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哲學之九：革命派與改良派1自1895年甲午戰爭慘敗以及接踵而至的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后，英、法、德、俄、日等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從1895年至1898年間，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以國家臨亡在即和保國、保種、保教相號召，多次上書光緒皇帝，要求在經濟上發展和保護新興民族工業；在政治上變封建專制制度為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在文化上廢除封建科舉制度，按照西方資產階級教育制度興辦新式學校，學習西學，廣譯西書，派人出國游學。 與此同時，改良派組織強學會、保國會等學會，出版《萬國公報》、《中外紀聞》、《時務報》等報刊，刊譯外國書報，宣傳維新變法，以圖國家的獨立、富強。1898年6 月11日，光緒皇帝終于采納改良派的意見，下詔實行變法。 9 月21日，以那拉氏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發動政變，捕殺" 戊戌六君子" ，囚禁光緒皇帝，取消全部" 新政" ，康有為等人逃亡海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宣告失敗。 1900年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這場運動最終被帝國主義列強的血腥屠刀和清政府的欺騙出賣聯合絞殺了。隨之，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國家的首都慘遭侵略軍蹂躪，皇帝和太后倉皇出逃，最后是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的簽訂。血淋淋的事實終于使各階層的不少人開始覺醒：維新變法決難救亡圖存；唯有訴諸革命，推翻腐敗無能的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才能拯救中華民族。 世紀之交，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逐漸增強。在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迫在眉睫之際，民族資產階級(尤其是它的中下階層）的政治代表順應歷史潮流，登上政治舞臺領導革命。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創建" 興中會" ，提出"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的口號，并相繼在廣州、惠州等地組織武裝起義。1903年，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 光復會。"1904 年，黃興等人組織了" 華興會"。1905年，在孫中山倡議下，這幾個組織聯合為" 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革命綱領，并創辦《民報》，鼓吹革命。 這時，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逃亡海外的改良派利用自己的報刊抨擊同盟會的綱領，大力宣傳保皇立憲、維護帝制的主張。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認識到：要推動革命，就必須從理論上擊敗改良派，肅清其影響。于是，從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同改良派圍繞" 中國向何處去" 這個總題目，就要不要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即" 革命" 抑或" 保皇" 、要不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即" 民主立憲" 抑或" 君主立憲" 、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即" 平均地權" 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大論戰。論戰雙方的主陣地是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叢報》，雙方在海內外的20多種報刊也都投入了論戰。這場規模空前的論戰既是兩種政治觀念的對壘，也是兩種哲學思想的沖突，這主要表現在： 1.革命進化論與庸俗進化論的沖突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奉達爾文、斯賓塞等人進化論為" 世界之公理"。而且，改良派也承認政體同樣是不斷進化的，聲明并不反對將來實行民主共和制；但他們強調從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再到民主共和必須循序漸進、拾級而升。 康有為認為：" 進化有漸進，仁民有漸進，愛物也有漸進，此皆圣人無可如何，欲驟變而未能者。" (《論語注》）他以" 生當亂世，道難躐等" 為由，堅決反對革命，指責革命派倡導革命是" 一二文章好異求速之人，日讀法、美之書，而不審中國之勢，妄為此說，此以四萬萬之人命為戲場也。"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他認為，革命必然會有流血破壞，因此不僅不利于社會的進化，而且還會導致亡國：" 革命之舉，必假借于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民亂人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斃耳。" (《法國革命史論》）康有為的得意弟子梁啟超進一步論證其師的這一觀點：" 欲為種族革命者，宜主專制而勿主其和；欲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勿以暴動。" (《開明專制論》）中國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戰亂，有之則國必亡矣。" (同上） 針對改良派關于社會歷史的進化只能漸進不可驟變、中國只能先實行開明專制的觀點，革命派進行了系統駁斥，揭露其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不知文明之真價，認為社會歷史的進化既有漸進也有驟變。今天的中國已經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須奮發有為，積極猛進，從最上之改革著手。孫中山指出：" 又有謂各國皆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只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為共和。此說亦謬，于修筑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粗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于此取譬，是非然矣。" (《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因此，與改良派譴責革命針鋒相對，革命派熱烈謳歌革命，認為革命是救人救世之圣藥，" 終古無革命，則終古成長夜矣。" (陳天華：《中國革命史論》）并直截了當地提出要效法18世紀法國大革命。 2.批孔、革天與尊孔、天命的沖突康有為在19世紀末曾提出托古改制論，作為號召變法維新的理論武器，在當時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戊戌變法失敗后，他卻通過注釋儒家經典來神化孔子，鼓吹復古，主張尊孔立教：" 人無教則為禽獸，故宜有教。孔子之教，不遠人以為道，故不可離，既為人身矣，莫宜于孔子之教。孔子之教何在？在六經。……孔教衰，人道廢……孔教毀，人道亡。" (《重印＜新學偽經考＞后序》） 革命派針鋒相對地揭露：古代的圣賢言行沒有什么可以效法；把孔子尊為" 萬古之師" ，是完全違背進化論的。革命派認為，孔學的實質是" 忠君" ，" 至圣" 二字，不過是歷代的獨夫民賊加給他的徽號。那些民賊為什么這樣尊敬孔子呢？因為孔子專門叫人忠君服從(《法古》、《童子世界》第三十一期）。值此瓜分豆剖之際，中國人若再講" 忠君法古" 就要亡國了。所以他們大聲疾呼要" 做現在革命的' 圣賢' ，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 圣賢'。" (同上）革命派對孔子的批判是后來" 五.四"運動" 打倒孔家店" 的先聲；他們把批孔同民主革命的使命結合起來，在當時有很大的進步意義。 康有為在20世紀初撰寫的《中庸注》和《論語注》中極力宣揚" 天命" 論。他寫道：" 命者，天之所為。人當奉天，只有俟其驅使而已。" (《中庸注》）不僅如此，他還由此論證說，中國目前只能訴諸改良以求得君主立憲，因為這是天命的安排，無法用人力來改變；革命派倡導的革命是違背天命的，因此決不可能成功。 革命派在駁斥天命論時提出了" 革天" 說：" 天之不可以不革也。革天者，非天之所以為革也，有革之者在也。天革，而他革乃可言矣。" (《革天》，《國民日報匯編》第一輯）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天命論不僅" 阻人群之進步" ，而且" 賊人群之進步" ，實質在于使人喪失意志，" 滅絕人道，廢盡人事" (同上）。人類戰勝禽獸、文明人戰勝野蠻人的事實表明，人在社會歷史的進化中決不是消極被動的。" 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革命派甚至認為一切都是人創造的。因此他們熱烈贊揚唐代劉禹錫、柳宗元" 人定勝天" 的思想，并進一步提出" 人定代天" 的思想，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天" (《革天》），由此，他們熱情歌頌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不僅要求在政治上效法法國大革命，而且要求在哲學上也向法國大革命學習，把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宣傳同實現民主革命的任務結合起來，企圖用唯物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當然，他們所理解的唯物主義乃是機械唯物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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