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語言是一個獨立的語言體系，對方志語言問題的研究，是方志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不但豐富了漢語言學的寶庫，而且也為方志學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內容。新方志語言運用問題，貫穿修志的全過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志書質量的高低。一部好的志書，需要調動全方位的知識，選擇多維的角度，通過科學的構思，運用規范生動的語言形式，才能充分體現志書“資治、教化、存史”的功能，才能最終保證志書的質量，并受到各界用志讀者的歡迎。
一、注重方志語言運用的重要意義
我們之所以說方志語言重要，不僅是因為它是方志內容記述的直接載體，是體現方志資料性的唯一手段，更是體現方志文風的重要途徑。“史之為務，必藉之于文”(《史通·敘事》)。章學誠也曾講過：“良史莫不工文”。“雖然文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這不但說明了為文錘煉語言的重要性，更指出了為史為志而錘煉語言的重要性。
（一）正確地運用語言可以強化志書的科學性
志書的科學性是指在新方志編纂中，要充分吸收有關本地區科學研究的各項最新成果，要善于運用最新的科學表達方法和手段，用科學的概念、體系和方法安排志書體例、篇目設置直至對各項內容的記述等，具體說要力求觀點鮮明正確，材料翔實可靠，體例完備嚴謹，篇目結構合理，內容充實深刻，段落層次清楚，而這些最終都要通過語言文字來表達，來體現。豐富、鮮明、準確的語言形式是記述史實科學性的基礎，如果在輯錄史料過程中，不注意語言的正確運用，就會出現敘事不清，闡義不明。有的因用詞不當，意思全錯了。志書的內容包羅萬象，廣到天、地、人、事、物，微到時間、數量、計量單位，如不注意語言文字的表達，疏于考證和校勘，都會出現不應有的錯誤。所以我們對志書中的每段文字，每句話，甚至每個字都要從文體、文風、文法等每個方面進行推敲，力求語言準確、凝練、生動，才能保證和強化志書的科學性。
（二） 正確地運用語言，可以突出志書的時代性
時代性是指志書從體例確定、篇目設置、內容安排、資料征集，直到文字表達，都要吸收現代科學知識的營養，以當代為主。特別是立場、觀點和感情，都要體現時代特征。時代性是對新方志質量的重要要求之一，而豐富的時代性語言是充分表達時代內容的重要形式。語言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既有相對的穩定性，又表現出一定的發展變化，它跳動著時代的脈搏，打下時代的印痕。所以方志編纂者要善于從當代最新的科學實踐中不斷挖掘總結新的語言，將已得到社會普遍承認的新詞語運用到新編寫的志書中去。如改革開放20年來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的中國特色、一國兩制、市場經濟、希望工程、下崗、打工、打的、打白條、小康、白領、金領、第三產業、知識經濟、打假、掃黃、大款、三陪、減肥、上網等等，無不打上鮮明的時代烙印，在編纂新方志時，或褒或貶，根據需要，都應選擇時代感強的語言去反映時代的內容。(《辭海》每10年修訂一次，《現代漢語詞典》出版了增補本后，再次進行增補)
（三）正確地運用語言可以增強志書的地方性
地方性，亦即地域性，或稱地方特點，它是指在方志內容記述時，以限定地域之內發生的事物為其記述對象，并突出本地所特有，他地所無或所略的事物。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產業不同，民族心理、文化直至風俗習慣、語言特點也都存在著各自的差異，這些都要注意語言的運用，從本地的地情出發，進行全面準確的記述，特別是當地群眾所喜聞樂見的語言都應注意提煉，記入新編方志之中。（再具一例，有的同志講話雅俗共賞，深入淺出，非常有水平，結果根據記錄一整理，卻是口語嚴重，不成文章。）
（四）正確地運用語言可以促進志書的適用性
李鐵映同志曾經講過：“修志的目的在于用，不僅為當代人用，也為后代人用。”“沒有使用價值，就難以流傳和保存。”志書的適用性，要求志書語言必須通暢明了，準確鮮明，而且要有一定的文采，這樣才能吸引社會各界來讀志用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經世致用，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沒有一部史書、志書編成之后不是為了用的。試想，佶屈聱牙、冗長拖沓的志書，資料性再強，又有多少人愿意讀它呢?
