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轟動上海的“愛棠村血案

 顧順章的叛變使中央機關面臨滅頂之災
  1931年4月下旬，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發生了一件極為震驚的事件，那便是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送張國燾去鄂豫皖根據地后，在武漢被捕叛變。

  顧順章又名顧鳳鳴，化名黎明、張華等，上海籍人，早年曾任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事務員。后去德國留學，回國后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1927年2月，任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參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長期負責黨的保衛工作，是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

   顧順章了解許多黨的重要機密，掌握極少數人才知道的中央機關和許多中央領導人的住址，也熟悉黨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由于顧順章被捕叛變是在武漢，黨中央沒能立即獲悉。顧向國民黨當局建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值得慶幸的是，這個極端機密而重要的情報，被我黨打入國民黨中統當機要秘書的錢壯飛獲悉了，他立即派自己的女婿連夜從南京趕往上海，報告中央特科負責人李克農并轉報中央。 

   形勢岌岌可危，如果顧順章的建議得逞，對中國革命帶來的打擊將是不堪設想的。而時間又如此緊迫，要在白色恐怖下做到大規模的秘密轉移，任務自然十分艱巨。在這危急時刻，掌管中央情報工作的周恩來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協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銷毀大量機密文件；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迅速轉移，并采取嚴密的保衛措施；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系；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當夜，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國際機關全部搬了家。據聶榮臻元帥后來回憶說：“當時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系的關系都切斷。這兩三天里真是緊張極了，恩來和我們都沒有合眼，終于搶在敵人前面，完成了任務。”（聶榮臻：《學習恩來的優秀品質，繼承他的遺愿》，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頁。）在周恩來等人周密組織下，使中央機關避免了一次后果極端嚴重的大壞。            

   既便如此，中央機關仍然面臨著滅頂之災的威脅。顧順章被捕后馬上供出了黨的總書記向忠發右手一指半截的特征，隨后向忠發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向忠發被捕后旋即叛變，但兩天后仍被國民黨槍殺于龍華監獄。已被捕在南京獄中，但未暴露身份的惲代英和正在香港活動的蔡和森等黨中央負責人，也都先后被顧順章出賣而遇害。                        

 黨內人士相繼被捕叛變成為黨的秘密機關最大威脅

    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變后，在滬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中，處境最為危險的首屬周恩來。作為大革命時期著名政治活動家，國共雙方的許多人都與其相識。顧順章、向忠發與周恩來是中央特委的三位領導人，平時朝夕相處，相互之間的生活習慣、活動規律幾乎都了如指掌。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不得不更加隱蔽自己的行蹤，同其他領導人互不往來。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盡快進入中央蘇區，在暫時還未能進蘇區前，先行隱居起來。

    與此同時，為盡快脫離險境，中央機關的實際總負責人陳紹禹（王明），經共產國際批準再次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臨行前，由他提議并指定博古（秦邦憲）、洛浦（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趙容（康生）、陳云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前三人為常委，年僅24歲的博古負總責。不久，博古、張聞天、陳云先后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趙容（康生）繼陳紹禹（王明）之后，也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副代表。留在上海的盧福坦、李竹聲、盛忠亮三人，一年之內也先后被捕并叛變。黨內人士接連不斷的被捕叛變，對黨的秘密機關構成最大威脅。正如李維漢后來回憶說：“在我們開始留守中央時，黨內存在幾個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首先是在嚴重白色恐怖下，黨的組織在幾個月內遭到了幾次重大的破壞。……我們考慮，黨組織遭到重大破壞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反動統治階級的猛烈進攻，但我們黨的組織不適應于秘密工作的環境，以及叛徒的告密，乃是黨組織遭到破壞的關鍵。（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頁。）

   中共中央對顧順章叛變所造成的危害恨之入骨，決定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對顧順章發出“通緝令”。1931年12月1日發布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通緝令歷數顧順章的種種罪行，并稱:“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級蘇維埃政府，紅軍和各地赤衛隊，并通告全國工農勞苦群眾: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在蘇維埃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應將他拿獲交革命法庭審判；在白色恐怖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每一革命戰士，每一工農貧民分子有責任將他撲滅。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這份特殊的“通緝令”，可以說是對顧順章下了“格殺勿論”的嚴令。在我黨的歷史上，由中央政府對一個叛徒發布這種“格殺勿論”的通緝令，絕無僅有，實屬罕見。                                   

