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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偉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是世界文學史上一部不朽名著。小說最突出的藝術成就是那氣勢磅礴、宏大復雜的結構與嚴整有序的布局。托爾斯泰以一天才之筆，游刃于戰爭與和平、心理與社會、歷史與哲學、婚姻與宗教之間，主次分明，匠心獨具。《戰爭與和平》以戰爭問題為中心，以庫拉金、保爾康斯基、羅斯托夫、別組霍夫四家貴族的生活為線索，展示了19世紀最初15年的俄國歷史，描繪了各個階級的生活，是一部再現當時社會風貌的恢弘史詩。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刻畫精準細膩，景物如臨眼前，雖是19世紀的小說作品，但流傳至今，卻沒有任何隔閡感，其中流露出來對人性的悲憫情懷，穿越時空背景，仍舊撼動人心。場面浩大，人物繁多，被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成就非凡。
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詩般廣闊與雄渾的氣勢，生動地描寫了1805至1820年俄國社會的重大歷史事件和各個生活領域：“近千個人物，無數的場景，國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領域，歷史，戰爭，人間一切慘劇，各種情欲，人生各個階段，從嬰兒降臨人間的啼聲到氣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發，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歡樂和痛苦，各種可能的內心思緒，從竊取自己同伴的錢幣的小偷的感覺，到英雄主義的最崇高的沖動和領悟透徹的沉思— —在這幅畫里都應有盡有。”作者對生活的大面積涵蓋和整體把握，對個別現象與事物整體、個人命運與周圍世界的內在聯系的充分揭示，使這部小說具有極大的思想和藝術容量。這是托爾斯泰創作的第一部卷秩浩繁的長篇小說。作者把戰爭與和平，前線與后方、國內與國外、軍隊與社會、上層與下層連結起來，既全面反映了時代風貌，又為各式各樣的典型人物創造了極廣闊的典型環境。作者對人物的描寫形象既復雜又豐滿，常用對比的藝術方法來表述，體裁在俄國文學史上是一種創新，也超越了歐洲長篇小說的傳統規范。族家庭的生活為情節線索，氣勢磅礴地反映了十九世紀初到二十年代俄國社會的重大歷史事件。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一出來就被同時代最優秀的同行認為是世界文學經典。它想不是都不可能。屠格涅夫說，此書一出，作者“在公眾的心目中便占據了首屈一指的地位”。福樓拜說：“這是莎士比亞，是莎士比亞！”盡管托爾斯泰很不喜歡莎士比亞。以后即便作者自己思想轉轍，自我貶低自己的文學成就也否定不了這部杰作。伯林說托爾斯泰是想做刺猬的狐貍。更具體一點，我們也許可以說，他早期是不折不扣的狐貍，晚期則想做一只大刺猬；他在文學尤其在小說中一般都表現得像狐貍，而在政論中則像刺猬。《戰爭與和平》大概是他長篇中最具狐貍氣味的一部作品。