二、方志語言運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屆修志即將全面告竣，質量高低必須進一步分析總結和全面進行評價，僅就語言問題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
（一）文字越來越多，篇幅越來越長
關于字數，《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要求縣志控制在30萬至50萬字左右為宜，市志控制在一二百萬字至四五百萬字為宜，省志字數最好控制在一千萬字以內。就全國而言，除市志外，省志和縣志幾乎沒一部不超出此規定，而且篇幅越來越長，字數越來越多。僅就《黑龍江省志》為例，最初設立63部分志，全志字數是不超過1 500萬，經過幾次調整，最后變為100部分志，全部志書達5 000余萬字。縣志最少的60萬字，以后字數越來越多。《漠河縣志》143.5萬字，《呼蘭縣志》164萬字，《賓縣志》175.4萬字，全省最后出版的《塔河縣志》146萬字，《林口縣志》已達220萬字。這些志書，除了結構體例謀篇布局不當，材料取舍不嚴，今天這個單獨成志，明天那個單獨成篇，造成總體膨脹以外，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語言濃縮不夠。一部《史記》，時間跨度3 000年，也只有52.6萬多字。《資治通鑒》原稿有600余卷，經司馬光刪定，最后只剩81卷。一個設治僅有幾十年，最多不過百年的邊鄙小縣，如何能寫出那么多字數的志書?
（二）缺少著述之體，缺少史家法度
首先，方志語言應是著述語言，李鐵映同志曾經講過“新編地方志是一種特殊體例的著述”。章學誠也竭力主張以著作之體編修志書，他曾批評指出“后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后人以意創之，大率近于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章學誠:《永清縣志·序》 目前，一些志書正是章學誠所批評的缺少著作之體的近于類聚之書，纂輯體的資料類編，這正是馬、班所棄之不取的。著作之體的方志，就排除了文人之書的麗辭，學人之書的論辨，辭人之書的考訂，說家之書的俚語，從而確定了方志語言的“著述”特征，這正是首屆志書的薄弱環節。其次，方志語言應遵照屬辭比事的原則。“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所說屬辭比事就是連綴文辭，排比史事，亦即按照事實安排文辭，它是《禮記·經解篇》對《春秋》語言的精辟概括：“屬辭者，連綴文詞，以月系年，以日系月，以事系日；比事者，比次列國之事而書之也。”(孫希且：《禮記集解》)章學誠對此不但有過詳細的論述，而且認為方志語言的歷史淵源和總的規范原則，均出于《春秋》的“屬辭比事”。首屆志在語言方面存在的問題好多是按照事實安排文辭(按事實說話)不夠，即缺少“屬辭比事”的功力。其三，方志語言要“有典、有法，可誦可識。”(《文史通義·史德》)所謂有典，就是記述要有根據，無字不無出處，材料上要站得住腳，事實要可靠可信，傳聞者不能入志，失考者不能入志，相當然主觀臆斷者亦不能入志。所謂有法，就是志書的語言要符合史家的規矩準繩。明明《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規定志書歷史紀年、地理名稱等均須依當時當地的歷史習慣稱呼，偏偏將民國以前的紀年改作公元紀年在前，帝王年號、民國紀年等在后，甚至將“偽滿時期”改作“淪陷時期”，表現出比誰都愛國，比誰都革命；對失地地名明明應將中國舊名在前，俄名在后，一些人卻偏是本末倒置。所謂“可誦可識”包括兩個層次，低層要求的是“可識”，要求文字工勻，溫潤適中，語句明暢，條貫清楚；高層次要求的是“可誦”，這就要求志書的語言，不僅通暢縝密，記事準確，而且使人讀了心曠神怡，百讀不厭，以至于流連忘返。而現在一些志書常常是官話套話連篇，讀之如同嚼蠟，令人生厭。
（三）口語化現象嚴重
