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格調·他和她
近幾年，上海街頭的流行語是“腔調”，《上海格調》作者認為“格調”不是“腔調”。“上海人的腔調，是形象；上海人的格調，是精神。”作者在書中從“日常生活”、“前世今生”、“他和她”、“未來”這幾個方面討論了上海這個城市的精神氣質，為我們總結了“上海人”的特征。本版摘錄內容選自其中“他和她”部分。
丈夫當家，老婆做主
妻子，在上海男人口中的稱呼各式各樣。
有叫“屋里廂的”、“孩子（阿毛）娘”或者“老婆”的，這就像說一件貼身的棉毛衫，散發著絲絲體溫，有攔截非分之想的作用。
也有稱“愛人”、“太太”或“夫人”的，那很像在說一件華美的禮服長裙，高貴端莊，美麗動人，有時還會激起一種占有的沖動。
其實，在上海本土方言里，對妻子還有個“家主婆”的叫法，更加神形皆備，象征了上海妻子的地位。
在上海人的戶口簿里，“戶主”通常都是丈夫。然而，了解上海家庭情況的人都知道，大多數的人家，當家的是丈夫，做主的卻是妻子。
上海女人把嫁為人妻當做改變自己命運的“第二次投胎”。她們中間，打天下的女強人很少很少。大多數認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讀書、享受，學會做個上海好女人，嫁個好人家，相夫教子，持家小康，是她們中大多數人的人生理想。
上海男人心儀的妻子，都是有教養的。如果再追溯她們的前輩，很多都是金陵女大、圣瑪麗女中或者中西女校等教會貴族學校畢業的洋學生。
上海女人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她們的女人味里，最先有了追求個性的自主性。
上海男人娶妻，更多時候是上海女人選丈夫，她們情愿守著“高價”（文化上或者物質上）當剩女不嫁，也不肯勉強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當然，上海女人一旦看中某個男人，她也會不顧一切地率性追求，直到做了他的妻子。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灘上曾流傳大家閨秀裘麗琳看戲迷上麒麟童周信芳的事。裘小姐到處打聽周信芳的為人品行，雖然知道對方已有家室，但是她還是十分滿意周信芳，想嫁他為妻。
裘家絕不允許最受寵愛的三小姐下嫁一個戲子，全族動員，規勸、訓斥、嚴加看管，不讓裘麗琳再出家門一步。
裘麗琳被關在家里，大哭大鬧都無濟于事，只好假裝聽話，趁家人管束懈怠時，她抓住一個機會，連衣服都來不及換，穿著睡衣拖鞋逃出家門，找周信芳去了。
周信芳將裘麗琳藏在蘇州，裘家人非常憤怒，揚言一定要報復周信芳。裘麗琳躲在蘇州給母親一連寫了幾封請求寬恕的信，希望父母能同意她與周信芳的婚事。
裘家不但不理會，反而登報公開譴責裘麗琳敗壞門風，聲明與她脫離關系。
在壓力與威脅面前，率性要強的裘麗琳也干脆委托律師在報紙上登啟事：“當事人已經成年，依法享有法律規定之公民權利，任何人無權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權益。”
裘家勃然大怒，利用一切關系施加壓力，想逼迫“三小姐”回心轉意。裘麗琳拖著周信芳逃離上海，開始在外埠跑碼頭唱戲為生。
直到多年以后，裘麗琳和周信芳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他們才得以重回上海。裘麗琳穿上潔白的婚紗禮服，周信芳穿起嶄新的燕尾服，舉辦了一場隆重的婚禮。
上海女人要做什么人的妻子，心里是很有主張的。所以，她們為人妻子以后，即使會收斂些清高，但還是時時能讓人感覺到她們的主意。
上海妻子總是給人嫻雅端麗、秀外慧中的印象，讓丈夫“帶得出去”、為丈夫撐足了“面子”。
許多外地人不明就里，揶揄上海男人都怕老婆。其實，在外人面前，上海妻子從來都是用忍讓柔順來襯托丈夫的威信的。
而造成“上海男人怕老婆”的感覺，或許正印證了上海妻子的精明聰慧，她們給了自己的丈夫一個萬能的擋箭牌。
丈夫在外面遇到任何尷尬為難的事情，都能用“我得回去跟妻子商量一下”，或者“對不起，我太太不同意”等理由來委婉拒絕。
上海丈夫都是樂得掛著“怕老婆”招牌進退自如的，上海妻子也總是心甘情愿維護丈夫“當家人”臉面，這種夫妻默契，即使關起門來矛盾分歧鬧得再大，外人一般是看不出來的。
雖然，跟別的地方一樣，上海夫妻間爭吵也是很普遍的，但是，上海夫妻間的相互忍讓和庇護是第一位的。
上海妻子就是情緒不好，也會在別人面前折中自己的感受，輕描淡寫一些。
她們自我調節的辦法很多，比如逛街買衣物，或者去美容院做頭發。優雅時新的服飾、飄逸靚麗的美發，能幫她們一掃陰霾，很快找回好心情，高貴自信地面對煩惱黯淡。
因此，講究形象格調的上海妻子，不管是花園洋房里的闊太太，還是石庫門弄堂的家庭主婦，走出來時，都有種香奈爾香水的派頭，暗香濃郁、瀟灑經典，似乎從來沒有頹唐落魄的時候……
上海妻子對外撐足了光鮮華麗的面子，對里也打點得十分熨帖妥當。所以，丈夫們情愿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交給她們做主。
