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大師：王守仁_4

久之，王守仁感覺胸中灑灑，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涼，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這就是后人盛稱的“龍場悟道”。王守仁頓悟之“道”，即吾心之道，意謂圣人之道先天地固存于吾心，不必外求，所以吾心即道。這便否定了朱熹“求理于事物”的認識途徑，肯定了“吾性自足”，而“求理于吾心”，就是“圣人之道”。從此王守仁開始發(fā)明“心即理”的心學命題，為其“知行合一”說的創(chuàng)立準備了理論基礎。龍場悟道，正是王守仁由否定朱程理學而飛躍到建立自己的學術思想體系之關鍵、為他大步邁進明代新儒學的巍巍殿堂開辟了道路。

經過龍場悟道這次思想飛躍，王守仁消沉苦悶的心境一下豁然開朗，由此煥發(fā)了主觀精神。他鑒于當地居民生活方式落后，便教之范土架木以居。隨后，居民們特意為王守仁建造了龍岡書院，他便在此授徒講學，常常與諸生秉燭講習，乃至通宵達旦，樂此不疲。其《諸生夜坐》詩云：“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與謀。”王守仁教育學生特別注重培養(yǎng)其獨立人格，曾親手制訂教條以訓示龍岡諸生，要求他們立志、勤學、責善、改過，關鍵就是要學會“做人”。諸生多為中土追隨守仁求學之士，其學習熱情空前高漲，給守仁以莫大的精神鼓舞。他以“心與理合而為一”和“求理于心”的新理論作為教學內容、大膽否定程朱道學的一些學術成見，又以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否定程朱道學的死板說教，深受四方學子所歡迎。

正德四年（1509），王守仁38歲，在講學中正式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題，成功地邁出了獨創(chuàng)心學思想體系的第一步。由于他聲名聞于遠近，貴州提學副使席書前來拜訪，請求賜教以辨朱（熹）陸（九淵）異同。王守仁“不語朱陸之學，而告知以其所一悟”，席書一時還疑惑不解，只好暫且離去。第二天又來請教，守仁“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使席書漸漸有所領會。如此往復數次，席書方才恍然大悟，十分感慨地說：“圣人之學復睹于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這年十一月，席書聘請王守仁主講于貴陽書院（文明書院），自己親率州縣諸生以師禮事之。席書常常到書院與守仁論學，兩人設問答疑，多至深夜；從而結下了沒齒不忘的友誼。王守仁在貴陽書院首次公開講論“知行合一”之說，對四方學者影響很大，貴州之士也由此始知有心性之學。

七、倡“知行合一”

正德五年（1510）初，王守仁離開貴州，結束了三年居夷處困，百難備嘗的痛苦生活。三月升任廬陵縣知縣，“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八月，劉瑾伏誅，王守仁被提升為京官。十一月，他入京晉見皇帝，館于大興隆寺，與黃綰結識為友，又和湛若水終日共學。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其時，王守仁與黃綰、應良談論道德修養(yǎng)實踐功夫，初步揭示“良知”宗旨以說明“知行合一”的本體。

正德六年（1511）正月，王守仁調任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曾與王輿庵討論朱學與陸學之異同。王輿庵和徐成之二人對朱陸之學爭論不決，王守仁以書解之曰：“……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故仆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得罪無恨。晦庵之學既已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子廟廡之間矣。”在王守仁看來，朱熹和陸九淵，雖然其學說各有不同，但都不失為圣人之徒。因此，他決心為陸九淵辯誣，以發(fā)揚陸學為職志。二月，王守仁擔任會試同考官。僚友方獻夫時為吏部郎中，其官位高出守仁之上，當他一旦聽到王守仁論學，深有感悟，隨即執(zhí)蟄于門下，虛心拜師求學。

同年十月，王守仁又升任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其時湛若水亦調任安南。守仁憂慮圣學難明，又深感缺少師友之苦。他在贈別湛若水的書信中說：“予之資與甘泉（湛若水）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于斯道，斃而后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圣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于言，顧復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他仍以倡明圣學為己任，雖經歲月消磨而其志彌堅。

