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探蘇軾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

 ■ 王軍、王小平（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445000）

 

摘要：蘇軾不僅是北宋年間中國文壇上最耀眼的巨星，而且還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蘇軾的一生雖然多次受到排斥打擊，仕途屢遭貶逐，歷經許多坎坷，時時處于人生的逆境，特別是貶謫黃州期，處于一種極端孤獨與寂寞的處境，感到人生如夢，但他并未因此而對苦難麻木不仁，對加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來順受，也沒有因此否定人生，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既有儒家積極入世、剛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廣泛吸收了佛、禪、道、玄諸家超越世俗，追求藝術化的人生境界和心靈境界的人生哲學，將精神的超越作為人生的一種境界來追求和實踐，力求自我超脫，從而做到了蔑視丑惡，消解痛苦。這種執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蘊含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現，本問試從蘇軾的生平事跡和部分作品對其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進行探求研究。

關鍵詞：蘇軾  人生態度   超然物外  樂觀曠達   探求研究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蘇軾出生于一個富有文學傳統的家庭里，他的祖父蘇序好讀書，善作詩，“讀書務知大義”，“詩多至千余篇”。[1]父親蘇洵是古文名家，“為人聰明，辯智過人”。 [2]母親程氏，是一個善良而有知識的婦女，且深明大義，曾為幼小的蘇軾講述《后漢書·范滂傳》，以古代志士的事跡勉勵兒子砥礪名節。他的外祖父亦富于藏書，為蘇軾早年接觸莊子思想提供了條件。這樣一個富于文化傳統的家庭環境造就了蘇軾這樣一個著名的文學家。

當蘇軾２１歲出蜀進京時，他的學識修養已經相當成熟了。蘇軾學識淵博，思想通達，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圍中如魚得水。蘇轍記述蘇軾的讀書過程是：“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蘇軾不僅對儒、道、釋三種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認為它們本來就是相通的。他曾說“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對孔學的態度是“陽擠而陰助之”（《莊子祠堂記》）。他又認為“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南華長老題名記》）。這種以儒學體系為根本而浸染釋、道的思想是蘇軾人生觀的哲學基礎。蘇軾在儒學體系的基礎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學結合起來，各家思想對他幾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別》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輔君治國、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積習，要求朝廷“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張“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后理足而無憾”，濟時治國，“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記》）。他對待人生又有超曠達觀的襟懷，認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寶繪堂記》）。能夠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無所往而不樂”（《超然臺記》）。佛老思想一方面幫助他觀察問題比較通達，在一種超然物外的曠達態度背后，仍然堅持著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齊生死、等是非的虛無主義又有嚴重的逃避現實的消極作用。這種人生思想和生活態度，在他的創作中都有明顯的反映。蘇軾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張改革但不贊成王安石變法，因而既與變法派發生矛盾，又同維持現狀的保守派有所牴牾。再加上蘇軾為人表里澄澈，講究風節操守，不愿“視時上下，而變其學”（《送杭州進士詩序》），這就使他既不見容于元豐，又不得志于元祐，更受摧折于紹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難，仕途曲折，歷盡升沉。然而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閱歷，擴大視野，使他在文學上獲得很大的成功。
蘇軾服膺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２２歲中進士，２６歲又中制科優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奮厲有用世之志。他為人坦蕩，講究風節，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進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他在王安石厲行新法時持反對態度，當司馬光廢除新法時又持不同意見，結果多次受到排斥打擊。他在外任時勤于政事，盡力為地方上多做實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滅蝗救災，抗洪筑堤，政績卓著。甚至在貶到惠州后，他還捐助修橋二座。只要環境允許，蘇軾總是盡力有所作為。然而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謫，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４４歲時遭遇“烏臺詩案”，險遭不測。晚年更被一貶再貶，直到荒遠的海南，食芋飲水，與黎族人民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

蘇軾對苦難并非麻木不仁，對加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做到了蔑視丑惡，消解痛苦。這種執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蘊含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因而蘇軾在逆境中照樣能保持濃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作活力。

蘇軾被貶至惠州、儋州時，已是飽經憂患的垂暮之人，但創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藝術上進入了精深華妙的新境界。貶謫生涯使蘇軾更深刻地理解了社會和人生，也使他的創作更深刻地表現出內心的情感波瀾。在宋代就有人認為貶至海南并不是蘇軾的不幸，逆境是時代對這位文學天才的玉成。[3]

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經歷過許多坎坷，見識了人生路上的許多風風雨雨，同時也積累了豐富的生活閱歷。他善于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于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總是用一個哲人的眼光去審視世間的一切，用海洋一樣闊大的胸懷去包容一切，對塵世的沉浮總以冷靜、曠達、樂觀的態度對待。表現出極強的適應能力。反映了超然物外、樂觀曠達 的人生態度。并豪無掩飾的在其作品中表現出來，曾自稱：“言發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 （《思堂記》）。[4]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生在此山中。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經轉化為理性的思考。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由于蘇軾超然物外、樂觀曠達的精神，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得出。這樣的詩歌，經樂觀曠達的蘇軾微筆一點，不但優美動人，而且又極富哲理，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