志書的文體屬記述文體，語體屬語體文中的陳述語體，但這并不是要拉雜地記流水賬，隨便地嘮家常，而是用書面的語言向讀者陳述地情。書面語言和生活中的實際語言是有著一定的距離的，書面語言追求雅、信、達，生活語言追求通、曉、暢。書面語言可以二者兼而有之，生活語言僅有后者即可。正因如此，才有文言與白話文之分。白話文雖然平白如話，但不是白開水，不是生活語言的照搬。魯迅先生曾經指出：“語言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并無意義。到寫作時為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刪去，所以文章一類應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壞處。”(《且介亭雜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首屆志書語言方面的致命弱點正在于此。如某部縣志，記述互助合作化運動時是這樣記述的：“1948年春，組織起來的臨時互助組有4 828個，這種組織形式，是按‘自愿互利’原則組織在一起的，有馬出馬，有農具出農具，實行‘工換工’或人工換馬力，互相找工的辦法。這一年由于組織起來了，克服了在春耕、夏鋤、秋收中的許多困難，貧雇農在生產勞動中情緒很高，除了把202.5萬畝地種上以外，還開荒了15 000畝，挖順水壕33條，治理了2 996畝澇洼地。”這段記述口語化就比較突出，可改成：“1948年春，根據自愿互利原則，全縣組織起臨時互助組4 828個，有工出工，有馬出馬，有農具出農具，農民生產積極性很高，克服了農業生產中的許多困難，除耕土地202.5萬畝以外，還開荒1.5萬畝，挖順水壕33條，治理澇洼地2 996畝。”這樣便成了既簡練又通暢的書面語言。
（四）政治宣傳色彩時有出現
首屆新編志書中，盡管注意避免出現胡喬木同志所說的“一種所謂政治化的傾向”，但仍然有一些志書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了比較突出的政治宣傳色彩。如有的志書經常出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如何如何，。或者是改革開放以來各項事業有很大發展”等，少則幾十處，多達上百處，明明是該縣從1982年恢復保險事業，1983年起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但頭前都要冠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字樣，似乎改革都是一帆風順，十全十美，馬到成功。又如一些志書經常將一些常識套話、大話、假話寫進志稿，“好情況”、“好勢頭”、“極大的提高”、“迅速地發展”隨處可見。再如對忽略有關政治性語言的推敲，未能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如某部縣志在論述該縣1976年2月6—8日召開縣黨的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的任務時是這樣“客觀”記述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堅持干部下放勞動，辦好“五七”干校；搞好教育革命，工宣隊、貧代會要領導和管理好學校……”另外，有些新編方志中還時常夾雜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語言，比如R20;大辦學習班”、“貧下中農上講臺”等等。如此記述，完全是在肯定和贊揚這些錯誤的做法。
三、方志語言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方志語言存在著上述問題的原因,概括起來加以分析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對方志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偏差
