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理由

寫作的理由

主講：蘇童（作家）

　　時間：2009年8月8日

　　寫作的理由：生命當中到處充滿文學

　　寫作需要理由嗎？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說這個問題其實是在說一份非常漫長的答卷，我想從很多年前我遇到的一件事情開始說起。大概在90年代，我們一幫寫作的朋友在福建參加一個文學筆會。有一天吃晚飯，喝了一點酒，那天我們也沒有在意誰喝得多，誰喝得少。但是，酒席快散的時候，我們這里有一個軍旅作家，他突然有一點狀態了，突然就哭了，一桌人都愣了。當時大家下意識的反應真的很有意思：有人說他失戀了，但是又不對，他已經40多歲了，那么是婚外戀失戀了？都是這樣的猜測和想法。因為他哭得很厲害，安慰了半天，這個作家突然抬起頭，滿眼是淚，說了一句什么話呢？他說我真沒想到我都這個歲數了，我在社會上混了這么多年，怎么跟你們這幫文人混在一起了？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作家，寫的題材都是軍旅方面的。說完了他就把我們一扔自己就回房間了，一桌的人都愣在那兒了。我也愣了。為什么發楞？倒不是情緒上的，因為“酒后吐真言”真的是一種非常準確的描述。所以，從一種意義上來說他醉了，但是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他沒有醉，異常的清醒。這個作家比較特殊，一家的軍人，兄弟姐妹都是軍人出身，只有他一個雖然是軍人，但是寫起了小說。那一天對我造成最大的沖擊是我突然如此近距離的發現了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那種事實來自于一種拿慣槍桿子的人對筆桿子的一種蔑視，一種輕視，盡管是用這樣一種方式表現出來。

　　這件事情過去以后，不能說我以前從來沒有思考過任何寫作的意義方面的問題，但那件事情給了我一個契機或者說一個刺激，讓我很多時候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會思考寫作本身它具有什么樣的意義。我一直在說，有一個問題問好多的作家他其實會愣，就問這樣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一個作家寫了一輩子，為什么寫？你冷不丁問他的時候，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作家都會張口結舌。為什么？因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用任何一個詞匯，任何一組詞匯其實都不能精確的回答這個問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為什么寫作，你給出一個寫作的理由”其實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份答卷，是一份卷面非常大的答卷。做這份答卷，我想從我個人的經歷說起，我們經常說文學充滿每個人的生活，只是你沒有自己去梳理和發現而已。我自己寫作過了很多年以后，我自己回味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我都覺得是一個非常具有文學化的細節。我是1963年出生，我在我們家排行老四，我的父親是機關干部，父母的工資很低，當時是80塊錢不到，既要養這個家庭，又要養鄉下的奶奶和城里的外婆。

　　所以，我的母親懷我的時候根本不想要，是一定要打掉的。但是，她是一個工人，她要到醫院去做流產，那個時候要非常嚴格的請假，找到廠家請假，沒有想到這個廠長說：“生產這么忙，你怎么還跟我來說這個事情，不批。”他又說：“你懷孕了？懷孕了又給我們生一個祖國的花朵，挺好的事情，不準請假。”我的母親就是在這“兩個不準”的情況下把我生下來的，她也是挺聽話的，既然領導不允許，這個孩子就生下來了。在這樣一個狀態下我的生命才正式的有了一個權利。我之所以說生命是一個奇跡，這里面有很多的悲喜之處，我出生3年以后文革開始了，我的母親是一個水泥廠的工人，廠也挺大的，屬于中央建材工業部，這個廠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被斗得很厲害。那個廠長因為被斗，被揭發很多莫須有的問題，他很脆弱，被斗得有一天想不開了，他就跑到工廠的水塔里吊在一根管子上死了，好幾天都找不到這個人。副廠長就覺得很奇怪，最后就找到水塔里面，一推門就看見廠長。副廠長看見了，嚇得一下子癱在地上。這個副廠長是誰呢？告訴大家，是我現在的岳父。我岳父發現這個廠長的尸體，是我跟我太太結婚了以后才說起的，我覺得生命當中到處充滿文學，在生活的流淌當中、細節當中，我自己真的發現所謂的文學在你自己的生命當中無處不在。

　　這個事情我知道了很多年以后，有一天我回蘇州去，因為那個時候用煤氣包，我丈母娘看見我回來了，正好換一個煤氣包，因為是春節，所以我的丈母娘要做很多菜，老嫌煤氣不夠用。所以，我到工廠的換氣站換大煤氣包。但是，我一個人拿不動，我丈母娘就幫我找了一個幫手，說你幫我們一起搬回去，他說沒有問題。然后，我就跟那個小伙子一起搬到丈母娘家。他走了以后，丈母娘就問我，你知道那個小伙子是誰嗎？是當年那個廠長的兒子。過后很長時間我一直非常遺憾的是，我沒有說謝謝他，我要對那個廠長的兒子說一聲謝謝，當然我不會提到他父親的事情。但是，這么一件事情對于我來說是奇跡一樣的回味，就是所謂的生活當中處處充滿著文學，一旦表述的時候你的生命的結構都非常的緊湊，是一篇長篇小說。對于我來說是這樣一個認識。

　　我覺得自己文學生活的開始，所謂我給出的寫作的理由，第一個是跟好奇有關。愛上文學，我覺得有幾個先決條件，愛文學首先是愛文字，愛幻想，對于文字和幻想的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有好奇感。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因為當時是文革的后期，我現在清楚我人生的第一次文學演繹是標語寫作。在化工廠的門口有一個水泥地，我就從家里跑回去拿了一個粉筆寫“革命委員會好”，別人說這個小孩子真聰明，而且寫這么一個革命的標語，但是這個只是一個假象，事實上對于文字的喜好，這只是我文學幻想萌芽的第一片葉子。

