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國古代的禮學

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是指人提高修養的三個階段所應學習體味的對象。由此可見，孔門對于禮是相當重視。平時他也教學生各種禮儀，所以他的一些學生從政后都很能干。但孔子似乎并沒有將禮的知識形成系統的“禮學”。或者簡單地說，自孔子之后，人們研究孔子的禮學思想才開始有了禮學。（這僅僅是采用一種簡單的理解，其實還是比較復雜的。）司馬遷所述漢代初期禮學的狀況是，那個時候只有一部 《士禮》流傳下來了，今天我們稱之為《儀禮》，有十七篇，據說這就是所謂的《禮經》，（六經中的禮經，）漢武帝時期只有魯國的儒生高堂生能讀懂它。不過高堂生雖然能夠讀懂這本書，卻不知道怎么做，按照當時的話來說，他不懂“禮容”。不過，漢文帝時期魯國有個徐老先生特別熟悉各種禮儀的姿態，也正因為這樣，所以皇帝任命他為禮官大夫，他把這一套傳給了兒子，兒子又傳給了兒子：徐延和徐襄。其中徐襄又做得特別好，后來也做了禮官大夫，不過他們這一家僅僅知道動作，并不懂《禮經》。這是很遺憾的。

    高堂生將學問傳給了學生，在漢宣帝的時候，有個叫后倉的后輩學得特別好，后倉后來收了三個學生：戴德、戴圣和慶普。戴德是戴圣的叔叔，所以人們稱他為大戴，稱侄子為小戴。這三個人都跟著后倉學習，并將前人關于禮的解釋記錄下來，這就是《禮記》。（當時人們把解釋禮經的文字都稱為“禮記”。）他們三人雖然同出一門，但是傳出來的學問在講法上卻不一定都相同，在禮學中，很多問題幾乎沒有標準答案，于是人們讓他們并世流傳，朝廷也分別把他們作為官學樹立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兩漢今文經學中禮學的源頭。（所謂的今文就是書籍的文本是用當時流行的隸書寫的，與之相對的古文，就是保留了戰國時期文字風貌的文本。）

    其實，在西漢除了這一條禮學傳承的線索外，地方上還有一些考古發掘，如漢武帝叔叔河間獻王，這個王爺特別愛好古籍，往往不惜重金購求，于是人們紛紛將古書獻給他，他的藏書規模因此也跟朝廷差不多，有一些朝廷沒有收藏的，他就向上進獻一些，其中也包括用戰國時期六國文字所寫的古文《禮》，雖然文字有異，但內容跟高堂生傳的差不多。后又有漢武帝的一個弟弟被分封到魯，這位王爺喜好建筑宮殿，在魯地他想把孔氏的老宅拆了蓋自己的宮殿，結果在這些房子的墻壁中發掘了一堆古書，也包括《禮》和《禮記》。就這樣，零零總總，朝廷收藏了不少，有時候我們稱這些文獻為“逸禮”。

    后來，劉向受命整理國家藏書，將這些東西清理出來，重新眷寫定本，但工作未竟，便死了，皇帝又讓他的小兒子劉歆繼承下來。劉歆完成任務后，覺得這些古文“禮”很有價值，就建議朝廷把他們也作為官學，結果招致那些學習今文禮經的人反對，這就是漢代學術歷史上有名的今古文之爭。這個時候正是西漢衰微的時候，王莽逐漸將漢氏江山變為己有，他是劉歆的好朋友，所以他采納了劉歆的意見，將一系列古文經立為官學，當然也包括古禮經。可是不久王氏傾敗了，光武帝中興漢氏，這個時候又不可避免地為國家官學課本爭起來。古文經雖然有了一席之地，但古禮經卻是勝利中的失落者，沒有取得官學的地位，整個東漢都沒有人再請求皇帝立“逸禮”博士。就這樣古禮經似乎就消失了。不過有的學者揣測，古逸禮“存而不盡存，亡而不盡亡”，因為它已經被當時學者所采納，所以就沒有必要再立于學官了。