首先，認為方志是資料書，就忽視方志語言亦應講求文采。古人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就是說沒有文采的文章不會流傳很遠。“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及含之在內的前四史，都是很注重文采的，故而深得史家贊譽。編史如此，修志亦然。章學誠曾多次論述了文辭對于史志記事的重要性，他說：“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為事役也”。他又說：“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文史通義·史德》)方志語言考究文辭，是因為“事必藉文而傳”，而且只有憑藉文辭，事實才能表述出來，方志語言是方志的物質外殼，若外表斑駁粗糙丑陋，不堪入目，即使重人、重事、重資料，也無法令人卒讀，如何能談流傳久遠?所以，我們不能忽略方志語言的文采。其次，認為方志記述方法是開門見山，直書其事，只要堅持這一原則，適當注意邏輯關系就可以了，所以，不太講究修辭，這種認識也是片面的。實踐證明，志書行文中運用適體的修辭格，諸如摹狀、借形、比喻、比擬、轉類、對比、排比、對偶、頂真格等，既可以增添志書的文采，又使之更為可讀可傳可用。
（二）忽視對入志材料的駕馭取舍和整理加工能力的培養
一個合格的方志編輯，不但要有較高駕馭材料、取舍材料的能力，更要有整理加工的能力，否則只會是材料的堆砌羅列，行文如大事記，甚至缺少邏輯順序，其結果必是結構松散，內容重復，語言拖沓。
（三）對所謂“橫排豎寫”缺少正確的認識與理解
“橫排豎寫”是首屆修志喊得最響的一句話，似乎知此四字，便可深得修志三昧，其實遠非如此。過于堅持橫分，則使志書章節目，特別是節與目分得過細，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過渡語言和相近內容的重復。過于強調豎寫，有時則使記述單元的內容缺少概括和濃縮，有時很難渾然一體，其結果是語言過散。努力實現章節體下條目化是克服此類弊病的有效途徑。
（四）語言文字缺少錘煉
修志不是寫文章，但卻勝似寫文章，更要求我們要用寫文章的精神去寫好每一章、每一節、每一條目；修志不是寫詩，但卻要用寫詩的精神去推敲每一個詞，每一個字。賈島“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執著，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癡迷，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只有這種精神，才能錘煉好方志的語言。我們往往自已原諒自己，只要史實準確，話語明白了就行，這是低標準，要使志書生光添彩，傳之久遠，我們不但要在征文考獻上下功夫，更要在鍛詞煉句敲字上下功夫。
（五）未能很好地對志書進行總纂
由于眾手成志，一部志書少則需要十幾人、多則需要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方能完成，難免體例不一致、風格不統一，甚至交叉、重復、相互抵牾等，這就需要認真地加以總纂，充分發揮主編的作用，堅持一枝筆統到底，進行斧削筆潤。我們曾多次提出要堅持主編負責制，反對主而不編，但是堅持得不甚太好，這種現象應在續志工作中加以徹底改變。
（六）行文規則執行得不好
無規矩不成方圓，無章法不能成文章，無格律不能成詩詞，修志亦然。志書是一種出版物，那么還需要遵守通常出版物所要求遵守的有關規定。志書又是一種獨特的文體、語體，它又要符合志書的行文要求。為此，各省市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不只一次地印發了《地方志編寫行文通則》，同時，有的還和出版社一起制訂了《行文設計印制統一規定》。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等7部委關于出版物數字的使用的規定，中國出版協會校對研究委員會關于《圖書編校質量差錯認定細則》等對行文規則，但是仍執行得不好，或自以為是、我行我素；或理解不夠，掌握不熟，把握不準；或缺乏深入的學習和研究。因而出現許多紀年、稱謂、標點符號、數字、計量單位使用，以及語法修辭等方面的問題，致使方志語言不規范、不準確。
四、如何使用好方志語言