《戰爭與和平》描寫了俄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場戰爭，也是對十九世紀的歐洲乃至那時的世界來說最重要的一場戰爭。這就是俄法之間的戰爭：從1805年的俄奧聯軍對法國的戰爭，到1812年俄羅斯對法國的戰爭。尤其是1812年的戰爭，構成一個歷史的轉折點。1789年的巴黎發起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拿破侖則在客觀上以武力輸出這革命，普及這革命——托爾斯泰稱之為“自西而東的民族運動”。但是，這一“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在俄羅斯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失敗，他開始走下坡路。1815年“滑鐵盧”一役后拿破侖最后退出歷史舞臺。這時他才四十六歲。他在圣赫勒拿島被幽禁的日子里寫道，遠征俄國的戰爭假如取勝，歐洲本來可以很快“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有“一個共同的祖國”，“我要會同我的兒子掌管帝國政治；我的獨裁要結束了，他的憲政要開始了”，法國的國界將永遠不變，但“巴黎將要成為世界的首都”。這自然可視作一個失敗者自我轉圜的說法。但也還是可以假設，如果拿破侖的法國沒有失敗，歐洲將會怎樣？今天的世界又將會怎樣？就像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人們也可能問，如果希特勒的德國沒有失敗將會怎樣？歷史是否存在著多種多樣的可能性？
俄法戰爭勝利后，此時還不到四十歲的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以主角的身份進入歐洲舞臺，那也是當時世界的主要舞臺。歐洲進入了他發起和主導的神圣同盟的“秩序”，這一秩序是對法國革命和群眾運動的反動，托爾斯泰稱之為“自東而西的相反運動”。它是反動的，但這一運動卻給歐洲帶來了一個世紀的大致和平，一直到1914年。俄羅斯在十九世紀看來扮演了一個保守和穩定的角色，而它在二十世紀則將要扮演一個革命和激進的角色。生活在這世界上最廣袤也相當寒冷的一塊土地上的一個民族的精力看來必須釋放出來。這種力量不僅是來自它的廣袤和氣候，更來自它的一種獨特的精神信仰力量。俄國革命似乎是法國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如此看來，1812年的戰爭就不是很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了。從戰爭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就有可能還是別的戰爭，比如科耶夫就認定是“耶拿之役”。蘇聯在二十世紀中的巨大力量和影響的確使人們一度要將1812年到1815年開始的十九世紀歐洲歷史只是看成一段曲折，但世紀末的變化又使我們不敢完全肯定地作此斷言。
當然，我們這可能只是在考慮大陸，我們暫時忽略了海洋，我們暫時忽略了拿破侖心中一直耿耿于懷的、法國西面的英國。在歐洲大陸之西那時還有一個海洋性的、但也許因此更具世界性的英帝國，而更遙遠的西面還有當時正在悄悄準備崛起的美國。我們今天也可以在某種意義上將美國稱之為“帝國”了。它可能還是人類有史以來力量最強大和影響最廣泛的“帝國”。而二十一世紀將會發生什么？今天如日中天的、惟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是還要“繼續升起”還是即將“夕陽西下”？俄羅斯是否還能夠在新的世紀里復興，乃至重執世界的牛耳？而惟一擁有連續的三千年文明傳統的中國又是否能夠全面復興，乃至獲得如黑格爾所說的“世界性民族”的引領地位？還有試圖整合以在某種程度上恢復昔日風光的歐洲、由信仰和文明建立起某種聯系的伊斯蘭世界，以及東亞等地區的未來變數等，都值得我們深深思索。
