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運動：一條鐵路搞倒了一個王朝(圖)

坐落在成都人民公園內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

1911年的成都街頭,因為一條鐵路而變得無法平靜。

    記者到達成都的當天恰逢四川大學新學期開學。川大的湖北籍學生朱鵬景也像往常一樣，從武昌搭乘火車來到了成都。從湖北老家到四川的學校，朱鵬景可以方便地搭乘火車直達。當后人將目光投注在川漢鐵路身上時,會發現這條清末即開始修建、卻直到百年后才最終建成的鐵路,異常沉重地承載著一段血雨腥風的歷史。正是這條鐵路，點燃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索，成為史學界所說的“一條路搞倒了一個王朝”。　　　　特派記者 楊甜子 成都報道

    　　“路權國有”震撼四川

    "向外國借款修路之事，斷不可為。"

    --蒲殿俊（時為留學日本的學生，后被推選為四川省咨議局議長）

    1903年9月，清政府為推行“新政”，允許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鐵路、礦務等公司,此后，商辦鐵路開始興建。新任四川總督錫良，在川人強烈要求下,奏請自辦川漢鐵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漢鐵路公司”。

    1909年，留學日本的四川人蒲殿俊，在東京隔海上書，“向外國借款修路之事，斷不可為。”“列強是工業社會，中國也必須實業救國……” 并號召川人自籌路款，自修鐵路。

    亢奮不已的四川百姓,坐在茶館里興奮地談論著“股票”這個新名詞的買進賣出。商辦的鐵路公司發行“股票”籌措路款,川人紛紛入股，共募得白銀1400余萬兩，川漢鐵路東端從湖北宜昌到四川萬縣的一段開始動工,“自修鐵路”的夢想距離實現指日可待。對于那時候出川只能依靠水路的四川人來說，對這條溝通“天塹”的鐵路寄予的厚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針對川漢鐵路這條深入中國內陸的鐵路干線，帝國主義也一直在爭奪其修筑權。

    彼時的蒲殿俊，還不是現在歷史教科書中所稱謂的“保路運動領袖”，只是東京眾多清朝留學生中為數不多留著長辮子的“立憲派”之一。鐵路在他的眼里還只是“實業救國”的一個縮影而已。

    留學生蒲殿俊在兩年后回到四川，被推選為四川省咨議局議長，同時當選為“川漢鐵路川省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他在成都租賃了一所寬大的房子，還在大門左右掛起兩塊碩大的木牌，寫上光緒皇帝的圣旨：“庶政公諸輿論”、“鐵路準歸商辦”。

    川人自籌路款的“狀況”到底有多火熱？四川大學研究保路運動的專家陳廷湘告訴記者，在川漢鐵路的募集資金階段，采用的是“官股”“商股”加上“民股”合資的方式，“絕大多數四川的百姓都和川漢鐵路息息相關，都是川漢鐵路的'股東'。”

    當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東時，后來和蒲殿俊同為保路運動領袖的鄧孝可，正在擔任著《蜀報》的主編。1911年5月17日，消息靈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漢鐵路收歸國有的信息，一面讓手下報信，一面手忙腳亂地在報紙上刊發了號外。第二天早晨，“路權國有”的消息立馬震撼成都的大街小巷。

    “清政府要收回路權，同時拒絕償還路款，川人手中的'股票'頓時成了'廢紙'，這傷害的遠不止是鄉紳的利益。所以保路運動才會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陳廷湘分析。

    　　保路權，爭路款，和平反抗

    “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

    --四川咨議局副議長羅綸

    真正將“身家性命”都搭在鐵路上的時候，蒲殿俊這才發現“保路”遠不是“上書”那么簡單。

    一場本是事關利益和經濟的爭端，意在“保路權，爭路款”的運動，頓時有了濃郁的火藥味。

    翻閱百年前《申報》《大公報》等報刊的影印資料可以讀到，“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罷課罷市，四門厘稅亦停。”至9月13日，報載“成都附屬十六州縣、綿州屬五縣、資屬三縣、眉屬三縣俱同時罷市，各中小學堂一律罷課。”

