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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大師王守仁

心學大師  王守仁

                           （1472—1529）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筑室會稽山陽明洞（今浙江紹興縣東南20
里處），自號陽明子、陽明山人，又曾創(chuàng)建陽明書院于越城，故世稱陽明先生。王
守仁28歲中進士，歷官廬陵知縣、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金都御史、
南京兵部尚書等，一生文治武功俱稱于世，敕封新建伯，著有《王文成公全集》38
卷。王守仁是我國明代中葉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堪稱有明思想界泰斗、心學的
杰出代表，其學上承孟子，中繼陸九淵，集我國心學之大成。由他創(chuàng)立的陽明學派，
與朱子學派分庭抗禮，成為明代中后期一個體系龐大、門徒眾多、思想活躍、影響
深遠的新儒家學派，在我國儒學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儒學世家

王守仁出生于一個世代業(yè)儒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據(jù)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
及《王文成公全書·世德紀》等史料記載：王家先世相傳為東晉大書法家、右軍將
軍王羲之，后世徙居余姚。守仁的先祖王綱，字性常，文武兼資，善于識別人才，
明太祖洪武年間因劉基舉薦，拜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高祖王與準，字公度，自
號辶豚石翁，早年閉門力學，盡讀先世遺書，精通《禮》、《易》，著有《易微》
數(shù)千言。曾祖王杰，字世杰，自號槐里子，學者稱為槐里先生，幼時即有志圣賢之
學，年14盡通“四書”、“五經(jīng)”以及兩來諸位大儒的學說，后以明經(jīng)貢太學，未
得大用而歿，著有《易說》、《春秋說》、《周禮考正》、《槐里雜稿》數(shù)卷。祖
父王倫，字天敘，號竹軒，其家雖環(huán)堵蕭然，而雅歌豪詠，胸次灑落，窮年口誦心
惟，于書無所不觀，尤其喜讀《儀禮》、《左傳》以及司馬遷《史記》等，為文簡
古有法，賦詩援筆立就，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若干卷。
守仁的父親王華（1446——1522），字德輝，號實庵，晚號海日翁，曾讀書龍
泉山中，學者稱為龍山先生。王華生性聰敏，剛會說話時，其父教他讀詩，經(jīng)耳便
能隨口吟誦。年齡漸長，讀書竟至過目不忘。30歲那一年，松江提學張時敏測試其
文，大加贊嘆，并以狀元及第相許。由此，王華名聞遐邇，故家世族爭著前來禮聘
他為子弟師。明憲宗成化十七年（1481），王華赴京參加廷試，名列第一甲第一人，
果然應了張?zhí)釋W之言，考取了榜首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后歷任日講官、東宮侍
讀、禮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尚書等職。王華立朝剛正，剴切敢言，終因不附宦官劉
瑾而被勒令致仕。其學一出于正，恪守儒家法度，寫詩作文專求辭達，不以雕琢為
工，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jīng)大義》、《雜錄》、《進講余抄》
等，凡46卷。
王家這樣一個世代為官的書香門第，自然使王守仁受到上等的文化教養(yǎng)，從而
決定了他必然走上讀書做官的人生道路。其先輩們的言行趣尚，無疑給王守仁以直
接的熏陶和感染，促進了他的個性氣質(zhì)乃至學說觀點的形成和發(fā)展。王家祖輩幾代
都喜歡研讀《易》、《禮》、《春秋》、《左傳》、《史記》等典籍，而對官方十
分重視的《四書》似乎不太感興趣。這大概是因為“四書”中充斥著空洞的說教和
刻板的訓誡，而《禮》、《春秋》、《左傳》、《史記》等書往往將說教、訓誡之
類寓于具體事物之中，顯得比較生動、形象、自然。《易》雖說理玄奧，但隨象寓
意，強調(diào)事物變化無定，對人較少束縛，讀者便于自由發(fā)揮。他們特別愛讀這些書，
與其不媚世俗，樂于保持個人天性大有關系。譬如守仁的高祖王與準，為學自稱
“吾無師承”，曾拒絕為縣令卜筮，因取筮書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為術士，終日
奔走公門，談禍福。”曾祖王杰寧愿放棄大比考試的機會，也不曾受“散發(fā)袒衣”
之辱，他曾對門生說過：“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
動于中，不足言也。”祖父王倫，曾每日嘯詠于竹軒，漠視人間繁華勢利，唯以淡
泊自守，被人比為陶淵明和林和靖。父親王華不阿權貴，宦官劉瑾獨攬朝政，土大
夫紛紛奔走其門，而王華獨自不往。他對于守仁放任不羈的性格也未太多地加以約
束，即使在守仁行為過分出格時，也只是喝止而已，并未給予嚴厲懲罰。王氏家族
的這種家學和家風，對王守仁不崇拜權威、不迷信教條。藐視外物、尊重自我、不
隨流俗、狂放不羈的個性品格的形成，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

守仁的父親王華曾受陸九淵心學的影響，其制心功夫頗硬。14歲時，家鄉(xiāng)龍泉
寺鬧鬼甚是厲害，人們談鬼色變，這兒的人全都嚇跑了，唯獨王華無所畏懼，照常
在寺中用心讀書，即使到了深夜，依舊正襟危坐，吟誦不絕。事后有人問他：“向
妖為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他回答說：“吾何恐？”又問：“請人去
后，君更有所見乎？”他回答說：“吾何見？”問者嘆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
何可量！”王華不聽別人傳聞，而以鬼是否存在于我心來判斷其有無，這明顯地反
映出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說的影響，對王守仁“心外無物”說的形成當有啟迪
作用。
王華因忤劉謹而致仕之初，有一位客人勸他學道家神仙之術，他毅然拒絕說：
“人所以樂生于天地之間，以內(nèi)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
姻戚之懿，從游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獨往于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
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圣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于天而已，
奚以長生為乎？”這種摒棄道家出世的態(tài)度，崇尚圣賢之學的思想觀點，對王守仁
徹悟釋道之非，立志做圣賢大有影響。
王華致仕歸鄉(xiāng)以后，辛辛苦苦攢錢修建了一座小樓房，峻工未久，不幸被一場
大火化為灰燼。當親友、鄰居紛紛前來救火的時候，他一一從容款待，談笑行行如
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面對家遭火災，王華能保持從容不迫，鎮(zhèn)靜如常，足
見其制心功夫非同一般。王守仁在父親教養(yǎng)下，后來善于制心，謫龍場至閩界，夜
宿深山，不畏猛虎；陷龍場困境，艱苦備嘗，仍談笑歌詩。由上述可知，王守仁受
家庭影響很深，特別是他曾就學于父親王華（王守仁《送德聲叔父歸余姚》），得
其教益尤多。

                           二、穎悟夙成

明憲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公元1472年10月31日），王守仁誕生于浙江余姚。
相傳王母鄭夫人懷孕達14個月之久，方才生下他。比起一般人來，他在娘肚子里足
足多逗留了4個月，這可是人世間稀奇罕見的事情。而當王守仁降生的時候，據(jù)說祖
母岑大夫人正做著一個神奇的夢，夢中見到一位身穿紅袍、佩戴寶玉的神仙，在漫
天瑞雪籠罩和鼓樂嗎奏之聲中，從太空冉冉降臨王府，專程送來了一個活潑可愛的
小兒，雙手捧給了岑太夫人。霎時，岑太夫人一夢驚醒，恰恰聽到了王守仁呱呱墜
地的啼叫聲。為此，祖父王倫便根據(jù)這一吉祥夢兆，為新生小孫兒取名為“云”。
這事隨后被同鄉(xiāng)人和親友們廣泛宣傳，大家都指著王守仁誕生的那座樓叫“瑞云樓”。
這兩則美妙的傳說，旨在表明王守仁為上天所授，不同常人。如此一來，王家的人
上上下下對守仁十分鐘愛，百般袒護，使他從小自命不凡，放任不羈，得到良好的
自由發(fā)展。
可惜王守仁生來語音器官發(fā)育不大健全，直到5歲時還不能說話。有一天，他正
在和一群小孩玩耍，忽然看見一個癩頭和尚來到面前，指著他大聲說道：“好個孩
兒，可惜道破！”祖父王倫剛好從旁聽見，不禁恍然大悟，便將王云改名為守仁。
據(jù)說從那以后，王守仁就能開口說話了，而且日漸顯示出他的非凡智力。一天，他
突然背誦起祖父曾經(jīng)讀過的書文來，王家的人大為吃驚，問他怎么能夠背誦這些書
文。他回答說：“曾經(jīng)聽祖父朗讀這些書文，我在一旁便默默地記在心里了。”眾
人聽了，無不嘆服其記憶力之強。此后，王守仁被送入家塾，正式開始了他的讀書
生活。
10歲那一年，父親王華進士及第，高中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第二年，王華
將父親竹軒公和兒子守仁一同接往京城（今北京市）官邪。竹軒公為人灑脫，向有
名士風度，現(xiàn)在又因兒子考取新科狀元，胸次更加豪爽、超邁。赴京途中，與文士
相遇，往往即興題詠，吟詩作賦。一日路過金山寺，與客飲酒半酣，詩興大發(fā)，本
想信手草成一篇，不料微吟半晌，遲遲未就，只得在那里默默發(fā)窘，這時，聰明而
自負的王守仁從祖父身邊一下子站了起來，脫口吟成一首七言絕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
      醉倚妙高臺上月，玉蕭吹徹洞龍眠。
頓時，四座皆驚，眾人噴噴稱嘆。有人想再試一試守仁的詩才，又以《蔽月山
房》為題，令其吟詩一首。守仁不假思索，隨即應口誦道：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這兩首七絕詩，既有氣吞環(huán)宇之概，而又富含哲理，竟出自11歲孩童之口，充
分顯示了王守仁少年天才，穎悟夙成。
次年，王守仁在京城就塾師受學，仍舊豪邁不羈，自由放任。父親王華時時為
此而憂慮，但竹軒公卻認為守仁孫兒天性使然，必有所成。一次，守仁與同窗學友
在長安街游玩，偶然遇到一位相士，面對著他仔細打量了一番，然后詫異地說道：
“我為您看一個相，您一定要緊記我的話，當您胡髯飄拂衣領的時候，就會進入圣
賢之境；當您胡須長達上丹田的時候，就會結成圣賢之胎；當您胡須長達下丹田的
時候，就會修滿圣賢功果。”守仁聽了，深感其言，自那以后每每對書靜坐凝思。
他曾經(jīng)向塾師問道：“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塾師答道：“只是讀書舉進士而已！”
守仁聽后不以為然，當即辨駁道：“舉進上恐怕不能算第一等事，而讀書學做圣賢
才是頭等大事。”不看重登第做官，而有志于讀書學做圣賢，這表明一個12歲的少
年已經(jīng)開始關注學習目的，探索人生價值了。
13歲時，王守仁的母親不幸去世，他從此失去了母愛，感到人生的莫大痛苦。
傳說王守仁曾一度飽受繼母的殘酷虐待，為了改變自己的痛苦處境，他煞費心思，
想出一個懲治繼母的好辦法。有一天，他去街市買回一只長尾林鶚，悄悄藏在繼母
臥室的被子里。當繼母晚上睡覺打開被子時，長尾林鶚猛然飛出，在屋子里一邊撲
騰，一邊怪叫。按傳統(tǒng)風俗，最忌野鳥入房。繼母當下感覺到這是不祥之兆，十分
擔憂大禍臨頭。趁此機會，守仁便從街市請來了一個早被收買的巫婆，假裝守仁生
母附體以恐嚇其繼母說：“你虐待我兒子，我今天要你的命！那長尾林鶚就是我的
化身，你要放明白一點！”繼母頓時渾身直打哆嗦，隨即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一個
勁地向巫婆磕頭求饒，并發(fā)誓從此不再虐待守仁。后來，繼母“于是遽改其行，一
朝而為賢母。”（清·唐甄《借書》第4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三、泛濫詞章