《戰爭與和平》不愧是一部宏偉壯麗的史詩，它不僅描寫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一場戰爭，它還喚起我們對民族和世界歷史的濃厚興趣，喚起我們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深切關懷。這是任何專門描寫和研究戰爭的論著代替不了的。而作為一部偉大而深刻的文學作品，它還是任何學術論著代替不了的，因為它還是一部人們心靈的史詩，一部生命的史詩。我們在這里不僅看到了戰爭和民族的歷史，還看到了在戰爭與和平的轉換中活生生的人和他們的心靈，看到了他們深深的渴望、痛苦、歡樂和追求。今天幾乎所有學術的論著都是題目有限的、分析的，因而也是片段的；而它是綜合的、完整的。戰爭構成了歷史的突出節點，而歷史則不過是人的生命的展現。三者的核心是人的生命：肉體的和精神的生命。下面我僅就戰爭行為的倫理、歷史的法則與責任，以及面臨死亡對生命的認識來思考其中提出的困難問題。我在前兩點上也許與作者還在某些問題上有異議，而在最后一點上則不可遏止地被其所吸引。  托爾斯泰
在莫斯科城西的波羅底諾戰役前夕，安德烈公爵遇到了來前線閑逛的皮埃爾，他對皮埃爾說：不管《提爾西特和約》是怎么規定對待戰俘的，如果我有權的話，我要做一件事，我不收容俘虜，而是要處死他們。其理由是在他看來，俘虜應當是騎士，只有作為騎士的對手才配作為俘虜。而法國人則是罪犯，“他們搶劫別人的住宅，發行假鈔票，最可惡的是屠殺我的孩子們和我的父親，同時大談什么戰爭的法則和對敵人的寬大”。而皮埃爾也趕緊說，他完全贊同安德烈的意見。
殺死戰俘！這會是驕傲的、極其珍視軍人榮譽的安德烈說的嗎？難道敵人一進國門就把什么都改變了？以前他可也說過，即便拿破侖打進俄羅斯、打到他家鄉他也不管。他是認真的嗎？而且，他自己說的1805年的經歷也不對，1805年法軍可是好好待了他的，在奧斯特里茨戰役中他受了傷，倒在戰場上奄奄一息，被拿破侖親眼看到，馬上叫人救治，很快又釋放回鄉。那他為什么說這些話？而且，看來他總是當著皮埃爾說這類“瘋話”。他跟皮埃爾說永遠不要結婚；跟皮埃爾說永遠不要去解放農奴，不僅實際上解放不了，而且解放他們就是害他們；為什么他喜歡和皮埃爾說這些話？
是的，說那些話都是在他心情惡劣的時候。他是面對他最好的朋友。這次也是一樣，他和娜塔莎解除婚約后正萬念俱灰。安德烈這樣說可能只是表示一種態度，是爆發出一種強烈的情感——表面上看是一種對祖國正被侵略和蹂躪的強烈情感；深處還有一種自己極度的心灰意冷突然轉成憤怒的情感。皮埃爾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習慣在他面前說出自己最惡劣的心情和最隱秘的思想。
但作者讓自己的正面主人公安德烈這樣說，是不是還有別的意思？而且作者在自己的直接議論中也同樣說出了類似的輕視戰爭行為倫理的意見。他看來贊許庫圖佐夫默認軍隊搶劫的做法：“既然劈木頭，難免木片飛。”他直接發表意見說，1812年的俄法戰爭就像兩個持劍的人按照劍術的全部規則進行決斗，忽然有一方覺得自己受了傷——他知道這非同小可，是性命攸關的大事，于是扔掉劍，順手抄起身旁的一根棍子揮舞起來。要求按照擊劍規則來決斗的是法國人；把劍扔掉而抄起棍子打的是俄國人，而那根棍子就是人民戰爭。“拿破侖感到這一點，自從他在莫斯科擺出正確的擊劍姿態，他看到的不是劍，而是對方將一根木棍高舉在他的頭上，他便抱怨庫圖佐夫和亞歷山大皇帝，說這場戰爭違反了一切規則（就好像殺人也有什么規則一樣）”。中國的孔子說：“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許多人，尤其騎士和貴族軍人們也認同這樣的思想，而托爾斯泰似乎是懷疑的、甚至不屑一顧的：“就好像殺人也有什么規則一樣。”殺就殺唄，管它怎樣殺的。