　　我小的時候得過一場病，是腎炎，這個病其實并不可怕，只是它有一個并發癥，這就變成了一個可怕的病。所以，我也沒有辦法，那年我10歲了，天天就坐在家里，我媽給我準備了一個竹榻，那一年的生活是我人生記憶當中最深的記憶，因為是在死亡的門口邊緣，而且小孩子并不懂得太多關于自己身體上的問題，只是覺得有一點不舒服。那時候我母親老在外面哭，她不會當著我的面哭，我就知道這是和我的病有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父母跟我說你不能上學，你只能呆在家里，而且天天要熬藥吃。他們都要上班，沒有人照顧我，只有自己照顧自己。那樣的原因，我自己熬藥，因為腎炎大家都知道，小便特別多，黃梅天的時候是滴滴答答的下雨，我覺得自己也是每天都滴滴答答的，覺得日子特別的難熬。我很想動，我也有力氣動，但是醫生和父母說我不能動。后來實在無聊，我就找家里父親扔的《水滸傳》、《三國演義》來看，但是那個時候看不懂，因為它是繁體字。但是我就看認識的字，我姐姐偶爾也會給我帶幾本書過來，都是講革命的。我找最簡單的字在哪兒呢？在我們家墻上，因為我們家有一個非常長的走廊，那里糊滿了報紙，我記得有一份報紙是《蘇州工農報》，我因為實在無聊，所以我就蹲在走廊上，那個時候也沒有電燈，我就把門打開，借著河面的反光投射到走廊，我可以看見報紙上面的字。報紙上面的字都是非常空洞的，有那個時代背景的那些字。

　　所以，我覺得我最早接觸文學，準確的說是接觸文字，我最早迷戀文學是迷戀文字，迷戀文字也可能跟我的境遇有關，也可能是一種孤單的生活。所以，從很大的意義上來說，我感激文學，因為從童年時期，文字首先成為了我的朋友，它陪伴著我。這個對于我來說是一個記憶非常深刻的事情，所以，愛文學我覺得首先是從愛文字開始的。

　　還有一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所謂的幻想精神。因為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寫作必需、必備的。我記得特別清楚，大概我上中學的時候，因為那個時代做棉襖，如果要做一件非常正式的棉襖，尤其是給大人做，他是不到商店里買的。那一年我父親應該是過40歲的生日，我母親做了一件絲質棉襖，所以，家里有一些活就找了一個女裁縫，把她請到家里來，每天要管她的飯。這個女裁縫就住在我們街上，其實我以前也見過她，那年大概60多歲的樣子，整天穿黑色的衣服。她拎著一個籃子，這個籃子里面有她的剪刀、尺子等工具，她已經干了好幾十年了。有一天這個女裁縫在家里做，她把籃子扔在我們家里，我一翻就發現她里面有一個發黃的畫報，我就一把拎起來，是一本被撕掉三分之一的上海灘的畫報。打開一看，里面有幾個穿旗袍的女人坐在一條船上，是要去春游。這本畫報我很有興趣，我倒不是對美女有興趣。我跟老太婆說，你這個畫報能不能借給我看看。她說沒問題，要我給她拿幾張舊報紙來。對她來說畫報只是墊籃子的東西，那個畫報我就收藏了下來。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對那本舊畫報興趣那么大，恐怕是那個時代非常特別，所有老的東西，舊社會的東西，發黃的東西是看不到的，當我偶爾得到這本發黃的東西我會很認真的“學習”。當年那張畫報其實是蘇州一家當紅的演藝公司組織一批演員去旅游而已。這本畫報，我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第一次所謂的幻想是這本畫報帶來的，因為它給我帶來了一個依靠，讓我開始胡思亂想。當然，這是所有年輕時候的胡思亂想。我現在想起來，我在寫婦女生活，估計就跟這個畫報有關系，慢慢發酵的。

　　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經驗。大概是1971年，我現在記得很清楚是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那個時候有線廣播都在播慶祝巴黎公社100周年，我為什么印象如此深刻？因為當時我們的廣播電臺以一種非常隆重的形式在慶祝，這是關于革命的一個信息。而我們幾個孩子聚到自家對面的一個院子里的天井，去纏著當時的一個青年工人，他知道很多故事。所以，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在院子里坐下來，對面那個鄰居大哥哥說，給我扇扇子。我們就很殷勤地給他扇扇子，他就會講故事。他們在聽巴黎公社的背景，關于革命慷慨激昂的故事，我們在聽一個《綠色的尸體》的故事，在7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小抄本，光是這樣一個名字對小孩子就有極大的誘惑——尸體，而且是綠色的。所以，這個是我自己青少年時期記憶深刻的印象。

　　我自己的成長背景當中，跟文學有關的東西有的剛才我已經說了。還有一個，我一直覺得跟我寫作有直接關系，這種關系是寫作的腔調，我一直覺得寫作有腔調，這個腔調一直很難去描述，但是它是有腔調和節奏的。我一直覺得我小時候在蘇州街道生活當中，有一種聲音對我的影響挺大的，那個聲音就是蘇州街道上空氣當中彌漫的，蘇州評彈的聲音。但是覺得蘇州評彈是軟的，蘇州評彈是非常隨意，非常慢，非常悠閑的一種節奏，蘇州唱的都是節奏很慢的。我在小說里面捕捉的片頭都是廣播里說書的節奏，因為蘇州的創作是非常奇怪的，每一個故事都有那么一個出點，但是經過幾十年藝人的加工和演藝，有了很大的改造。有時候一個長篇故事要十幾天來說一個故事，不急不躁的在那里說。所以，我覺得這跟我的寫作有非常大的關系。

