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者韓愈 韓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首，中唐時期的文壇領袖，不僅是唐宋古文運動中的一員健將，也是由漢唐注疏之學向宋明新儒學轉變過程中的一位關鍵人物。歷代對他評價較高。晚唐才俊杜牧將韓愈與杜甫相提并論，認為韓文與杜詩代表最高成就，故稱“杜詩韓筆”。北宋文豪蘇東坡則力捧韓愈，稱之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并對其中《祭十二郎文》給予高度評價，說，“讀《出師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不下淚者，其不孝；讀《祭十二郎文》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友。”近人大學問家陳寅恪則從六個方面贊頌韓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貢獻：一、建立道統，證明傳授之淵源；二、直指人倫，掃除章句之繁瑣；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呵詆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效用；六、獎掖后進，期望學說之流傳。 那么韓愈到底是怎么樣的人？對中華文化史做出怎樣的貢獻？本文將娓娓道來，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韓愈。 一、韓愈的跑官生涯 韓愈家道中落，三歲時父親就成為地下工作者，所以放養在大哥韓會家。大哥和大嫂對韓愈非常關心，不但在生活上照顧韓愈，而且教韓愈讀書寫字，希望他長大能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政治高級動物，因此，韓愈7歲的時候，已經能背誦許多詩文，還會寫一些文章了。不幸的是，韓愈的哥哥韓會因病早逝。當然令人感動的是，他的嫂子不離不棄，沒有放棄對韓愈的教育，繼續教授韓愈讀書寫字。 唐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十九歲的韓愈懷著經世之志遠大理想，進京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韓愈自視甚高，其作品《馬說》所言的千里馬實為韓愈自喻，他認為自己滿腹經綸，應當給予高官厚祿。因此，他提出日行千里的馬，有時吃一頓就要吃盡一石的糧食，喂馬的人不按照它日行千里的能力來喂養，就難以日行千里了。韓愈這匹千里馬，因為家庭條件不好，確實吃不飽。為此，韓愈認為尋找到人生中的貴人——伯樂相當重要。 那么，這個自視甚高的韓愈公務員考試怎么樣？一連三次告失敗，直至貞元八年（公元792年）第四次進士考試才考取，那一年韓愈25歲。中唐時期，考個進士挺很不容易，因為編制控制得相當嚴格，屬于千軍過獨木橋，韓愈能在25歲考中進士已經屬于幸運了。原因是唐開元以后，全國參加制科的人“多則兩千，少猶不減千人”，而“所收百才有一”。孟郊45歲才考上進士，為時猶未晚也，得意忘形之下就寫下了《登科后》一首：“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中年孟郊考取功名也不算“杯具”，大多數人則是皓首窮經，至死未能考中。可謂人生有限，而考試無限！ 按照唐代公務員管理制度，考上進士離國家公務員還有一步之遙。唐代的科舉制是一項非常嚴格的公務員選拔制度，有非常嚴格的程序，考入進士，除非是前三甲，可以直接做官，但品秩不高，得從基層做起，官職在八品，相當于現在的副處（縣）級干部。如果沒中前三甲，還得進行公務員專業素質培訓，相當現在的“黨校培訓”，培訓時間較長，一般三年，最后由吏部（組織部）進行測評，按照能力落實工作，這叫銓選。