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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公元1931年的春天，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實在是一個多事的、艱難的、危機迭起的嚴峻時刻。 1、非正常“中央全會”新年伊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東方部副部長、“欽差大臣”米夫便用秘密串連和突然襲擊的手段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  此次會議是在很不正常的情況下進行的：
會議的操縱者還非法地臨時決定讓不是中央委員的一批與會者享有表決權。 本次中央全會的唯一實質性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讓米夫的忠實追隨者陳紹禹（王明）等人奪取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把原先不怎么聽話的些中共中央領導人趕下臺。 結果經過整整一天(15個小時)的激烈較量，米夫及其追隨者們如愿以償，王明這位唯米夫之命是從、原來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黨棍式的人物成了中共實際上的第一號領袖人物。 由此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給中共的生存與發展帶來了毀滅性打擊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統治。 四中全會勉強通過決議的第二天，即1月8日，以羅章龍為首的中共中央部分領導成員就召開了一個“反對四中全會”的會議。 要求共產國際另派代表來華指導中共的工作，另行成立中央。中共陷入了分裂的危機。 九天之后，即1月17日。一批著名的共產黨人正在東方旅社集會時，突然遭到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襲擊，當場就有36人被捕，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何孟雄就是反對四中全會，反對米夫和王明的代表人物之一。  東方旅社事件的發生，至今也一直是歷史學家們仍未解開的謎：
眾說紛紜，迄今似乎尚無定論。 嚴酷的事實是：
東方旅社事件及其24名被捕者的被殺害，對中共無疑是又一個沉重的打擊。 2、顧順章叛變的后遺癥但是，對中共的一個更大的打擊，還是在4月下旬及其之后的一段驚心動魄、險象環生的時刻。 4月25日，中共中央最高保衛機關一中央特科負責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的特務所捕獲。 這位工人出身，1924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經在莫斯科受過專門培訓、在1927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時擔任過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被認為是精明強干的中共領導人物，被捕后未經任何嚴刑逼供，就叛變投敵，并決心用出賣共產黨的大量核心機密來換取國民黨政府對他的重用和獎賞。 多虧周恩來的遠見卓識，早在兩年前就已經部署了一項對付當時國民黨唯一的特工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措施：派遣情報干部秘密打入了調查科的內部。  顧順章被捕叛變投敵的消息，就是由打入調查科內部，并當了調查科科長徐恩曾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利用職務之便，搶在敵特機關行動之前將這一絕密情報送到了中共中央特科，從而為中共中央采取反措施贏得了必要的時間，這才避免了國民黨特工機關和顧順章聯手“一舉摧毀”中共中央機關和“一網打盡”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圖謀。 當徐恩曾親率他的兩位高級助手張沖和顧建中趕到上海，按照顧順章提供的一長串的重要機密地址突然搜捕時，中共中央的重要機關和中央一批重要領導人物的住所早已人去樓空。 在周恩來的親自策劃下，中共中央重要機關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住所，都已搶在徐恩曾的前面撤退轉移了。 顧順章的叛變，對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確實是一個嚴重打擊。