 《愛棠村事件》是對顧順章囂張氣焰所采取的非常措施

   顧順章的被捕叛變可以說是遲早的事。1927年夏，黨中央從武漢遷滬后，顧順章因熟悉上海社會情況，手下又有一批武裝弟兄，決定由其負責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是中央機關中開銷最大的部門，秘密活動的特點又使人難以監督其花銷。顧順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動期間日益放縱，甚至發展到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當時主管情報工作的周恩來對顧順章的腐化已有所聞并提出過批評。                                                

   顧順章叛變后，臨時中央及時調整了中央特科的領導成員，派陳云、趙容（康生）和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潘漢年領導特科工作。中央特科縮編為三個科：一科（總務），二科（情報），三科（行動）。科長分別由陳云、趙容（康生）和潘漢年擔任。顧叛變后，還不斷設法聯系其親屬故舊，尋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鑒于顧的窮兇極惡，在躲避過敵人第一波搜捕后，臨時中央決定對叛徒顧順章給予嚴厲懲治，通俗地說，就是誅其九族。                   

   過去顧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機關負責做飯、看門和采買，而且顧叛變后，他們的感情和立場都還在顧的一邊，特別是臨時中央機關轉移后，顧的親屬也知道了新址，并寫信向顧順章告密。經臨時中央反復斟酌，既然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無法囚禁他們，放其出走又會使中央機關遭到新的破壞，決定對顧的親屬采取非常措施，以絕后患。 

   1931年5月一個夜晚，周恩來、趙容（康生）率領原先與顧無私人關系的洪楊生（此人后在長征時叛變，80年代由上海政協供養負責寫特科史）、陳養山（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等隊員十數人執行這一任務。他們分乘兩部出租車來到顧順章家——上海威海衛路（今威海路）802號。當時顧順章家中有顧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以及湊巧來此搓麻將的原黃埔軍校學生斯勵夫婦。行動前中央特科考慮，在鋤奸中如果用刀會見血，且血跡也不好處理，如果動槍會出聲，而且顧家又位于租界。為做到悄無聲息，決定執行時均采取繩勒方式，勒斃后將尸體運至愛棠村挖深坑掩埋。此次行動共鏟除顧家屬十余人，總之在場的成年人無一幸免。但對顧家的兩個未成年人，即顧的女兒（顧利群）和顧的小舅子（張長庚），周恩來卻動了惻隱之心，在行刑前否決了康生統統殺光的提議，放了其生路。

   據陳養山后來回憶：任務完成后，周恩來表情凝重地望了望康生，像是自言自語地講：“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萬不得已，采取這樣的極端措施，不知今后歷史將怎樣看待我們？”殊不知被放掉的張長庚，后來竟給鋤奸行動留下了隱患。這說明在那種令人難以理解的殘酷斗爭時期，的確不能心慈手軟。 張長庚于80年代初撰文講述了童年時出于無知惹下的大禍。他回憶說：“1931年5月初自己被莫名其妙地送回家，姐夫顧順章便來詢問其他親屬的下落，他回答說不知道。于是顧唆使張每天站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認識的熟人，欺騙說這樣便能“找到阿姐”（即顧妻張杏華）。張連日在街上悠轉，一天傍晚終于看到自己熟悉的，代號“老先生”的特科人員王世德騎自行車經過，馬上以兩只小手揪住不放并問阿姐下落，身后跟著的特務隨之一擁而上將其逮捕”。王世德被捕后旋即叛變，詳細供出誅殺經過，并帶租界巡捕、國民黨特務以及顧順章等前往掘尸。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愛棠村37號、33號，在膠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號，在新閘路，麥特赫斯脫路陳家巷91號，經一周挖掘，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一時間，上海報界轟動，《時報》、《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競載新聞，刊登照片，報道顧順章家屬被處死的祥情。成為當時轟動整個上海乃至國內的“愛棠村掘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