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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的造字方法——“六書”本義
（摘自拙著《漢語的音義起源·自序》） “六書”一詞，最早見于《周禮·保氏》，但具體是指哪六書，其含義是什么？沒有說。但可以肯定是指漢語的造字法則，可惜戰國時代的戰亂紛紛，特別是秦統一后，焚書坑儒，其本義已不可知。漢字到底是根據什么來造的，遂成千古之謎。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解六書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這算是已知的最早解釋。 許慎在《說文》中進一步明確為：“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以后基本上以此為定論。 漢字是形音義一體的，但《說文》似乎割裂了它們，以至于所解的“六書”，顯得十分牽強。為了使顯得合理，《段注》將其進行了補充；現根據其注解進行分析： 《段注》以為“指事之別于象形者，形謂一物，事晐眾物。指事不可以會意殽，合兩文為會意，獨體為指事。”意即指事為獨體字，且不是指具體某物的字。《說文》舉例為“上、下”，可甲骨文的“上下”實際上就不是獨體字，而是用一長一短的兩橫表示某一平面的上面或下面。 《段注》以為“有獨體之象形，有合體之象形。獨體如日月水火是也；合體者從某而又象其形，如眉從目而以象其形，箕從竹而以 象其形……獨體之象形則成字可讀，軵于從某者不成字不可讀。”意即象形分獨體與合體。其實象形字應為整體象形，不應該有獨體與合體的區別，《段注》的所謂合體，其實是后來的畫蛇添足，按形聲的法則添上去的，不能算象形字了，其所舉“箕”就是這樣；但“眉”還是象形，沒有“目”，是看不出眉毛的樣子的。 《段注》以為“其別于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獨體；形聲，合體。其別于會意者，會意合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以事為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為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意即形聲字是義旁+聲旁的合體字。可實際上，幾乎所有的聲旁都跟義相關，都算是“合體主義”；否則，“江河”有什么區別呢？“江”從“工”，音從“鴻”，指大雁的以此為界，南來而北往；“河”從“可”，音從“鵝”，指天鵝生活在黃河流域；雁鵝本屬于一類，都是大型水鳥，離不開河流，故“江河“以其叫聲為聲。 《段注》以為“會者，合也。一體不足以見其義，故必合二體之意以成字。”意即義符+義符的合體。因此，“止戈”為“武”，“人言”為“信”。這看起來好象沒有問題，但“武”實際上是“戈”所“止”，“止”是腳趾，指到、走，意即加以兵器。所以會意也帶有某種不確定性。同時，字的讀音從哪里來的呢？它跟義有什么關系？ 對于轉注，《段注》沒有注解，根據《說文》自己的解釋，當如“考、老”一般，義本相同，但讀音不同，便用同一部首將其歸類起來。實際上，“考老”不過是同音同義而異形而已。 對于假借，《段注》以為“讬者，寄也。謂依傍同聲而寄于此，則凡事物之無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漢人謂縣令曰令長。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號、久遠之義引申輾轉而為之。是謂假借。”意即同義復合，同音通假。實際上，“令”發命令的人；“長”，年紀大、有威望的人，它們的意義本相近，完全可以通用，不存在假借的問題。 可見，《說文》對六書的解釋是牽強附會的，《段注》自然也沒法將其講明白。但《說文》所講的“六書”名詞應該不是憑空杜撰，錯在只是把它們理解為字的構造法則。 縱觀漢字，“六書”法則的體現，在于形音義上： 首先在字形上，所有的漢字都可以謂之為象形。但某一具體物，可以用一體象形來表現；而更多的事理，本沒有具體的形，所以便無直接的形可象，于是便采取比擬的辦法，用其它有形的字來組合，具體的為“指事”；抽象的為“會意”。因此，在字形的構造上，實只有這三種。 但文字畢竟不是圖畫，文字要求簡單易寫；因此，漢字的象形往往只取某一特征，如以“匕（翅膀）”象鳥、“角”象牛。可有翅膀的不只是鳥，還有飛蟲；而且即使都指鳥，可鳥的種類有那么多。有角的也不只牛，還有羊、鹿等。這可謂為“一象多物。”相應的，由于只取某一特征為象，取鳥翅膀指鳥，取鳥啄自然也是指鳥；同時，即使是整體象形，還有觀察的角度不同而導致差異，如“象、襄”都是大象的整體象形，可由于視覺上的一前一后的區別，導致字形迥異；這可謂之為“一物多象。”在辨析漢字字形時，必須注意這兩點。 其次在讀音上。形音一體的，可謂之為“形聲”，形即聲的意思；這些字主要是指那些獨體象形并能發聲的物體，諸如“牛羊馬犬象”等字，它們是漢語的音義之源。如果說真正要模擬出原始漢語的發音，應該就是這些音源字所指物的發聲。 而大部分字所指的事物是沒有具體的可作代表性的聲音的，于是便根據其形狀、意義等，與有聲漢字的相關性來進行假借。如“上”，本是抽象性的，無聲可言，便抓住其由低到高的概念，借鴻雁高飛的特征而借其為音；“牙”，雖是具體物，卻不會自發聲音，便抓住其形狀象鴨嘴而借鴨為聲。 因此，漢語的讀音，受音源物的制約性較大。那些發音比較單純的物體，如燕子，其叫聲變化不大，因此其字族的讀音也就比較單純；而那些發音有變化的，如雞，雛雞、成雞、公雞、母雞的叫聲都不一樣，因此其字族的讀音也就比較復雜。