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千里紀行（三）：“馬踏飛燕”的故鄉

一個偶然的事件，引發了一個震驚世界的事情；一件絕世珍寶的發現，使一座千年古城成為中外人士向往的旅游勝地。

這座千年古城就是武威，進入河西走廊后的第一個重鎮；這件絕世珍寶就是頂級國寶、被郭沫若先生稱之為“馬踏飛燕”的青銅馬。

1969年9月10日，原武威縣新鮮公社新鮮大隊的農民們又跟往常一樣出工了，他們今天的任務是在縣城北兩公里處一座長方形的夯筑土臺——雷臺祖廟附近開挖戰備地道。

當他們揮動鎬頭和鐵鍬，不斷向前挖土時，眼前出現了一堵用青磚砌成的墻壁。砸開墻壁，里面竟是一間用青磚砌成的墓室。借著手電筒的光亮，人們看到墓室里整齊排列著數不清的銅人、銅車、銅馬等。經考古人員進一步挖掘，發現這是一處東漢末期的墓葬，雖曾多次被盜，仍出土了230多件珍貴文物，尤其是鑄造精美的99件銅車馬儀仗俑引人注目，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件銅奔馬。它一足踏飛燕，三足騰空昂首揚尾，一展奔跑疾速的雄姿。后來，郭沫若先生將其命名為“馬踏飛燕”。1983年，國家旅游局把“馬踏飛燕”確定為中國的旅游標志，1996年被國家文物局鑒定為國寶級文物。

從此，“馬踏飛燕”飛出甘肅，飛遍中國，飛向世界。世界開始把目光匯聚武威：為什么這樣一件稀世珍寶會出現在中國偏遠的武威呢？武威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

兩千年前，武威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個重鎮。公元前121年，漢武帝置“河西四郡”，武威即為四郡之一，取“武帝之威到達河西”之意。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天下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稱“十三部刺史”。其中，涼州刺史領安定、北城、隴西、武威、金城、天水、武都、張掖、酒泉、敦煌十郡，自此武威始有涼州之名，意為“地處西方，常寒涼也”。晉初，天下分為十九州，把涼州分為雍州、涼州和秦州三州。東晉、十六國時期，前涼、后涼、南涼、北涼及唐初的大涼，都曾建都于此。至唐，又設涼州，屬隴右道；后來在黃河以西設河西道，轄涼州、甘州等7州。鑒于涼州是河西走廊的軍事重鎮和戰略要地，唐王朝在涼州設置了河西節度使，統兵7.3萬，下管7個軍州，范圍相當于今天甘肅西部、青海南部和新疆東部。可以說，漢唐時代的涼州，一直是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前沿根據地。而在人們的印象中，在許多文學作品中，“涼州”一詞很少用作特指的的行政區劃專用名，大都成了河西地區或西部邊塞的代名詞。

盛唐時期的涼州，市容繁華，人口眾多，多民族和諧共處，一派繁榮昌盛、和平安定的氣象。對此，史書都有記述。中國清初的歷史地理和軍事地理名著、明清之際著名學者顧祖禹編撰的《讀史方輿紀要》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其實，盛唐時的涼州已成為西部最大的都會，是與洛陽、揚州、益州、荊州、汴州等城市齊名的中國第一流的大都市。

涼州不僅是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富庶之地，還是一個歌舞音樂之鄉。盛唐邊塞詩壇巨擘岑參，當年戍邊駐留涼州時所作的《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中就有這樣的描寫：“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不僅大筆淋漓地勾畫出涼州城“七里十萬家”的氣派和風光，更讓人從滿城歌舞升平的安定氣氛中感受到盛唐的時代氣息。同樣的描寫也出現在他的另一首詩《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笸羅。三更醉后軍中寢，無奈秦山歸夢何！”

如果人們能從芩參詩里對胡琴、琵琶與羌笛等樂器的描寫中欣賞涼州文化的美妙韻味，那么，人們從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的兩首詩中則能感受到涼州文化的影響所及。

“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這是白居易在《西涼伎》一詩中，對長安街頭演出的涼州舞獅子形象化的描繪。

“驪宮高處入青云，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曼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這是白居易詩作名篇《長恨歌》中的一段詩句，對唐玄宗李隆基再創作、楊貴妃設計舞蹈并主演的大型歌舞《霓裳羽衣曲》作了精彩至極的演繹。