王守仁人生觀和學術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經(jīng)歷了前、后“三變”的曲折過程。
對此，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姚江學案》中作了簡明扼要的概述：
先生（王守仁）之學，始泛濫于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
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
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后，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
江右以后，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濾，出之自有天則……
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
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后又有此三變也。
王守仁之學，以“龍場悟道”為界線，分為前、后“三變”兩個時期。第一時
期始由“泛濫詞章”，再到“遍讀考亭之書”，轉(zhuǎn)而“出入于佛、老”，是為前三
變；第二階段始由“龍場悟道”之后提出“知行合一”之說，“以默坐澄心為學的”，
到專門倡導“致良知”之教，再到居越講學，“所操益熟”，是為后三變。以下結
合王守仁的生平活動進行分述，先敘其“泛濫于詞章”階段的情況。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王守仁年滿15歲。他懷著尚武抱國的雄心，出游居
庸三關。居庸關舊指軍都關、薊門關，位于今北京市昌平縣西北部。此地為長城要
口之一，控軍都山隘道（軍都陘）中樞。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建關，與紫荊關
（位于河北易縣紫荊嶺，為河北平原進入太行山的要口之一）、倒馬關（位于河北
唐縣西北部，為河北平原進入山西高原的要口之一）合稱“內(nèi)三關”，形勢險要，
向為兵家必爭之地。守仁在這里察看山川地形，訪問少數(shù)民族，打聽備御方策，又
與胡人追逐騎射，胡人沒有誰敢欺侮他。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漫游考察，守仁“慨然有
經(jīng)略四方之志”。一天，他在夢中拜謁了漢代伏波將軍馬援的詞廟，醒后有感于馬
援“男兒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而還”的名言，揮筆寫下了一首絕句：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
      云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
詩中表達了對馬援為漢朝中興而戍馬邊障、建功立業(yè)的景仰之情。其后，守仁
“屢欲為書獻于朝”，卻被父親斥之為“狂”而阻止，由此可以看出他對人生價值
的領悟和對國家命運的關心。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王守仁17歲。這一年秋天，他遵照父親的吩咐，前
往興都（今江西南昌市）迎娶表妹諸氏為妻。諸氏是守仁的舅父諸養(yǎng)和（時為江西
布政司參議）的女兒，似乎守仁不太熱衷于這門兄妹姻親，以致于正式結婚那一天，
他閑游鐵柱宮，遇著一位道士盤腿坐在榻上，于是相與對坐，款款交談，喜聞養(yǎng)生
之說，竟將婚禮置諸腦后，忘了歸去。家里人四處找他未見，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回
家。
婚后數(shù)月，守仁一直呆在舅父官署潛心學習書法，每日練字用力甚勤，乃至耗
紙數(shù)箱之多，其書法也取得了很大進步。后來他講授“心學”，常常引此事為例啟
發(fā)弟子們說：“吾嘗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后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
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
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
亦在其中矣。”（《陽明先生年譜》，以下從略。）可見，那時心學已經(jīng)在王守仁
早年的思想中開始萌芽了。
次年暮冬，王守仁偕同夫人諸氏返歸余姚，一路乘船到達廣信（今江西上饒），
特地拜謁了年近古稀的理學家婁諒。婁先生字克貞，號一齋，曾師事崇仁吳與粥，
其學“以收斂放心為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為居敬要旨”。早年出任成
都訓導，從事地方官學的教育工作，不久告歸，專以講學著述為事。平生著有《春
秋本意》12篇、《日錄》40卷、《三禮訂訛》40卷。守仁進見婁先生，相談十分契
合。婁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圣人必可學而至”，守仁大為信服，深受影響。因
此，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中說：“姚江之學（王學），先生（婁諒）
為發(fā)端也。”自此，守仁始慕圣賢之學，發(fā)憤研讀宋代諸儒著作。
弘治三年（1490年），守仁祖父王倫在故里逝世，父親王華因奔喪歸余姚，便
吩咐從弟王冕、王階、王宮及妹婿等人，為守仁講析經(jīng)義，磨勘八股，以應科舉考
試。守仁白天隨眾課業(yè)，夜晚則搜取諸經(jīng)子史勤奮攻讀，泛濫于詞章，往往深夜不
寐。由此，王守仁在學業(yè)上取得了長足進步，使王冕請人誠心佩服，愧莫能及。在
待人接物上，守仁一改過去的“和易善謔”，變?yōu)?#8220;端坐省言”，以仿效“圣人氣
象”。王冕諸人懷疑守仁矯揉造作，故弄玄虛，守仁鄭重其事地對他們說：“吾昔
放逸，今知過矣。”此后，王冕諸人也正襟斂容，隨時隨地注重自己的舉止言談。

                           四、究心朱學

弘治五年（1492），21歲的王守仁參加浙江鄉(xiāng)試得舉，隨即奔赴京師，在父親
官署用功準備來年會試。其間“為宋儒格物之學”，四處尋求朱熹遺書精心研讀。
‘一天，守仁忽然想到先儒所謂“衣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話，
于是就按照朱熹“格物窮理”的方法，特邀學子錢友同來官署“格竹”。據(jù)《傳習
錄下》記載，“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勞神成疾”。
守仁認為錢友同精力不足，難窮格竹之理，便由自己親身去格，然而“早夜不得其
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圣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守仁經(jīng)過這次格竹的失敗，認為格物窮理以成圣賢的途徑實在走不通，又轉(zhuǎn)而“隨
世就辭章之學”。
次年春會試，王守仁名落孫山，士大夫相識者都紛紛前來安慰和勉勵。當朝宰
相李西涯半開玩笑地對他說：“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為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
王守仁聽了，當即提筆，一揮而就。在場的土大夫見之大驚，異口同聲地贊嘆道：
一天才！天才！”一些心懷妒忌的士大夫卻在一旁悄悄地說：“此子取上第，目中
無我輩矣！”弘治九年（1496），王守仁再次參加會試，果然為妒忌者所抑，又一
次落第。有些同來參加會試的人因未能考中而感羞恥，守仁安慰他們說：“世以不
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聞者無不嘆眼。雖然兩次會試都不得中，但王
守仁并不因此灰心失意。他退歸余姚，結詩社于龍泉山寺，優(yōu)游度日。
弘治十年（1497）夏五月，韃靼小王子攻潮河川（在今北京市密云縣東北），
繼而又攻大同。其時邊報緊急，京師震動，“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王守仁
為了報國立功，由結社吟詩轉(zhuǎn)而留心軍事，他深深感到：“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
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tǒng)馭之才。”于是，王守仁又主攻兵法，凡兵家秘籍，無一
不精心研讀。他“好言兵，且善射”（《明史》本傳），研究軍事簡直入了迷，乃
至“每遇客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這樣，王守仁在軍事韜略方面有了較深的
造詣，雖然未被朝廷錄用為鎮(zhèn)守邊關的將才，但為他后來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平定宸濠
之亂奠定了基礎。
次年，王守仁27歲，開始感到自己久不得志，前途渺茫。他“自念辭章藝能不
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朱熹上來光宗疏曰：“讀
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守仁感觸很深，
頓時恍然大悟，悔恨自己二十余年來讀書雖然廣博，卻未能循序以致精，因而沒有
多少收獲。于是，他通過痛苦的反省，便注重循序讀書，力求學問精進，以期“致
知”、“窮理”。可是，他在實踐中總覺得“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不禁茫
然失措，困惑難解。積久的憂郁情緒，又導致舊疾復發(fā)，守仁的內(nèi)心十分矛盾、痛
苦。經(jīng)歷了上次“格竹”的失敗，又實踐循序致精的讀書方法也未能成功，他便對
朱熹學說的崇信發(fā)生了根本性的動搖，從此與朱學分道揚鑣。