另外，不同的物體，所發出的聲音相似，這是最容易混淆的；加上漢字的單音化，更使本來有區別的聲音模仿起來也會相似；如牛、羊、貓、狗、鹿等，其叫聲本有不同，但模擬出來的就難以分辨，導致“iu、ao、ou”的混同性很強。所以，要準確地判斷某一漢字的音源，的確不是簡單的事情。如果要因此建立精確的漢語音義體系，沒有人為的規定性也是做不到的。 由于語言聲源的這種模糊性和多元性，即使是同一語言，也就必然會導致各地的方言差異；而如果所生活的環境不同，所模擬的音源物也就會不同，這就必然會導致即使同是原始社會，雖然各地的語言表達方式一樣，而所形成的語言也會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間的差異性自然也會越來越大。這是導致漢字的一字多音的根本原因。 至于借音，就存在更復雜的不確定性。借音的方式主要為“因形借音”和“因義借音”。形既存在“一物多象”，義即存在一字多義，自然所借音也就不同；何況所能借的音源體系，本多交叉混同，自然影響借音的多元化。如蜘蛛，因其是無聲的，只能靠假借，如“蟙、蟿、蟢、蠿、蜱、蚿、蛛、蠨、蛧”都是指蜘蛛，分別取其吐絲、結網、高懸、駐中等特征而借音于隹、燕、蜂、牛、虎等。 再就是在意義上。同一事物，觀察的角度不同，產生的意義也就不同；而時代的變遷，新的事物被不斷發現和創造，需要用相應的語言文字來表現，最方便的辦法當然是用已有的語言文字來指稱；因此，同一漢字，所表達的意義也就多樣，如老虎，老虎的毛色為黃色，用以指顏色為黃色的物體；老虎兇猛異常，用以指發狂；老虎是百獸之王，用以指首領等；起初表達的意義簡單，本用象形字“王、黃”就可以了，但隨著語言的要求準確，便只好添加其他義符來細化，加“犬”為“狂”，加“石”為“磺（礦）”，加“白”為“皇”等。這可稱之為轉注。 字根性的漢字其實不到三百個，其它漢字都屬于這類轉注字。受字形、讀音的制約，也為了方便于記憶，單音字進一步發展成為復合詞，從而使漢語保持生生不息的頑強生命力。 如上所述，所謂“六書”，的確是漢語的基本法則，但不只是在字的構造上，而是體現在形音義三個方面。 因此，這些法則體現在具體某字上時，則至少有兩種，如“牛”，本是牛的象形，音即本來發聲，屬“象形+形聲”；“好”，“女、子”合起來指生育之事，取小孩出生時的哭聲為音，屬“指事+形聲”。 但象“匡”這類字則較麻煩，而且這類字是漢字的主體，在《說文》中被稱為形聲字，即“匚”為形，表義；“王”為聲，無義。可實際上“王”是表義的，由虎皮的顏色會意指礦藏。所以，按前例說它就很難做到妥當，從字形上來說，說其象形，它又是合體字；說它是指事，“匚”又的確是象形。從讀音上來說，說它是假借，“王”卻又是形聲；說它是形聲，“匚”又是不表聲的。因此，它屬于漢字因多義而孳乳的新字，屬于“會意+形聲”。而“框”，則是在“匡”的基礎上的轉注，則屬于“轉注+形聲”。 為了方便，以區別于《說文》所說的約定俗成的“六書”，我認為還復為班固的“六書”要恰當一些，即“象形、象事，象聲、假借，象意、轉注”。 漢語的發展可以依次描述為： “象形+象聲”，如“牛羊”，字音即所指物的發聲，是最原始的字根，是漢語的音義元素；“象形+假借”，如“日月”，字所指物本無聲，因義而借雞（雞鳴日出）鵝（月色月狀如鵝）的叫聲為字的讀音，是漢字語音化的基礎。 “象事+象聲”，如“好（孩子生下時的哭聲）”；“象事+假借”，如“明”；“象意”的字既表抽象事物，自然是無聲可象，只能是假借，屬“象意+假借”，如“上下”，是漢語成熟化的標志。 讀音在所注字根中的字，如“涯框”，音從“厓”從“匡”，可拆為“水厓、木匡”，才是“轉注”。而如“件”，借燕為音，當為“象事+假借”；如“卡”，借鴨為音，當為“象意+假借”；拆開后已非原義，故不能算轉注。“轉注”是漢語精確化、簡練化的需要，從而派生出無窮無盡的新字。為了書寫和識記的方便，這一法則發展到極致后（三到四個字的組合），被復合詞所代替，《說文》所謂的形聲字大都屬于次類。 因此，漢語作為一種語言，應該是跟人類文明的進程相輔相成的，它不應該是幾千年的問題，而是跟人類的進化一樣古老。人是會說話的動物，而說的內容就是當時的現實生存最基本的需要——食物、危險、繁殖；人應該起初就是能夠自由活動雙手的兩腳動物，因此能夠將要說的內容按象形的法則摹寫下來，這就是文字。因此，最初的語言，應該都是象形和摹聲的，其內容就包含在文字和聲音中，是形音義一體的，沒有誰先誰后之分。這也是世界上的初始語言看起來都頗為相似的根本原因；漢語是唯一成熟的沒有消亡過的原生態語言，所以一直保持著語言本身的面貌；但其他幾大古文明語言，都消亡了，只保留聲符，造成形音義的脫節。所以，要研究語言的起源，不能不研究漢語。要弄清漢語的音義起源，不能不推翻《說文解字》以來對“六書”的認識，重新弄清“六書”的本義。 再論傳統“六書”之真諦
【作 者】白兆麟 【作者簡介】白兆麟(1937-)，男，安徽安慶人，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安徽大學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關 鍵 詞】六書/構形/假借/轉注/形聲 中圖分類號：H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19(2003)02-0062-05 傳統“六書”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問題。近兩千年來，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體分析，有人加以改造。