無論是街頭民間的西涼伎舞獅子，還是宮廷歌舞霓裳羽衣曲，都源自于涼州樂舞。涼州樂舞是在涼州與西域日益頻繁的經濟文化交往中，當地音樂同漢族古樂、西域樂舞和印度音樂互相交流融匯而形成的，它的代表作《秦漢樂》傳入北魏后改名為《西涼樂》，被尊為“國樂”。隋朝時確定9種樂為國樂，有七部是河西傳入的，其中《西涼樂》最為著名。

河西樂舞發展的極盛時期是在唐代，其藝術成就的頂峰就是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描繪的《霓裳羽衣曲(舞)》，該舞曲是在西域傳到涼州的天竺樂曲《婆羅門曲》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涼州樂舞歷經數百年不衰，充分展現了它本身的藝術魅力。正如詩人杜牧的《河湟》所言：“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市，急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驅馬雖戎服，白發丹心盡漢臣。惟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

涼州樂舞不僅對中原的歌舞、音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以其自身的藝術魅力和震撼力給中原的詩歌創作注入了新的豐富營養。《涼州詞》便是一例。《涼州詞》原是涼州一帶傳唱的歌曲，最初有聲而無辭，傳入中原后，逐漸贏得了眾多文人墨客和名家高手的喜愛，紛紛為它填詞做詩，由樂工伶伎吟誦歌唱。南宋王灼的《碧雞漫志》說：“前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一時間，“涼州詞”成了唐詩中一個獨特的命題，來自河西的涼州樂舞與中原的詩詞歌賦形成了互動：多姿多彩、新奇絢麗的涼州樂舞和奇情異彩、雄闊壯美的邊塞風光，成為詩人們創作的素材和描述的對象；一首首絕句律詩、佳作名篇，又為有聲無辭的涼州樂舞充入綺麗高雅的詞語和深邃感人的意境。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

東漢“馬踏飛燕”的出土，僅僅是武威厚重歷史沉積和豐富人文底蘊的一個縮影。自漢武帝置武威郡兩千多年來，古城悠久的歷史孕育了燦爛絢麗的五涼文化、西夏文化、佛教文化和多民族融合的地域文化，名勝古跡眾多，文化遺產豐富，堪稱甘肅省的文物大市。其中最具特色的除了“一馬”外，還有“五個一”：一碑”、“一寺”、“一窟”、“一塔”、“一廟”。

“一碑”是在這里出土的另一件頂級國寶——“西夏碑”。 “西夏碑”于1094年刻立，全名為《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銘》，是現存于世最完整、內容最豐富的西夏碑刻，兩面的碑文分別用西夏文和漢文鐫刻。當初發現該碑時，還沒有人能夠辨識西夏文，人們稱之為“天書”。近代著名文字學家、金石家羅福成破譯了碑文，被中外學者認定為研究西夏語言、文字、歷史、社會經濟的活“字典”、獨一無二的稀世珍寶。

“一寺”是白塔寺。該寺為藏傳佛教“涼州四寺”（白塔寺、蓮花山寺、海藏寺、金塔寺）之一，是西藏薩迦派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應蒙古王窩闊臺之子闊端的邀請,于1247年舉行“涼州會談”的地方。這一歷史性的會談決定了西藏正式成為中國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一個行政區域，標志著西藏從此納入了中國版圖，在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進程中具有深遠而特殊的意義。武威白塔寺因此而成為西藏歸屬中國760多年的歷史見證。

“一窟”是天梯山石窟。該石窟建于東晉十六國時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開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國早期石窟藝術的杰出代表，在我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學術界有“石窟鼻祖”之稱。

“一塔”是羅什寺塔。該塔是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講經說法之地。鳩摩羅什被稱為我國古代四大佛經翻譯家之首，被譽為譯經泰斗。該塔最早建于后涼(386―402年)，唐時曾大力擴建，明、清皆有修葺。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修羅什寺碑記》記載，經過重修的羅什寺，“前后三院，煥然一新，乃五涼之福地；壯麗改觀，誠河西之勝地也”。

“一廟”是文廟，為全國三大孔廟之一。始建于明正統四年（1439年），歷經擴建，規模龐大，號稱“隴右學宮之冠”。

古城武威，以“六個一”為代表的遺跡遺址，書寫了漢武大帝打通河西走廊、開辟絲綢之路的歷史功績，見證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體——漢族的興起，留下了中華各民族交匯融合、和諧共處和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九遠的歷史足跡。