                           五、出入佛老

對朱學信仰的動搖，使王守仁心志消沉，甚而懷疑學做圣賢與自己沒有緣分，
于是便出入于佛老，“偶聞道士談養(yǎng)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但王守仁并沒有去
做和尚。道士，因為他還肩負著王家光宗耀祖的使命，他畢竟還留戀于科舉，不得
不學習一些時文定式和熟讀四書五經(jīng)。
弘治十二年（1499），王守仁已28歲，他第三次參加會試，踢進士出身，觀政
工部。從此，他步入仕途，躋身士大夫行列。當時京師文人薈萃，如太原喬宇、廣
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麟、徐楨卿、山東邊貢等人，均為文壇名士。
他以文會友，與諸士相交，過從甚得。不久，“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又傳
來韃靼小王子入居河套，攻擾延綏的消息，王守仁立即奏上《陳言邊事疏》，因論
朝政之失，“謹棟便宜八事以備采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
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日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
八曰嚴守以乘弊”，極力主張改革政治，整頓邊務，以“易轅改轍”，“痛革弊源”。
第二年，守仁被朝廷授官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弘治十四年（1501），王守仁奉命審錄江北國獄，對于冤假錯案，多所平反。
事后游道教圣地九華山，揮筆寫下了《游九華山賦》，賦中有云：“逝予將遺世而
獨立，采石芝于塵霄；雖長處窮僻，乃永高乎囗囂……長邀游于碧落，共太虛而逍
遙。”這明白地表露了他企望超脫凡塵，羽化登仙的幻想。游山期間，曾夜宿無相，
化城等僧寺，又尋訪道士蔡蓬頭和地藏洞異人。當時，蔡渭守仁“終不忘官相”，
異人與守仁“因論最上乘”，盛稱“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由此啟
發(fā)他從佛、道兩家的角度考察儒家，更多地看到了儒、佛、道三家相通的地方，這
對陽明心學的形成頗有影響。
王守仁完成了錄囚任務，回到京師，白天忙于辦理案犢公事，夜晚又燃燈靜坐，
研讀五經(jīng)以及先秦兩漢儒家著作，努力提高文字功夫，以適應當時文學復古運動的
需要。父親王華擔心他勞累成疾，便嚴令禁止家人夜間在守仁的書房放置燈燭。守
仁為了避開父親的監(jiān)視，每晚專等父親安寢后又燃燈讀書，常常熬到夜半三更。久
而久之，他由于勞思過渡，竟得了吐血疾（肺癆），便于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
告病歸越。
回到故鄉(xiāng)余姚后，王守仁乃筑室會稽山陽明洞中，終日習煉道家導引之術，搞
得自身精疲力竭，卻絲毫無補于事。他翻然悔悟，不禁感嘆道：“此簸弄精神，非
道也。”在陽明洞隱居既久，往日的事功之心銷磨殆盡，守仁唯思離世遠遁，擺脫
塵世煩惱，求得六根清靜。然而，他終究不能舍棄養(yǎng)育自己的祖母和父親，經(jīng)過內(nèi)
心激烈痛苦的矛盾斗爭，忽又醒悟過來，仰天長嘆道：“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
是斷滅種性矣！”從那以后，王守仁逐漸認清佛、道兩家之非，篤信儒學才是窮
“天理”、通“至道”的理想途徑。隨即，他毅然離開了陽明洞，移居西湖療養(yǎng)。
在此地寧靜恬適的生活中，守仁注意調(diào)理身心，奮心自拔，再次振起儒家積極入世
的精神，以實現(xiàn)其立志做圣賢的夙愿。
弘治十七年（1504）秋，王守仁奉命主考山東鄉(xiāng)試，不久改授兵部武選清吏司
主事。次年，他鑒于學者溺于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因而首倡先立必為圣
人之志。聞者響應風從，有人愿執(zhí)贄上門拜師，守仁于是開始授徒講學。由于師友
之道廢弛已久，滿朝士大夫幾乎都認為他是立異好名，不足以引為同道。唯有翰林
庶吉士湛若水與王守仁一見定交，共以倡明圣學為事。自此，王守仁結束了泛濫詞
章、究心朱學、出入佛老的求索歷程，漸漸步入“心學”的大門。

                           六、龍場悟道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守仁在仕途上遭到嚴重挫折，隨之引起了他思想
上的巨大變化。當時，皇帝朱厚照剛剛即位不久，又加之其昏庸荒淫，不理政事，
致使閹黨劉瑾專權，朝政日非。這一年冬天，南京戶科給事戴銑、四川道御史薄彥
微等人憤然上疏，連章切諫，宦官頭子劉瑾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戴、薄20余人入詔
獄，廷杖除名。眼看閹黨橫行霸道，胡作非為，王守仁義憤填膺，忍無可忍，首先
抗疏援救戴、薄諸人。疏曰：
臣聞君仁則臣直。……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
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說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國。……則非惟
無補于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
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乞有言官去權奸以章圣德疏》）。
劉瑾見疏勃然大怒，將王守仁亦下詔獄，廷杖40，死而復蘇；又指為“奸黨”，
罰跪于金水橋南，令其受盡莫大侮辱。隨后謫貶為貴州龍場驛驛丞，立邊就道，不
許停留。
正德二年（1507）夏天，王守仁奔赴謫所到達錢塘，劉瑾派人一直尾隨盯梢，
企圖暗中加害。他托言“投江”，才僥幸擺脫了閹黨的追殺。繼后“因附商船游舟
山，偶遇颶風大作”，一夜飄泊閩界，獨宿野廟，幸免于虎口，僧眾以為神。當時
有位異人對他說：“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
之？”守仁覺得此言有理，于是打消了遠適避禍的念頭，當即題詩一首曰：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云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隨后取道武夷，歸省貶官南京的父親。這一年十二月，他返回錢塘，途經(jīng)廣信、
袁州、長沙、玩州，進入貴州玉屏；然后又經(jīng)過鎮(zhèn)遠、黃平、清平、福泉、新添、
尤里等地，終于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抵達貴州龍場驛謫所。
龍場驛位于今貴陽市西北80里許的修文縣城區(qū)，據(jù)《貴州通志·建置志》記載，
明代在這里設“驛丞一員，吏一名，馬二十三匹，鋪陳二十三副”，專為傳送公文
的差役和來往官吏小住、換馬等提供方便。該驛地處萬山叢棘之中，蟲蛇怪獸橫行，
蠱毒瘴癘彌漫，四境荒涼，人煙稀少。王守仁剛到這里，既無住房，又無糧食，只
好棲居山洞，親手種糧種菜，折薪取水，苦熬度日。有時自耕不足以糊口，還需要
采蕨充饑。其《采蕨詩》云：
      采蔗西山下，扳援陟崔嵬。
      游子望鄉(xiāng)國，淚下心如摧。
      浮云塞長空，頹陽不可回。
      南歸斷舟揖，北望多風埃。
      已矣供于職，勿使貽親哀。
詩中充分展現(xiàn)了王守仁淪落天涯，百感交集的痛苦心境。
王守仁身為貴家公子，一介儒生，又患了虛癆肺病，居此惡劣壞境，他深知隨
時都有倒斃荒野的危險，于是“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
當即便做了一副石棺材，指天發(fā)誓曰：“吾惟俟命而已！”他極力排除生死雜念，
“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時或歌詩談笑。超然于塵世之外。顯而易見，王守
仁是在苦煉制心功夫，力圖發(fā)揮“心”（主觀精神）的作用來戰(zhàn)勝險惡的環(huán)境，以
求得到自我解救。
久之，王守仁感覺胸中灑灑，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一日，“忽中
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涼，始知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jīng)》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
《五經(jīng)臆說》”。這就是后人盛稱的“龍場悟道”。王守仁頓悟之“道”，即吾心
之道，意謂圣人之道先天地固存于吾心，不必外求，所以吾心即道。這便否定了朱
熹“求理于事物”的認識途徑，肯定了“吾性自足”，而“求理于吾心”，就是
“圣人之道”。從此王守仁開始發(fā)明“心即理”的心學命題，為其“知行合一”說
的創(chuàng)立準備了理論基礎。龍場悟道，正是王守仁由否定朱程理學而飛躍到建立自己
的學術思想體系之關鍵、為他大步邁進明代新儒學的巍巍殿堂開辟了道路。
經(jīng)過龍場悟道這次思想飛躍，王守仁消沉苦悶的心境一下豁然開朗，由此煥發(fā)
了主觀精神。他鑒于當?shù)鼐用裆罘绞铰浜螅憬讨锻良苣疽跃印ｋS后，居民們
特意為王守仁建造了龍岡書院，他便在此授徒講學，常常與諸生秉燭講習，乃至通
宵達旦，樂此不疲。其《諸生夜坐》詩云：“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
興，千載相與謀。”王守仁教育學生特別注重培養(yǎng)其獨立人格，曾親手制訂教條以
訓示龍岡諸生，要求他們立志、勤學、責善、改過，關鍵就是要學會“做人”。諸
生多為中土追隨守仁求學之士，其學習熱情空前高漲，給守仁以莫大的精神鼓舞。
他以“心與理合而為一”和“求理于心”的新理論作為教學內(nèi)容、大膽否定程朱道
學的一些學術成見，又以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否定程朱道學的死板說教，深受四方
學子所歡迎。
正德四年（1509），王守仁38歲，在講學中正式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
題，成功地邁出了獨創(chuàng)心學思想體系的第一步。由于他聲名聞于遠近，貴州提學副
使席書前來拜訪，請求賜教以辨朱（熹）陸（九淵）異同。王守仁“不語朱陸之學，
而告知以其所一悟”，席書一時還疑惑不解，只好暫且離去。第二天又來請教，守
仁“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jīng)諸子”，使席書漸漸有所領會。如此往復數(shù)次，席書方才
恍然大悟，十分感慨地說：“圣人之學復睹于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
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這年十一月，席書聘請王守仁主講于貴陽書院（文明書
院），自己親率州縣諸生以師禮事之。席書常常到書院與守仁論學，兩人設問答疑，
多至深夜；從而結下了沒齒不忘的友誼。王守仁在貴陽書院首次公開講論“知行合
一”之說，對四方學者影響很大，貴州之士也由此始知有心性之學。