可惜，韓愈這匹千里馬，因家庭經濟條件不好，沒有夜草吃，自己肥不起來，自然是肥不了關鍵的人，所以工作遲遲得不到分配。 韓愈自從到京師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因為家里窮，來回資費都成問題，為了省去來回的盤纏，就做了“京漂”。這段日子相當艱苦，最后餓昏了頭，就去攔北平王馬燧的行駕。為什么去攔他嗎？因為韓愈堂兄曾做過馬燧的屬下，并隨馬燧出征吐蕃時戰死，大概是這一層關系，馬燧非常照顧韓愈，將他帶回宅邸，提供他吃穿住用，還讓他兩個兒子跟隨韓愈一起讀書。誰知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馬燧一命嗚呼，韓愈連乞食的地方都沒有了，如果吏部再不落實工作，怕是要餓死街頭了。而這幾年來，韓愈眼睜睜地看著和他一起考中進士的人一個個地被選拔走，正式光榮地成為國家公務員。看久了，就看出門道了，原來要實現這最后“質的飛躍”的“隱性規則”，就是遞“行卷”給權貴，然后由權貴充當伯樂舉薦。這“行卷”明著說是個人作品集，暗著也可以是金玉書畫。韓愈一臉酸菜相，吃飯都成問題，怎么去弄這金玉書畫？他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自己的作品集。于是，韓愈決定放在手頭一切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到京城權貴家門口活動，望能敲門求見生命中的貴人。然而不是金磚做成的敲門磚，是敲不響更敲不開門權貴之門的，結果很“杯具”，一扇門都未能為韓愈敞開。 怎么辦？韓愈這千里馬沒夜草也罷，早就是連白天的草料都沒服，再耗這樣耗下去，千里馬就要餓死了，決不能坐以待斃。韓愈想，我敲不開你的門，我就鴻雁傳書，把自薦信送到你書桌前。寫自薦信，成本低，不就是幾滴墨水、幾張紙，外加一個信封的事，我也不怕你不看，第一封沒有回音，就寫第二封；第二封仍是石沉海底，就繼續寫第三封，我就這樣鍥而不舍地搔擾你，即使你不打開信，也要讓你記著我韓愈的名字。而且，只要是能夠說得上話的權貴，我韓愈都寫給你們，宰相那邊那是必須的，皇親國戚更不能少，甚至連郡守令尹也行，我這叫廣撒網，只要網到一個伯樂，就是一大收獲。經過這么個操作，窮書生韓愈終于修成正果，他人生中的第一個伯樂出現了，那就是宰相董晉。 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七月，董晉以宰相兼領宣武軍節度使赴汴州任上，趁機叫上韓愈打下手，他奏請朝廷給韓愈一個秘書省的九品校書郎身份，兼任汴州幕府做觀察推官。這個職務相當于地方中級法院院長。雖然幕府不算是國家公務員編制，但可以參照國家公務員給予俸祿。而且這些幕府工作人員，收入還挺不錯，情況跟現在公務員類似，街道或者鎮政府油水倒多。 韓愈做了將近10年的“京漂”，現在好歹混到了份公差，再也不用乞食于人了。更喜人的是，他到處寫自薦信，不僅讓他攀上了董晉這位伯樂，而且打響了自己在京城的知名度。為什么這么說呢？且聽筆者分析：收到韓愈自薦信的權貴們，第一封信，大部分都會拆開一來看，且當笑料讀之，因此對韓愈初有印象；第二封信，一看落款人是韓愈，不拆信也知其中內容，對韓愈這兩個字眼熟了；第三封信，又是韓愈，便想這小子還真能寫，一而再再而三地寫個不停了，領教，算你狠！于是，長安城的權貴們普遍認為，韓愈是寫文章的高手。另外，韓愈寫自薦信的目的是想取得伯樂的賞識，文章必須賞心悅目，構思要精巧，言辭要懇切，馬屁要拍到實處，這自然很鍛煉文筆的。經過這一段魔鬼般訓練，韓愈筆力非凡，遣詞造句修煉成精了。這叫“無心插柳柳成蔭”，韓愈的名聲飄出了長安，飄到了洛陽再飄到了汴州，況且韓愈以進士的身份從長安到達汴州，當然算是文化名人。韓愈拿到了不菲的工資待遇，手頭闊綽起來，想到自己原來乞食的艱難，開始回報社會了，對前來交游的文人士子給吃給喝，表現得很有大哥氣派。落魄的江南才子孟郊聽說有這么冤大頭，于是前來投靠，兩人一交談，相見恨晚，決定組建一個文學社團，于是韓孟詩派終于誕生了。