一個偶然的事件，引發了一個震驚世界的事情；一件絕世珍寶的發現，使一座千年古城成為中外人士向往的旅游勝地。

這座千年古城就是武威，進入河西走廊后的第一個重鎮；這件絕世珍寶就是頂級國寶、被郭沫若先生稱之為“馬踏飛燕”的青銅馬。

1969年9月10日，原武威縣新鮮公社新鮮大隊的農民們又跟往常一樣出工了，他們今天的任務是在縣城北兩公里處一座長方形的夯筑土臺——雷臺祖廟附近開挖戰備地道。

當他們揮動鎬頭和鐵鍬，不斷向前挖土時，眼前出現了一堵用青磚砌成的墻壁。砸開墻壁，里面竟是一間用青磚砌成的墓室。借著手電筒的光亮，人們看到墓室里整齊排列著數不清的銅人、銅車、銅馬等。經考古人員進一步挖掘，發現這是一處東漢末期的墓葬，雖曾多次被盜，仍出土了230多件珍貴文物，尤其是鑄造精美的99件銅車馬儀仗俑引人注目，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件銅奔馬。它一足踏飛燕，三足騰空昂首揚尾，一展奔跑疾速的雄姿。后來，郭沫若先生將其命名為“馬踏飛燕”。1983年，國家旅游局把“馬踏飛燕”確定為中國的旅游標志，1996年被國家文物局鑒定為國寶級文物。

從此，“馬踏飛燕”飛出甘肅，飛遍中國，飛向世界。世界開始把目光匯聚武威：為什么這樣一件稀世珍寶會出現在中國偏遠的武威呢？武威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

兩千年前，武威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個重鎮。公元前121年，漢武帝置“河西四郡”，武威即為四郡之一，取“武帝之威到達河西”之意。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天下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稱“十三部刺史”。其中，涼州刺史領安定、北城、隴西、武威、金城、天水、武都、張掖、酒泉、敦煌十郡，自此武威始有涼州之名，意為“地處西方，常寒涼也”。晉初，天下分為十九州，把涼州分為雍州、涼州和秦州三州。東晉、十六國時期，前涼、后涼、南涼、北涼及唐初的大涼，都曾建都于此。至唐，又設涼州，屬隴右道；后來在黃河以西設河西道，轄涼州、甘州等7州。鑒于涼州是河西走廊的軍事重鎮和戰略要地，唐王朝在涼州設置了河西節度使，統兵7.3萬，下管7個軍州，范圍相當于今天甘肅西部、青海南部和新疆東部。可以說，漢唐時代的涼州，一直是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前沿根據地。而在人們的印象中，在許多文學作品中，“涼州”一詞很少用作特指的的行政區劃專用名，大都成了河西地區或西部邊塞的代名詞。

盛唐時期的涼州，市容繁華，人口眾多，多民族和諧共處，一派繁榮昌盛、和平安定的氣象。對此，史書都有記述。中國清初的歷史地理和軍事地理名著、明清之際著名學者顧祖禹編撰的《讀史方輿紀要》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其實，盛唐時的涼州已成為西部最大的都會，是與洛陽、揚州、益州、荊州、汴州等城市齊名的中國第一流的大都市。

涼州不僅是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富庶之地，還是一個歌舞音樂之鄉。盛唐邊塞詩壇巨擘岑參，當年戍邊駐留涼州時所作的《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中就有這樣的描寫：“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不僅大筆淋漓地勾畫出涼州城“七里十萬家”的氣派和風光，更讓人從滿城歌舞升平的安定氣氛中感受到盛唐的時代氣息。同樣的描寫也出現在他的另一首詩《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笸羅。三更醉后軍中寢，無奈秦山歸夢何！”

如果人們能從芩參詩里對胡琴、琵琶與羌笛等樂器的描寫中欣賞涼州文化的美妙韻味，那么，人們從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的兩首詩中則能感受到涼州文化的影響所及。

“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這是白居易在《西涼伎》一詩中，對長安街頭演出的涼州舞獅子形象化的描繪。

“驪宮高處入青云，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曼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這是白居易詩作名篇《長恨歌》中的一段詩句，對唐玄宗李隆基再創作、楊貴妃設計舞蹈并主演的大型歌舞《霓裳羽衣曲》作了精彩至極的演繹。