                        七、倡“知行合一”

正德五年（1510）初，王守仁離開貴州，結束了三年居夷處困，百難備嘗的痛
苦生活。三月升任廬陵縣知縣，“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八月，劉
瑾伏誅，王守仁被提升為京官。十一月，他入京晉見皇帝，館于大興隆寺，與黃綰
結識為友，又和湛若水終日共學。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其時，
王守仁與黃綰、應良談論道德修養(yǎng)實踐功夫，初步揭示“良知”宗旨以說明“知行
合一”的本體。
正德六年（1511）正月，王守仁調(diào)任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曾與王輿庵討論朱
學與陸學之異同。王輿庵和徐成之二人對朱陸之學爭論不決，王守仁以書解之曰：
“……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論辯者。而獨
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故仆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
象山一暴其說，雖以得罪無恨。晦庵之學既已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
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子廟廡之間矣。”
在王守仁看來，朱熹和陸九淵，雖然其學說各有不同，但都不失為圣人之徒。因此，
他決心為陸九淵辯誣，以發(fā)揚陸學為職志。二月，王守仁擔任會試同考官。僚友方
獻夫時為吏部郎中，其官位高出守仁之上，當他一旦聽到王守仁論學，深有感悟，
隨即執(zhí)蟄于門下，虛心拜師求學。
同年十月，王守仁又升任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其時湛若水亦調(diào)任安南。守仁憂
慮圣學難明，又深感缺少師友之苦。他在贈別湛若水的書信中說：“予之資與甘泉
（湛若水）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
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于斯道，斃而后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圣人之
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于言，顧復于吾
心，若有不容已也。”他仍以倡明圣學為己任，雖經(jīng)歲月消磨而其志彌堅。
正德七年（1512）三月，王守仁升為考功清吏司郎中。這“年，有穆孔暉，顧
應祥、黃綰、應良、徐愛等20位學者及門受業(yè)。十二月，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便道歸省。當時徐愛亦升任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守仁同舟歸越省親。途中，守仁為
徐愛講授《大學》宗旨，其講授內(nèi)容由徐愛記錄整理為《傳習錄》首卷。其中強調(diào)
“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修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
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唯一功夫”等等，與朱熹的學說大相徑庭。徐愛開初感到
“駭愕不定”，“其后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崇信守仁之學為“孔門嫡傳”，
而視程朱之學為“傍蹊小徑”。
正德九年（1514）四月，王守仁升任南京鴻腫寺卿，五月抵達南京就職。隨后
徐愛亦來到南都，同志日親，時有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等24人同聚師門，
朝夕講論，互相砥礪。有的學子好談仙佛或喜放言高論，逐漸顯出背離師教的傾向，
以致形成一種空虛無實、故作脫落新奇之論的不良學風。王守仁針對這種情況予以
糾正，他要求學子們認真攻讀先儒經(jīng)典，注重“省察克治實功”，加強“事上磨煉”，
力求做到“存天理，去人欲”。
次年，御史楊典舉薦王守仁改任國子監(jiān)祭酒，不報。當時，王守仁的“知行合
一”之說被看作朱學的“異端”，以“立異好奇”而遭到朱學勢力的猛烈攻擊。鑒
于社會輿論壓力太大，王守仁必須想法為自己學說找到儒學道統(tǒng)正傳的依據(jù)。于是，
他下了一番工夫認真翻檢朱熹著作，結果發(fā)現(xiàn)朱熹晚年似乎流露出了“心學”傾向，
認定“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
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
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因于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
相纓戾者”。為此，他特意選擇朱熹語錄和書信文字，編成《朱子晚年定論》一書
刊行于世。王守仁這一舉措本意是為了掩蓋他對朱學的正面沖擊，以便減少其傳播
“知行合一”說的阻力，但由于他選編時斷章取義和考證失實，以致歪曲了朱熹學
說的本來面目，因而激起了朱學勢力更加猛烈的攻擊。
正德十一年（1516），南贛（治今江西贛州市）、汀州（治今福建長河縣）、
漳州（治今福建漳州市）等地農(nóng)民起義異常活躍，嚴重威脅著明王朝的封建政權。
為了解除朝廷的憂患，尚書王瓊特舉王守仁升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巡撫南贛、汀、
漳各處，鎮(zhèn)壓當?shù)剞r(nóng)民起義。次年正月，王守仁抵達贛州，首先推行“十家牌法”。
其法即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yè)，每日輪流指流一家值班，
挨門挨戶按牌審查，一旦遇到面生可疑之人，立即報告官府予以追究處理。如果有
隱瞞情況不報告官府者，則以十家連坐治罪。這樣做，其用心在于切斷人民群眾與
起義軍的聯(lián)系。同時，王守仁又選練民兵，加緊組織地方武裝。他指令江西、福建、
廣東、湖廣四省兵備官，在每縣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眾之士八九人或十余人，充
當各部屬弩手、打手、執(zhí)快等，主要以守城防隘為事。二月，他率兵鎮(zhèn)壓了漳州農(nóng)
民起義軍。五月立兵符，整頓地方軍事編制，并奏設平和縣，移訪頭巡檢司。九月，
王守仁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他四處發(fā)布撫諭賊
巢公告，采用“攻心”戰(zhàn)術瓦解了樂昌、龍川等地起義軍隊伍。十月，他又率兵鎮(zhèn)
壓了橫水、左溪、桶岡諸處農(nóng)民起義軍，隨即奏設崇義縣和茶寮隘上堡、鉛廠、長
龍三巡檢司。王守仁在橫水時，曾經(jīng)寄書門人楊仕德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
難。”因此，實行軍事鎮(zhèn)壓的同時，他更注重社會教化，在各地興辦學校，加強封
建倫理教育，麻痹人民群眾的反抗意識。這就是施行他所謂“以正人心為本”的主
張。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王守仁在江西開始發(fā)兵鎮(zhèn)壓三俐農(nóng)民起義。當時，
他又寄書門人薛侃，再次重申“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觀點，并勉勵弟子們
“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建立“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三月，他率
兵襲擊了大帽、氵利頭等地農(nóng)民起義軍。四月班師，告諭南贛所屬各縣，“興立社
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六月，朝廷鑒于王守仁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有功，提升他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wèi)，世襲萬戶，再進副千戶。七月，為糾正朱熹《大
學章句》割裂支離之病，繼刊行《朱子晚年定論》之后，又刻印《古本大學》流傳
于世。八月，門人薛侃在虔州（治今江西贛州市）刻印《傳習錄》成書，使王守仁
學說得到廣泛傳播，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這表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有
了很大發(fā)展，他已由對朱學的批判轉(zhuǎn)向正式創(chuàng)建自己的“心學”思想體系。