    罷市罷課來勢洶洶，但蒲殿俊的直接目的依然是索回路款而已，此時的他還在癡癡地等待著四川總督趙爾豐實現承諾，發回路款，便愿意將川漢鐵路的路權拱手上交。

    在成都人民公園一隅的保路運動史料紀念館里，保路同志會的斗爭史和四川政局變化點滴都被完整保存。紀念館里燈光昏黃，偌大的展廳里只有記者一人。一片寂靜中，一份1911年的《西顧報》吸引了記者的注意，“以索還用款為歸宿，以反對國有為手段。”無疑，彼時的“保路”，仍屬“和平請愿運動”的性質。

    但是被一條鐵路攪亂的四川已無法平靜，全川142個州縣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市民紛紛投身于保路運動之中，保路同志會的會員不到10天就發展到10萬人。此刻，黃花崗起義中幸存的吳玉章也悄然潛回了四川，開始醞釀點燃川人怒火。

    　　“成都血案”引爆巴蜀風雷　

    “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

    --孫中山

    一份名叫《自保商榷書》的傳單，開始在川漢鐵路股東大會上散發，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時局之危”。《自保商榷書》中噴涌而出的獨立意識，讓時任四川總督的趙爾豐驚駭不已，趙爾豐稱此文“儼然共和政府之勢”、“逆謀日熾”。

    “從和平請愿到武裝暴動，《自保商榷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陳廷湘強調，這份《商榷書》是趙爾豐下決心鎮壓“保路同志會”的轉折點。

    9月7日，保路同志會代表率數萬人陳請阻止川漢鐵路欽差大臣端方進入四川，“趙督未允代表，眾即言辭激烈，趙督當場喝令狙擊”。手無縛雞之力的蒲殿俊、羅綸等九人當場被捕，這便是死傷眾多、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

    為了紀念“成都血案”中犧牲的30余名壯士，川漢鐵路公司在1913年專門鑄造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紀念碑的選址便在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園，碑身高達31.86米，碑座四面的鐵軌、火車頭、信號燈轉折器和自動聯接器已經被歲月侵蝕的模糊不清。如今公園里游人如織，但卻少有人會在紀念碑身旁短暫停留。

    “成都血案”當晚，順著錦江留下的數十片木板成為蓉城和外界信息溝通的媒介。同盟會成員相互通告血案，要求同志迅速自保自救。“水電報”如今在四川博物院的“辛亥百年”紀念展中還有仿制品，但具體的詳情已無法復原，只有一位川籍作家用浪漫主義的筆法描寫過當時人們奔走傳閱“水電報”的經過：“蓑笠釣者，赤足挽袖，撈上水中漂木。木板長尺余，遍涂桐油，上書'趙爾豐先捕蒲羅，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雁陣聲聲，江流滔滔，木葉裊裊。”

    一天不到的時間里，同盟會及其影響下的哥老會立即發動了保路同志軍起義--進軍包圍成都的武裝起義槍聲打響了。9月25日，吳玉章、王天杰等宣布榮縣獨立，到10月上旬，同志軍起義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清政府獲知消息后，調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日夜兼程入川，武漢出現空虛，當地革命黨人的機會悄然出現了……孫中山后來曾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

    　　一名美國教師的“辛亥家書”

    “現在的中國形勢很嚴峻，越來越強大的漢族人已經不堪忍受朝廷的壓迫，想要建立自治政府。”“四川的保路運動持續了很長時間……電報已斷，但軍隊很少。城市里的學校還在上課。”這些詳盡文字援引自美國人路得·那愛得的“辛亥家書”。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爆發，正在四川高等學堂（今四川大學）任教的美籍教師那愛得見證了中國歷史中最重大的一段變革時期--清王朝的覆滅和中華民國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