    劉氏在整理國家藏書時，還發現了一部《周禮》，劉歆覺得這是一部周公治理天下之書，應該立于官學。其實，《周禮》在史上的出現很早，早在河間獻王獻書的時候就有這部書。這部書分為六個部分，分別是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河間獻王得到這部書的時候，“冬官”部分已經殘缺不全了，于是就用《考工記》來充數。《周禮》在兩漢的流傳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以上所述，《士禮》、《逸禮》和《周禮》是兩漢時期的三種“禮經”，但我們說“六經”的時候，通常只是指《士禮》十七篇。解釋《士禮》的書稱為傳，孔子的弟子們已經開始作“傳”了，但流傳于世的不多，后倉在曲臺這個地方講授《士禮》，他的解釋被稱為《曲臺記》。他的學生戴德對禮學做的筆記叫做《大戴記》，八十五篇，戴德的筆記叫做《小戴記》，四十九篇，而另外一個學生慶普所傳的學問后來失傳了。二戴的內容很多是相同的。今天我們《十三經》中所收的《禮記》是《小戴記》。

    禮學與四書五經的歷史

    漢代經學最大的特點就是分為今文經和古文經兩派。所謂的今文經派，簡單的說就是經傳的文字是用漢代的隸書寫的，他們最推崇孔子，而古文經派的經傳是用先秦文字寫的，不僅推崇孔子，還推崇周公，覺得孔子是周公的繼承者。文字不同還是小事，關鍵的是他們所誦讀的書也有差別，比如同是《春秋》“三傳”，《公羊》、《榖梁》和《左傳》，今文經崇信《公羊》、《榖梁》，而古文經崇信《左傳》，所信不同，那么解讀的方式便產生了差別。如果僅僅是學術的爭論，那倒沒什么，可是這又涉及到國家應該將哪種經傳立為官學，作為立國的指導思想，這個問題就嚴重了，于是人們便爭執不休。從總體上來看，西漢是今文經派的天下，畢竟劉歆挑起這場爭論是在西漢末年，東漢今文經學派的勢頭有所減弱，古文經學派逐漸占了上風。

    到了東漢后期，出現了一個大學問家，他叫鄭玄，高密人，所以有時候人稱“鄭高密”。他對“六經”無所不通，（漢代“樂經”早已失傳，其實只有“五經”。）不僅如此，就是解釋“六經”的兩個學派——今古文經，也了若指掌，于是他遍注群經，將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中的優點都融為一爐。從他開始，兩漢經學中所謂的家法師法就不再區別了。后來曹魏時期，有個專門挑他毛病的王肅，也遍注群經，處處反對鄭玄，但即使如此，王肅爭得也不是家法和師法，今、古爭辯由此告一段落。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們喜歡清談，即所謂的談玄，玄指“三玄”，即《易》、《老》、《莊》，后來佛教流行了，人們又談佛理。這個時期人們不重視儒學，獨“三禮”是個例外，尤其是《禮記》中的《喪服禮》。這是因為這個時期，國家采用九品中正的方法選拔官員，品評一個人首先要看門第。由此門第就特別重要，門第重要，嫡庶也就重要了，分別嫡庶的重要體現就是喪服制度，所以人們也就愛討論這門學問。以至于聚談的時候，有些題目也是從《禮記》中找的。另外，還有一項應該附帶說明的是，先前人們所說的“禮經”是指《士禮》十七篇，現在改了，變成了《禮記》。

    到唐代，唐太宗是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繼續推行隋文帝創立的科舉考試制度，他還派人整理“五經”。因為科舉首先要看文學才能，所以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經學的地位。擔任整理“五經”工作的人就是大學問家孔穎達，孔穎達組織了一批人來寫“五經正義”，將前代的研究成績作了一次總結，同時也向世人提供了經傳解釋的定本。“三禮”中，孔穎達作了《禮記正義》，另一個禮學家賈公彥仿照《五經正義》寫了《周禮義疏》和《儀禮義疏》，他也幫孔穎達寫過《禮記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