無庸置疑，這是一個古老而草創的理論。然而至今，我們是否真正地把握了這個舊理論的精髓？近代文字學史上有一樁重大事件可以給我們以啟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劉鶚的《鐵云藏龜》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學者孫詒讓當年獲睹，興奮不已，“輒窮二月力，校讀之”，撰就我國第一部考釋甲骨文字的專著《契文舉例》，為“開辟中國近代學術史的新紀元”揭開了序幕。毫無疑問，這憑靠的是他深厚的舊學根柢和較高的鑒別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長期攻治《說文解字》的素養，不僅具有分析小篆形體的豐富實踐，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許慎有關“六書”理論的精髓。可以說，《契文舉例》是依托舊理論處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證。就當代而言，裘錫圭先生的新“三書說”，孫雍長先生的十種“思維模式”，王寧先生的十一種“構形模式”等，都是關于漢字構形問題的最新理論，是對傳統“六書”的改造與創新。因此，如果能夠吸收歷來眾多學者有益的思想，進而把握“六書”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維歷程和思考方式，就能夠深入理解傳統“六書”的本原意義。這對進一步明確漢字的性質與演化，理清古今字的產生、類化字的形成、音譯字的轉化，完善符合漢字實際的文字學理論，確立當前漢字簡化的原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附帶要說的是，本文意在理性辨析，不在文字考證，加之排版困難，所以舉例時不出現古文字，而以能說明問題的楷字為例。 一、漢字的性質 漢字是一種最古老而又最具個性的文字符號。對于它的性質，至今說法不一。明確漢字之性質和揭示“六書”之真諦，可以說是兩個相輔相成的問題。 科學語言學的奠基人索緒爾指出，世界上“只有兩種文字體系：1、表意體系，……這個符號和整個詞發生關系，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系。這種體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漢字。2、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詞中一連串的聲音模寫出來。”（《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的這個論斷，不僅著眼于文字記錄語言的本質特性和文字構形的基本依據，而且也著眼于漢字的整體系統和構形特點。 在記錄語詞的職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無根本區別，其區別只在于連接詞的紐帶是詞義還是語音。漢字在表義與表音的相互促進中，一直頑強地堅持固有的表意特點，不斷采用新的方式增強其表意功能。這表現在三個方面：1、當漢字所記錄的詞所指的事物發生了變化，漢字總是及時地調整其字符。如“寺”原從“又”（表主持），后改從“寸”（表法度）；“炮”原從“石”，后改從“火”等。2、漢字中的假借字向形聲字轉化，成為漢字演變的一種規律。如“辟”轉為“避”、“僻”、“嬖”，“因”轉為“茵”，“舍”借為舍棄加“手”旁，“須”借為等待加“立”旁，等等。3、從早期形聲字的來源看，它們不但不是表音性的產物，而且明顯是漢字頑強地維持其表意體系的結果。如“考”為加“老”而成，“祝”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聲字里的聲符，有一部分還具有區別詞的作用。如“逃”與“迢”，“鵠”與“鶻”，“沒”、“漠”與“沫”，等等。由此可見，漢字，包括形聲字，是以意符為綱的。 二、《說文》與“六書” 首先必須明確，《說文解字》是處在語文學時代，其起始目的是為了“正字”，即為了正確地認字和寫字。《說文敘》就是闡明認字和寫字兩大問題。不過，由于許慎博學多能，對漢字形體又深思熟慮，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觀上突破了原來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來學者濃厚的興趣，并據此而作進一步的探討與鉆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學的專著。傳統文字學稱作“小學”，開始也表明其起點是很低的識字教學，只是由于兩漢經學今古文斗爭中古文經學家的推崇，“小學”才上升為考證和釋讀儒家經典的津梁，即講解古代文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對于“六書”，班固引劉歆稱為“造字之本”。所謂“造字”，當有兩層含義：一是就漢字的整體系統而言，即把語詞轉化為文字；二是就漢字的單個形體而言，即單個字形如何體現所記載的語詞。許慎所說“作書”當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說”。因此，“六書”在當時是對“著于竹帛”之“書”的說解條例，即許慎心目中“說字解經”的“字例之條”。解讀古代文獻的實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學”固有的形、音、義互求的傳統方法，其分析對象是秦代規范過的小篆，而漢代學者所說的“六書”就成了傳統文字學分析漢字構形的法則。 