但說歸說，做歸做。書中的俄軍并不殺俘虜。即便有的俄方游擊隊首領不愿保留俘虜，一般也還是遵守了不殺的原則。書中的好少年彼佳甚至表現了對法軍少年鼓手被俘后強烈的同情。法軍亦然。后來皮埃爾也進了戰俘營，雖然法軍在從莫斯科逃跑后一路上槍殺過不能再走的俘虜，但那是逃跑潰敗之軍所為。以上安德烈所提供的殺俘的理由類型大致是“對等的理由”，或者說是“以牙還牙”或“以惡報惡”的理由。但與書中的描寫顯然矛盾。殺俘坑降無疑與人們的生命本能相忤，也與軍人的勇敢和榮譽無緣，因為這時是面對即便可恨但也可憐的人們，是面對已經被解除武裝、已經失去戰斗力的人們。安德烈這樣說，但自己其實也不會這樣做。那么，安德烈為什么要這樣說？作者為什么要讓自己的書中出現這樣的矛盾？這樣說的意思是什么呢？
安德烈提出的第二個、也是更一般的輕視戰爭規則的理由是：戰爭就是戰爭。戰爭本身是殘酷的、毫不留情的。他繼續對皮埃爾說，現在我們在戰爭中奉行的——諸如寬大為懷之類，簡直令人作嘔。這種寬大和同情類似千金小姐的寬大和同情，她一看見被宰殺的牛犢就會暈倒，她是那么慈善，見不得血，但是她卻津津有味地蘸著醬油吃小牛肉。我們談論什么戰爭法、騎士精神，對不幸者的憐憫等等，全是廢話。
但是，這里隨即出現了轉機，出現了對我們上面的問題的答案。主人公以及后面的作者并不是好戰，并不是就喜歡殘酷無情、喜歡殺戮。恰恰相反，他們是希望和平、是痛恨戰爭。在安德烈看來，如果增加戰爭的殘酷性，單這一條就能使戰爭改觀，就能減少戰爭。如果在戰爭中沒有寬大為懷，那么我們就只有在值得赴死的時候，就像現在的自衛戰爭中才去打仗。那時，就不會因為某某君主得罪了某某君主而開戰了。那樣的話，拿破侖所率領的其他國家的人就不會跟隨他到俄國來了，我們也不會莫名其妙地到奧國和普魯士去打仗了。戰爭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生活中最丑惡的事情，應當了解這一點，不要把戰爭當兒戲，要嚴肅認真地對待這一可怕的必然性。這就在于去掉謊言，認識到“戰爭就是戰爭，而不是兒戲”。不然的話，戰爭就會成為懶漢與輕浮之輩喜愛的消遣了。
有一種對戰爭不妨更殘酷的希望并不是好戰，而恰恰是希望和平，而且是全面的和平、永久的和平。作品中對戰爭恐怖的描寫、對和平的希望有時甚至達到了懷疑任何戰爭、指稱任何戰爭為罪惡的程度。托爾斯泰在敘述1812年俄法戰爭的開始寫道：“六月十二日，西歐軍隊越過了俄羅斯的邊界，戰爭開始了。也就是說，一個違反人類理性和全部人類本性的事件發生了。數百萬人互相對立，犯下了難以計數的罪惡：欺騙、背叛、盜竊、作偽、生產偽鈔、搶劫、縱火、殺人。世界的法庭編年史用幾個世紀也搜集不完這些罪行。而對此，當時那些干這些事的人卻并未把它作為罪行來看待。”
于是，這里奇怪的現象出現了：放縱戰爭的行為，恰恰是為了遏制開戰的權利。如果全然沒有戰爭，自然也就不會有戰爭中的罪惡。那么，就不妨讓戰爭來得更殘酷些吧，以便人們不再敢進行戰爭。這后面的思想不再是殘酷無情的和不道德的了，而簡直是一種極高的道德理想主義。但這可不可能呢？
對待戰爭的確可以有兩種道德態度：極高的理想主義者更看重戰爭權利的倫理，或者說，認為戰爭權利的倫理更具有優先性；而現實主義者更看重戰爭行為的倫理，或者說，認為戰爭行為的倫理更具有優先性。因此，極高的理想主義者更看重戰爭的原因、看重開戰的理由——而實際上他傾向于否定有任何真正能成立的“理由”；而現實主義者更看重戰爭的手段、戰爭進行的方式。極高的理想主義者更樂觀，心底相信人類能達到永無戰爭的一天；而現實主義者則比較悲觀，隱隱地覺得人類其實不可能完全避免戰爭，既然如此，就不如先來馴化戰爭，使它至少不太殘酷，至少不造成太大的損失。