　　我自己真正的創作大概是從大學時期開始的，大概是80年代，那個應該是一個黃金時代，我在那個時候開始寫作，自然帶有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色彩。比如說好多人今天提出來的問題，問我為什么寫作，你寫作的理由，你以前寫作嗎？如果明天告訴你地震，或全球毀滅你還會寫作嗎？如果這種極端的問題放在80年代我是沒有辦法回答的，因為80年代是這么一個氛圍，你是一個青年人，你就應該寫作，不寫作你不是有病嗎？就是在這樣一個狀態下，一個是處于我自己本身的愛好，另外一個，在80年代青少年寫作是一個特殊人群，尤其在中文系，我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所謂真正的寫作。從詩歌寫到大小說，一直持續了我的整個大學生活。我的大學生活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覺得我寫作的理由跟一個詞有關——運動。大家會覺得不解，你怎么會提到運動？我覺得我在大學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就是精力過剩。我每天都要到北師大的籃球場上報到，無論刮風下雨，不管有沒有伴，我是每天下午4點鐘必去。我現在分析覺得自己身體里都有一種叫運動的欲望。

　　另外一個方面，我運動完了以后我天天晚上要寫作。我現在總結一下，我覺得我的身體迷戀運動，我的內心在迷戀另外一種運動——文字的運動。我一直覺得在大學時期，我對文學強烈的追逐其實是喜歡那種文字的運動，所以我從寫詩歌，最后寫到小說。我一方面在操作我的身體讓它一直處于運動當中，晚上我在操作文字，讓文字在我手下不斷的運動，我覺得文字很像一個運動的身體。比如說田徑運動我們講爆發力，我們講節奏，我覺得在寫作過程當中，你目睹的文字運動起來了，它以它的方式，以它的節律運動起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真的沒有考慮過寫作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我寫作真正的理由是對運動的專注和迷戀。文字的狀態在不同的文體當中是讓它奔跑，還是任它跳躍，我覺得這是對一個作家未被發現的樂趣。我是發現了這種樂趣，一下子陷進去了。現在想起來我仍然堅持自己對于寫作的———可能并不是我個人的發現，首先文字本身的運動感是我在大學青年時期對于文學一直的迷戀，一直堅持下來的理由，我迷戀的是這個東西。

　　寫作與我的生活狀態：我能夠打理所有的小說，但是我無法打理一個作家的生活

　　我交代了我的童年、青少年時期關于寫作上面的一種背景，我自己真正的寫作，或者大家知道蘇童這么一個人，在文學圈里或者說在某一個狹小的圈子里面。我從81年開始一直在寫，到83年偶爾發表了一兩篇小說，我的處女作。我寫稿子的成功率那個時候是非常低的，到我寫20篇的時候只有1篇能夠用，是這樣的節奏和概率。到86年的時候，我記得情況有改觀了，那個時候我寫了很多的小說，我一直形容我的小說做過很多旅行，從這兒寄到那，寄到全國各地。那個時候我在三家全國著名的刊物上同時發表了小說，87年的2月份開始，說實在的，從那個月開始我認為自己是一個作家了，在這么一種情況下，我覺得我所謂的文學之路真正走向了一個臺階了，有了一個臺階或者說有了一個平臺。從那個以后，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我覺得一直都有“運”，這個“運”不一定是說有一個大吉大利的人在幫助你，而是說思路是一條路走到某一個道路上的時候路障消失了，曲徑通幽的感覺有了，你感覺到在這條道上走。從87年2月開始我帶著一個寫作者的意識去做，我87年秋天的時候發表了我的第一個通篇小說，88年我發表了第二個比較重要的通篇小說。

　　現在在學校系統或者在評論界，說蘇童是一個“先鋒派”的作家，那是因為文本，在87年到88年之內，我留下的文本帶有一個強烈的實驗性。我自己解釋，我覺得我那個時候的心態就是一個破壞秩序，這是一個最原始的動機，這個動機無所謂好壞，我并不是說那個心態是好的或是壞的，我也不是說那個狀態是好還是壞的，因為那個狀態所留下的文本就構成了我寫作的那么一個時期。所以，既使是今天，20年以后，還是好多人說蘇童是一個“先鋒派”作家，或者有種種的名分。“先鋒”這個詞本身是挺美好的，但是離我自己的寫作是非常遙遠，非常的模糊。其實我的所謂的成名作大家都知道，《妻妾成群》被改編成《大紅燈籠高高掛》，這是傳播最廣的一個小說。其實想起來，這個小說是1989年寫的，它離我寫《1934年的逃亡》的寫作時間僅僅是2年。在這2年之間，我是通過我自己現在留下來的文本，反過來再梳理自己的創作背景，我覺得可能也是年輕的好處，年輕的時候我自己的文字發生了多次靈魂上的革命，可能是因為年輕，思想比較活躍，更多的可能是我對外界好奇在趨勢我。我對另類的東西好奇，當然，也有一個我印象特別深的，我在87、88所謂的當“先鋒小說家”的時候，我有一個江蘇的同事非常瞧不起我，別人都在夸我。他的理由非常簡單，他說蘇童，你的小說不稀奇，要人物沒有人物，要故事沒有故事，你不是存心讓人看不懂嗎？還不如寫一本天書。我從來沒有在你的小說里頭讀到一個故事，我在你的小說里面從來沒有看到過你塑造過一個形象，為什么要讀你的東西？非常的直接坦率。其實對于我來說不光是一次批評，我還是挺謙虛的，這么尖銳，不留情面的話我都聽進去了。