所謂學而優則仕，那么仕而閑則教，這時期，韓愈開始好為人師，工作之余指導李翱、張籍等青年才俊學習古文創作。 在汴州混吃混喝，物質生活改善，文化生活更是豐富了。誰知瀟灑了三年，這董晉一命嗚呼了。韓愈深感董晉的知遇之恩，特地護送董晉靈柩去洛陽，所幸的是，他的義舉讓他避過一場兵變，而他的同僚兼朋友陸長源、孟叔度不幸罹難，這大概就知恩圖報者，天佑其人。由于這場兵變，韓愈的家人南逃至江蘇彭州，韓愈得知情況后，從洛陽出發到徐州地界，經人介紹認識了徐建封。 徐建封是文武全才，知道韓愈在董晉手下干過革命工作，又聽說過能寫一手好文章，于是叫韓愈擔任徐州節度使推官。如此一來，韓愈生活又有保障了，自然對張建封感恩戴德。誰知韓愈在徐州沒呆上一年，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這張建封因年事已高，也壽終正寢。 兩個伯樂相繼辭世，韓愈舉目四顧，周邊再無有德高望眾的伯樂了。生計又成問題，這可怎么辦？韓愈想想這做外官，油水雖是高了點，但公務員的編制始終沒法解決，沒有編制就不能考慮什么行政級別，總不能總打外圍戰，還是回到長安，從長計議吧。于是，韓愈再次回到長安，等待吏部的工作分配。 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冬天，韓愈參加吏部組織的中央機關干部選聘。這時的韓愈已不是一張白紙，給董晉和張建封打過下手，這兩位都出將入相的名臣、重臣，很有口碑，雖是乘鶴西去，但余威尚在。幕府的工作經歷無疑大大提升了韓愈的能力分。再則，韓愈去年護送董晉靈柩入洛的行為，著實給韓愈加上不少道德分。還有韓愈組建了文學社團，擔任社長，早已是名聲在外的文化名人。這一回如果吏部再不分配工作，那實在是說不過去。因此，第二年即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韓愈通過了吏部的政審考察。 那么具體叫韓愈做些什么呢？吏部官員傷透了腦筋，直到這年的秋末才決定下來，考慮到韓愈是以寫自薦信而聞名的，號稱“長安一枝筆”，而且搞了一個詩人沙龍，有聲有色，很有氣候。既然如此，那就量才而用吧，就叫他到國立大學報到，職位是大學教授，即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正七品上階的官職，列編中央機關人員。對韓愈來而言，這個職位是相當合適的，有利于他開展教育事業和推進他的新古文運動。 新官上任，勤于執教，并且將自己的教育心得寫了篇學術論文《師說》。這時，要職位有職位，要學術成果有學術成果，可以名正言順地招收門徒了，一時“韓門第子”廣布于長安。 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冬天，韓愈四門博士滿屆，韓愈在想，我總不能就這么點出息，寫寫文章，帶帶學生，做個大學教授就心滿意足了，“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我可是貨真價實，應該賣個好價，做個大學教授太委屈我匹千里馬了，我呢應該走到李老板德宗的面前，參政議政，建千里之功啊。于是，韓愈又操起老本行，如雪片般地向權貴們寫舉薦信。廣撒網后，身為皇室貴胄的京兆尹李實看到韓愈如此肉麻地吹捧自己，很受用，決定助韓愈一臂之力。所謂做得好不如馬屁拍得好，在李實的運作下，韓愈轉職為監察御史，這正八品下的官職，但職位特殊，屬于皇帝近臣。如此看來，對人說好聽的，有時還真能得到實惠。 進入御史臺后，韓愈就認識了柳宗元和劉禹錫。韓柳劉三人詩文俱佳，年紀相仿，文名相當，自然同氣相逑。他們三人一邊是搞政治，上書諫議，監督百官；一邊是搞文化，討論創作技巧，大刀闊斧地推行古文運動。 韓愈性子鯁直，在其位謀其政，積極發揮監察的作用，看到關內百姓饑旱，便上書《論天旱人饑狀》，特請李老板德宗寬徭役、免田租，以安京師；看到宮市為禍民間，便上書《論宮市》，極論宮市之弊，希望李老板能夠下令廢除。可是問題出來了，首先你反映關內百姓饑旱，賑災不力，李老板德宗問起責來，首當其沖是你恩公李實大人。