通過對方志語言的重要性、對目前一些志書語言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的闡述和分析，愚以為要使用好方志語言，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力求準確，語言嚴謹
所謂語言準確，就是恰如其分、真實地去反映志書所要記述的事物，揭示其本來面目，表述明確，不含混晦澀，不模棱兩可，體現語言的科學性。其具體要求是：遣詞造句準確、恰當貼切，做到概念準確，判斷恰當，敘事清楚，推理合乎邏輯。記事不粉飾夸大，不張弛歪曲，不說假話，沒有疏漏，不帶片面性，真實全面地反映客觀事物。
一是要素齊全，重點突出。記人有記人的要素，記事有記事的要素。記人應有姓名性別、民族、年齡、籍貫、文化、職務、職稱、政治面貌、主要生平事跡等；記事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結果等。隨著記述事物的不同，要素也會略有不同，重點不同，這就要求我們在記全要素的時候，突出重點。
二是文直事核，存真求實。眾所周知，志書的撰寫與別的行文不同，它要求無一句無出處，也就是每寫一句話都要有事實根據，不見史實絕不下筆。文直事核，存真求實，是我國古代史學家的一貫主張。班固稱《史記》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劉勰也說道：“事以明核為美”（《文心雕龍·議對》）這也正是章學誠主張的“四要”之一，“要核”。章氏所謂“核”，其義有三，一為方志編修也必須和纂輯史書一樣，牢牢掌握“述而不造”這一R20;大本”。二為“據事直書”，他認為：“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壽文，可以漫為浮譽，悅人耳目者。往往賄賂之行，請托作傳，全無征實。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三為務必精于考核。“考核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所有應用之書……俱須加意采訪。”（《修志十議》）這樣才能去偽存真，使信史傳世。如編《巴彥縣志》，在初稿打印時，將光緒八年在呼蘭教案中被毆打的呼蘭城守尉惠安羞憤投呼蘭河自殺，“冰合未得尸”打成“冰合未得死”，幸而發現，否則會釀成大錯。至如官場中，因一字而致人官丟、入獄，直至置于死地，因改一字而救人活命的事簡直太多了。像某師為給某武員掩飾敗績，上奏時將奏章中的“屢戰屢敗”改為“屢敗屢戰”的生花之筆，更是不勝枚舉。
三是遣詞準確，字斟句酌。俗話說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又如某志稿寫出口產品時寫到：“運銷到日本、美國、法國、香港、澳門等國家”、“臺灣×××先生回國探親”，前者錯誤地將香港、澳門當成國家，后者更容易引起兩個中國之嫌。應分別改成“等國家和地區”、“回大陸探親”。再如“日軍攻占縣城”，此為褒義，應改為“日軍攻陷縣城”或“日軍侵入，縣城淪陷”。又如某部縣志附錄日本開拓團內容，原標題為《東北淪陷時期日本開拓團入植珠河、葦河兩縣概況》，在審稿時發現“入植”是日軍美化其侵略的“協和”話，應改為侵入，否則正容易被企圖美化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歷史者所利用。為使志書語言遣詞造句準確，一要多用特定性、確切性語言，少用概念化、模糊性語言。如講時間不用“昔時”、“從前”、“最近”、“很久”一類的字眼；講地點不用“以東”、“以西”、“這兒”、“那兒”等詞語；寫事件忌用R20;大概”、“爭取”、“可能”、“一派”、“普遍”等模糊語；寫結果少用“效果顯著”、“收獲很大”、“得到好評”之類的空話。二要多用具有確切含義的數量詞和名詞，這樣使人一目了然，令人感到信服。三凡涉及實質問題和時間的詞語，不能含糊其詞和用大概其數據。切忌出現“原則同意”、“基本可行”、“盡快解決”等常用的模糊詞語，以及此地無銀三百兩和無可比依據的數字。（方志學家傅振倫曾告戒“文以載道，為推敲文義文理，要言簡意賅，奔放有致，切忌《二廊廟碑記》式的陳詞濫調。相傳昔有土人撰此碑文云：‘吾鄉有二廊廟，建于三百年前，已歷五花甲，蓋由來久矣。夫二郎者乃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廟前有樹五株，人皆曰樹在廟前，余獨曰廟在樹后……’”這雖然是個笑話，但某些志書卻有類似的現象。）只有經過這樣的字斟句酌、千錘百煉，才可以達到言簡意賅的目的。