我們還需要注意有意的行為殘酷對人性的影響，對和平時期的影響。生命是連續的，生活在和平時期的人很多曾是生活在戰爭時期的人，如果戰爭中可以隨意使用任何殘酷的手段，可以任意地虐待、侮辱、折磨、處死人的生命，他們不是容易把這種習性也帶到和平時期中來嗎？對敵人采用的手段變成了習慣，不是也可能對自己的同胞采用嗎？
不過，極具諷刺性的是，一個活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人，將看到戰爭的殘酷倒的確在某種意義上阻止了新的世界戰爭。由于核武器的出現，美蘇放棄了直接對抗。使用這樣的大規模殺人武器雖然可能還不同于有意的行為殘酷，但后果將是一樣的，它將不僅殺死有可能投降的人們、不愿戰斗的人們，而且還將殺死大量的平民，乃至毀滅整個世界。在這樣的一幅圖景面前，人們終于卻步了。但這也許只是暫時的卻步，而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也不是沒有可能爆發熱核戰爭的危險時刻。
我們也許還可以在書中發現輕視戰爭行為規則的第三個理由：即所有相關各方對戰爭的爆發都是有責任的。這一理由隱藏在托爾斯泰對戰爭原因的理解中。他認為，導致戰爭的原因多不勝數。在探索戰爭原因時我們愈是深入，發現也愈多。每一個孤立原因或是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來說都是正確的，但就其與事件的重大比較所顯出的微不足道而言，這些原因又同樣都是錯誤的，亦即就這些原因如果沒有其他各種原因巧合，不足以引起事件的發生來說，它們作為原因又是不真實的。如同拿破侖拒絕將自己的軍隊撤回到維斯拉和歸還奧爾登堡公國一樣，我們同樣可認為一個法國軍士愿不愿服第二次兵役是這類原因：因為，如果他不愿服役，第二個，第三個，第一千個軍士和士兵都不愿服役，拿破侖的軍隊就少了一千個人，那么戰爭也就不可能發生了。如果拿破侖不因人們要求他撤回到維斯拉而感到受侮辱，不命令軍隊進攻，就不會有戰爭；但是，如果所有軍士不愿服第二次兵役，戰爭也不能發生。如果英國不玩弄陰謀，如果沒有奧爾登堡公爵，如果沒有亞歷山大受辱的感覺，如果在俄羅斯沒有專制政權，如果沒有法國革命和隨之而來的個人獨裁和帝制以及引起法國革命的所有因素等等，也同樣不會爆發戰爭，這些原因中只要缺少任何一個，就什么也不會發生。由此可見，所有這些原因——數十億個原因——巧合在一起，導致了已發生的事。
我們現在要考慮戰爭的人為原因，而且是可以在道德上追究的人為原因，也就是作為責任乃至罪責的戰爭原因。在某種意義上，對方的每一個士兵都不是完全無辜的，都是要對這場侵略戰爭負責的。但他顯然不能像拿破侖那樣負責。這種責任的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我們在考慮可以追究、尤其是在法律上追究的戰爭罪責時，就可能只能考慮那些最直接的原因，甚至就只能考慮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行動者可以自由選擇的原因。當然，對何謂“可以自由選擇”及其程度會有無窮無盡的不同理解，但縮小到“罪責”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說，不管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又被后面的原因所推動乃至“被決定”，第一，我們要看這個人做出如此的行為個人是否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第二，我們要看這個人做出如此的行為是否要產生很嚴重的后果。正是在這兩點上將區別開拿破侖和一個普通士兵對戰爭的責任。
