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

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

《論語》是記載我國偉大思想家孔子言行的一本書。在古代，它是儒家的經典，今天，它是我們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材料。

孔子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的社會大變動的時代。社會的變動，在思想、文化領域引起深刻的變化。孔子不滿于當時社會動蕩的局面，以為是“天下無道”，一生致力于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他在晚年，對古代典籍文獻作了許多搜集和整理工作，整理了《詩經》、《尚書》，刪修了《春秋》，孔子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開設私學，招收門徒，把自己思想傳授給學生。這些學生，有的出仕做官，有的招徒設教，產生很大影響。到戰國時期，儒墨的門徒已經“充滿天下”（《呂覽 有度》）。中間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了以后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在我國思想史上，孔子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一個承前啟后的人，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影響。

我認為，孔子的以下三點主要思想對于中國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第一，積極樂觀的有為精神；第二，對于道德價值的高度重視；第三，偉大的教育思想。

孔子承認天命，但又不把一切寄托于天命，相反，卻強調人的自覺努力。“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知命是孔子思想中重要的一面。然后，他并不把一切委之于天命。面對天下無道的局面，他努力去改變這種局面。“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說明了他的這種態度。關于仁，他說“為仁由己”，“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由此看出，他強調仁德的修養完全依靠自覺的努力。推而廣之，推行仁道也要依靠人的主觀努力。孔子說：“人能弘道”。孔子一生，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他表明自己的心跡：“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不甘心默默無聞。他周游列國，屢遭危難挫折而不改初衷，時人說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反映他積極有為的心態。孔子的這種積極精神，反映了春秋時期人們對待社會問題的一種新態度，即從天命論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轉而從人事方面尋找答案。從孔子開始，依靠人的主觀努力而不是依靠天命鬼神的思想，就成為中國民族精神的主流和一個突出的特點，不斷得到豐富發展，最后形成奮發向上、自強不息的傳統。

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是重視道德價值的觀點，他宣稱“君子義以為上”，“好仁者無以尚之”，這就是認為道德是最有價值的，而最高的道德規范是“仁”。關于“仁”，孔子從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作過論述。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簡言之，就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他提出了處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原則：以社會利益為上，個人利益服從社會利益，主要表現在：第一，“見利思義”。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人應追求品德的提高，不應只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第二，當仁不讓，見義勇為。就是說，凡符合仁義要求的，于社會利益有利的，應該積極勇進，不可猶疑退縮。第三，“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為了社會利益的要求，就可以犧牲個人的一切，以致生命，不能因個人求生而損害社會利益。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下，養成和發展了中華民族以天下為己任、大公無私的美德和為國家為民族堅貞不屈的崇高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古代志士仁人流傳千古的名言警句，共產黨人“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豪言壯語，盡管它們所包含的內容有著極大的不同，卻都滲透著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

孔子作為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是多方面的，這里僅舉幾例：

第一，求實的態度。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古今中外，不論什么人，不論對待什么問題，要想真正得到一點知識，都必須抱這樣的態度。又如：“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多見闕殆，慎行其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都體現了這種精神。

第二，學而知之。孔子說：“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提出對學習應抱的態度是“不恥下問”，“學而不厭”。他贊揚孔文子“不恥下問，敏而好學，是以謂之文也”。又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第三，學思結合。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指出了二者不可偏廢，反映了學習、求知的規律。

第四，教育方法。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的啟發式教學方法；“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的因材施教的方法。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華文化的寶貴遺產。

當然，孔子處在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時期，其思想也有不足，如“述而不作”，對于創新重視不夠；強調德治，對軍事重視不夠等。這些都對中國文化產生一定影響。這里不再論及。現在的中國已經處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尊孔的封建時代已經過去，十年動亂時期盲目反孔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我們應理智辨證地看待孔子及儒家思想，以剔除其糟粕，發揮優良傳統，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提要：本文對孔子思想核心的“禮、忠君、三綱、孝、仁孝、忠恕、中庸、仁恕”等說的看法和“仁”說的論證提出了批評。本文贊同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認為：孔子的仁是一種政治思想，而不僅僅是倫理道德；把“仁”作為政治思想是孔子的新發明；孔子的“克己復禮”落腳點是歸仁，不是復禮；從仁評價孔子的歷史地位，他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統一中央集權制最初一位思想家。