（二）簡明扼要，文約事豐
敘事尚簡，是我國史志的優良傳統，宋敏求的《長安志》、梁克家的《三山志》、范成大的《吳郡志》、羅愿的《新安志》、陳耆卿的《赤城志》均屬尚簡派志書，而最著名的要推明康海的《武功縣志》、韓邦靖《朝邑縣志》，然而對此二志，毀譽不一，不過卻為我們提供了尚簡的典范。劉知幾說：“敘事之二者，以簡要為主”，他又講“夫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章學誠則把“簡”作為“四要”之首，作為方志語言的第一要素，目的是通過“明白竣潔，切實可用”的語言記述史實，“不致虛文害事也”。胡喬木同志曾要求所編地方志要“做到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并指出：“每個方面的說明要像打電報、編辭書那樣地精煉，要惜墨如金。”他還強調“這是一種又不容易達到而又必須達到的奮斗目標。”為實現這一“奮斗目標”，我們要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直書其事，述而不論。直書其事，就是堅持方志語言的直述性，就是直觀地、如實地記述客觀事物。開門見山，一針見血，不轉彎抹角，不夸大縮小，不說教、渲染，不修飾、描繪，不說假話、套話、空話。述而不論就是志書必須以事實為依據，通過實事求是地記述各類事物的實際情況來反映自然、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它所反映的思想觀點興衰成敗規律都要通過大量的真實資料，寓觀點于記述之中，不能枉加議論、評述。例如志書反映經濟規律，并不是要總結出幾條經驗，幾條教訓，而是從每個時期制訂的計劃及其執行的結果中，概括出本縣經濟發展全貌，如計劃指標、生產和交換的經濟效益、物資分配、消費狀況等，用豐富的事實，經過科學的排列，幫助讀者了解本縣經濟發展概況、特點，從宏觀上認識本縣的經濟規律。
二是高屋建瓴，綜而述之。方志是以地域為單位（主要是行政區劃），按一定體例，綜合記載一定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及自然方面的書籍。（《中國方志大辭典》）那么一部志書就應站在全局的高度，即省志站在全省的高度，地區志站在全區的高度，市志站在全市的高度，縣志站在全縣的高度，鄉鎮志站在鄉鎮的高度，部門志站在全部門的高度，行業志站在全行業的高度來鳥瞰全局，雄視八荒，進行高度地概括，綜合進行記述。
三是刪繁就簡，淘沙濾金。志書成稿后斧削筆潤、精雕細刻的過程就是刪繁就簡、由博而約的過程，是濃縮、提煉、淘金，以較少的文字增加更多的信息含量的過程。鄭板橋有兩句名言：“刪繁就簡千秋樹，立異標新二月花”；“削去繁冗留青瘦，畫到生時是熟時。”雖然是藝術語言，但對我們如何就志書的語言文字刪繁就簡仍有很好的啟示。只有刪繁就簡才能留傳永久，只有刪繁就簡才能保留精華。余在幫助《漠河縣志》刪繁就簡時曾砍掉文字27萬，僅《黃金篇》就砍去了5萬余字，最后該篇編輯見面時說道：“這樣一刪削反到使內容更清晰了。”刪繁就簡要做到八刪：
一是總結性語言應刪。總結式的記述方法較為省力，但彈性大，易拉長篇幅，凡染此病者，會使志書變成歷代各行業總結之綜匯，失去志書的科學價值，必須根除之。二是文件匯編或語言應刪。地方志是科學著述，并非文件匯編或文件摘要、輯存，將其收錄入志，不但不會給志書增光添彩，反而會影響志書的嚴肅性和科學性。三是政治化語言應刪。志書是嚴肅的科學的資料書，以提供科學資料為目的，而不是政治宣傳材料。胡喬木同志指出：“作為地方志編輯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編輯工作中避免一種所謂政治化的傾向”。志書染上這種弊病之后，必然是空話套話連篇，嚴重影響志書的嚴謹性、科學性。四是評論、論證式語言應刪。志書是客觀歷史的真實紀錄，不是評論集，也非論證歷史之專著，不應該也不需要在志書里加以評論。五是教科書、詞典式語言應刪。六是背景、導言式語言應刪。