                        八、專主“致良知”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福州三衛(wèi)軍人進貴等脅迫眾兵士謀叛，王守仁奉敕
侯前往勘處。他馬不停蹄行至豐城，知縣顧亻必當即報告寧王朱宸濠舉兵造反一事。
眼看形勢緊急，王守仁當機立斷，火速返回吉安。一方面，他督派知府伍文定等人，
調(diào)集軍糧，組織兵力，治好器械舟揖，準備起兵討叛；另一方面，又傳檄四方，暴
露宸濠罪惡，號召列郡發(fā)兵勤工。同時，王守仁又上疏告變，并規(guī)諫武宗說：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jīng)變亂，民心騷動，尚爾巡游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
冀竊大寶，且今天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凜骨
寒心！……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弦，罷黜奸諛，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絕跡巡
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
                  （王守仁《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疏中言辭剴切，充分體現(xiàn)了王守仁洞察時勢的政治遠見和憂國憂君的忠貞情懷。
寧王朱宸濠素懷異志，而今在南昌反叛起事，兵出鄱陽，下九江，直趨安慶，
窺伺留都南京。王守仁瞄準朱宸濠后方空虛之失，于六月二十二日發(fā)兵直取南昌。
朱宸濠眼看大勢不好，慌忙回軍救援，可是已經(jīng)來不及了。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揮
師攻克南昌。二十六日，與朱宸濠接戰(zhàn)于鄱陽湖樵舍（在今南昌市東北），以火攻
大敗叛軍。最后生擒了朱宸濠與“其世子、郡主、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
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王守仁《擒獲宸濠捷音疏》），
至二十七日完全結束戰(zhàn)斗，平定了明王朝的一場內(nèi)亂。
在王守仁平亂時期，明武宗朱厚照并沒有聽取他的規(guī)諫而“痛自克責”，相反
卻以平叛作為實現(xiàn)南巡計劃的良機，化名朱壽，自封威武大將軍，于八月二十八日
發(fā)兵數(shù)萬，南下“親征”。王守仁獻俘北上，對武宗此舉具疏諫阻，認為江西經(jīng)過
戰(zhàn)亂，繼以旱災，實在不堪王師騷擾。但是，武宗哪里肯聽，仍舊一意孤行。而一
些幸臣對王守仁擒獲朱宸濠的功勞十分忌恨，又擔心他揭發(fā)諸人與朱宸濠相互勾結、
狼狽為奸的罪惡行徑，于是編造流言，誣蔑守仁曾與宸濠通謀，因慮事不成才迫起
兵。這幫幸臣還強令守仁在鄱陽湖地區(qū)釋放朱宸濠，以便讓武宗親與交戰(zhàn)，然后奏
凱擒獲，守仁堅執(zhí)不從。武宗因受到幸臣張忠、許泰的挑唆，亦對王守仁極為不滿，
幸虧有提督軍務的太監(jiān)張永從中調(diào)護，才使王守仁得以忍讓免禍。可是，他的弟子
冀元亨卻被張忠、許泰非法逮捕，重加炮烙毒刑，企圖逼其誣陷守仁曾與宸濠私通
謀反。冀元亨堅貞不屈，后被械系京師詔獄，直到后來世宗即位，才得以昭雪其冤。
王守仁平亂成功，非但沒有大受封賞，卻被張忠、許泰恣意追毀，差點難以自
保。他只好忍氣吞聲，退避九華山中，每日默坐草庵，內(nèi)心極度沉悶憂傷。其后，
武宗召他返江西復命，令更上捷音。守仁行至上新河，被一幫幸臣諂阻而不得人見。
他夜半靜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不禁想道：“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
親何？”又對門人說：“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親
身經(jīng)歷了寧王之亂和不幸遭受幸臣諂害，王守仁深刻體驗到“良知”的意義和作用，
從而啟發(fā)他在一年以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的重要哲學命題。
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王守仁因奉敕巡撫江西而返回南昌。一路上看到在
天災與戰(zhàn)亂之后，到處田園荒蕪，餓殍遍地，再加之王師掠擾，實在搞得民不聊生。
目睹這種社會慘狀，王守仁多次上疏請求寬恤賑濟災民，但武宗卻置若罔聞。他滿
懷忠憤，又上疏直諫曰：“……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
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內(nèi)，而日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
皆將不信之矣。”其言辭激烈如此，幸好武宗雖不理睬，倒還沒有治守仁之罪。
六月，王守仁前往贛州巡視，途中經(jīng)過泰和時，少宰羅欽順（著名理學家）以
書問學。他認真作答，在回書中透辟地闡述了自己的“心學”思想，特別強調(diào)了
“學貴得之心”、“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等學術觀點，公開表明王學與
朱學的分歧和對立。
九月，王守仁又回到南昌。不久，泰州“狂士”王民穿著古式衣服，戴著古式
帽子，手執(zhí)一塊木簡，攜帶兩首詩作為進見禮物，專程前來向王守仁求教。兩詩內(nèi)
容主要是自敘經(jīng)歷，表明拜師求學、立志做“一等”圣人的心愿。王守仁一見王良
儀表不俗，立即走下石階去迎接。進入客廳便請上坐，然后問道：“何冠？”王民
答道：“有虞氏冠”。又問：“何眼？”王良答道；“老萊子服。”又問：“學老
萊子乎？”答曰：“然。”再問：“將止學眼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
王良一聽，肅然起敬，于是俯首傾耳等待守仁賜教。隨即，守仁為他講論“致知格
物”的道理，使他忽然領悟地說：“吾人之學，飾情抗節(jié)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
極微，得之心者也。”王良當即拜守仁為師，正式行弟子之禮。他原名銀，守仁替
他改為民，取字為汝止。王艮后來成為守仁的高足，他對陽明心學起了兩方面的作
用：一是使之在下層人民中得到廣泛傳播，二是使之漸失其傳統(tǒng)，演變成為泰州學
派。
王守仁在南昌講學，內(nèi)容有所更新，其時已經(jīng)明確提出“良知”之說。四方學
子慕名而至者為數(shù)甚多，一些遭受貶斥的官員亦紛紛投奔陽明，拜為弟子。陳九川、
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裘衍、王艮等人，日侍講席，聆聽
師說。但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說，皆死守程朱舊學，與守仁多次辯難。王
守仁說：“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啟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茍以是心
至，吾人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這就表明自己與朱學和時俗公開對
壘，勢不兩立，在學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崇信朱學者雖多畏避，但追隨王守仁
求學者日益增多。
正德十六年（1521），王守仁50歲，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在南昌講學，
開始提出了“致良知”的重大學說命題。自從經(jīng)歷了朱宸濠之亂和張忠、許泰之讒，
更加相信“良知”真足以忘卻患難，超脫生死。他在這種特殊的內(nèi)心體驗中，認識
到“良知”對于統(tǒng)攝身心和適應災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由此進而找到了心學發(fā)展
的新途徑——“致良知”。王守仁曾遺書鄒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
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日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
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送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他又對門人
陳九川說：“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圣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還說：“某于此良
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
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王守仁強調(diào)學者必須著實用功，加強道德修
養(yǎng)，才能“致良知”。自從南都講學以來，他一直教導門人以“存天理，滅人欲”
為本，有人問何謂“存天理，滅人欲”，則令其獨自去探求；至于“天理”為何物，
他從未加以講論。只是到了此時（正德十六年），他才明確指出“天理”即“良知”，
“去人欲”即“致良知”。這表明王守仁心學已經(jīng)發(fā)展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其思想
體系的建立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日臻完善的階段。
同年三月，武宗朱厚照一命嗚呼。四月，朱厚囗即位，是為明世宗。五月，王
守仁借此“新政英明”之際，召集門人雅會于廬山白鹿洞書院，共同倡明心學。其
時，他躊躇滿志，以為世宗即位之后，自己一定會大有作為。果真不出所料，朝廷
于六月召王守仁入京。他即刻啟程北上，行至錢塘，因輔臣互相傾軋而受阻，只任
命他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王守仁未得重用；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上疏請求
便道歸省，朝廷準奏。九月，他回到了浙江余姚，“日與宗族親友宴游，隨地指示
良知”。但鄉(xiāng)中故老以舊眼光看待王守仁，對他的學說有所懷疑。而錢德洪卻深信
王守仁的“良知”之說，乃力排眾議，帶領兩個侄子大經(jīng)和應揚，以及鄭寅、俞大
本等人，經(jīng)王正心通贄請見。次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
徐珊、管州、谷鐘秀、黃文煥、周于德、楊珂等74人及門受學。后來，錢德洪便成
為王守仁的高足，與王畿齊名，被學者稱為“教授師”。
十二月，明世宗錄平定宸濠之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由于權臣的嫉妒和排斥，
“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明史》本傳）。王守仁為明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并未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朝廷在名義上是給予他升賞，而實際上卻對他加以罷黜。
次年，王守仁因服父喪，不召；而后來免喪，亦不召。