原因在于，向忠發只是一個掛名的總書記，并沒有掌握多少實權。他所知道的核心機密也有限。處理向忠發被捕叛變后的善后事宜相對說來比較容易，和向忠發有直接聯系的人轉移一下就行了。 而顧順章卻是一個握有很大實權、掌握著中共中央最多核心機密的中央特科的主要負責人。精明過人，素以沉著冷靜著稱的周恩來在聽到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消息后，著實感到震驚和憤慨，并且據說是“痛苦萬狀地嘆了口氣”。 周恩來的震驚和痛惜，大抵包含了兩層意思： 一是，顧順章原是南洋煙草公司的產業工人，經過中共的長期培養，又經過三次武裝起義和“四·一二”事件的嚴峻考驗。 這幾年一直受到周恩來的重用并已成為他的一位重要的助手。  顧的叛變首先是對周恩來個人的一個打擊。 二是，中共中央最高保衛機關一中央特科自1928年春天建立以來，經過三年多時間的艱巨努力和磨礪，好不容易地形成了現在這樣較為完備的規模，并且正在發揮著越來越有力的作用。 現在，由于它的實際負責人顧順章的叛變，特科組織可以說是面臨瓦解的局面：
鑒于顧順章的教訓，此后在用人和工作方法上都必須有一些新的思路，采取若干新的措施，以便使中央特科這個中國式的“契卡”——中共中央機關的一只“鐵拳頭”能夠在短期內恢復活力、正常運轉并發揮更大作用。 顧順章事件發生后，雖然王明、博古這些人對周恩來等原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用人不當”頗有微詞，但他們除了空喊幾句“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口號外，是什么實事也辦不了的。重新組織中央特科的重任，仍然落在了周恩來這位任勞任怨的真正革命家的肩上。 3、如何善后？1931年5月，在顧順章事件發生后的很短時間內，經過周恩來的周密策劃與安排，新的中央特科機構迅速改組重建，并立即投入了工作。 改組后的中央特科任務未變，仍以“保證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電臺”等為其主要職責。 但它的領導力量卻是更加充實和加強了。 在周恩來的直接指導下，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
特科總部下設四科：
在這個新組建的特科領導班子中，陳云的資歷最老、實際斗爭經驗也最豐富。  他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和黨的組織工作，當時已是中央委員，調他出任特科的主要領導無疑是很合適的。康生出身于中共實際控制的上海大學。 1925年起就擔任中共滬東區委書記、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秘書等職，并且顯示了很強的組織工作能力。當時已是中央組織部長。 他被選調到中央特科參與領導工作，并兼管紅隊，也是順理成章的。 4、潘漢年是誰？惟有潘漢年被選調到中央特科參與領導班子工作多少有點令人（也使他自己）感到意外。 潘漢年是個文化人，是個書生。他1906年出生于江蘇宜興縣陸平村一個已經衰落了的書香世家。自幼就聰明好學，學業長進很快。 16歲初中尚未畢業，因家庭經濟窘迫便輟學從事小學教育工作，先后在家鄉和縣城的幾所小學任教。憑著他的聰穎天資和努力勤奮，17歲那年便在宜興教育界嶄露頭角，一連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專刊上發表好幾篇研討小學教學方法和小學教科書編輯方針的文章，受到了包括“學燈”主編張東蓀等教育界名流的注意。 與此同時，由于受五四新文學思潮的影響，他又開始了文學創作的嘗試。 也是在17歲那年，他在上海《民國日報》和《時事新報》的副刊上陸續發表了新詩、散文和童話作品多篇，表現了他在文學方面的追求與才能。1925年，19歲的潘漢年從家鄉宜興到上海闖世界。 起初是在中華書局的《小朋友》編輯部謀生，第二年(1926年)春天便正式加入了著名的文學社團“創造社”出版部工作，先后參加編輯或主編刊物數種，并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了大量尖銳潑辣、戰斗色彩很濃的散文與政論文章。 從而引起了文壇的注目。在此期間，他因參加中華書局的罷工以及為營救創造社出版部同事被捕所進行的革命實踐活動而引起了中共黨組織的關注。1926年冬天被吸收加入了中共。 1927年春，他受郭沫若、李一氓的邀請，前往南昌參加北伐軍，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辦的《革命軍日報》主編。  大革命失敗后，他又回到上海繼續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學刊物的編輯工作。 數年之內，主編或與人合編刊物多種，同時發表了散文、小說多篇（部），成了文壇上的一位活躍人物。由于他的思想敏捷，性格開朗，對人直率真誠，在文化界頗有人緣，因而從1928年起就被黨組織調到文藝工作的領導崗位上。 先是到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擔任文化黨組書記，后又調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挑起了團結黨內外進步文化人、積極推進革命文學運動發展的重擔。
此后，他又代表中共參加發起并組織了其他許多的如“社會科學家聯盟”、“自由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等著名團體。1931年初，他被調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總之，潘漢年在進入中央特科之前，一直是個文化人。 其活動范圍基本上限于文化藝術界和宣傳工作領域。工作的性質與工作環境養成了他的許多文化人的品格特點與精神風貌。 5、陳賡的接班人為何是潘漢年？但是，當組織上調他進入中央特科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的保衛機構工作時，卻向他提出了一些先前不曾有過的特殊要求：
