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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書是清代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其體制為分條排列，每條或述一評，或記一事，或采一詩(或數詩)，乃隨筆式。本書的編撰，旨在倡導性靈說詩論，以反對乾隆詩壇流行的沈德潛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風氣。本書于作者辭官后開始編撰，正編成書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畢沅等資助付梓。補遺則寫至作者病故為止，成書于嘉慶年間。
本書主要價值在于其所闡述的性靈說詩論。其涵義是從創作的主觀條件出發，強調創作主體必須具備真情、個性、詩才三方面要素。性靈說的真情論主張：一、真情乃詩人創作的首要條件，所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靈、真情。二、真情是詩歌所表現的主要內容，所謂“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詩的主要審美功能，所謂“圣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論乃針砭沈德潛的“詩教”說。性靈說的個性論主張：一、詩人須具個性，故稱“作詩，不可以無我”，“有人無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獨具的個性。二、藝術創作須有獨創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從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陳言為第一著。”(卷六)三、反擬古、反格調：“明七子論詩，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專唱宮商大調，易生人厭”(卷四)，此說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繼者沈德潛。性靈說的詩才論主張：一、詩人創作須具備特殊才能。“性靈”的本義即指人靈智的本性，故亦稱靈性。袁枚論詩則有“筆性靈”、“筆性笨”之分。(見《補遺》卷二)“筆性靈”則有詩才，乃針對翁方綱以考據為詩而發的：“經學淵深，而詩多澀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卷四)二、詩人創作時產生靈感現象。首先，靈感降臨時詩人處于藝術思維的高潮，“興會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靈感持續時間甚短，不易把握，當“興會已過”，化“千萬力氣”亦不易再得。 (見卷三)最后，靈感的偶然性與必要性相統一。書中引唐詩喻之：“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卷二)三、藝術表現須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籟最妙，，(《補遺》卷五)；即使對素材提煉加‘亦須不露斧鑿痕跡。四、詩歌形象要生動、靈活、有趣。書中引證楊萬里語“風趣專寫性靈”(卷一)，又一再標舉“生氣”、“生趣”(《補遺》卷三)，旨在倡導以生動風趣的形象抒寫性靈。本書的精華在于“話”’而基礎卻在于“詩”，故書中采錄了大量印證詩論的作品，不拘時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別，尤可稱道者是閨秀之什頗多。本書亦有不少詩壇掌故、詩歌本事、詩人軼事的記載，雖不無庸俗之處，但可見乾隆文化狀況的一個側面。 本書所倡導的性靈說于康乾詩壇王士鎮神韻說、沈德潛格調說、翁方綱肌理說之外，獨開生面，別樹一幟，江南江北靡然從之，并集結起性靈詩派，為反擬古、反考據為詩及使詩歌回歸抒寫真性情的軌道上來作出重要貢獻。對于本書，長時間毀譽不一。錢鐘書評本書“往往直湊單微，雋諧可喜，不僅為當時之藥石，亦足資后世之攻錯”(《談藝錄》第195一196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不失為公允之論。 本書正編最早版本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刻本，補遺為嘉慶年間隨園刻本。后來光緒十八年(1892)上海圖書集成局的《隨園三十六種》、宣統二年(1910)上海鴻文書局的《隨園三十八種》、民國上海掃葉山房的《隨園全集》排印本均收此書。此外坊間亦有單刻本，如民國三年上海寶齋書局有石印本《增圖隨園詩話》，附八幅插圖。建國后有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顧學頡的校點本，1982年重印時又附錄了滿族人伍拉納之子《批本隨園詩話》批語及冒廣生、張爾田之跋語等資料，成為通行本。1993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筆者主編的校點本《袁枚全集》，對《隨園詩話》重新校點，1997年再版曾作修訂。 《袁枚全集》校點本《隨園詩話》，以嘉慶隨園藏版本為底本，參校了《隨園三十六種》本、《隨園三十八種》本、顧學頡校點本等多種版本。本書采用簡體橫排，以1997年版《袁枚全集》校點本為基礎，并參校民國十二年上海會文堂書局本(本書按語簡稱“民國本”)，對全書重新校點，精益求精。但“校書真覺掃猶多”，金無足赤，差錯與不足之處，期望廣大讀者指正。 王英志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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