　　這兩方面的結合使我后徹后悟了。有一次我約馬元，大家知道馬元是先鋒小說的“帶頭大哥”，他是這么一種形象。有一次我跟他約了，他給我回信說，我最近正想寫一個古典的中篇小說，我未來如果給你一部小說，一定跟原來的瞎說都不一樣，是一個古典小說。當時他說的這個“古典”用詞并非是現在的“古典”，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其實是要離開所謂的“先鋒”寫一個非常“老實”的傳統的小說。馬元的那封信也給我一個非常大的啟發，我確實很好奇，這類小說我寫過了，以前對創作的要求是走在前面。在當時我覺得我有一個新的想法，往后退，往后退一步，退兩步，我還能寫什么。所謂退就是寫我們的傳統小說。《妻妾成群》正是在這么幾個背景下的產物。

　　我寫這部小說的時候，寫完我心里特別沒有底。這個小說是89年春天寫的，一直寫到初秋，寄出去的時候我自己覺得一點都沒有底，我不知道它是好是壞。然后，寄出去以后也沒有給我任何信息，之后我確實沒有想到，這個小說發表了大概一個月之后，我收到了最多的群眾來信，群眾來信還不稀奇，因為我當時在南京住在一個破樓里面，非常容易找到。我記得最奇怪的事是經常有一個中年女人來找我，她找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因為你寫了《妻妾成群》，你對舊社會封建家庭的生活非常熟悉，既然你非常熟悉，我有一個比《妻妾成群》更精彩的故事，我的家庭比你寫的《妻妾成群》的家庭有意思多了。她一定要跟我談，一定要我幫她把家庭史寫出來，而且跟我許諾，一定會精彩多了。我開始以為這位婦女有什么問題，我沒有這樣去幫別人寫一個家族史，這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妻妾成群》帶來的影響。

　　讓我的生活發生改變的，或者說讓我的生活熱鬧起來，讓我的發生改變的就是《妻妾成群》，大家知道《妻妾成群》后來非常的火爆。我記得很清楚，電影大概是1992年上映的，我那個時候的生活經常會被這部小說打斷，因為我原來真的是過著非常清貧的生活，非常的安靜，來的都是朋友，大家都是喝喝酒。但是，那部小說出版以后讓我的生活發生了改變，那個時候家里也沒有電話，有一個公共電話在我們家的破樓后面，有一個老太太管著。《大紅燈籠高高掛》參加奧斯卡評選沒有得獎，只是提名的時候，我覺得那兩個月的時間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甚至是混亂，因為經常會有莫名其妙的人，甚至有國外的，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外國人突然開口說中文“我是挪威出版社”，說要買小說的挪威文版。有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事情發生，我住的那個破樓的大門是壞的，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氣比較好，大門的鎖看上去是鎖好了，但是來過的人都知道稍微一轉就可以開的。我在上面一聽到聲音就知道有人來了，我能夠聽出腳步聲，不同的聲音我知道是什么樣的人來了，我的生活一下子就變得不設防。

　　那個時期我也很佩服我自己，那個時候我寫了很多的東西，真的是年輕氣盛，那是一段生活完全被破壞的時光。我記得很清楚的，我跟我老婆結婚以后一直分居兩地，我老婆來了以后就變成家庭婦男了。我記得很清楚，我們那個時候住的破樓是在西街口很繁華的地帶，《大紅燈籠高高掛》那個電影當時很火爆，我一出門一轉彎就是《大紅燈籠高高掛》，天天從那里經過。但是，我的生活要繼續，我要換煤氣包，天天從那里經過，所以好多人說，蘇童我看見你了，你換煤氣包往廣告牌旁經過。有一天我經過那個廣告牌的時候，自行車倒了，把廣告牌上鞏俐的腿給撞斷了。

　　我一直覺得寫作對于我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同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說，那個時期的寫作非常累，我的累有多重的。那個時期是我寫作生涯當中寫作最多的時候。我有一個心態——感恩，可能跟我自小性格當中的某些東西有關系，我從來不認為任何的東西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我對所有文學刊物的編輯，對發表自己文學作品編輯的感恩。所以，就導致我性格當中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那個時代我從來不說“不”，沒有一個朋友，尤其是那些約稿的，我無論如何都說不了“不”字，也不像現在年紀大了知道外交辭令了，委婉拒絕等等。那個時候真的不會。所以，我在那個時期我真的是疲于奔命，我覺得那個時代我的疲憊是因為我就像一個提款機，不斷的被掏空，還有我的精神。那幾年我記得我特別恐懼跟人交流，而且恰好那幾年是所謂的蘇童書最火爆的時期。《蘇童文集》在90年代非常的奇怪，江蘇文學版是為了我的一篇長篇小說《武則天》。所以，在我的記憶當中我的個人生活發生了一個變化，出版社跟我做了一筆交易，但是沒有想到，真的是很奇怪，事實上那個《武則天》他們要過去以后賣得不怎么樣，但是《蘇童文集》90年代版的賣的真是火了，誰也沒有預料到，這是一個意外。而且出版社拿了我的版稅，當時是版稅制，出版社的領導跟我們說的，“蘇童，我們是朋友，所以我買你的版稅也買得不多，也就是4、5萬冊，大家是朋友，不要來查了。”我說：“好，不查了。”有一次我從南京回蘇州去，對面坐著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大學生的樣子，她在看書，看的就是《蘇童文集》，看《蘇童文集》不要緊，那個書上還是有封面照片的，我那個時候年輕，還是挺帥的。我看到那個女大學生在看我，我還一陣暗喜。我后來有一個動作，那個女孩真的挺漂亮的，但是，最后我逃了。那個時候有一個座位很不容易的，因為那個女孩子的書正好對著我，我時刻擔心那個女孩子的眼睛抬起來看著她對面的乘客，這樣就得要交流，但是我怕，所以，我站起來拿起包到別的車廂找座位去了，離開這個看《蘇童文集》的年輕的女大學生。