對《說文解字》及其“六書”的原本性質，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復雜局面。 班固所謂“造字”，許慎所謂“作書”，其實質即為語詞構造一個書面形體，也就是“漢字構形”。可以想見，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摸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當時人的思維方式。上古時期，人類認知思維的特點必定是重形體、重感知。在漢字初創時期，先民的構形思維必然只著眼于語詞所指稱的意義內容上，即用字形直接顯示詞義，以達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為“造字”的這種構形方式明顯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構形思維的著眼點必然轉向詞的語音上。漢語是單音成義的詞根語（孤立語），音節的有限必然帶來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義上的困擾。為擺脫這種困擾，先民的構形思維便自然發生逆轉，從著眼于詞的語音又回復到著眼于詞的意義。這一曲折的構形思維歷程，給先民帶來新的啟迪，到最后，在漢字構形上，便同時兼顧詞的意義和語音兩個方面。根據這種構形思維歷程的合理推測，“六書”作為構形方式，其出現的先后順序大體是：象形—象意（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 應當指出，許慎在《說文》里對漢字字形的編排，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系統論思想，但是，他對“六書”（作為構形方式）產生的順序從未經過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會著眼于漢字演化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系統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來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釋，方能揭示傳統“六書”之真諦。 三、傳統“六書”再剖析 許慎于《后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漸多也。”這是許氏對九千多小篆形體的基本分類，即區分為“文”和“字”兩大類：“象形、指事、會意”是對“依類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說；“假借、轉注、形聲”是對“孳乳漸多”的“字”的解說。因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為根而孳生的。這就是說，許慎所謂“六書”并不是對漢字形體結構的完備的分類。他處在語文學時代，即使是對漢字構形的解說，也不可能沒有局限。這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作為說解的“六書”，分類比較粗疏；二是對“六書”本身的界說過于簡略，又受了當時駢體文風的消極影響；三是每書所舉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體分析。正是這些，給后來的論爭留下了極大的空間。因此，有必要對“六書”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現其本原意義。 1、象形：許氏云“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于物形。過去，曾有學者把象形分為獨體與合體兩類。其實按構形方式來說，獨體象形就是繪形象物，即用簡潔的筆畫描繪語詞所指稱的物體，構成一個獨立的圖象。例如“子、自、止、貝、它、晶、網、行”等。合體象形就是烘托顯物，即借助一個相關物象的陪襯，來顯示所要表達的物體。例如“頁、眉、果、聿、牢、須、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頁、皿、川”都是用來襯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這兩類象形字，是絕大多數漢字構形的基礎。 2、指事：在許氏的解說中，“見意”二字是其關鍵。參照《說文》正文里所舉的例字，其構形方式應當分為兩類：一類是符號見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類是加標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記事方式中的契刻記號和記繩之法，后者所加記號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這是“六書”中爭議最少的，無須多說。 3、會意：許氏所云“比類合誼”較為確切。“會”有“會比”、“領會”二義。所謂“比類”，自然是會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這部件可以是圖象（不能獨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會意”也包括兩類：一是會比圖形，二是會合字形。