正德七年（1512）三月，王守仁升為考功清吏司郎中。這“年，有穆孔暉，顧應祥、黃綰、應良、徐愛等20位學者及門受業(yè)。十二月，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歸省。當時徐愛亦升任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守仁同舟歸越省親。途中，守仁為徐愛講授《大學》宗旨，其講授內容由徐愛記錄整理為《傳習錄》首卷。其中強調“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修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唯一功夫”等等，與朱熹的學說大相徑庭。徐愛開初感到“駭愕不定”，“其后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崇信守仁之學為“孔門嫡傳”，而視程朱之學為“傍蹊小徑”。

正德九年（1514）四月，王守仁升任南京鴻腫寺卿，五月抵達南京就職。隨后徐愛亦來到南都，同志日親，時有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等24人同聚師門，朝夕講論，互相砥礪。有的學子好談仙佛或喜放言高論，逐漸顯出背離師教的傾向，以致形成一種空虛無實、故作脫落新奇之論的不良學風。王守仁針對這種情況予以糾正，他要求學子們認真攻讀先儒經典，注重“省察克治實功”，加強“事上磨煉”，力求做到“存天理，去人欲”。

次年，御史楊典舉薦王守仁改任國子監(jiān)祭酒，不報。當時，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說被看作朱學的“異端”，以“立異好奇”而遭到朱學勢力的猛烈攻擊。鑒于社會輿論壓力太大，王守仁必須想法為自己學說找到儒學道統正傳的依據。于是，他下了一番工夫認真翻檢朱熹著作，結果發(fā)現朱熹晚年似乎流露出了“心學”傾向，認定“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因于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纓戾者”。為此，他特意選擇朱熹語錄和書信文字，編成《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刊行于世。王守仁這一舉措本意是為了掩蓋他對朱學的正面沖擊，以便減少其傳播“知行合一”說的阻力，但由于他選編時斷章取義和考證失實，以致歪曲了朱熹學說的本來面目，因而激起了朱學勢力更加猛烈的攻擊。

正德十一年（1516），南贛（治今江西贛州市）、汀州（治今福建長河縣）、漳州（治今福建漳州市）等地農民起義異常活躍，嚴重威脅著明王朝的封建政權。為了解除朝廷的憂患，尚書王瓊特舉王守仁升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各處，鎮(zhèn)壓當地農民起義。次年正月，王守仁抵達贛州，首先推行“十家牌法”。其法即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yè)，每日輪流指流一家值班，挨門挨戶按牌審查，一旦遇到面生可疑之人，立即報告官府予以追究處理。如果有隱瞞情況不報告官府者，則以十家連坐治罪。這樣做，其用心在于切斷人民群眾與起義軍的聯系。同時，王守仁又選練民兵，加緊組織地方武裝。他指令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四省兵備官，在每縣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眾之士八九人或十余人，充當各部屬弩手、打手、執(zhí)快等，主要以守城防隘為事。二月，他率兵鎮(zhèn)壓了漳州農民起義軍。五月立兵符，整頓地方軍事編制，并奏設平和縣，移訪頭巡檢司。九月，王守仁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他四處發(fā)布撫諭賊巢公告，采用“攻心”戰(zhàn)術瓦解了樂昌、龍川等地起義軍隊伍。十月，他又率兵鎮(zhèn)壓了橫水、左溪、桶岡諸處農民起義軍，隨即奏設崇義縣和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王守仁在橫水時，曾經寄書門人楊仕德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因此，實行軍事鎮(zhèn)壓的同時，他更注重社會教化，在各地興辦學校，加強封建倫理教育，麻痹人民群眾的反抗意識。這就是施行他所謂“以正人心為本”的主張。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王守仁在江西開始發(fā)兵鎮(zhèn)壓三俐農民起義。當時，他又寄書門人薛侃，再次重申“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觀點，并勉勵弟子們“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建立“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三月，他率兵襲擊了大帽、氵利頭等地農民起義軍。四月班師，告諭南贛所屬各縣，“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六月，朝廷鑒于王守仁鎮(zhèn)壓農民起義有功，提升他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wèi)，世襲萬戶，再進副千戶。七月，為糾正朱熹《大學章句》割裂支離之病，繼刊行《朱子晚年定論》之后，又刻印《古本大學》流傳于世。八月，門人薛侃在虔州（治今江西贛州市）刻印《傳習錄》成書，使王守仁學說得到廣泛傳播，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這表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有了很大發(fā)展，他已由對朱學的批判轉向正式創(chuàng)建自己的“心學”思想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