關鍵詞：禮讓為國 孟僖子 晏子 孟子 仁德 仁政 克己復禮 愛人 愛民

孔子思想核心的問題

孔子思想核心的問題，是孔子研究中的最大問題。理論界對此的說法已不下十種，幾乎窮盡了孔子思想的全部范疇，如：“禮”說，“仁”說，“忠君”說，“三綱”說，“孝”說，“仁孝”說，“忠恕”說，“中庸”說，“仁恕”說等，其中以“禮”說和“仁”說的影響較大。但到目前為止，各家的論證均不充分。對此，筆者想在肯定“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基礎上，談點新看法，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一、“禮是孔子思想核心”說之商榷

“禮是孔子思想核心”說，在現代的主要代表是蔡尚思先生，這里就想以蔡先生的觀點為例來探討。

如蔡先生的主要根據是：“孔子生長于魯國，‘周禮在魯’。孔子從少好禮，入周公廟問禮，而成為名聞天下的禮教家”；孔子還常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等；“孔子主張以禮治國，如說：‘禮讓為國’，‘齊之以禮’”；“教育宗旨最重禮”，“強調‘不學禮，無以立’”；“以為禮的根本一直相因不變，禮的枝葉可以有所損益，周禮雖到百世也不會變革”；乃至經常批評別人不守禮，并主張“克己復禮”等；許多后儒如司馬遷、柳宗元、張載、朱熹、顧炎武、王船山、顏元、阮元、章學誠、陳灃、張謇等，“都看出禮是孔子的中心思想”。（1）

筆者認為，以上蔡先生所言均屬事實，但這都值得商榷。第一，“孔子從小學禮，知禮，立于禮”與其思想的核心無因果關系。孔子生當重禮時代，他不學禮學什么？他從小學禮，難道將來其思想核心就一定是禮嗎？

第二，“以禮治國”不是孔子的發明。這里先要解決幾個問題：1、中國歷史上有無數個孔子，有現實存在的孔子和被后人加工了的孔子，我們現在研究的是哪一個孔子？回答應當是春秋后期現實存在的孔子。2、春秋后期現實存在的孔子至少又要一分為三：作為政治家的孔子、作為思想家的孔子和作為教育家的孔子，我們現在研究的又是哪一個孔子？回答只能是作為思想家的孔子。3、如果我們現在研究的是作為思想家的孔子，那么判定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核心的思想標準是什么？是看他從前人那里接受或繼承了什么思想呢？還是看他自己創立了什么新思想？回答顯然是以他自己創立的新思想為準。只有他自己創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說判定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核心應以他自己創立的新思想為準，那么蔡先生所引孔子對禮的全部論述都成了一紙空文，因為這些觀點均不出自孔子，都是他前人的思想。如以《左傳》為例：1、“禮讓為國”。桓公二年載：師服說：“禮以體政”；僖公十一年載：內史過說：“禮，國之干也”等；2“教育宗旨最重禮”。昭公七年載：當年孟僖子辦學時，教育宗旨就是禮；他只開一門課，就是教禮；還告戒學生說：“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3、“周禮雖到百世也不會變革”。昭公二十六年載：晏子說：“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4、“批評他人不守禮”。如僖公三十二年載：王孫滿說：“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5、“克己復禮”。昭公十二年載：孔子自己就說過：“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由此可見，孔子關于禮的主要思想無不來自前人，它根本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不能作為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三，“許多后儒都看出禮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不等于此說已成定論。這里蔡先生所舉的人雖多，但筆者只想舉一個人，即能說明問題。這個人是誰呢？就是孟子。孟子是公認的亞圣，名字長期與孔子相并，只有他最了解孔子和孔子思想的核心。孟子之所以為孟子，在于他壓根兒就沒有發展孔子的禮，而是發展了“仁”，“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如果蔡先生硬要將禮作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孟之道”又該作何解釋？

二、“仁是孔子思想核心”說以往論證之獻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說，在現代的主要代表是匡亞明先生，這里就想以匡先生的觀點為例來探討。