從潘漢年的個性與內心愿望來說，他對于上述這些特殊的要求是并不樂于接受的。  他在文化人的圈子里活動多年，相對而言是自由隨便慣了。他既善長交際，朋友也自然很多。現在要求他一下子就完全改變習慣，甚至改變性格，自然是極難的。 但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許下過要為黨而獻身誓言的革命者，又是處在那樣一種敵我斗爭極其尖銳殘酷的環境里，他對于組織上交給自己的工作任務以及相應提出的那些特殊要求，已經沒有選擇的余地了。 于是，服從革命需要，服從黨的要求，成了他的思想支柱和行動指針。他立即走馬上任，成了中共最早的特工機構的領導成員之一。 6、跨界的代價1931年五六月間，當潘漢年離開文化宣傳工作崗位轉入中央特科之后，他在朋友眾多的文化界一下子就銷聲匿跡了。他原先的那些朋友和同志們再也難得見到他。就像他的老朋友、和他曾經同在一個支部里活動過的著名作家樓適夷所描述的那樣：
新建的中央特科總部辦公地點，設在當時的五馬路（今廣東路)的一個寫字間。以一家煤球制造廠的名義作掩護。為了符合實際，真正起到掩護作用，由潘漢年出面在中山路找了一處廠基，并購買了機器設備，組織煤球生產。 每天上午，陳云、康生、潘漢年以及總部秘書謝德釗到總部辦公室碰頭匯報和決定日常工作。 潘漢年領導的二科，另在北京路的一個弄堂內設立一個辦公處。潘漢年和他的主要助手歐陽新每天下午到這里來碰頭。 二科的其他成員可以和這里通電話聯系，但一般不能直接到這里來見面。即使是通電話，也必須按約定的化名、暗號進行，不準在電話中公開談工作。電話內容僅限于聯絡、報警、約定見面時間、地點等。 為了有利于開展工作，中央特科采取了一系列的嚴格的安全防范措施。 所有辦公地點以及每個工作人員的家庭住址，都設有警號，以示安全與否，每次進入都必須先看警號。同時，每個人的住處都嚴格限制來往人員，非指定人員都不能讓其知道地址。 這樣做，既可以縮小可能被破壞的范圍，又可以預知因一處被破壞而牽涉到的限定范圍之內的來往人員。  為了聯系，也為了掩人耳目，以及一旦出現意外時有較多的回旋余地，每個工作人員都有化名、代號，并且不時地變換。 潘漢年在長期的情報生涯中，先后用過好幾個化名，如蕭叔安、嚴陵、胡越明等，代號卻只用了“小開”一個。 小開，是江、浙、滬地方的一種習慣稱呼，意思是指小老板、闊少爺之類。潘漢年進入中央特科時，年方25歲，年輕體面，風度翩翩，故以此代號稱之。 7、不同尋常的交接潘漢年到任之后，首先是和他的前任、原情報科長陳賡辦理接交手續。 陳賡是黃埔的高材生，因在戰場上救過蔣介石一命而受到蔣的格外器重。但陳賡信仰共產主義矢志不移，因此而更受周恩來的贊賞。他在擔任中央特科情報科長期間，做出過許多出色的成績。只因顧順章的叛變，他無法再呆在上海了。 潘漢年和陳賡交接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其主要內容就是由陳賡將他原來所管理的若干情報人事關系——移交給潘漢年，并且對這些關系人的情況作了必要的和簡要的介紹。 在陳賡移交的這些情報關系中，有兩個比較特殊的人物很引人注目：
這兩個特殊人物的關系，使剛剛走上情報工作崗位的潘漢年看到了情報工作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同時也受到了啟迪。 陳賡的移交，雖然給潘漢年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和一些重要的線索，但潘漢年所面對的畢竟只是一張已經殘破的情報關系網。 因為一些最重要和最有力的關系，都因顧順章的叛變投敵而撤退或轉移了。潘漢年很清楚自己所面臨的困難。陳賡移交的關系已經不能充分擔負中央特科所面臨的新任務的要求。 他必須開辟新的渠道，拓展通向各個方面的情報網絡。而要做到這一點，現在又更加困難。 因為顧順章的叛變，使國民黨的上層及其特務機關如夢初醒。他們沒有料到中共的情報人員竟能輕而易舉地打入了他們的上層特務機關，并且能夠隨時獲悉他們的重要機密。 他們也沒有想到，中共不但成功地讓錢壯飛等人打入到他們的內部，而且又能成功地策反、分化了他們的一些重要人物轉而為中共服務。  例如當時上海公共租界總巡捕房的華人首腦鮑君甫（又名楊登瀛），原本是國民CC系所看重的人物，后來竟成了中共特科機關的內線。 顧順章的叛變雖因錢壯飛的及時報警而使國民黨當局一舉摧毀中共領導機關的陰謀破產，但卻使國民黨當局得到一個嚴重教訓，使他們由此認識到必須加強其內部的嚴密防范措施。這是國共雙方在隱蔽戰線上的破壞與防衛工作的一次重要的歷史轉折。 顧順章的叛變，不僅是中共保衛工作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同時使中央特科的工作劃出了前后兩個不同歷史階段。 就情報工作來說，前一階段是以陳賡為核心領導的。后一階段的領導重任就歷史地落在了潘漢年的肩上。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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