無論是街頭民間的西涼伎舞獅子，還是宮廷歌舞霓裳羽衣曲，都源自于涼州樂舞。涼州樂舞是在涼州與西域日益頻繁的經濟文化交往中，當地音樂同漢族古樂、西域樂舞和印度音樂互相交流融匯而形成的，它的代表作《秦漢樂》傳入北魏后改名為《西涼樂》，被尊為“國樂”。隋朝時確定9種樂為國樂，有七部是河西傳入的，其中《西涼樂》最為著名。

河西樂舞發展的極盛時期是在唐代，其藝術成就的頂峰就是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描繪的《霓裳羽衣曲(舞)》，該舞曲是在西域傳到涼州的天竺樂曲《婆羅門曲》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涼州樂舞歷經數百年不衰，充分展現了它本身的藝術魅力。正如詩人杜牧的《河湟》所言：“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市，急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驅馬雖戎服，白發丹心盡漢臣。惟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

涼州樂舞不僅對中原的歌舞、音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以其自身的藝術魅力和震撼力給中原的詩歌創作注入了新的豐富營養。《涼州詞》便是一例。《涼州詞》原是涼州一帶傳唱的歌曲，最初有聲而無辭，傳入中原后，逐漸贏得了眾多文人墨客和名家高手的喜愛，紛紛為它填詞做詩，由樂工伶伎吟誦歌唱。南宋王灼的《碧雞漫志》說：“前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一時間，“涼州詞”成了唐詩中一個獨特的命題，來自河西的涼州樂舞與中原的詩詞歌賦形成了互動：多姿多彩、新奇絢麗的涼州樂舞和奇情異彩、雄闊壯美的邊塞風光，成為詩人們創作的素材和描述的對象；一首首絕句律詩、佳作名篇，又為有聲無辭的涼州樂舞充入綺麗高雅的詞語和深邃感人的意境。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

東漢“馬踏飛燕”的出土，僅僅是武威厚重歷史沉積和豐富人文底蘊的一個縮影。自漢武帝置武威郡兩千多年來，古城悠久的歷史孕育了燦爛絢麗的五涼文化、西夏文化、佛教文化和多民族融合的地域文化，名勝古跡眾多，文化遺產豐富，堪稱甘肅省的文物大市。其中最具特色的除了“一馬”外，還有“五個一”：一碑”、“一寺”、“一窟”、“一塔”、“一廟”。

“一碑”是在這里出土的另一件頂級國寶——“西夏碑”。 “西夏碑”于1094年刻立，全名為《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銘》，是現存于世最完整、內容最豐富的西夏碑刻，兩面的碑文分別用西夏文和漢文鐫刻。當初發現該碑時，還沒有人能夠辨識西夏文，人們稱之為“天書”。近代著名文字學家、金石家羅福成破譯了碑文，被中外學者認定為研究西夏語言、文字、歷史、社會經濟的活“字典”、獨一無二的稀世珍寶。

“一寺”是白塔寺。該寺為藏傳佛教“涼州四寺”（白塔寺、蓮花山寺、海藏寺、金塔寺）之一，是西藏薩迦派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應蒙古王窩闊臺之子闊端的邀請,于1247年舉行“涼州會談”的地方。這一歷史性的會談決定了西藏正式成為中國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一個行政區域，標志著西藏從此納入了中國版圖，在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進程中具有深遠而特殊的意義。武威白塔寺因此而成為西藏歸屬中國760多年的歷史見證。

“一窟”是天梯山石窟。該石窟建于東晉十六國時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開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國早期石窟藝術的杰出代表，在我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學術界有“石窟鼻祖”之稱。

“一塔”是羅什寺塔。該塔是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講經說法之地。鳩摩羅什被稱為我國古代四大佛經翻譯家之首，被譽為譯經泰斗。該塔最早建于后涼(386―402年)，唐時曾大力擴建，明、清皆有修葺。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修羅什寺碑記》記載，經過重修的羅什寺，“前后三院，煥然一新，乃五涼之福地；壯麗改觀，誠河西之勝地也”。

“一廟”是文廟，為全國三大孔廟之一。始建于明正統四年（1439年），歷經擴建，規模龐大，號稱“隴右學宮之冠”。

古城武威，以“六個一”為代表的遺跡遺址，書寫了漢武大帝打通河西走廊、開辟絲綢之路的歷史功績，見證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體——漢族的興起，留下了中華各民族交匯融合、和諧共處和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九遠的歷史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