事件的主要人物。尤其崔浩與滅佛事件更有密切的關系。此外，不事生產的佛教徒大量增加，逐漸影響到國家經濟，加上教團本身的腐敗墮落，更助長了滅佛的行動。至于促成滅佛的直接動機，則是因長安的大寺院內藏有兵器、釀酒道具及婦女。 第二次為北周武帝的滅佛，發生于建德三年（574）及建德六年（577）。建德三年發生在北周，建德六年發生在遭北周并吞的北齊。這次滅佛事件的主要人物為道士張賓及還俗僧衛元嵩，發生的主因仍為佛道二教的爭論、國家財政上的問題，以及佛教團體本身的墮落。但是第二次的滅佛，并非只滅佛教，道教也遭受被滅的命運。 這次法難與其他三次不同，是先前有文武百官及儒佛道信徒約二千余人，共論儒佛道三教的優劣，卻沒有達成排佛的立議，即使前后七年間議論達六、七次，仍未得滅佛的結論。其間，在佛教方面，有道安著《二教論》、僧■著《論十八條》，論佛道的優劣，攻擊道教。甄鸞則奉命研究佛道優劣，著《笑道論》三卷，論道教的虛妄。其后皇帝又屢次論二教的優劣，但仍無法達到期望中的目的，于是命道士張賓與智炫對論，皇帝本身亦與智炫對論，但無論如何都無法使之屈服，于是下詔排斥佛道二教。結果三百萬的僧道被編入軍民，寺觀經像全被破壞，財產亦沒入國庫。奇特的是卻另建通道觀，由僧道中選出沙門道士一二○人，稱為通道觀學士，在觀中服務。 建德六年，北周并吞北齊之后，也在當地施行滅佛，以致在北齊文宣帝時達到隆盛的佛教，也遭到北周武帝殘酷的蹂躪。武帝歿后，佛教才得以復興，最初選智藏等一二０人，蓄長發著俗服，稱菩薩僧，而后才被允許剃發，這也是罕見的制度。 第三次的唐武宗滅佛（會昌法難），發生在會昌五年（845）。但早在會昌二年，武帝即令僧尼中犯罪或非戒行者還俗，并沒收其財產，因此，京師一地，還俗僧即達三四五九人。其后，又逐漸加強嚴厲的壓制，到了會昌五年遂決定滅佛。滅佛后，被廢棄的寺院有四千六百座，小寺院（招提蘭若）四萬多所，還俗僧尼凡二十六萬五百人，寺田被沒收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還俗僧及奴婢被列為兩稅戶，須納租稅；佛像佛具則被制作成錢或農具。但在長安、洛陽各留四寺，僧三十人；各州亦存一寺，分為三等，各留僧眾二十人、十人、五人。此一佛教的大改革運動，是因佛教集團的腐敗墮落，國家財政上的問題而產生的，而武宗信仰道教、信任道士趙歸真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到會昌六年，武宗駕崩，宣宗即位，佛法才得以再興。 第四次為后周世宗的滅佛，發生在顯德二年（955）。被廢的寺院有三三三六所，佛像佛具被改鑄為貨幣，僧尼的剃度也受到嚴格限制。這次法難與前三次不同，并非由于佛道二教之爭，完全是由于國家財政的困窘，以及僧團的墮落，而引起僧界的大革新運動。結果全國僅剩下寺院二六九四座，僧尼六萬一千二百人。度僧制度執行嚴格，有養親義務者，須經雙親許可，始可剃度；在試經方面，男子十五歲以上須誦經一百張或讀經五百張，女子十三歲以上須誦經七十張或讀經三百張。由此可知，后周的滅佛為單純的滅佛事件，與前三次不能同一而論。其后，宋太祖統一天下，佛教始告復蘇。 以上四次法難均有一共通點，即寺院僧尼的增多，造成不事生產者的增加。而對寺院僧尼布施的過于浪費，也給國家帶來嚴重的經濟問題。寺院存在的價值降低，自然使教團的腐敗墮落更趨明顯。但前三次另摻有佛道之爭的原因。 ［參考資料］ 《古今佛道論衡》卷一；《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一；《舊唐書》卷一、卷五十八；《新五代史》卷十二；《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九、卷十、卷二十五；《釋氏稽古略》卷二～卷四；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任繼愈《中國佛教史》；鐮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牧田諦亮《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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