                           九、創(chuàng)姚江學派

自從王守仁回到余姚以后，專意講學授徒，致力于創(chuàng)建姚江學派。因有其高足
錢德洪、王畿和王良等人的熱烈擁戴和不懈努力，陽明學說很快風行海內(nèi)，四方求
學者云集響應。其勢有如旋風，席卷了明代中葉整個知識界，以致在當時掀起了一
股強大的批判理學思潮。
王守仁講學聲勢浩大，震動朝野，引起了一班固守程朱理學的官僚們極力反對。
御史程啟充、給事毛玉，秉承首輔楊廷和的旨意，倡議論劾守仁，加之以遏止正學
的罪名。王門弟子陸澄時為刑部主事，特上疏為“六辯”以駁斥論劾者，守仁當即
進行阻止。他說：“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講學
異同，議論紛紛，吾濟可勝辯乎？……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濟動心忍性砥礪切
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于我，亦將以衛(wèi)夫道也。”守仁對謗議并
不計較。而視之為學術異同，這是十分明智和策略之舉。因為他鑒于朝廷內(nèi)部權臣
傾軋，矛盾復雜，不能讓弟子和自身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乃至斷送個人煞費苦心
創(chuàng)立起來的學說。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南宮策士，以“心學”為問，暗中借此排斥和打擊
王守仁。策問曰：“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
徑便，而欲陰低吾朱子之學欽？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至筆
之簡冊，公肆低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政事，燔其書而禁之，得無不可
乎？”（顧炎武《日知錄》卷18）參加這次會試的三門弟子，對這次策問大為不滿，
有的不答而出，有的直發(fā)師旨，有的下第而歸。錢德洪不第歸來，王守仁喜而遠迎，
說：“圣學從茲大明矣！”德洪疑惑不解地問：“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守仁說：
“吾學惡得追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xiāng)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
而求真是者。”他自詡“吾學”即“圣學”，認為策問攻擊“吾學”，相當于變相
宣揚“吾學”。對于謗議，王守仁始終保持豁達樂觀的態(tài)度，足見其“致良知”的
功夫非同尋常。
一天，王守仁與弟子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良等人論學，順便談
起外界對陽明心學謗議日興的原因，有的認為是由于先生權勢地位日益提高而以遭
人嫉妒被謗，有的認為是由于陽明學說日益彰明而為宋儒爭異被謗，有的認為是由
于王門弟子日益增多而以進身受挫被謗。而王守仁則認為這三者都不是主要原因，
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本人是一個“只信良知”的“狂者”。他對弟子們說：“吾自南
京已前，尚有鄉(xiāng)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才做得狂者，
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弟子請問鄉(xiāng)愿與狂者之辨，守仁曰：
“鄉(xiāng)愿以忠信廉潔見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無件于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
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
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
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
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可見，王守仁被謗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
不為“鄉(xiāng)愿”以媚世，寧為“狂者”以求“圣人之道”，凡遇事只依“良知”而行。
嘉靖三年（1524），王守仁53歲。自初春開始，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
稱門生，往復數(shù)次，殷勤問學，深得“致良知”之教。隨即，王守仁開辟了稽山書
院，聚八方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當時，各地學者紛至沓來，諸如蕭囗、楊汝榮、
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衡等來
自直隸，何泰、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
等來自新建，曾忭等來自泰和。守仁親臨講席論學，環(huán)坐而聽者三百余人，以至于
因書院狹小而不能容納。莘莘學子“環(huán)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
每一室常合食者數(shù)十人。夜無臥聽，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zhèn)、禹穴、陽明洞
諸山遠近古剎，徙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后左右環(huán)坐而
聽，常不下數(shù)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追記其姓字者。諸
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囗憶
入者以融釋脫落出。”（錢德洪《刻文錄敘說》）
王守仁講學聞名海內(nèi)，天下學者時時想望其風采。海寧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詩壇
宿儒董氵云，他漫游會稽時聽說守仁講學之盛，便“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當
即拜師入門，久之樂而忘歸。其鄉(xiāng)年輕學子和詩社好友們都再三勸他返回家園，并
十分關切地說：“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此！”董氵云深有感慨地答道：“吾方幸逃
于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囗于渤氵解，而振羽于云霄之上，
安能復投網(wǎng)里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此后，他便自號曰“從吾道
人”，一直服膺王守仁，潛心研究陽明心學。
當年八月中秋之夜，皓月當空，照得大地如同白晝。王守仁宴集諸生于天泉橋
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有一百余人。酒至半酣，眾門人歌詩助興，有的彈琴，有的
吹簫，有的擊鼓，有的泛舟，有的投壺聚算，有的叩舷高唱，遠近相和，此伏彼起。
看到諸弟子忘情任性，心曠神信，王守仁不由得興奮異常，他深深感到“聚天下英
才而教之”的莫大快樂。于是，他即興賦詩兩首，其二云：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
      須憐絕學經(jīng)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
      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
      鏗然舍瑟春風里，點也雖狂得我情。
            （《月夜二首（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王守仁在此詩中儼然自詡為當年聲稱“吾與點也”（《論語·先進》）的孔子，
而公開貶斥宋代理學家朱熹和漢代經(jīng)學家鄭玄，表明自己的“心學”與程朱理學勢
不兩立，也與漢代經(jīng)學格格不入，這充分顯示了王守仁大力倡導“心學”的鮮明立
場和大無畏精神。
嘉靖四年（1525），王守仁在《答顧東橋書》中較為全面地闡述了“良知”和
“致良知”說，對朱熹：“格物致知”、“知先行后”等思想進行了理論批判。
“良知”論是“知行合一”的本體思想的展開和理論化，“致良知”就是通過發(fā)展
“良知”而使人的道德潛能現(xiàn)實化，從人自身的本性中派生出現(xiàn)實人生的價值和生
命的價值。所以，王守仁特別教誨諸生：“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
致良知成德業(yè)，謾從故紙費精神。”（《示諸生三首》）他要求諸生拋棄舊學故紙
辭章，力求在現(xiàn)實生活中做到“知行合一”，以發(fā)展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
這一年，王守仁為父親守喪三年已經(jīng)滿期，按照慣例，朝廷應當召他回京，官
復原職。但是，盡管御史石金等人交章論薦，而執(zhí)政者卻一概不予理睬。隨后，尚
書席書又上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曾任吏部尚書，后為首輔，
因被人攻訐去官）；生在臣后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
然而，朝廷終究不召守仁領券。這樣，他只好閑居在家，繼續(xù)授徒講學。九月，他
與諸生制訂了講會條約。這個條約，實際上是一種學術性活動組織章程。集會地點
定于龍泉寺中天閣，時間定為每月初一、初八、十五、甘三日。條約要求諸生“務
在課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
“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
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王守仁組織講會，訂
立條約，倡導諸生在講會中地位平等，爭論自由，這是他創(chuàng)建陽明學派的一項有效
措施。十月，通過王良等人的共同努力，在越城（今浙江紹興市）西部門內(nèi)的光相
橋東邊建成了陽明書院，以廣居從學之士。這座書院從此便成為陽明學派傳道授業(yè)
的重要場所，許多有名的王門學者都曾經(jīng)在這里受學或講學。
王守仁居越講學六年（1522——1527），廣授門徒，創(chuàng)立學派，其心學著作
《傳習錄》由原3卷增至5卷（嘉靖三年十月由門人南大吉續(xù)刻于越），《文錄》4冊
亦刊行傳世（嘉靖六年四月由門人鄒守益刻于廣德州），其他理論著作亦廣播于學
界，這標明陽明學說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成熟階段。這一時期，王守仁在“知行合一”的
本體論方面完成了他的理論體系建設，以“良知”揭示道德本體，以“致良知”揭
示道德修養(yǎng)方法，從而正式建立起具有獨立思想體系的新儒家學說——陽明心學。
與此同時，經(jīng)過王守仁苦心培養(yǎng)的一大批陽明學派的骨干人物已經(jīng)嶄露頭角，茁然
獨立。諸如浙中的錢德洪、王畿、陸澄、顧應祥、黃宗明、季本、張元沖、張元忭、
蔡宗兗、朱節(jié)；江右的鄒守益、歐陽德、聶豹、黃弘綱、陳九川、魏良弼、何廷仁；
北方的南大吉；南中的黃省曾；楚中的林信；泰州的王民等等，后來都成為陽明學
派支系的開創(chuàng)人物，為陽明學說的傳播和發(fā)展各自作出了突出貢獻。