　　這個是我那個時候的一個狀態，我自己覺得那個時候整個的生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出了問題，這個問題有可能跟性格有關系，可能更大的方面是我從來沒有承受過，我從來沒有預想過我是這樣的生活。別人說你是故做謙虛，找一個說法給自己做鋪墊，其實我從很早的時候對于自己的寫作，對于自己寫作的前途都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要求。我記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出小說集，我的第一本小說叫《1934年的逃亡》，出版社是上海社科院出版社。這個時候是怎么處理的呢？我們的領導非常好，現在已經去世了，我在中山當編輯，幫中山賺了很多錢。我們四個小伙子都寫書，我的第一本書是用我們的公款出的，我難忘的是第一次拿到人生的第一本書，那個書是有香墨的書，但是現在想起來那個封面是及其難看的。在這樣的心態下我有這樣第一本書的，我想這3千冊書應該能夠賣到2千冊，我就展開了豐富的想象，買這2千冊的讀者會是在什么地方，可能是在云南，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當時就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到現在可以非常客觀的，非常的坦誠的談我生活當中出的很多事，或者說出來別人覺得不太符合我，但是它都發生了，這些事情跟寫作本身沒有什么關系，但是跟我這么多年所謂的一個作家的成長都是有關系的。剛才一直在說我自己一直處于這么一種對自己可以說是不自信，也可以說是一種無法打理自己生活的情況不斷出現，我能夠打理所有的小說，但是我無法打理一個作家的生活。所謂當時的名著，但是，我后來發現我的名氣漸漸的小了，別人都不會相信我是一陣暗喜，我發現自己可以安靜了，我可以認認真真的不用去應付那么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也不用老是到人前處于一種緊張狀態，我突然松下來了。我以前說過，不紅不紫是一個作家最好的狀態，就像我現在就挺好。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它跟所有的寫作的理由有關，在我的寫作當中，從過去到現在，可以發現一個作家怎么判斷，怎么組織自己個人生活，所謂自己的生活和寫作的關系，對于我始終是一個矛盾。從某個意義上來說我一直是處在一個矛盾當中，在解決這個矛盾，我有一個最大的感受，我以前的小說都有這么一種印象，有人稱為“新歷史”，其實不是，其實是瞎掰的。我有幾個長篇小說，寫的都是舊時代的東西，跟我自己沒有關系。所以，我遇到一個問題，不是用文學上的術語或者用文學上的說法可以解釋的，有一個問題我必須要面對，因為我發現所謂我自己個人寫作的文字跟現實生活那種很奇妙的否定關系，我一直覺得現實生活，所接觸的這個現實生活也好，我的小說一直在倒過來在否定我的現實生活，這個是一個雙重的否定。比如說我自己一直在回頭想，一個作家他是寫什么？當然，我很了解我的讀者會說，蘇童一個是寫鄉村的小說，也有個別所謂現實題材的小說。但是，我自己在梳理這么一個關系的時候發現一個很大的矛盾，這個矛盾甚至是無法解決的。比如說，我真正最有感情的，是我自己生活當中最重要的一塊寶藏一直始終沒有開發，也不敢開發。一般來說作家對什么最有感情就寫什么，我對產業工人是最有感情的，因為我自小生活在工廠區域，從小就是在工人群中長大的，因為我母親是一個工人，我小時候吃飯都要到工廠里面去吃，我母親在車間的時候我就要到車間里面去吃飯，在水泥廠的那些粉塵當中吃飯。這是很奇怪的，我從來沒有寫過一個表現產業工人的故事。

　　還有一點，我也是從小一直到前幾年，我覺得始終生活在低層中，我的房子也是在低層中，我小的時候也是低層人家，我父親雖然算那個街上的一個干部，但是整個街是一個非常市井化的，非常低層的一個蘇州居民的街，所以我對它很熟悉。這些東西零零碎碎都曾經出現在我的作品里面。我到南京以后，我寫《妻妾成群》的時候是住在一個破樓里面，是解放前就有的，后來這個破樓的周圍有很多70年代下放到蘇北80年代回城他們搭的那些窩棚，我的那個房子是被一些窩棚包圍的。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回城的人員下放回來以后他有一個非常奇妙的職業，都是鐵匠，所以我每天都是在“丁丁當當”的聲音當中寫作的。但是，這些我也沒有寫這些故事。后來我搬到另外一個居民小區，這個居民小區住了很多的回民，我記得我在這個小區住了近10年，到了第6年，鄰居才知道這個人是寫小說了，因為他看了《羊城晚報》，上面有一個關于蘇童的照片。我天天走過去的時候說，這個男人挺有力氣的，因為我負責買米，我一買就是20斤，我會提著米從這里走過。所以，我小區的鄰居對我就是這么一個印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這個作家的生活跟窗外的世界確實是分開的。