如匡先生認為：“在《論語》中仁字出現109次，禮字出現75次，可見仁在孔子學說中的重要”；“孔子的仁包含哪幾層意義？最通常的意思仍然是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的另一層意思是修身，是對道德準則的遵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孔子說：‘仁者人也’……孟子說：‘仁也者人也’……這是仁的第三層意思，是作為孔子人本哲學核心概念的仁的涵義”；“在《國語》中仁凡二十四見，基本意義是愛人，《左傳》中仁凡三十三見，除愛人之外，其他幾種德行也被稱作仁，然而這些材料中反映的有關仁的思想，都是零散的，無系統的，思想內涵也是比較膚淺的，孔子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時，抓住當時在意識形態中已經出現的仁的觀念，明確它，充實它，提高它，使它升華為具有人道主義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學。”（2）

應當指出，匡先生的論證并不充分。第一，關于《論語》中仁、禮頻數問題。應當肯定，這種頻數統計對研究孔子思想的核心具有一定幫助，特別是再將《左傳》、《國語》中仁、禮的頻數與之比較，就更能說明問題。但是，仁作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個特定的學術范疇，學術范疇必須要用揭示其內涵的方法來證明，僅用頻數統計來證明欠妥。

第二，對孔子的仁的內涵揭示不確。匡先生對孔子的仁的論證，只局限于倫理道德領域。應當說，把仁作為倫理道德，也是孔子前人的思想成果，不是孔子的新發明。如以《國語》為例：《周語》說：“愛人能仁”；“言人必及人”；《晉語》說：“為仁者，親愛之謂仁”等。前引孔子自己的話也說：“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這些談的都是仁的倫理道德。匡先生所論孔子的仁，與蔡先生所論孔子的禮，在方法論上是一樣的，都欠妥。

第三，關于孔子對仁的升華。首先，匡先生對《國語》與《左傳》中仁的頻數的統計不準，仁在《國語》中，至少62見；在《左傳》中，至少39見；其次，在《左傳》與《國語》中，仁雖都主要是倫理道德，但有時也有向政治領域躍進的趨向。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說：“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國語·周語》說：“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則民不至”等。這是企圖用仁來治國理民的思想萌芽，不能說這里的仁的思想內涵都“比較膚淺”。再次，匡先生對孔子的仁的思想內涵之揭示，全都停留在倫理道德領域，這種“人本哲學”本質上仍是倫理哲學，還不是政治思想，而孔子思想的本質是一種治國學說。

三、“孔子思想核心的其他說法”之一瞥

關于孔子思想的核心，理論界還有許多其他說法。筆者認為，這亦值得商榷。如：

第一，“禮、仁”說。“禮、仁”說的主要堅持者，據說是馮友蘭先生。馮先生將“禮、仁”合起來作為孔子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想回避與調和孔子思想核心的“禮”說與“仁”說的矛盾，但馮先生這樣做顯然不合適：1、作為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只能有一個學術范疇，不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范疇，否則豈不成多核心了嗎？2、馮先生將“禮”作為孔子的政治綱領，將“仁”作為其最高道德原則。這樣，事實上還是承認“禮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要從屬于禮，與“禮是孔子思想核心”說本質相同。因此，將“禮、仁”合起來作為孔子思想的核心，說不通。

第二，“忠君”說。“忠君”說的主要堅持者是梁啟超、易白沙、陳獨秀諸先生，這種說法在“五四”時期很盛行。事實上，“五四”時期所有因反孔而成名的青年學者，他們無一懂得歷史上的真孔子是什么樣子，他們所砸碎的孔家店，嚴格說來是南宋朱熹開的朱家店。孔子代后人受過，冤哉，屈哉！忠君思想亦不是孔子的發明，如《左傳》成公十年說：“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相反，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3）。也就是說，孔子的忠君是有條件的，如果君不“使臣以禮”，而臣只單方面“事君以忠”，那么“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4）。怎么能說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君呢？

第三，“三綱”說。“三綱”說與“忠君”說實質相同，宋明理學即本于此。我們知道：“三綱”之為“三綱”，非孔子所發明，孔子至多是有點三綱思想的萌芽（當然筆者對此仍有異議，擬另文商榷）。“三綱”的形成過程是這樣：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韓非，如《韓非子·忠孝》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后西漢董仲舒將其發展成“三綱”，如他在《春秋繁露·基義》中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在東漢的白虎觀會議上，一些學者正式用“三綱”來解經。因此，將“三綱”說成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這是自我作古。