又如《飲湖上初晴后雨》：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在善于領略自然美景的詩人眼中，西湖的晴姿雨態都是美好奇妙的。“晴方好”“雨亦奇”，是詩人對西湖美景的贊譽。在這些美好景色中也要有一種樂觀曠達的心境和人生態度此情次景才如此恬適清新。《慈湖夾阻風》：“此生歸路愈茫然”“人間何處不巉巖”。暗示人們不要貪戀捷徑坦途，人生難免碰上□巖逆風。這種不畏逆境，傲視磨難的精神，正是蘇軾開朗的性格和爽朗樂觀的人生態度的體現。《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等詩，融情入景，借景寫情，都顯現出作者履險如夷、破憂為喜的開闊襟懷和詩人在逆境中依然對生活充滿樂觀和自信的人生態度。

黃州、惠州、儋州，皆東坡貶謫流放之地。而黃州這座山環水繞的荒地在他的筆下卻是“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來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多石崎嶇的坡路則被寫成“莫嫌   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東坡》）,嶺南荒遠。古人莫不視為畏途。韓愈貶潮州，柳宗元貶柳州，作詩多為凄苦之音。然而當四十被貶至惠州時，卻作詩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二首》）。蘇軾能從貶謫流放的痛苦中解脫出來，以幽默的筆調化解之，表現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其樂觀曠達的精神可見一斑。這種樂觀曠達的核心是堅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運屈服的斗爭精神。所以蘇軾在逆境中的詩作依然筆勢飛騰，辭采壯麗，并無衰疲頹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這是蘇軒從儋州遇赦北歸時所作，詩中流露出戰勝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寵辱不驚的闊大胸懷，氣勢雄放。[5]

蘇軾的詞里，也同樣表現出一種樂觀曠達、超然物外的人生態度。
    如《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分謹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笑談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通過雄奇壯闊的自然美景來展現自己的人生感慨，借以表現忘懷無我、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臨江仙·夜歸東皋》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豰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定風波·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莫聽穿林打葉聲"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處的生活態度。這是一種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的大徹大悟的人生哲學。同時也體現出一種樂觀曠達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

 在惠州時，他寫下了“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觀棋》）的名句，表現了一種超然于紛爭之處的淡泊心境。道家的清靜無為、超然塵世的思想，已經體現為蘇軾的一種人生態度的曠達。即使長期身居天涯海角，他也達觀地看待身邊的一切：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減字木蘭花》）
    這是一種隨遇而安的自適的心態。在生機勃勃的大自然面前，個人的進退成敗已變得微不足道。胸中的榮辱得失之念已成為眼云煙。如《喜雨亭記》、《超然臺記》、《韓魏公醉白堂記》，或表達關心稼穡、與民同樂的思想，或體現游于物外、無往不樂的襟懷，或贊揚嚴于律己、廉于取名的風節,都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意翻瀾,發人深思。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蘇軾遭受政治迫害，貶謫到黃州已經兩年了。“長江繞廓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水中的鮮魚，山間的新筍，總之，江城的一切風物，都給政治失意的蘇軾帶來了莫大的慰藉。這時，他曾站立在江邊赤壁之上，眺望如畫江山，唱出了“大江東去”的豪放歌聲。他還在七月十六日一個幽靜的夜晚，駕舟暢游于赤壁之下的長江水面，寫下了千古名作《前赤壁賦》。作者在走出監獄到達流放地而幾乎喪失人身自由的情況下，一點也不灰心喪氣，并且那么坦蕩、曠達，具有強烈的生活信念，正是通過赤壁之游來表達對宇宙人生的見解。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蘇軾認為人對自然萬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須臾”而羨慕其“無窮”，反倒要使“無窮”的自然萬物為“吾生”所享用，從中得到樂趣。“江上之清風”有聲，“山間之明月”有色，江山無盡，天地無私，風月長存，聲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間而自得其樂。蘇軾這種宇宙觀和人生觀固然表現了他對政治迫害的蔑視，對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堅持，可是身處逆境的他依然那么豁達、開朗、樂觀、自信，不正體現他那樂觀曠達、超然物外的人生態度嗎？

綜觀蘇軾的生平事跡，以及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軾的一生多次受到排斥打擊，遭受了很大的政治磨難，仕途曲折，歷盡升沉，時時處于人生的逆境，面對這如夢的人生，他以一種全新的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積極入世、剛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與佛、禪、道、玄諸家超越世俗，追求藝術化的人生境界和心靈境界的人生哲學很好的結合，構成了蘇東坡灑脫無拘，隨緣自適，超然物外，樂觀曠達的人生哲學，“認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寶繪堂記》）。能夠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無所往而不樂”（《超然臺記》）。”[6]力求自我超脫，從而巧妙得解決了進取與退隱，入世與出世，社會與個人等的矛盾，并通過他的文學創作來表達一種對于社會、人生以及宇宙本體的思索以及他對待人生超曠達觀的襟懷和態度。

[1]曾鞏全集.卷四十三.志銘八首. 曾鞏.

[2]附錄.卷上. 老蘇先生哀詞（并引）.曾鞏

[3]中國文學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

[4]中國文學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

[5]中國文學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

[6]蘇軾評傳.曾棗莊.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