李實心里發狠，心想：韓愈啊韓愈，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不要弄錯是我對你舉薦有功，而你恩將仇恨，純屬白眼狼，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能把你舉薦到李老板德宗跟前，同樣也可以把你踢到十萬八千里之外，去一邊涼快。再者你反映宮市之弊，宦官勢力早已坐大，連皇帝的廢立他們都插得上手，豈能得罪？如此一來，韓愈腹背受敵，朝堂之上有奸臣攻訐，宮闈之內又有閹黨進讒。再者，韓愈說這是荒政，那是弊政的，指指點點，李老板德宗在這個領導崗位上好歹也干了二十幾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當然喜歡聽到天下升平的話，怎么在你口中都成了民不聊生了。于是，韓愈已無法容身于長安城，貶詔就下來了，這一貶啊，就貶到十萬八千里之外的連州陽山縣。陽山縣在廣東，那時的廣東，相當于現在中國的西部，需要大開發，韓愈搖身一變，成為“援粵干部”。 援粵一年后，李老板德宗壽終正寢，光榮地成為地下工作者，新老板順宗正位繼大統，大赦天下，遠在陽山縣的韓愈列入召回的名單。于是，韓愈從連州陽山縣趕往江陵等候新的工作安排。為什么到江陵？那時候的行政區劃跟現在不同，連州歸江陵府管轄，所以要到江陵去候命。誰知到了江陵，因為朝中“永貞革新”失敗，新老板轉眼間變成了過期老板，給人請了下去退居二線。這樣，韓愈就滯留在江陵，沒辦法，先權作荊南節度使裴均的幕府，擔任法曹參軍一職。為什么可以擔當法曹呢？原因當然是有過類同的工作閱歷，曾在董晉手下做過觀察推官。 在江陵潛伏了將近一年，韓愈明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大聲地宣告自己與永貞革新派勢不兩立。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六月，韓愈終于奉召回到長安，官授權知國子博士，也就是代理教授，這國子博士比國子四門博士待遇要好，國子博士教的五品以上大員及郡縣公的子孫學習典籍，而國子監四門博士教的只是七品以上官員及有封爵的子女們學習基礎課。但時隔不久，因長安有人對韓愈的文章說三道四，韓愈怕再遭非難，便主動申請去東京洛陽的國立大學分校任教，避開長安這個是非之地。韓愈的請求很快獲得了朝廷的批準，于是他潛心從教，教而閑則從事文學創作，約40歲時，韓愈轉正，成為“真博士”，兼從六品上階的都官員外郎。大約42歲時，韓愈升為正五品上階的河南令，繼續留任洛陽。在這期間，他廣交朋友，名聲響亮，號稱“文章巨公”。當然生活條件更為改觀，有工資拿，又有可觀的潤筆費可收。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李老板憲宗知道韓愈舞文弄墨，吟詩作對，很有一套，便派他去編史書去撰修《順宗實錄》。從隋唐以來，實錄均由官修，每當某個皇帝去世，即由繼位者指令史臣撰修先皇一朝的實錄，一般由宰相擔主編的。撰修這《順宗實錄》還真棘手，原因是前任老板順宗只做幾個月的老板，主要政績就推行了“永貞革新”，成為過期老板還是現任老板請下來的。韓愈心想，寫好這個實錄必須得按照現任老板憲宗及諸內、外大臣的意思，其實是清算“永貞革新”王叔文集團為主要政治目的，同時還要維護當權各方的政治利益，他要褒贊順宗必及王叔文等，清算王叔文等又必及順宗，怎么拿捏都成問題。而且最重要的是，一旦寫到王叔文，必須殃及好友柳宗元、劉禹錫等。 這可怎么辦呢？向來下筆千言的韓愈頓時表現扭扭捏捏，無處下手。他把這個意思轉達給了柳宗元。柳宗元倒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勢態，要求韓愈寫，實事求是地寫，因為柳宗元知道韓愈的骨子眼想什么？你不是跟我同氣相逑嗎？也提出過罷宮市，更知道潘鎮對中央政府的威脅，況且我是你的朋友，我倒要看看你這個文章巨公怎么評價永貞維新，怎么評價我柳宗元。