                           十、天泉證道

嘉靖六年（1527）五月，朝廷命王守仁以原官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往廣西
征討思恩、田州之亂。原來，思恩、田州的少數(shù)民族與明王朝的矛盾是由地方官與
土司首領之間挑起的，朝廷實行大漢族主義，采用屠殺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先有
田州岑猛暴亂，被提督御史姚鏌率兵鎮(zhèn)壓；后來余黨盧蘇、王受構眾作亂，攻陷思
恩。姚鏌又集合鄰近四省兵力進行討伐，但久戰(zhàn)不克，所以朝廷起用王守仁總督兩
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并責以體國為心，不得循例辭避。
王守仁聞命，乃上疏啟奏曰：“伏自思惟，臣于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蚓
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fā)咳，必至頓絕，
久始漸蘇。……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于債事，死無及矣。”
疏中又曰：“伏思兩廣之役，起于土官仇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茶毒生靈者，
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辭免重任乞思養(yǎng)病疏》）他一則以病疏
奏免任，二則建議朝廷采用非暴力方式解決思、田問題。但朝廷不納其言。接連遣
使敦促他盡快啟程。王守仁懷著一顆效忠明王朝的“良知”之心，毅然決定赴任。
八月，他精心安排好陽明書院講學事宜，又專為弟子寫下一篇《客坐私祝》，
諄諄告誡諸生曰：“但愿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yè)
相勸，過失相規(guī)，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于非僻；不愿狂躁情慢之徒，來此博奕飲
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
益我子弟之不肖。”雖寥寥數(shù)言，實可謂語重心長，使其弟子獲益非淺。
九月初八日，錢德洪和王畿訪張元沖于舟中，一起談論為學宗旨。王畿曰：
“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錢德洪曰：
“何如？”王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
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錢德洪曰：“心體原
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為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
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王畿曰：“明日先生啟行，晚
可同進請問。”
當晚半夜時分，前來為王守仁餞行的客人們陸續(xù)散去。等到客人告辭完畢，王
守仁將要進入內(nèi)室休息，忽聽有人來報告，說錢德洪和王畿候立庭下，有事向先生
請教。王守仁轉(zhuǎn)身走出庭外，吩咐移度天泉橋上。錢德洪便以自己與王畿認辯的問
題請王守仁教正，王守仁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
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王畿字）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
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為益，吾學更無遺念矣。”王守仁這番話，旨在調(diào)和錢、王
二人之間的分歧。隨即，他又叮嚀道：
二君以后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
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臍圣位；以此接人，更無差
失。
最后，王守仁又一次告誡錢德洪和王畿，曰：“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
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著。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
識以來，已為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
一切事為俱不著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錢、王二人經(jīng)過先生指點，
內(nèi)心無不豁然深省。王門師生在天泉橋上的這次論學活動，被后世稱為“天泉證道”；
王守仁的“四句宗旨”，亦被后世稱為“王門四句教”。
王守仁離越上道，諸門人送至錢塘，依依惜別。其后，他經(jīng)過翟州、常山、南
昌、吉安、肇慶到達梧州，沿途不輟講學，聽眾紛至沓來。當他十月至南昌，發(fā)舟
廣信，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輒等人于途中請見，他一律以兵事未暇婉言謝絕，答
應回途相見。徐樾從貴溪一直追到余干，可見其求師若渴到了如此地步。爾后，
“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
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
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于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繼后到了吉安，
他大會士友于螺川。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游300余人，專門迎接王
守仁進入螺川驛中，他立談不倦，強調(diào)道德修養(yǎng)“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
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抵達肇慶，王守仁寄書錢德洪和王畿，希望他們做好
陽明書院教習工作，嚴格執(zhí)行講會條約，促使諸生學業(yè)靖進；并要求他們經(jīng)常報告
書院的有關情況。
王守仁剛到梧州，便立即開府治事。不久，他將田州之亂的真相和自己的平亂
措施疏奏朝廷，皇帝下詔，褒揚“守仁才略素優(yōu)，所議必自己見”，準許他便宜行
事。嘉精7年（1528）二月，王守仁采用招撫方式平息了思恩、田州首長盧蘇、王受
之亂，安撫其眾7萬余人。然后，他興建了思田學校、南寧學校，推行社會教化，加
強封建倫理道德教育。七月，王守仁本可班師回朝，但他被效忠朝廷的“良知”驅(qū)
動，認為八寨、斷藤峽兩地長期未能鎮(zhèn)壓下去的僮囗族起義軍是一大禍患，于是不
待詔命，自動移師廣西一舉剿滅，殘酷屠殺了無辜百姓15000余人，再次充當了鎮(zhèn)壓
農(nóng)民起義的劊子手。
十月，王守仁因咳痢之疾（肺癆）日益加劇，上疏告歸，心想將茍延殘喘之軀
送還余姚“壽終正寢”。他未待詔下而倉忙高桂，發(fā)舟東歸。十一月二十九日，王
守仁終因病情惡化而卒于歸途南安（今福建南安）。臨死前，門人周積（時為南安
推官）入見，王守仁開目視曰：“吾去矣！”周積淚如雨下，忙問：“何遺言？”
王守仁微微一笑，說道：“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過了片刻工夫，他便瞑目而逝。
十二月三日，門人張思聰（時為贛州兵備）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次日，“輿梓登
舟，士民遠近這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到了贛州，“提督都御史汪钅宏迎祭
于道，土民沿途擁哭如南安”。途經(jīng)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
等請改歲行，士民聽夕哭奠”。
嘉靖八年（1529）正月，喪發(fā)南昌。門人錢德洪、王畿西渡錢塘，迎喪至嚴灘。
隨即訃告同門，陽明弟子相繼前往奔喪。二月四日至越，“子弟門人莫樞中堂，遂
飾喪紀，婦人哭門內(nèi)，孝子正憲攜弟正憶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
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吊者百余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其后，王守仁遺體被
安葬在山陰蘭亭山（見《余姚縣志》卷15）。會葬之日，門人至者1000有余，人人
麻衣衰履，扶樞而哭。四方前來觀葬的人不計其數(shù)，一個個亦無不涕淚交流。
王守仁去世之后，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桂萼奏其擅離職守，處理思、田、八寨
之亂恩威倒置，又低其擒濠軍功冒濫，謗其“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
“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明世宗偏聽偏信，乃下詔停止守仁
世襲，不行贈謚諸典，并嚴禁陽明“偽學”。38年之后，即隆慶元年（1567）五月，
明穆宗詔贈王守仁新建侯，謚文成。再至萬歷十二年（1584），明神宗又下詔以王
守仁從祀孔廟。由此，王守仁就成為明代官方推崇的“內(nèi)圣外王”的典型，陽明心
學也就成為明朝后期思想統(tǒng)治的工具。