上海妻子會過日子，不一定非物質條件優越不可。她們的“洋學生”底蘊，包括今天諳熟當代文明的修養，都有能力將平庸的“吃喝拉撒”翻出浪漫的情趣來。
不少外地（甚至外國）的男人私下里說：“娶妻過日子最好娶上海女人，中看又實用。”這個說法太直接，倒也實話實說，說出了上海妻子不但養眼，而且養生，能把小日子過得有滋有味的實情。
上海妻子在家里把丈夫伺候得舒舒坦坦、順順當當，然后放他們到外面的世界去拼搏升騰，只在對自我的光顧中尋找一分實實在在的天地。
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夫人楊鑒清，原是無錫名門楊干卿家的小姐，也曾在上海圣瑪麗女中讀過書。
楊鑒清嫁給榮毅仁為妻后，幾十年貼心照顧，兩人相濡以沫。
據說，在榮家客廳的電話機旁，敬放著一尊彌勒像。
這是楊鑒清特意放在那里的，她說，榮毅仁公務繁忙，外面常有電話來，難免會有煩躁揪心的事情。打電話時看見彌勒佛大肚能容、笑口常開的樣子，就會心情開朗些，言語也就會中聽些，不會得罪人了。
榮毅仁每天要穿的皮鞋，歷來都是楊鑒清在前一個晚上，親手上油擦亮，整整齊齊放在那里的。
有人不解地問道：“為啥你要親自擦？你家里不是有阿姨嗎？”
楊鑒清說：“我自己動手放心些，皮鞋油不能擦多了，也不能擦得不勻，我總是薄薄地勻勻地擦上一層，這樣穿起來就不會弄臟褲腳管了。”
她說：“他的皮鞋穿后，每天晚上都要給它用鞋楦楦好。他的衣服天天換洗，天天燙。衣著若是保養好了，穿得省，一點不浪費。他的衣服、鞋子都像新的一樣，一年只要添一兩雙鞋子就夠了。”
楊鑒清自己在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都擔任領導職務，但是在家里始終是一個溫存典雅的賢妻良母。可見，“家和萬事興”，上海妻子是深得其中之玄機的。
如果將上海的“丈夫當家、妻子做主”的關系打個比方，丈夫是船長，妻子就是舵手；丈夫是引擎，妻子就是剎車；丈夫是長空飛舞的風箏，妻子就是地上緊緊牽著不松手的那根細繩子……
當個上海“家主婆”，不太容易。
■ 傅雷夫婦和兒子傅聰在書房
她比他晚走
1957年，著名翻譯家傅雷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達十次之多。傅雷是老實人，以學術的態度對待政治。有就是有，沒有，打死也沒有。因為他的倔強，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無法戴帽。1958年，“反右補課”中，傅雷卻再也無法幸免。那天，傅雷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家。
晚飯時間，桌上擺著葡萄酒、水晶杯，花瓶里插著院子里剛折來的粉色玫瑰，主菜是牛肉燉湯。
聽見傅雷的腳步，夫人朱梅馥站在樓梯轉彎那個圓弧處等著。
傅雷見到夫人，那一向的錚骨，一時間統統變成了委屈和脆弱。
他扶著夫人的肩，進屋，關上門，握著水杯，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
朱梅馥無言，只把傅雷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輕輕地撫摸著。面前的這個男人，就像是在學校里被人欺負了的小學生。
1966年，一場史無前例的狂潮席卷中國。
傅雷預感自己在劫難逃。
他對前來探望的同道周煦良道：“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8月，淮海路上，紅衛兵追趕著穿高跟鞋和窄腿褲的女子。一向文文雅雅、規規矩矩的女人自然是跑不過紅衛兵的，她們被按倒在地，剪了褲腿，剃了陰陽頭，鞋子當眾焚燒。
戴著臂章的人，沖進傅雷家里，四天三夜的查抄、罰跪，辱罵、毆打，震耳欲聾的口號，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長凳上戴高帽，花園里的月季連根拔起……傅雷覺得已失去了在大地上逗留的理由。他是天鵝，不愿意低下高貴的頭顱。他不再妥協，不再與生命講和。
妻子朱梅馥，沒有猶豫，沒有異議，堅定地、安靜地陪著傅雷一起去了。戶籍警察左安民聞訊趕來，看到書桌上有一個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裝著一些錢、物，以及一封由工筆小楷謄寫而成的遺書。全文如下：
人秀：
盡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無產階級政黨和偉大的領導人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余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場關系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后再行處理。
委托數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款）。