　　寫作的意義：為大部分人服務

　　后來發生了一件在我生活當中特別重要的事情，這個事情不便多說，但是全南京人都知道的，就在我樓道的隔壁，可能說起來不太合適，挺悲慘的。我的一個鄰居因為炒股，這是07年以前的事情，很多人交錢給他，讓他幫著炒。所以，他收了很多親朋好友的錢幫他們炒股。但是，06年的時候股市一塌糊涂，我在小區經常出門，我路過他們家旁邊的時候有很多氣勢洶洶的人，都是上門要錢的。這個中年人他實在是走投無路了，他的太太前一陣子得了癌癥死了，他有一個女兒，他那天突然一下子就想不開了，說我不要再過這種生活了。這個事情說起來真的很難受，因為是一個鄰居的事情，他不想讓他的女兒也受苦，就把他的女兒弄死了，他不想要這種被追債的生活，他自己跑到云南，想看一看昆明，他想死了好幾次，但是沒有死成。關鍵是，我女兒早晨上學出門的時候，正好看見他女兒的尸體被抬下來，她回來很難受，說這是一個很難受的事情，很長時間，我走過那個門口的時候非常難受。

　　生活當中真的是有一些事情，就算我不是作家這個事情都會影響到我，但是我偏偏是一個作家，會大量的涉及到人類的生活。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非常重大，很長時間總有一個悲劇的陰影在困擾著我，這個是非常殘酷的事情在逼我思考很多的東西。我突然想到，有幾次在路上遇到這個鄰居他看我的眼神，他明顯知道我是一個作家，他是想跟我交流，但是我不交流，我跟鄰居可能會說說天氣，從來不談這之外的事情。這個事情過去以后對我是一個非常大的觸動，我并不一定會利用這個事情要寫什么東西，因為一個作家在生活當中鉆研一個事情是可以的，但是當一個事情發生在你頭上的時候，你突然發現你的生活跟外界沒有太大的關系，所謂世上生活的喜劇也好，悲劇也好，它可能會幫助你思考。從這個事情以后，不能說這件事情改變我什么，因為這個事情并沒有導致我寫出什么小說，但是我一直記在腦子里。原來大家都說一個作家的良知感、道德感，是在抽象上都知道，但是，只有在一個真正的事情發生之后，當我想起這個鄰居死之前，他跟他女兒散步看我的眼神的時候是不一樣的，是一種非常奇特的內疚，這個跟我的職業有關系，也許沒有關系，但是它是存在的，它對我的創作可能會發生某些微妙的影響。

　　所以，我為什么要一篇一篇的寫，有一個原因，我不滿，更多的是對我自己的不滿，因為我自己對自己的不滿一直在挑動自己的作品，使自己能夠寫出一部我想象當中的小說。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們60年代出生的人跟50年代、70、80后都有一個非常本質的區別，我覺得是這兩個時代中間過度的這么一群人，對我們特殊的中國歷史，文革也好，那個年月也好，我們是一個記憶者和旁觀者，雖然不是參與者。從我們青年時期就是一個變革的時代，這個時代對于這個人群，我覺得它在情感上會有某一種特定的東西，我覺得這一代人愛和溫情這個東西基本上是缺失的。但是，我們又沒有那么多的恨，不像50年代以前，因為他們親身經歷了那種時代。這個時代里，我覺得這一代人愛也缺失，恨也缺失，憤怒談不上，所以我們這一代人跟自己的精神生活，跟社會生活的紐帶一直處于非常松馳的狀態，因為你對這個社會不充滿強烈的愛，你對一個社會充滿強烈的恨就會陷入得很深，恰好是60年代這一代人特殊的生活氛圍導致我們跟社會若近若離造成一種非常冷靜的目光，這個目光是有特征的。

　　但是，有一個危險之處，是我的問題，是我的不滿，是我的冷靜什么時候變成冷淡，這是我要想的。就像我常年的生活，我從小生活在工人階級，因為這是一種疏離和冷淡，這可能是一代作家的問題，也可能是我個人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我今天拿出來要跟大家探討的。今天的題目是《寫作的理由》，我想起來我開始說的那個軍人作家，他現在真的不寫了，因為我不知道他現在干什么，當年那種痛苦的時候他是很火的一個作家。現在細細一想，文學寫作這個行當真的像一種交通工具，像一個船，對于很多人來說他像一個渡船，他渡過河到另外一個對岸就沒有用了，這個船對他就沒有用了，他就不搭這個船了。大家知道，文學現在有影響甚微，甚至有點邊緣。但是在80、90年代，在中原的某幾個省，文學會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福祉，你只要在小說月報上選摘了一篇小說，你可以當上縣上的文聯主席，如果被選了幾篇，可以當上地區的文聯主席，所以寫作有一段時間是被利用了。所以，對于這一批人來說，是渡船到了岸邊他們就該下船了，他該干嘛就干嘛，這是一種消失。而寫作對于更多的人來說，我覺得對于成功的人來說他也是一個船，但是他是豪華游。寫作確實可以給人帶來功利和名利上的榮耀，確實是一個豪華游。一路風光的這些例子也有，但是，我覺得必須要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樣的船，我自己個人覺得，它應該是一個救生船，我也許是夸大了寫作對于生命的意義，我強調它是救生的意義有一點嚴重了，但是，我一直比較相信這么一句話，有一個美國的學者布盧姆說，寫作文學跟人的精神的一些關系，他說寫作這個行業從來不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好，當然也不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壞。但是，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寫作最大程度教會了一個人品嘗和利用孤獨”，他是這樣說的，他是這樣闡述寫作的發生和它的益處。當然孤獨是一個說法，精神支柱可以是另外一種說法，也可以說是另外一種解釋。