第四，“孝”和“仁孝”說。本于前者者，據說是錢穆先生；本于后者者，據說是李石岑先生。應當指出：“孝”，作為一個倫理道德范疇，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并且有將其作為政治思想的傾向，孔子對此曾持肯定態度。但如何將“孝”升華為政治思想，孔子未有突破性的理論貢獻。“孝”作為一個政治范疇，是孔子之后提出來的，即出自《孝經》。《孝經》雖假托孔子所作，但《孝經》所引的孔子的語錄，卻在《論語》、《國語》、《左傳》等棗記載孔子言行最早的文獻中找不到。所以，“孝”不能成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孝”說。該說的側重點在“仁”，但李先生對“仁”的論證與匡亞明先生一樣，也不充分。同時，亦有陷入“多核心”說之嫌。

第五，“忠恕”說、“中庸”說、“仁恕”說等。“忠恕”說的代表者是清初陳錫嘏。“忠恕”與“孝”一樣，孔子只是將其作為一個倫理道德范疇，并且作為倫理道德范疇的“忠恕”在孔子之前亦已有之。中庸”說亦然，孔子只有中庸思想的萌芽，這種萌芽在孔子之前亦可找到，并且主要在倫理道德領域，把“中庸”作為一個政治范疇，是孔子以后的事。“仁恕”說與“仁孝”說一樣，實質是仁，宗此說的是焦循，但他對“仁”的論證亦落俗套。因此，“忠恕”說、“中庸”說和“仁恕”說等，也均不能成為孔子思想的核心。

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之我見

筆者認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這個問題必須要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不能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看。孔子的仁不是倫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將仁的倫理道德升華成了一種政治思想，從而創立了一種新的治國學說。以往關于“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論證，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沒從政治上看問題。

第一，把“仁”作為治國思想是孔子的新發明。孔子是怎樣將仁的倫理道德升華成仁的政治思想的呢？以《論語》為例（下同）：如《顏淵》說：“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這是繼承了前人“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的試圖將仁超越倫理道德而向政治領域躍進的思想傾向。《衛靈公》說：“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這是對前人“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則民不至”的思想的升華，明確提出了用仁來治國理民，仁已被當成政治思想。在《子路》中，孔子還預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對此，楊伯峻先生解釋說：“假如有王者興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5）其說基本正確。正如毛澤東把中國古代“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概括為“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則、并以此完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一樣，孔子把仁作為政治思想，確是前無古人的，它標志中國古代一種新的治國思想家的誕生。

第二，孔子對“仁”比對其他范疇都重視。從統計頻數上來看，在《論語》中，仁的頻數最多，109次；而禮只有75次。其中，他人講仁25次，孔子自己講仁84次，孔子自己講仁的頻數比禮的總數還多，表明孔子對仁的重視。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問仁的現象特別多，問仁包括問仁人，仁行等總計達20次，這與問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論語》中無孔子弟子問禮之記載，只有“林放問禮之本”（6）一則。可見，孔子及其弟子對仁重視的程度。在《左傳》中，仁的頻數為39次，禮為517次；而在《國語》中，仁為62次，禮為121次，禮的頻數都遠遠超過了仁。在《論語》中，仁對禮在頻數上的首次勝利，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仁對禮的第一個和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第三，在對仁的倫理道德和仁的政治的問題上，孔子的著眼點始終不是個人倫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如《公冶長》說：“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殺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猶吾大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之；焉得仁？’”又《憲問》說：“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子產也是這樣，孔子先前受別人影響，認為其“不仁”，后聽說他“不毀鄉校”，感慨地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7）

第四，在孔子思想中，仁對禮具有統帥作用。特別當碰到仁禮沖突時，孔子則毫不猶豫地站在仁一邊，讓禮服從于仁。如《陽貨》說：“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孔子為什么如此關注“三年之喪期”？道理很簡單：如《學而》載，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推薦儒家學者之重視教育是有目共睹的，私塾、書院乃至老師弟子的直接傳授形式，是儒者實行教育的主要手段。而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本來就是一個大教育家，自孔子始教育就不再是少數貴族階級的特權，而把受教育的對象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階層。