一個普通士兵拒絕再服兵役將對他產生很嚴重的后果，他可能被罰款、被監禁甚至受更嚴厲的懲罰。而一個普通士兵的拒服兵役要產生阻止戰爭的效果，則有賴于將有千百萬的士兵不約而同地都采取同樣的行動。在前一點上他將承受的個人后果對他來說是極其巨大的；而在后一點上他將起的個人作用卻是微不足道的。看來作者并沒有區分統帥和士兵這樣兩種相差懸殊的作用和責任，而他后來對歷史法則論述的失誤似乎也可以在這里找到。  不僅在《戰爭與和平》一書中散見有對歷史的議論，在全書最后還有數十頁作者對歷史哲學的專門論述。一些評論者認為這是不必要的，讀者甚至可以撇開不看。無論如何，這樣做對一個文學家來說是很獨特的。但我們要考慮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思想主要是通過文學發展的，托爾斯泰也越來越有志于做一個“真理的探索者”，按照巴赫金的觀點，他還是一個“獨白”的文體作家。這倒也好，我們的議論將以他的議論為據。
托爾斯泰的思路是這樣的：歷史的主題是各民族和人類的生活。權力是群眾意志的總和。群眾或以明顯的表達、或以默然的許諾把權力移交給他們所選出的統治者。那么，如何移交呢？史學家對此有三種解釋，亦即有三種移交方式：第一是群眾的意志無條件地移交給統治者；第二是在明確的人所共知的條件下移交給統治者；第三也是有條件的移交，但是這些條件是不為群眾所知，不明確的。但我們從這幾種解釋中都只能得出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的歷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歷史。我們不能光注意頭羊，而要注意整個羊群。還有，何謂“群眾意志的總和”，有這樣一個統一的“總和”嗎？又何謂“移交”？有這樣一種“移交”嗎？所以，托爾斯泰又說，群眾意志移交給統治者的理論，不過是一種代用語，不如直接考察命令和事件的關系、考察發令者和受命者的關系。這種關系就是權力的關系。這樣我們會看到一個金字塔：越往上，人越少，參加直接行動也越少，但發號施令越多；越往下，人越多，參加直接行動也越多，但發號施令越少。一個群體，就主要讓那些不直接參加行動的人為他們的集體行動考慮、策劃和進行道德辯解，換言之，讓那些不勞力者“勞心”。那些道德辯解都是互相矛盾的，但在當時卻有必要的意義。歷史無法考察原因，而只有無限循環的相互作用，就像物質世界中原子永遠在相吸相斥一樣。
但是，由于歷史法則與自然法則不同，它與人有關，就還要考慮自由意志的問題。人在歷史中是否有自由意志？人在行動中的確經常感到自己是可以自由選擇的，可以做或不做某個行動，可以這樣做或那樣做。這就是自由嗎？但是，我回憶得越遠，我其實就越對自己是否自由發生懷疑，我們越是往前追溯一個事件，我們就越覺得那些事件不是任意做出的，必然性的法則也就越明顯。我們越是追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自由意志就越是可疑。但由于我們不可能追溯得那么遠，不可能知道得那么多，我們就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由”的。但不論對原因的了解有多么困難，我們永遠得不出完全自由（也就是說，完全沒有原因）的觀念。在理性看來，“自由”不過是剎那間的、無法確定的生命的感覺而已。我們在歷史中把已知的東西稱作必然性的法則，把未知的東西稱作自由意志。而就歷史來說，自由意志不過是對我們已知的人類生活法則中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種說法。如果承認人的自由意志，就不會有任何法則存在的地位。