前者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形，按照事理關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語詞的意義，其內容大多是某種事物過程的表象。例如“丞（后作‘拯’）、正（后作‘征’）、韋（圍）、各（）、立、既（會食已）、即（會就食）、莫（暮）”等。后者是組合兩個或兩個以上能獨立的字在一起，憑借構件字的意義關聯，使人領會出新的意義。例如“從、牧、取、占（以口卜卦）、鳴、轟、炎、淼”等。 4、假借：許氏云“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就當今嚴密的思維而言，許氏所定界說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許氏所舉例字卻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來的各種爭議。其實是誤解了許慎。許氏原意是界說和例字彼此統一而相互發明。也就是說，其“假借”包括兩類：一類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毫無關聯，只有音同或音近的關系；一類是轉義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有聯系，即通常所謂的引申關系。前者如“難”，本義為一鳥名，借為難易之“難”；“莫”，本義為朝暮之“暮”，借為表虛詞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后者如“令”，本義為命令，借為（今言“引申”）縣令之“令”；“褊”，本義為“衣小”，借為（引申為）狹小之稱；其它如“因”（茵席—因憑）、“字”（育子—文字）等。許氏以“令、長”為例說假借，顯然是把詞義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視為“假借”。這在語文學時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5、轉注：許氏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世對“轉注”的解說，總共不下幾十種之多。其中“主義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聲主“形聲即轉注”說，戴震倡“轉注即互訓”說，朱駿聲為“轉注即引申”說。要想探明許慎之原意，只有采取“以許證許”的原則。《說文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據形系聯，引而申之……畢終于亥。”又解說“會意”云：“比類合意，以見指揮。”據此，所謂“建類”之“類”，應當是“方以類聚”、“比類合誼”之“類”，也就是“事類”，即語詞意義的事類范疇。“一首”之“首”，即《敘》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標志事類范疇的部首字。因此，“建類一首”就是建立事類范疇，統一部首意符。所謂“同意”，指與部首意符所代表的類屬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說來，“轉注”之“轉”謂義轉，即由詞義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義轉變；“注”謂注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來字形的義類。孫詒讓于其《名原轉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依其聲義，于其文旁詁注以明之。”此深得許氏之旨。故簡言之，轉注者即字義轉變而注入相關意符也。 轉注當包括兩類：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糾、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蟲、女、火、日”即為后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悅（說）、訃（赴）、間、措（錯）、賑（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貝”即取代了原來的“言、走、月、金、手”，以適應字義的改變。有一點容易引起學者誤會，需要作點說明：“六書”中每書所舉例字，除“轉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并非平列關系，“老”是類首字（建類一首），而“考”是轉注字（同意相受）。許慎謂“考從老省”，即是佐證。 6、形聲：許氏云“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學者一般都把“以事為名”當作“形”，把“取譬相成”當作“聲”。這不一定符合許氏的原意。《說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敘》中“名”字僅此一見。當言及文字時，或曰字，或曰文，或曰書，皆不用“名”。據此，所謂“以事為名”之“名”當指名號、名稱，即字音。這與“依聲托事”之說也相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為“譬”者喻也，使人曉喻也。