孔子的教育思想

據載，孔子有弟子三千，這一點未必屬實，但孔子弟子的來源是非常廣泛的，這卻是事實。孔子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修”是一條臘肉干，是當時贄見老師的禮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禮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門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會拒絕的。這樣，孔門中的弟子來自各行各業的都有，入師門后從事各種職業的都有。也有這樣的情況，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門下，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顏回與其父顏路、曾參與其父曾點都是孔子的學生。有這樣一個故事，比較能夠說明孔子對受教育的資格的看法。有一個名為互鄉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難與言。互鄉一童子求見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門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釋說：“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論語·述而》）這就是說，只要人愿意進步，我們就應該接受它，不管其曾經怎樣，現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以求獲得受教育的機會，我們就不應該放棄他。孔子的學生子路也以桀驁不馴而聞名，后為孔子折服而收為弟子。孔子的學生冉雍，其父賤而惡，冉雍卻甚有德行，孔子以為，這樣的人是神明也不會放棄的，誰也不能剝奪他受教育的機會。這就是“有教無類”的原則，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誨人不倦”而引以為自豪。

孔子教育學生，并不是把他培養成為有某種技能的專門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內容就是怎樣“做人”。孔子的學生樊遲向孔子請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如果學稼、圃之事，“老農”、“老圃”比孔子更精通。（見《論語·子路》）這一點被用來指責孔子輕視體力勞動，實不盡然。孔子本身就“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從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說孔子的教育內容并非這些專門技能。孔子弟子曾子就曾說“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論語·泰伯》），“籩豆之事”是指行禮之儀式，“有司”是執掌此儀式的專家，這樣說，并非曾子鄙視禮之儀節，而只是說這樣的專門技能有有司管理，君子所貴之“道”則不在此。君子所貴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與內容。《史記》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論語也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這些內容所側重的方面雖各不相同，但圍繞著“成人”、“成德”這一主題則是共同的。如“詩”、“書”主于“文”，是立言的根本，“禮樂”主于“行”，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孔子教育他的兒子孔鯉也是要學詩、學禮，否則無以立言、立行（見《論語·季氏》）。這是從“獨善其身”的自我修養方面說的，儒者在確立這一點后，還強調要“兼濟天下”，這見諸孔子教育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內容，即“政事”。政事是以自我修養為基礎的，只有“修己”以后，才能進一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見《論語·憲問》）子路作費氏宰時曾舉薦子羔為費宰，孔子指責子路是在害子羔，以其未嘗學也。子路強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孔子以子路為“佞者”。（見《論語·先進》）這就是說只有在完成自我修養的基礎上，才可以從事政事，以“兼濟天下”，否則害人害己。總之，孔子之教育宗旨主于“成人”，但因學生的不同資質而各有側重，這也是他的一個重要教育方法，即“因材施教”；因此，他的學生也有各自不同的特點。以“德行”著稱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言語”著稱的有宰我、子貢，以“政事”著稱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學”著稱的有子游、子夏。（見《論語·先進》）這些學生可以說是孔門中比較著名的幾位，才能各有特點，但孔子最重視的還是他們的“德行”。如孔子評價子貢不如顏淵。宰我雖以“言語”聞名，但孔子斥之為“不仁”，以其不行三年之喪而自覺心安理得。冉有善于“政事”而為季氏聚斂，孔子告訴他的學生們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子夏以“文學”見長，孔子責之以“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仲弓長于德行，但訥于言而敏于行，時人評價其只知“仁”而不知“佞”之機變，孔子則稱贊仲弓，雖然不一定稱得上“仁”，但“佞”卻是絕不會不去作的。（見《論語·公冶長》）這些都足以說明孔子之教育的重心在“成人”、“成德”上。

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就是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因材施教”。論語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子路與冉有向孔子請教同一個問題，聽說了一件事，要不要馬上去做？孔子對子路說：“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對冉有卻說：“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公西華對此發生疑問，孔子解釋說：“冉有退縮，故鼓勵其進取；子路則勇于進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縮。”（見《論語·先進》）這個故事就是比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說，孔子的學生之所以各有所長，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結果。再則是要有一個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孔子教育子路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再如教育子張以“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論語·為政》）。這種老老實實的態度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行為，是合于“禮”的規范的。孔子入太廟而每事問，有人提出質疑：“誰說他知道禮呢？入太廟而每事問。”孔子答以“是禮也。”（《論語·八佾》）就是說這種態度本身就是合于“禮”的規范的。其三，重實事教育，包括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時人、時事的評價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都是教育學生的重要手段。對人、事的品評在《論語》中有很多的篇章，不再贅述。至于孔子的立身行事，孔子本人這樣對學生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論語·述而》）這就是說我之行事，對你們沒有什么隱瞞的。孔子之行事，《論語》中也記載得比較多，有學生引以為榮的，也有使學生發生質疑甚至于為學生所詬病的，但這種無所隱瞞的坦蕩胸懷亦足以為人師表。