韓愈無奈，硬著頭皮上，直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韓愈才算完成了李老板憲宗的差事。憑心而論，韓愈這個永貞革新的局外人，還算比較冷靜、客觀地記述了順宗一朝的政事。對于《順宗實錄》，柳宗元還是認可的，認為韓愈有史家風范，要不然柳宗元也不會在死之前特意關照劉禹錫請韓愈為他寫墓志銘。 第二年即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因為順利完成李老板的編史任務，韓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誥。考功郎中屬吏部，主管官吏考課之事及主持省試進士的監考工作，同時負責起草制詔，屬于李老板憲宗的侍從官了。在李老板跟前混個眼熟，升官也快，第二年即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晉身為正五品上階的中書舍人。但沒將中書舍人的位子坐熱，便調至正四品下階的太子右庶子，官價雖上了半階，卻因非顯要位置，所以是明升實降。為什么呢？韓愈這匹千里馬因為尋找伯樂太多，阿諛奉承之辭太濫么。當年韓愈江陵任法曹參軍時，頗得荊南節度使裴均優待，而裴均的兒子裴鍔卻屬于“高衙內”的類型，名聲不佳，韓愈在為裴均所寫的的一篇序文中對裴鍔也很尊敬，結果遭到同僚的攻擊。看來主動出擊跑官，還是需要有點遠見的，先是李實那里，落個了恩將仇報的惡名，再是裴鈞那里，落了降職處分。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安徽淮西再度發生吳元濟叛亂，朝廷委派宰相裴度臨時就任淮西節度使，裴度上表朝廷請韓愈以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正五品上階）的名義隨行，并委以彰義行軍司馬，駐守蔡州。就在這一年，裴度平定淮西之亂，韓愈因平定有功，又升官了，叫他做正四品下階的刑部侍郎，相當司法部副部長。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李老板憲宗派遣使者去鳳翔迎佛骨，京城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高舉孔孟思想旗幟的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書《論佛骨表》，不合時宜地激烈批評李老板憲宗，其語氣過激，惹得李老板盛怒之下要殺之而后快。幸虧，韓愈這幾年在長安人望不錯，宰相裴度、崔群極力勸諫，而朝中大臣紛紛磕請李老板三思。李老板才漸漸平息雷霆之怒，免了韓愈的死罪，貶到嶺南道做潮州刺史。 潮州刺史正四品下階，是地方行政長官，職級大概相當于現在的地級城市市長的行政級別。韓愈寫詩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便前往潮州任上。這潮州比起連州陽山縣更遠，更是蠻荒。這是韓愈第二次被趕出中央政府，成為“援粵干部”。 韓愈一到潮州任上，就給李老板憲宗上表承認自己的態度，并請求寬恕，語氣相當謙卑、誠懇。憲宗閱罷，果然心軟了，便準備召回韓愈。誰知朝中宰臣皇甫镈一向嫉恨韓愈的狷直，怕李老板憲宗重新啟用韓愈，便率先進言說，“愈終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意思就是說，韓愈畢竟太無法無天，不大聽話，說話不大和諧，就調換個好一點的省份就行了。于是，當年底韓愈轉任袁州刺史，袁州雖也屬“下州”等級，但在江西宜春已屬中原，比起廣東潮州而言，地理及物質條件就稍微好些。 不過，在李老板憲宗心目中，韓愈還是很有學問與才干的，他讓韓愈在袁州刺史的任上過渡了很短一段時間，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九月，將他調回京城，升任為從三品的國子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也就是國立大學校長兼教育部長之職。 