這與“比類合誼”也相一致。上個世紀20年代的文字學家顧實，就曾提出過類似的看法（參見其《中國文字學》）。 從歷時觀點來看，形聲當包括兩類：一是追加聲符，例如“齒、星、鳳、飼、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為后加的聲符；二是音義合成，即同時使用形符和聲符而構成的形聲字，也就是孫詒讓所謂“形聲駢合”，例如“江、河、陵、陸、芹、菜”等。 四、“四體二用”說評析 清代乾嘉以來，戴震、段玉裁所倡導的“四體二用”說，對學界影響極大，一般都認為前“四書”是所謂“造字法”，而“轉注”與“假借”只是所謂“用字法”，其性質根本不同。基于上述重新剖析，我們認為，“六書”無論是在說解條例還是在漢字構形的意義上，其性質都完全一樣。 先說“轉注”。如前所說，無論是追加意符還是改造意符，轉注都是漢字構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話來說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這樣去理解“轉注”，那么我們常說的“古今字（區別字）”、“類化字”、“音譯意化字”的出現，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古今字如“弟”為“悌”，“竟”為“境”，“陳”為“陣”，“奉”為“捧”等；類化字如“鳳皇”為“鳳凰”，“遮鴣”為“鷓鴣”，“次且”為“趑趄”等；音譯字如“師子”為“獅子”，“匍陶”為“葡萄”等。以上三種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謂“轉注字”，按照“轉注”構形法去解釋也完全能講得通。這與前四書哪有什么區別呢？ 在討論“轉注”時，前面曾經提到清人江聲，他認為：所謂“建類一首”是指《說文》部首，而《說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說“凡某之屬皆從某”，那就是“同意相受”。江氏看到了轉注字與形聲字的“同構”關系，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轉注字，畢竟混淆了形聲與轉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歷時的觀點。如果著眼于靜態分析，是指結構類型，那么用轉注法構形的字都屬于形聲結構。這是共時觀點。如果著眼于動態分析，是指漢字構形的演化，那么轉注是改造舊形體的構形法（構成之前已有原體字），而形聲是受其啟發而出現的創造新形體的構形法（構字之前并無原型）。這是歷時觀點。轉注與形聲，從共時平面來看，二者同構而易混；從歷時演化來看，二者異構而易分。 再說“假借”。它能否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即所謂“造字法”，意見根本對立。認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幾乎是一邊倒的聲音。表面看來似乎如此，但我們還須再冷靜地思考。許氏所謂“假借”之界說，是著眼于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的意義，而不是漢字的形體結構。所謂“本無其字”，是就語詞需要造字的前提來說的；所謂“依聲托事”，這“聲”首先指語詞的聲音，然后才兼及那個借字的讀音；這“事”當指語詞的意義，然后再賦予那個借字。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假借”似乎沒有造出新的文字形體，但是，從語言里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來說，從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實來說，“假借”又確實使原無字形可“目治”的語詞終于取得了一個能代表它的書寫符號。從這個角度來看，“假借”何嘗不是利用原有形體的構形法（即前人所謂“造字法”）。“四體二用”說，既忽略了先民造字歷程中的思維特點與心理事實，也并不符合許慎“假借”界說的原意。我們應當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把“假借”視為“不造新字的構形法”。這樣，既承認了它的實質，又看到了它的特點。 章太炎有言云：“轉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節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省大例。”就此“二書”后來的客觀作用而言，章說很有道理；可是，就構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說不合史實。應當說，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窮盡，而轉注是適應“假借（包括引申）”（其結果是一字多義）之繁多。受“假借”而為“轉注”之啟發，“形聲”便應運而生。這一演化規律證明：漢字始終在強烈地維護著自身的表意體系和基本格局。 收稿日期：2002-09-06 【參考文獻】 [1] 許慎.說文解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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