背景，導言式語言俗稱小帽、開場白，多見于編(卷)、章、節、目之首，形成全志有概述，編(卷)有小序(導言)，章節目有導言(前言)這種格局，我們提倡志書之首設概述，編(篇)首設無題小序，但章節目之下再設導言(前言)不僅破壞了志書直書其事的風格，也給志書帶來了大量的、不必要的重復。如《牡丹江市志》初稿，達350多萬字，僅全志的總述，各篇的概述，加上章前的無題序共七八十萬字之多，最后志書消腫時就得在這上面下功夫，定稿時文字壓縮成250萬字，效果比較好。七是與己無關者應刪。如《饒河縣志》16卷，歷史沿革就占2卷共24章，上卷1-10章，從遠古寫至饒河建縣，引經據典，繁瑣考證，講元代扯到蒙古起源，記述多與饒河無關，故宜刪。八是越境而書者應刪。我們都知道17世紀80年代發生的著名的兩次雅克薩自衛反擊戰，清軍前線總指揮部雖然設在今漠河縣的古城島，但在《漠河縣志》中全面記述兩次雅克薩戰役的經過和尼布楚條約簽訂的過程，仍有越境而書之嫌，如記只能略記。志書送審稿中對此都記述甚過詳，后經刪削，篇幅雖然驟減，但仍有些是越境而書。對此我們應分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三）講求文采，語言求美
講求文采，語言求美，這是對方志語言的美學思考。對方志語言美學思考決不是一個新問題，古已有之。歷代史志大家無不重視編史修志中的文法辭規和史志著作的文采，亦即史志語言之美。唐代劉知幾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史通·敘事》）南宋王象之在其方志名著《輿地紀勝》中就力主編史修志要做到“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于筆端，使騷人才士，于一寓目之傾，而山川俱若效其于左右。”宋代吳縝也說：“事實、褒貶既得矣，必須資以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新唐書＞糾謬＝＝清代章學誠則提出了方志語言“要簡、要嚴、要核、要雅”。即方志語言有簡約之美、真實之美、雅正之美、莊重之美、質樸之美。要文質相符、凝煉明快。否則所修志書，則“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記注如簿記，質言似胥吏，文語如尺牘，觀者茫然，莫能如其宗旨，文學之士鄙而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遽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其存不亦難乎？”（章學誠：《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一些舊志語言生動、形象、簡潔、凝練，很值得我們借鑒。同治《竹溪縣志》中有段關于當地極光的記述就非常精彩：“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東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爐鐵，人不能仰視。初出聲則凄凄然，光芒閃灼。傾之，向北瀉丈余，欲墜復出、止輒動搖，直至半空。忽然銀瓶乍破，傾出萬斛明珠，繽飛滿天，五色俱備，離地丈余，廳屋皆明。” 文采飛揚，讀之 如身臨其境，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作者凝聲、色、形于筆端，縱橫鋪陳，反復描繪而無一虛語。
再如民國《璦琿縣志》卷八武事志收錄的璦琿副都統筆貼式周繼功寫的《庚子之秋，邊釁互開，璦琿不守，人民流離原委記》一文，不僅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和沙俄侵華史的重要一手材料，更是記述和揭露沙俄侵略者制造駭人聽聞的海蘭泡、江東六十四屯大慘案經過的形象素材：“二十一日午前十一鐘時，遙望彼岸，俄驅逐無數華僑圈圍江邊，喧聲震野。細瞥，俄兵各持刀斧，東砍西劈，斷尸粉骨，音震酸鼻。傷重者斃岸，傷輕者死江，未受傷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滿江洋。有隨浪力擁過者八十余名，赤身裸體，昏迷不能作語……”每讀之都會動容，這便是方志語言魅力之所在。