　　所以，我認為他這個話是指向寫作是救生的。我剛才說出來的那段話太書面了，落到寫作的理由是孤獨，可能不太貼切，但是，我一直覺得寫作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于孤獨這個詞是一個很大的詞。就像我所說的，我的寫作跟孤獨都有關系，我覺得孤獨是有力量的。不要把孤獨當做一種負面的情緒，一個人的孤獨大家千萬不要藐視，一個作家的孤獨很多是社會化，一個人的孤獨很可能是一千個人的孤獨。所以，在這種意義上來說，孤獨是一種很大的力量，品嘗和利用孤獨之間的關系，我覺得在我這里是非常認可的。還有一點，我對于寫作并不是過于低調的原因，因為我一直在跟大家說，我的文學經歷，我有文學的野心，但是不是太大，不是說我對自己的寫作有非常苛刻的要求，但是這個要求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我記得特別清楚，卡夫卡有一個小說，叫《饑餓藝術家》，寫一個藝術家關在一個籠子里表演他的饑餓，就是寫絕食的。這部小說是一個很短的小說，但是，大家都會忽略在表演絕食的這個藝術家的一句話，他說我絕食你千萬不要以為我是一種對抗，我是對什么不滿，他說我不想吃東西是因為我在這個世界上我找不到我的食物。我覺得這個話不僅是這部小說的玄機，也是卡夫卡這樣的作家的思想。我自己在想我自己的寫作，高也好，低也好，我想如果能夠提供給籠子里面的“饑餓藝術家”，哪怕是半碗水我都非常滿意了。寫作是為大部分人服務，但是你腦子里有一個想象，是那個“饑餓藝術家”的食物。　

主持人（陳實）：感謝蘇童非常精彩的演講，今天我們這個會場座無虛席，下面三樓也是座無虛席，還有很多站著的人，都是蘇童的精彩演講帶來的效果。我自己的體會，今天蘇童的演講里面有三個詞我們應該記住：第一個詞叫充滿，文學充滿了我們生活，充滿著我們的生命，一座山，一墻報紙，一本發黃缺頁的畫報，甚至鞏俐的廣告畫面都可以給我們帶來想象。第二個詞叫感恩。雖然他沒有寫工人，沒有寫自己的窗外，但是他寫出了人性，寫出了生活的底蘊。而且他用了“盡量”這個詞，就是要盡自己最大的力氣來滿足盡量多的人的要求。第三個詞叫喚醒。你的生活與你的現實有太多的關系，你應該用愛和溫情來喚醒自己的不滿，來挑動自己的斗志，不要將自己的冷靜當成冷淡。

　　我聽了你的演講也很有感受，雖然我們的論壇今天是第五講，但是我每次走進這個論壇之后我自己都有一個感動。我知道我們中間有一個廣州大學的博士，他場場到，場場聽，而且把提問寫到自己的博客上面。我知道有一個校長從幾百公里外連夜趕路來到我們的現場。我們的聽眾不僅是你的粉絲，也是我們文化論壇，是我們嶺南文化的粉絲，是我們中國文化的粉絲，是我們文化現代化的粉絲，是我們中國文化要大發展，大繁榮的粉絲。這個人不僅是我們在座的一百多、兩百多、幾千個、幾萬個人，我覺得為他們而寫就是最大的理由。

　　下面我們還是按照論壇的慣例，到互動環節，下面請各位聽眾跟蘇童一起來進行互動。

　　提問1：蘇老師您好！非常高興今天能夠聽到您的講座，你說愛文學必須愛文字，愛幻想，今天在座的都是年輕人，都懷著對文學的一個夢想。我就想問一個問題，作為一個老前輩，您能否跟我們介紹一下在我們當前愛好文學的一些年輕人想從事文學創作的一些年輕人，在當前的情形下，因為我們現在的物質文化都太多了，在物質橫流的社會如何做到未來創作之路，您有什么建議，謝謝！

　　蘇童：創作之路一方面是越來越容易了，因為有了網絡就變得非常便利，它的成本就很低，現在就很快捷和方便。一個人的東西傳播給別人，現在有了科技的手段就很快。我們以前是用鋼筆寫在稿紙上，如果它要傳播是經過人手一道一道傳播，最后傳到編輯部，那樣傳播是非常慢。現在傳播就非常的便捷和容易。現在來說，寫作之路我覺得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是越來越艱難，或者說必須要做非常艱難的選擇，因為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太多了，可以提供的有意思，或者說能夠充填你靈魂生活的方式太多了。之所以80年代有那么多的文學老青年和從業人員，因為那個時候充填精神的東西太少了，大家一窩蜂都到了文學的路上。今天這個時代，青年人的寫作可能是另外一種風貌。

　　首先，寫作的質地恐怕也不太一樣，有的不求社會功能或者說思想，藝術方面的，他想的并不是太多，只是我寫了，我把自己傾訴出來，幾個朋友一起看，有的甚至是逗你玩，逗你樂。所以，寫作的目的在發生微妙的變化。我知道不管是什么時代，不管社會發展到什么程度，文學它總是有那么一群教徒一樣，虔誠的教徒總會有，他們的生存可能跟我們不一樣，因為他們有市場。但是市場是最不講人情的，你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說實在的，愛文學是要有犧牲精神的，它也許會給你帶來財富，像郭敬明這樣的，但是帶來財富的機遇太少了，像韓寒那樣的。所以，我覺得不僅要有耐心，而且要現實。謝謝！

　　提問2：蘇老師您好！在廣州市有一個殘疾人寫作班，這個班的學員的年齡跟您差不多，今天這個班里來了很多學員，他們是慕名而來。我想問一個問題，這群殘疾人生活已經很艱難，但是還在寫作，我也跟他們寫，因為我是他們班的任課老師之一，我想問你怎么看他們寫作？很難說有一個統一的結論，我想您怎么理解這種狀態下還是在堅持學習寫作的精神，再想問您覺得他們寫作會有什么光明的前景嗎？