以孔子為創始人的儒家，其教育方法的最本質特征是啟發式的教育，這是與其心性論聯系在一起的。所謂“成人”、“成德”之教，其標準就在每個人的心中，教育也就是幫助人們發現自身本有的“善”，“成人”、“成德”關鍵還是要依靠主體自身。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亦不復也。”（《論語·述而》）這是說啟發只是“成人”、“成德”式的教育的助緣，如果求學之人不能舉一反三，也就沒有什么更可以說的了。在這種教育方式下，每個人都可以暢所欲言，可以對老師提出質疑，甚至于互相爭論。如子路就常常對孔子之行徑提出質疑，甚至指責。再如宰我曾對三年之喪發生懷疑，孔子也只是問以不行三年之喪于心安否，宰我告以安，孔子則說如果心安，那就算了。因為三年之喪本來是出于心所不能已的哀傷之情，連這種哀情都沒有，勉強服三年之喪又有什么意義呢？再如孔子稱贊顏淵好學，指出其學習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老師講什么總是耐心地聽，似乎無所質疑，很愚笨的樣子，但回去一個人靜靜地思索，往往能有進一步的發明。正因為這樣，子貢自承不如，因為顏淵可以“聞一而知十”。另外，孔子經常讓學生說明自己的志向，或贊許或批評，但也只是“各言爾志”罷了，說之何妨？曾點在言自己的志向時，鼓瑟鏗鏘而作答，一派狂者的氣象，但所言之志深得孔子嘉許。由此可見孔門教法之一斑

五、如何正確理解孔子的“克己復禮”

理論界堅持“禮是孔子思想核心”說的人，經常援引《論語·顏淵》中的“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認為：“克己復禮”是孔子提出來的，目的是復禮，要害是復辟倒退。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克己復禮”的發明權不在孔子。從上文可知，孔子自己就說過：“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第二，“克己復禮”的目的不是“復禮”，而是歸仁。因為孔子之前的人就說“克己復禮，仁也”；孔子講的就更清楚了：“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怎么能說“‘克己復禮’的目的是‘復禮’”呢？

第三，孔子的“克己復禮”也不是復辟倒退，而是倡導“以仁治國”。《顏淵》中的這段語錄分三層意思：1、“克己復禮，為仁。”這是孔子復述前人的“克己復禮，仁也”。2、“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這句話不是對上句話的簡單重復，或語氣上的加重，而是對“克己復禮，仁也”的升華。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什么是“天下”。古往今來，凡是解釋這句話的人，之所以沒解釋通或解釋對，原因都在對天下一詞作了今文意義上的理解，即普天之下。事實上，“天下”在春秋以前是個專有名詞，與今天的“國家”同義。那時的國，只相當于今天的省、自治區；家，只相當于縣、鄉，都是中央政權下屬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且國與家根本不并稱。以西周為例，周的王稱天子，其整個統治區域稱天下（即今之國家）；周天子分封諸侯建國（即今之省、自治區）；分封大夫立家（即今之縣、鄉），這樣就形成了整個統治系統。如《詩·小雅·北山》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是其證。如果將天下釋為今之國家，那么，這句話的仁就再也不是倫理道德上的仁，而是政治上的仁了。“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就是：有一天在政治上做到了“克己復禮”，整個國家就實現仁的政治了。或者換句話說，禮的政治的盡善盡美就是仁的政治，仁的政治遠比禮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對禮的政治的升華。這樣，“克己復禮”就是由禮的政治過渡到仁的政治的橋梁。3、“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講，作為政治的仁統帥下的倫理道德，包括了作為倫理道德的禮，禮是仁德的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個內容。