（四）畫龍點睛，突出重點
所說的畫龍點睛，主要是指在志書重要段落或關鍵處精雕細刻，妙筆生輝。如何畫龍點睛呢？一是注意在反映事物的總貌處畫龍點睛。如反映全局的概述，篇章下的無題序文，志書中的綜合文字，這些大多是志書的“文眼”，因此，只要用力均可收到妙筆生花之效。二是注意在反映事物主體內容時畫龍點睛，亦即反映事物的主要矛盾方面突出重點。三是注意在反映事物的本質方面畫龍點睛。四是注意在反映事物的主要特征，亦即地方特點或行業特點方面畫龍點睛。五是注意在彰明事物因果方面畫龍點睛。六是注意在事物的交叉處亦即不同事物聯系的結合部、交叉點畫龍點睛。七是注意在記述事物的效益地方畫龍點睛，如事物（人物）的利弊、成敗、功過、是非等（參見苑廣才、尚偉：《志書寫作的“點睛”之筆》，《黑龍江史志》１９９４年第六期）。
（五）流暢可讀，通俗易懂
流暢就是指語言通順。敘述不呆板，不生硬，不晦澀，完整清楚地表達所記述的內容，這樣才能增強志書的可讀性，才能吸引廣大讀者。這里有四點需要注意：一是通俗不等于淺白，通俗不是庸俗，要俗中見雅，俗中求質樸。二是流暢中也要錯落有致，抑揚起伏。記述時要抓住事物的本質和主要矛盾，選擇事物發展中具有代表性的階段，能表明事物起伏變化的關鍵所在，予以重點記述。上溯發端，中記沿革，下載現狀，要避免一詞多用,重復出現，造成行文呆板牽強。三是不要過分口語化。口語雖然通俗易懂，但過分口語化則會出現水分多，不規范，欠莊重等問題。志書作為地方權威性文獻，文字應凝練而莊重。（元白、劉禹錫的詩皆平白如話，但卻平中見奇，白中見雅，俗中取勝。如白居易：“離離原山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李商隱《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四是切忌文白夾雜。志書語體既然是現代漢語的語體文（白話文），我們就應該努力地在書面語言的語體文上下功夫，汲取文言文的長處。（2001年5月，江澤民總書記在安徽考察工作期間，興致勃勃地上了黃山，并欣然命筆，賦詩一首：“遙望天都倚客松，蓮花始信兩飛峰。且持夢筆書奇景，日破云濤萬里紅。這首詩寫得很好，詩前用文言文寫的小序更好。序云：“黃山乃天下奇山，余心向往久之，終未能如愿。辛巳四月廿五，始得成行。先登后山，再攀前峰，一覽妙絕風光。見杜鵑紅艷，溪水清澈，奇松異石，心曠神怡，更感祖國河山之秀美，特書七絕《登黃山偶感》一首一記之。 ”）生硬地摹仿文言文，其結果必然是邯鄲學步，穿長袍扎領帶，不倫不類。如有一部志書竟然在凡例中規定：“語言體例，以通用語體為主,宜簡則簡，當繁則繁，文白相間。”結果這部縣志有的是語體文，有的是半文半白，個別之
處還有文言文，風格很不統一，為序者還認為“志書行文采用語體與文言相結合，是當今編志的一個嘗試。”我們說這種嘗試最好是不要。事實上，充其量即便讓我們用文言文修志，又有幾人能寫得出來呢？
（六）講究修辭，規范行文
方志語言文采不可忽視，修辭亦應講究。要改變重資料，輕記述，重編寫，輕語法修辭的現象。在語法修辭方面應該注意的是反映在句式上宜濃縮用筆，字字落實；多短句，少長句；多主謂語，少定狀語、輔語等輔加成份；多實詞，少副詞、助詞、形容詞、感嘆詞、夸張詞。另外要注意提高邏輯知識的修養，正確使用標點符號。要嚴格按照有關地方志的行文規則編寫志書。
（七）與時俱進，突出特點
時代不斷前進，語言也不斷發展，雖然語言永遠是漸變的，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對外文化交流的不斷增加，經濟全球化的逐步實施，特別是入世以后，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各方面的發展變化更會加快，語言已經或正在帶來一些新的變化。方志是反映當代歷史的綜合記述，同樣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亦應與時俱進，體現時代特點。這里有兩點應注意，一是繼續注意摒棄過時的語言。二是要在吸收具有時代特點的新語言入志時注意捍衛民族語言的純潔性，選用已被廣大群眾所接受的規范語言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