　　蘇童：寫作是最不影響殘疾人的身體的，大家知道的史鐵生、張海迪都是殘疾人。另外還有很多所謂的大師都是有身體上有種種稀奇古怪的毛病，并不是說因為殘疾人生理條件導致你可以干什么，并不是這樣去說的，你可以干什么是一個出路。因為我個人覺得沒有任何區別，殘疾不殘疾對于寫作來說沒有任何區別，你自己的感受可能跟殘疾人有微妙的區別，就看自己去寫。我們在看史鐵生的作品的時候，如果別人不告訴他是殘疾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殘疾人，對不對？他寫的完全是一個開闊的世界。他的文章里面充滿著愛，充滿回憶，那種感人的東西。同樣的，他最早期的小說是一個非常好的短篇小說，沒有談到他的境遇。所以，我自己覺得是一樣的，殘疾人和非殘疾人對于寫作來說都是一樣的。

　　提問3：蘇童老師您好，今天想問您兩個問題，您說孤獨有時候不是一個人的孤獨，有時候是一個人的孤獨或者是一個國家的孤獨，一群人的孤獨，我想請教一下，除了作家這一群人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人感到孤獨。第二個問題，現在的社會環境或者說文化環境，您覺得我們國家有沒有人可能會得諾貝爾文學獎，如果有的話，你自己個人猜想可能會是誰，這是題外話。謝謝！

　　蘇童：第一個問題，其實我說的孤獨同時是一群人的孤獨，這個一群人不是只代表寫作者，它就是代表一個群體，一個人的孤獨可能就是一百個人的孤獨，是一千個人的孤獨。因為你的孤獨有可能也是我的，當然有可能你的孤獨并不一定是我的。但是會覺得孤獨是非常書面的東西，但是我覺得它是形容內心生活當中有矛盾的，有問題的，需要調試的最好的一個詞。下面這個問題是不可以說的，我可以私下里告訴你，但是我不可以在這里告訴你。我得了獎金跟大家分。

　　提問4：蘇老師您好！我想問的問題是您對現在網絡寫作的看法是怎樣的？您認為網絡寫作對目前大多數的作家有什么樣的沖擊，謝謝！

　　蘇童：原來老是網絡寫作跟紙面寫作分得很清，我現在覺得它不好分了，大家知道安妮寶貝是特別有名的一個作家，它最初就是網絡發家的，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據我所知，很多的出版商他們經常從網絡上發現一些寫手。其實網絡寫作，如果在80年代，我在當文學青年的時候我是萬萬沒有想到未來有網絡寫作。有一種恐懼，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我始終覺得此A項會對B項發生某一種沖擊，發生一種替代，發生一種破壞和產生一種消亡這種類型，我覺得真的不會。因為我們現在有網絡，未來我們還不知道有什么，也許有聲光文學，說不定的，可能來自于聲與光的發明，誰也不知道。但是，這些人總是最需要最傳統、最樸素的東西，拿一本書在燈下，有的人還喜歡在雨當中，這種習慣是沒有辦法替代的。所以，網絡文學它的未來會如何，我們其實今天也不好說，但是，我一直堅信這一點，什么類型的寫作都有好壞之分，都有精華的，都有糟粕。就像傳統的小說也有很爛的。現在判斷網絡文學，你可以用判斷紙面文學的標準，我覺得是差不多的，是相似的。

　　提問5：蘇童老師您好！我在89年就經常看您的小說，我有一個疑問，您的小說里面很多故事是脫離時代的，看不出是哪一個時代的，或者說內容是否定現實的，或者說跟現實是脫離的。但是，您寫的人性的東西又是很現實的，特別是寫人性的陰暗面這一方面。我想問一下您的這些素材是從哪里來的，您這么多的故事是您自己想出來的嗎？謝謝。

　　蘇童：說實在的，一個作家通俗一點說就是一個編故事的人，編故事用學術的話就是虛構，用農民的話就是爛編故事，就是這種感覺。就看您從什么狀態去描述。對于我來說，我所有小說的故事當中，你讓我自己去分析我自己小說當中的故事來自于什么地方，其實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說生活當中每一個有所觸動的那一秒鐘，那個瞬間都可能是未來一個小說題材。舉個例子，我有一個短篇小說《吹手向西》，別人都看不懂它的名字，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這個字都是中國字，中國人都知道，但是都會一愣，什么意思？看完小說以后才明白。在蘇北的那個農村里我看到了“吹手向西”這四個字，這四個字很有代表性，但是這種瞬間真的是在你寫作的時候很奇妙。所以，你搞不清楚哪一部分是虛構的哪一部分只是文字的喚醒，小說的故事對于作家來說就是這樣。

　　提問6：蘇老師您好，我是快報的小記者。我想問一下，有人說過您在寫作上是只虎，在生活中是只羊，您又是怎么看待這個評價的呢？

　　蘇童：我在寫作上還沒有到虎那么兇猛，也只是一個普通的肉食型動物。我在生活中就像剛才陳實老師說的比較聽話，我在家就聽我的太太指揮，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生活。虎和羊，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其實我覺得自己基本上還比較統一，我也是屬虎的，我對虎是有好感的。可是這個羊，我盡管很聽話，但是我還不喜歡羊。在家庭當中我對我老婆和孩子確實是挺聽話的，很溫馴。

　　陳實：時間到了，我們還是按照慣例，突然襲擊一下蘇童，請您用比較簡單的三五句話來告訴我們大家，什么叫文化，就是您給文化下一個定義，您心目中的文化是什么。

　　蘇童：什么是文化？就跟什么是文學一樣，比問什么是文學還復雜一些。我覺得文化跟意識形態有關，文化跟人的精神生活有關，這個有關是一種所謂的占領地位。文化無處不在，甚至是一個杯子都是文化。另外還有一個，文化就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