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表一只，請交還。
三、故老母余剩遺款，由人秀處理。
四、舊掛表（鋼）一只，舊小女表一只，贈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愿她無故受累。 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請交還。
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后遍覓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
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并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二只（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一只，將來待公家啟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家具數件，問周菊娣便知。
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表一只，又舊男手表一只，本擬給敏兒與×××，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
十一、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
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陳叔陶按單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候公家決定。
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一個人，在臨死前，冷靜、清晰、周密地寫下了遺書，寫下了對這個世界的最后的眷顧。別人所托的事情，保姆的生活補助，火葬費，姑母首飾的賠償額，都一絲不茍地照單謄錄。因為需要別人來執行遺囑，覺得叨煩了別人，在遺囑的末尾，深深地抱歉。
朱梅馥，傅雷家沙龍里的漂亮女主人，接受的是西方教會學校的教育，在音樂、書畫、英文小說的鑒賞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但是應對事物的態度完全是東方古典主義、賢妻良母的做派。
傅雷一生凡事嚴謹，追求完美。對自己和對別人都要求甚高。當年翻譯法國文學名著《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時，精益求精，一譯再譯，幾易其稿，但一經定稿竟不許改動一字一句。傅雷把這種嚴肅的為文之風亦用在教子上。
傅雷的《傅雷家書》，曾經是一代父母養兒育女的經典教材。
傅雷的兒子傅聰在父親的路易十四般的訓練下，成為當時中國最優秀的鋼琴家，但是父親的態度也傷害了他。
兒子的成長往往表現為對父親的叛逆。
他離父親越來越遠。
傅聰定居國外。母親給他寫信。
她這樣勸解兒子：
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軍奮斗，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茍，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
驗尸報告顯示，傅雷比朱梅馥早亡兩個小時。
誰最后離開，誰經受的更多。
朱梅馥深愛自己的丈夫，她把痛苦和恐懼攬給自己。她是圣女。
在這兩小時里，朱梅馥一如往日，先照顧傅雷飲下毒藥，在傅雷毒性發作，痙攣、抽搐、輾轉掙扎的時候，她一旁伺候著，安慰著，撫摸著，讓丈夫在愛神的守護下，勇敢赴死。
等到確認丈夫死亡后，朱梅馥擦去傅雷嘴角的嘔吐物，替他換了干凈的衣服，覆上漿洗一新的床單。
接下來，她要處理自己的肉身了。
絕對不能失手。失手了，就無法與丈夫在另一個世界里相會了。她特地買來結實的農村老布，撕成條狀，掛在鋼窗的窗框上。每一個程序都是經過認真研究和布置的。朱梅馥將一塊棉胎鋪在地上，再把一張方凳穩穩地擱在棉絮上——她的目的是，不讓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驚擾了別人。
朱梅馥帶著玫瑰的芬芳，帶著她的溫柔的靈魂，投奔自己的丈夫去了。
筆者曾看過傅雷遺書的影印件，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筆，還是朱梅馥的親筆？
應該是后者吧！這樣坦誠真摯的人，在人生的最后，一定是要自己為自己畫一個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