六、關于孔子的“仁”的幾點補充說明

要科學地理解孔子的仁，還應對仁的政治的基本內涵、仁人與仁的政治的關系、以及怎樣才能由仁的倫理道德過渡到仁的政治等，做進一步的探討。

關于孔子的仁的政治的基本含義。應當指出，孔子雖將仁從倫理范疇升華成了政治范疇，首次提出了仁的政治的概念，但孔子始終沒有使用“仁政”一詞，“仁政”是后來孟子概括出來的。盡管孔子、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但他們對仁政的基本含義卻未闡釋清楚。馬克思、恩格斯說過：“唯物主義在它的第一個創始人培根那里還在撲素的形式下包含著全面發展的萌芽，物質帶著詩意的感情光輝對人的全身心發出微笑。”（8）如同培根的物質內涵“在相素的形式下包含著全面發展的萌芽”又“帶著詩意的感情光輝對人的全身心發出微笑”一樣，孔、孟都仍只用“仁者愛人”，或“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來說明仁政。這是不科學。那么，升華為政治范疇的仁的基本含義究竟應是什么？回答是“愛民”。愛人”與“愛民”雖一字之差，但真正搞清楚卻是孔、孟以后的事。后來，中國的封建皇帝幾乎都將“愛民如子”當作口頭禪，事實上，就是在向人民表白：他們所實行的是孔、孟的仁政。不過，在《論語》中，孔子確有將“愛人” 轉化為“愛民”的傾向，如《學而》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孔子是怎樣由仁的倫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的？仁作為倫理道德，在春秋后期是一種理想的社會行為規范，孔子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將其概括成了一種理想的政治的。孔子的概括方式有二：一是把政治倫理化，同時把國家人格化。如《陽貨》說：“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這里的“天下”即今之國家；“仁”，即仁政；孔子在用倫理道德的恭、寬、信、敏、惠等概念來說明仁政，二是把個人群體（國家）化，把倫理政治化。如《堯曰》說：“子張問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也許因為子張問的是“從政”的緣故，孔子在跟他談個人的修養時，一下子就轉到了治國的問題上，把個人置于國家的角度，把仁的倫理道德也理性化為政治，這里的第一個仁是倫理道德，第二個仁是政治思想。

仁人與仁的政治的關系。如《雍也》說：“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可見，仁的政治要由仁德的統治者來實現，但又不是所有仁德的統治者都能做到仁政，象堯、舜那樣的仁人君主尚且“病諸”。也就是說，仁的政治的要求遠比仁人高，從仁人到仁政還有相當的距離，要實現仁政必須花大力氣才行。

七、從“仁”反思孔子的歷史地位

過去，理論界有人雖曾肯定“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由于他們對仁的內涵揭示得不準，未能對孔子的歷史地位作出科學的評價。相反，關于孔子的歷史地位，理論界長期占主導地位的看法，是持“禮是孔子思想核心”說的觀點，即認為：“孔子主張‘克己復禮’，就是要開歷史倒車。”這種看法不對。

正如黑格爾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重要命題一樣，孔子的“克己復禮”表面上象是保守的，而實質上也是革命的。黑格爾的命題曾“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9），而孔子的命題亦受到了近視的封建領主的感激與同樣近視的自由隱士的憤怒。如《顏淵》說：“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又《微子》說：“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不要忘記：“克己復禮”的落腳點是“歸仁”，仁是孔子的新世界觀，所以“克己復禮”不是向舊禮治的簡單回復，而是向更高的政治棗仁政躍進；“克己復禮”只是手段，而達到仁政才是目的；孔子是想在吸取舊禮治的積極因素的基礎上，推進其仁政的改革。所以，“克己復禮”不僅不是要開歷史倒車，而是變革社會的政治宣言。

從“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出發，我們今天重新審視孔子的歷史地位，最恰當的語言莫過于類比恩格斯對但丁的評價：“意大利是第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志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后一位詩人，同時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10）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是中國古代封建領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同時又是封建統一中央集權制的最初一位思想家。（11）作為封建領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孔子曾惋惜封建領主制，曾贊同當時流行的“禮讓為國”、“周禮百世不變”等理論；作為統一中央集權制最初一位思想家，孔子則痛斥當時已腐敗了的封建領主制是“天下無道”，并創立了新的、適合未來封建社會發展的統治思想棗仁政。中國古代封建統一中央集權制，長期將孔子奉為圣人，豈虛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