這一年李老板憲宗被宦官陳弘志給咔嚓掉了，杯具性地成為皇陵的地下工作者，這樣新的李老板穆宗上臺。新任老板總會弄些彩頭，添點喜氣，因此，長慶元年（公元821年），韓愈轉任兵部侍郎，相當于國防部副部長。作為國防部副部長，總得搞出點政績，長慶二年（公元821年），韓愈單身匹馬，冒著風險赴鎮州宣慰亂軍，史稱“勇奪三軍帥”，他不費一兵一卒，化干戈為玉帛，平息了鎮州之亂。因此，這年九月轉任吏部侍郎，吏部比起其他各部，權重位顯。長慶三年（公元822年）六月，韓愈擔任三品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這期間，莫名其妙地卷入到了一個黨爭的陰謀中。 讓韓愈擔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其實是“牛李黨爭”陰謀中的一環。這個陰謀是針對御史中丞李紳的。當時李老板穆宗有意重用李紳，宰相李逢吉和牛僧孺為了阻止李紳的升遷，有意提拔鯁直的韓愈擔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這個兼任的御史大夫并非去御史臺上班管事，而只是一種地位的象征。這件事的關鍵一點就是韓愈兼任的御史大夫這個職銜，按照唐朝的制度，御史臺的官員是中央監察官，叫做臺官。而京兆府的官員要參謁御史臺的官員，叫做臺參。不僅要臺參，在正常情況下，京兆府的官員即便是京兆尹在路上行走時見了御史臺的臺官都要自行避讓的。 這樣一來就出現一個矛盾，按照制度京兆尹韓愈要參謁御史中丞李紳，但韓愈兼任著御史大夫，從官制上講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領導，讓領導參謁下屬又講不過去。于是，李逢吉和牛僧孺以李老板穆宗的名義下了一道敕令，特許韓愈不用臺參。當然這個特例只是針對德高望眾的韓愈一個人，下不為例。 圈套由此就設計好了，它的基點是韓愈和李紳兩個人的性格。李紳性格剛急偏激，經常會因為一件小事而大動肝火。果然韓愈不臺參一事，引起了李紳強烈不滿；而韓愈的性格鯁直喜歡較真，較真的時候斥責別人的過錯不留情面，他也對李紳的言論作出強硬的反駁。 李紳和韓愈為了臺參的事爭論起來，雙方先是互相傳遞文書爭論不休，后來李紳為此上奏李老板穆宗彈劾韓愈，韓愈則用李老板的特許敕令為自己辯護，整個事情鬧得是滿城風雨，人們都知道京兆尹和御史中丞吵了起來。這時候，李逢吉等人便以解決御史臺和京兆府這兩個部門的不團結問題為由，雙雙免去了各自負責人的職務，韓愈轉任兵部侍郎，李紳出任江西觀察使。這個處理結果后來作了更改，李紳出京赴任前面見李老板穆宗為自己作了辯護，李老板讓他留在京師當了戶部侍郎。韓愈也面見了李老板穆宗，穆宗問他你和李紳爭來爭去的是怎么一回事，韓愈也為自己作了辯護，于是他又回到了出任京兆尹之前的崗位繼續當吏部侍郎。在唐朝，吏部是中央六部之首，而在中晚唐各部的尚書多為論功行賞之任，真正管理各部事務的是侍郎。 莫明其妙的卷入一場紛爭使得韓愈心神疲倦，再加上他也是服用丹藥愛好者中的一員，身體受到損傷。心神和身體的原因使得韓愈抱病在身，已經不能履行正常的公務，這時韓愈想，自己官至三品，可稱立功；著作等身，可稱立言；倡孔孟之道，可稱立德，已是功成名就，人生如此，夫復何求？可以身退了。于是，便在長慶四年六月請了長假回到城南莊養病。 韓愈總結為官一生，深知仕途不易，深有感觸啊，于是總結道：“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茍如是，其于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這是他跑官的心得。他這一輩子在仕途上頻繁地升來降去，多因其狂狷的脾性、激烈的諫言、找錯靠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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