                           十一、陽明心學

王守仁的學說世稱“心學”，并與陸九洲的學說合稱為“陸王心學”，這是同
程朱理學分營對壘的一種新儒家學說。程朱理學（又稱“道學”）把抽象的“理”
（儒家的倫理道德準則）看作宇宙萬物的本原，主張“即物窮理”，“存天理，滅
人欲”，屬于客觀唯心主義哲學范疇；陸王心學則將主觀的“心”（人的意志和道
德觀念）視作宇宙萬物的本原，主張“發(fā)明本心”、“致良知”，屬于主觀唯心主
義哲學范疇。王守仁集來明心學之大成，他在全面繼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論的基礎上，
著重對孟子“盡心”說和陸九淵“心即理”說進行了吸收和改造，創(chuàng)建了以注重內(nèi)
心即人的主觀能動性為特色的新儒學——陽明心學，從而達到理學發(fā)展的高峰。在
陽明心學體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個最為重要的論題，
由此也形成了王守仁獨到的教育思想，下面予以分述。
心即理“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學的邏輯起點，是其哲學思想的理論基礎，也可
以說是他的宇宙觀。在“心”與“理”的關系問題上，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產(chǎn)生了
很大分歧。程頤認為“須是遍求”事物，方可“達理”（《河南程氏遺書》卷19）；
朱熹繼承程氏學說，提出了“即物窮理”的主張。而陸九淵則認為“理”不寓于外
物，而存在于人的心里，“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
卷11《與李宰書》）。不過，陸九淵的“心”即“理”說在主觀唯心主義方面還不
夠徹底，對“心”與“理”的關系問題還存在并列傾向和把“心”客觀化的痕跡。
而王守仁則克服這個缺陷，發(fā)展了陸氏“心即理”這一命題，主張“吾心之良知，
即所謂天理也”，認為求“理”不在于“格物”，而在于“致知”，即“致吾心良
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答顧東橋書》）。王守仁公開宣
稱：“圣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象山文集序》）。他以“心即理”
作為“立言宗旨”，否定了朱熹分裂“心”與“理”為二的理論；以“求理于吾心”
作為“致知”途徑，否定了朱熹“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的觀點；又以
“心之本體”說擴充了“心”的內(nèi)涵，修正了陸九淵的“本心”說。這樣，便形成
較為徹底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思想。
王守仁認定：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體，它既是萬物產(chǎn)生的根源，又是
事物變化的歸宿。因此，天地間諸事萬物，舉凡綱常倫理、言行舉止，成敗榮辱等
等，無一不是根于吾心而森然畢具。所以，他反復強調(diào)：“心外無物，心外無義，
心外無善”（《與王純甫（二）》），“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答顧東橋
書》），提倡求“理需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傳習錄上》）。
王守仁“心即理”之說，是其“知行合一”論的基礎，它充分肯定了認識主體
的能動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潛在能力，反對迷信外在權威，否定
用現(xiàn)成規(guī)范和書本教條來禁錮人的身心，而主張依靠自我的“心之本體”（良知）
來主宰和支配一切行為，在道德實踐中努力實現(xiàn)自我的人生價值。
然而，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說，把人類的主觀意識和客觀存在等同起來，斷
然否定了有離開心而獨立存在的物質(zhì)世界。王守仁所謂“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
之物”，從反映論的角度來看，就是把人類認識的能動作用片面夸大和過分神化，
以致用吾心之主觀精神吞并了客觀存在之物理。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加以批判的。
知行合一“知行”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范疇，曾為歷代哲學家所關注和探討。
從先秦《左傳·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道家的“不行而知”，
到宋代程、朱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乃是“知行”范疇發(fā)
展的重要階段。
“知行合一”論是陽明學說的核心，是其理論體系的主體結構，所以王守仁自
始至終以此作為“立教宗旨”。這種“知行觀”只是把認識問題局限在倫理道德的
范疇上，主要是揭橥道德修養(yǎng)層面的認識與實踐問題，其價值取向則是道德實踐的
實際作用。因此，它充分體現(xiàn)了儒家的實學精神，具有經(jīng)世致用的功利主義傾向和
人本主義意義。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是以“心即理”之說作為理論基礎的。他在《答顧
東橋書》中說：“晦庵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
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
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認為，“知行”問題與
“心理”關系緊相聯(lián)結，朱熹學說之失就在于分“心”與“理”為二，因而導致分
“知”、“行”為二。他一反朱熹“外心以求理”之說，主張“求理于吾心”，大
力倡導“知行合一”。
王守仁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論，主要是因時而發(fā)。明代中葉宦官專權，政
治腐敗，貪官污吏肆意橫行，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這嚴重威脅著封建政權的穩(wěn)固，
有力沖擊了封建王朝的倫理綱常，大大加深了明代潛伏已久的社會危機。由此，王
守仁痛感：“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于病革臨絕之時。然而人是己見，
莫肯相下求正。”（《答儲柴墟（二）》）于是，他以治天下之病的“醫(yī)國手”自
詡，幾經(jīng)冥思苦想，終于找到一個自以為救治此病的“良方”，這就是“知行合一”。
在王守仁看來，人們想的與其做的基本上是相合的，如果徹底去掉人們對于封建倫
理經(jīng)常的違戾意識，就不會發(fā)生違反和破壞封建倫理綱常的行為。如果分“知”、
“行”為二，其危害甚大。所以他曾明確指出：“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
故有一念發(fā)動雖有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
得，一念發(fā)動處，便即是行了；發(fā)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
徹底，不使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著重從“知行”的同一性方面較為深入地進行了探
討，認識到“知行并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互相聯(lián)
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他自信這種“知行合一”論，
既可糾正程、朱“知先行后”之偏，又可補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平心而論，
王守仁關于“知行合一”的主張，確實比前人有所進步。首先，他將“吾心之良知”
作為“知”，將“致吾心良知干事事物物”作為“行”，而以“心即理”為前提，
以“知行合一”為指歸，從而達到體認良知的目的。這種認識論，就其解剖自身
（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萬事萬物之理的認識方法來看，內(nèi)中蘊含有“一般
（事事物物）存在于個別（吾心良知）之中”的辯證因素。由此，王守仁的“知行
合一”論便以其發(fā)展了主觀能動的一面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唯心主義認識論高度，
為宋明理學增進了一個新的范疇，為認識論的發(fā)展開拓了一個新的境界，而這對于
后世唯物論知行觀的建立，顯然起到了觸媒的作用。其次，王守仁反對朱熹以“知
先行后”說割裂了“知”、“行”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公開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
要命題，極力強調(diào)認識過程中“知”、“行”兩個階段之間的統(tǒng)一與聯(lián)系，這是王
氏高于朱氏之處，是他對于認識論的新貢獻。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是建立在唯心主義的理論基礎
上的，它片面夸大了“知”和“行”之間的統(tǒng)一性，而抹煞了二者之間的差異性，
并將其歪曲成絕對的同一，從而把主觀見之于客觀的“行”等同于純粹主觀先驗的
“知”，由此否定了“行”的客觀性及其在認識過程中的決定作用。
致良知“致良知”論，是王守仁關于認識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對于“心即理”、
“知行合一”等心學命題的理論概括與升華。王守仁稱此為“孔門正法眼藏”，是
“千古圣圣相傳的一點真骨血”。他曾自我標榜說：“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
字。”（《寄正憲男手墨》）他從37歲龍場“大悟”到50歲始揭“致良知”之教，
其間經(jīng)過了十幾年學術研究和事功磨煉的艱難歷程。“致良知”命題的提出，代表
了陽明心學的終結，標志著陽明心學的發(fā)展達到了它的頂峰。
王守仁的“致良知”學說是將《大學》的“致知”與孟子的“良知”說結合起
來加以改造和發(fā)明而產(chǎn)生的。《大學》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圣”，強調(diào)
“格物”是身心修養(yǎng)的首要環(huán)節(jié)。王守仁對此進行了改造，認定“格物”就是“格
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羅整庵少宰書》），因而
“致知”也就在于“格心”。《孟子》所謂“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經(jīng)后
天習得的善性，即天賦的道德意識。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發(fā)揮，認定“良知”為
心之本體，能生天地、萬物和人類；它“動靜一源”，是封建倫理的升華和至善的
道德；它是“辨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樣，被改造過的《大學》“致知”
和被發(fā)揮了的《孟子》“良知”兩個觀點便溶合為王守仁的“致良知”說。在王守
仁看來，“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覺”
和“發(fā)用流行”。“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擴充、推及到萬事萬物之中，予以
發(fā)揚光大，從而將人的潛在道德意識轉(zhuǎn)化成現(xiàn)實的人生價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導“致良知”，自然是為了達到“為善會惡”、維護封建道
德規(guī)范這個現(xiàn)實目的。所以，他后來把自己的心學宗旨歸結為“王門四句教”，即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論，與其“致良知”說相吻合。由于“致良知”說甚為“明白
簡易”，“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黨”（《寄鄒謙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揚
人人皆有“良知”，個個做得“圣人”（《傳習錄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
和推廣，因而其影響十分深遠。
教育論王守仁不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弘揚“圣學”為己任，
一生講學不輟。凡他所到之處，或立“鄉(xiāng)約”，或興“社學”，或建“書院”，總
是大力推行社會教化，并借以宣揚他的思想學說。王守仁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
在京師任職時正式開始授徒講學，直到嘉靖七年（1529）去世，一共渡過了20余年
的講學生涯。他注意繼承古代教育傳統(tǒng)，提出了一些頗有價值的教育理論。
其一，要求學生必須立志、勤學、改過、責善。這是王守仁在貴州龍場講學時
為諸生所立下的四項準則，充分體現(xiàn)了其教育思想的最基本點。立志，是四項準則
中最重要的一項。王守仁認為，立志是為學的基礎和前提，并貫穿了為學的全過程。
他曾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書朱守諧卷》）。這就高度強調(diào)了“立
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緊接著，王守仁提出了“勤學”一項，他說：“已立志為
君子，自當從事于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教條示龍場諸生》）
他要求學生“不以聰慧警捷為事，而以勤確謙抑為上”（同上）。王守仁提倡諸生
勤學，不僅指讀書，也包括個人的思想品德修養(yǎng)。為此，他又提出了“改過”、
“責善”兩項要求。“改過”是對己而言，王守仁認為凡人“不貴于無過，而貴于
能改過”；“責善”是對人而言，即規(guī)勸別人改過，王守仁指出：“責善，朋友之
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同上）以上四項準則，其實質(zhì)雖然屬于封建道德修養(yǎng)
的范疇，但作為對學生的四點基本要求，無疑值得我們借鑒。
其二，培養(yǎng)學生獨立與自主的治學精神。王守仁提倡學貴自得，經(jīng)常教導諸生
要“自得于心”，要具有獨立思考與敢于自主的精神。他曾說：“夫君子之論學，
要立得之于心。眾皆以為是，茍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眾皆以為非，茍
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答徐成之（二）盯王守仁還強調(diào)即使對于
圣人的話，也不可輕信盲從。他說：“夫?qū)W貴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
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
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羅整庵少宰書》）王守仁倡導的這
種不迷信權貴，敢于堅持自己創(chuàng)見的治學精神，應當予以充分肯定。
其三，提倡學習要循序漸進，教學要因材施教。王守仁認為，知識的積累和道
德的修養(yǎng)都需要有一個過程，因而他強調(diào)學習“不可躐等”，“須從本原上用力，
漸漸盈科而進。”他常以嬰兒長大成人、樹木由小變大等事例為喻，教導弟子在學
習中循序漸進。他曾向諸生明確指出：“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
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所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
到此方是精一功夫。”（《答聶文蔚（二）》）與此同時，王守仁又極力倡導因材
施教。這是與循序漸進相輔相成的一個重要教學原則，要求根據(jù)教育對象的不同情
況相應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王守仁曾說：“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
“人的資質(zhì)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
也須慢慢琢磨起來”。（《傳習錄下》）這是主張根據(jù)受教育者的不同特點因勢利
導，不可超越其接受能力而施教。王守仁還指出：教學要注意學者的癥結所在，不
可不問青紅皂白，亂授一氣。就象良醫(yī)治病，初無一定方劑，只是各隨病人癥候的
虛實、強弱、寒熱、內(nèi)外而斟酌加減、調(diào)理、補泄之法，既要“隨病用藥，”又要
“因藥發(fā)病”（《與劉元道》）。這也是強調(diào)對學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反對用
一個模型去束縛學生。
其四，堅持實事磨煉與身體力行，不死守書本教條。王守仁在年輕時候就曾親
自去做格竹子的實驗，而在以后的教育生涯中，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政務和軍事
活動。這種實踐經(jīng)歷使他不把為學僅僅看作書本上的事，而強調(diào)實事磨煉與身體力
行，這正是他根據(jù)“知行合一”原則教人在實踐中鍛煉思想與意志，培養(yǎng)優(yōu)良品質(zhì)
與行為習慣的治學方法。王守仁曾告誡學者們說：“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
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
則只作一場空話說，雖聽之一何用？”又說：“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
誰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傳習錄下》）可
見，他主張即事即學，即政即學，身體力行，知行合一，不可離開親躬實踐而空談
為學。王守仁經(jīng)常教導學生通過事上磨煉與身體力行，使自己的學業(yè)精進，道德品
質(zhì)得以發(fā)展和完善。他也常常現(xiàn)身說法，告訴弟子們說：“知行合一”、“良知”
等學說，都是他從“百死千難”中實踐得來的，人不經(jīng)過艱難困苦的磨煉，無以提
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建立自我的主體性，無以養(yǎng)得“此心中和”。王守仁的這些教
育論觀點，雖然是以經(jīng)驗主義出發(fā)的，但也應當視為他在教育過程中對認知活動的
正確總結，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陽明心學是明代儒學革新的產(chǎn)物，它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學的理論框架，重
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為基本范疇的心學思想體系，
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改造和革新了宋明理學，并在內(nèi)容上高揚人的價值與地位，強
調(diào)了道德實踐主體的主觀能動性，由此還形成了別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其影響甚為
廣泛而深遠：就時間而言，從明代中后期一直延續(xù)到近現(xiàn)代；就學科而言，涉及到
政治、教育、學術、思想、文藝等領域；就地域而言，除了中國之外，還波及到世
界，即如日本、朝鮮和東南亞諸國，而本世紀以來其影響又逐漸深入到美國和歐洲，
王守仁著作的翻譯本不斷增多，其學說思想的研究日漸形成風氣。可見，陽明心學
已經(jīng)成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一部分，它為世界文化的發(fā)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