所以，歷史不再去尋求“初始原因”，而是把尋求法則當作它的任務。歷史也不尋求“最終目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這種目的又是為那人類無法理解的總目的服務的。人類揭示這些目的的智慧越高，也就更加難以解釋清楚最終目的到底是什么。人類所能了解的，只是觀察到人類的生活和別的生活現象相對應的關系而已。對歷史人物和各國人民的活動目的也應如此理解。近代各種自然科學都開始扔開“原因”和“目的”問題來尋求法則。歷史學也應是這樣。假如歷史的研究對象是各民族和全人類的運動，而不是敘述少數英雄偉人的生活，那么，它也應扔開“原因”的概念來尋求那些為一切相等的、互相緊密聯系的、無窮小的自由意志的因素所共有的法則。只有采取無限小的觀察單位——歷史的微分，即人們的共同傾向，并運用積分法（即得出這些無限小的總和），我們才有希望了解歷史的法則。為了研究歷史法則，我們應該完全改變觀察目標，撇開帝王將相，轉而研究群眾所遵循的同一類型的無窮小的因素。只有這條途徑有獲取歷史法則的機會；而人類智慧在這方面付出的努力，目前還不及史學家用來描述帝王將相的行動所費精力的百萬分之一。
希望學者去注意整體、尤其是注意下層、注意普通人的活動富有教益，這正是今天史學努力的一個方向。但事情還有另一個方面，即少數英雄還是在歷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這不是“主人”的作用，即不是作為了解他們行動的意義、能夠實現他們行動的目的的作用；但還是一種“主角”的作用：即在歷史的舞臺上還是主要由他們在活動，也是他們的活動在發揮主要的效力。強調這一點也是為了突出道德責任。托爾斯泰強調歷史的法則，完全否認歷史中人們的行動自由，否認少數居于金字塔上層的人作為事件原因的重要性，就等于是要將道德責任的因素從歷史中驅逐出去。這一點我們可以更具體地看一下他對1812年戰爭的敘述。
托爾斯泰寫道：拿破侖之所以要同俄國開戰，是因為他不能不到德累斯頓，不能不被榮耀地位所迷惑，不能不穿上波蘭軍裝，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誘發出的野心所影響，不能不突然發怒。參加這場戰爭的無數的人，他們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性、習慣、環境和目的而行動。他們以為他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并且是為了自己而做的；其實他們都是未意識到自己當了歷史的工具，做了他們自己不明白而我們卻了然的工作。他們所處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天意差使所有這些人竭力追求他們自己的目的，從而造成一個巨大的歷史后果。然而，當時任何一個人，無論是拿破侖還是亞歷山大，更不用說戰爭的某一個參加者，對這個歷史后果也未曾有一絲一毫的預見。
換言之，人們，不管是英雄還是群眾，他們都是在“創造”歷史，但都是在盲目地“創造”歷史，沒有誰能成為歷史的主人，而只有主角、配角和默默無聞的數字的差別。我們無法事先預測行動的后果，我們對歷史只能有“后見之明”。這里有天才的思想。但是，如果一切都是“不得不”，那就將勾銷道德的責任，也勾銷對歷史人物的褒貶。處在金字塔不同層位的人的行動的效力和影響是非常不同的，拿破侖的一丁點意志表示甚或僅是在場就可能引發重大的后果。一個經典的場景是：在寬闊的維利亞河邊，他在河岸上一根圓木上坐下來，頭也不抬地說了句什么，大概是命令尋覓一個過河的淺灘，一個波蘭槍騎兵上校，因皇帝在旁，激動得語無倫次，向副官請求允許他不用找淺灘就帶領自己的槍騎兵泅水過河。副官沒有明顯的異議，這位胡髭濃密的老軍官立刻喜形于色，大呼“萬歲！”命令槍騎兵跟他走。幾百名槍騎兵都隨后跳進水里，河中央的急流又冷又可怕。一些馬淹死了，而人也淹死了。余下的奮力向前游向河對岸，雖然半俄里外就有一個渡口，他們仍以在那個人的注視下泅水過河和淹死在這條河里為驕傲，而那個坐在圓木上的人甚至連看也沒有看他們做了些什么，還覺得他們有點妨礙他思考。最后有約四十名槍騎兵就這樣無謂地淹死了。大多數人被河水沖回到原來的岸邊，只有上校和少數幾個人游過了河，艱難地爬上對岸。但他們剛一上岸，濕透的軍服還滴著水，就高呼“萬歲！”神情激動地望著那個拿破侖剛剛呆過而現在已經離開的地方，那時他們認為自己很幸福。
