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與改良派大論戰

        在民主運動迅猛發展、革命高潮即將到來之際，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仍然極力鼓吹君主立憲，對抗民主革命，接連向革命派發動進攻。革命派對于改良派的進攻予以有力地回擊。這次論戰涉及的范圍很廣，包括民主革命的對象、任務、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總的歸結起來主要是三個問題：第一，要不要“反滿”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這次整個論戰的中心。為了論證“反滿”和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抓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觀念，反復宣傳滿族非中國臣民；滿族入主中原，中國實際上早已亡國；滿族入關后對漢民族實行血腥統治，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滿族以少數“劣等”民族高踞于漢族“優等”民族之上，從歷史到現實，都絕對不合理。這些宣傳顯然具有濃厚的封建種族主義色彩，頗有煽動性，但經不起理論推敲。不過，革命派隨即指出“反滿”并非要殺盡滿人，而只是反對滿清王朝，“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在不推翻反動、賣國的滿清王朝，中國就不能前進的歷史關頭，革命派把“反滿”和暴力革命緊緊結合起來，從而把握了人民要革命的時代脈搏，實現了對時代潮流的指導。改良派爭辯說，滿族早就是中國臣民；清朝取代明朝，只是政權的更迭，不是亡國；滿族入關后即已和漢族同化。他們竭力掩蓋清朝政府的種種罪行，為清王朝的反動統治進行辯護。改良派主張擁戴光緒皇帝，推翻慈禧太后，實行開明專制，然后實行君主立憲，堅決反對暴力革命。他們認為“反滿”和政治變革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反對變革的不盡是滿人；所以，應當以政治變革為目標，而不應以“反滿”為目標；暴力革命是殺人流血的殘酷行動，并勢必引發內亂和招致帝國主義瓜分，最后導致亡國。因此，主張“反滿”和暴力革命的，“當以故殺祖國之罪科之”。改良派的民族理論不能說是錯誤的，但卻脫離了當時斗爭的殘酷現實，違背了億萬群眾的感情和利益，從而遭到進步人士的唾棄。第二，是否建立民主共和國，是這次論戰的又一重點。改良派主張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漸進，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是必經的階段，認為在中國還需要經過十余年的“開明專制”的過渡，才能實行君主立憲，更不用說建立共和政體了。改良派機械地把“君主立憲”列為民主政治的必經階段是缺乏根據的，但他們強調實行民主政治需要有相應的“生計”及“政治、道德、學術”水平，則含有合理的內容，不能簡單地斥為“無恥讕言”。革命派從“天賦人權”的理論出發，指出中國人民本來就具有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有實行議會政治的能力。革命派沒有理會改良派關于“民智未開”不利于民主建政的警告，真誠地寄希望于革命，寄希望于人民，表現了民主主義者的堅定立場，但也表現出機智多于剖析、信念多于理念的局限，缺乏民主建政的具體規劃和實施方案。第三，是否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這點上爭論沒有充分展開。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和《民報》標舉的“土地國有”，本不是一回事。在這個問題上，革命派內部的見解并不一致，且語焉不詳。梁啟超據“耳食之言”，指責革命派主張“土地國有”是以國為盜，“奪富人之所有以均諸平民”，借以博得下層群眾同情。他舉出許多“理由”，認為“土地國有”破壞了私有制的“自然法則”，將妨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阻礙社會文明的進步。革命派爭辯說，土地屬于自然資源，理應由全民所共享；少數地主階級壟斷土地，不僅陷億萬貧民于苦難深淵，而且是工商業發展的一大障礙。為了國家的繁榮昌盛，必須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實行“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

        這場革命派與改良派大論戰的實質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同改良派的兩條政治路線的大搏斗。通過論爭，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許多愛國知識分子逐漸向革命派靠攏。在論戰中，革命派充分揭露了改良派“忠君保皇”的反動實質，捍衛了民主革命的綱領和原則，奪取了當時思想戰線上的領導權，從而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輿論準備。

（本稿件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特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