而敵對的一方也同樣如此。在奧斯特里茨戰役前夕，尼古拉·羅斯托夫參加了一場由皇帝檢閱的閱兵式。在隊列中，每個將軍和士兵都覺得自己非常渺小，也意識到自己只是這個人海之中的一粒沙子，同時又覺得自己強而有力，意識到自己是這個浩大的整體中的一部分。他們高呼“烏拉！”那呼聲震耳欲聾，經久不息，令人歡欣鼓舞。眾人本身所構成的這個龐大的隊伍的人數和威力使他們自己也大吃一驚。羅斯托夫站在庫圖佐夫統率的軍隊的前列，皇帝先向這支軍隊奔馳而來。羅斯托夫體驗到這支軍隊中每個人所體驗到的那種感情——忘我的感情、國家強盛引起的自豪以及對那個為之而舉行大典的人的強烈的愛戴。他感覺到，這個人只要說出一句話，這支龐大的軍隊（他自己雖是微不足道的一粒沙，但是他和這支軍隊息息相關）就要去赴湯蹈火，去犯罪，去拼死，或者去建立偉大而英勇的業績。他想：“只有效死，為他而死！”甚至皇帝表現的一點猶豫不決也使他感到莊嚴和神往。
我們也曾經歷過這樣的時刻。今天的人們也許不會如此瘋狂，但還是少數人在決定，在發令，在影響大多數人的生活和命運。這是一個事實。而許多人，包括本應最具獨立意識和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也愿意、有時甚至熱望將自己的意志融入由一個專斷意志統率的群體的意志。甚至皮埃爾也這樣想：“當兵去，就當一名地地道道的士兵！全身心地投入到這種共同的生活中去，深刻體驗使他們變成那樣的一切。但是，怎樣拋掉自己身上一切多余的、可惡的東西呢？”
一個政治家誠然不能預見自己行為的全部后果，尤其是不能預期那作為自己行動目的的結果，他們常常并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實現這一結果。但是，他完全可以預見自己行動和決策的另一種后果，即這一行動將影響多少人的命運，將帶來大致什么樣的傷害和損失。于是，政治家在事先就有一種必須顧及這種后果的責任，而在事件之后，也可以對決策的政治家追究這種責任，尤其在戰爭的事情上。
總之，表現在《戰爭與和平》中的托爾斯泰歷史哲學的方法特點是：他是像文學家而不是像學者那樣思考，他不依據或借助別人的觀點和思路思考，他是獨立地想問題，且善用各種比喻。誠然，他不可能不受前人思想材料的影響，但他基本上是使用自己的觀念，遵循自己的思路。但他又畢竟不是學者，不是嚴格的哲學家。他不依傍前面的學者，而后面的學者也不太理會他。他不使用學者的思路和“行話”，而且他思考的都是一些最根本的問題。所以，他同時和前后的學者都不易和他“接軌”。
而托爾斯泰的歷史哲學的基本結論是：他否認歷史學中的“初始原因”，也否認歷史的“最終目的”，或者說否認人能認識這種原因和目的。為此他甚至反對或輕視任何周密的計劃——這一點最突出地表現在他對戰爭的看法和對庫圖佐夫的推崇上，他認為在戰爭中重要的是理解人們行動的意義和趨勢，是自然而然地因勢利導。但是，他認為有歷史運動的法則，有歷史的必然，而且，人在這種必然法則面前幾乎沒有任何意志自由可言，所謂“意志自由”只是我們尚未認識的東西。人受鐵定的歷史法則支配。但是，這種歷史法則又是無原因、無最終目的的（或者我們無法知道），類似于天體運動的法則。
這一思想中包含著一些很有意思甚至天才的思想萌芽，但從總體上評論是困難的，尤其是歷史法則和自由、原因和目的等問題。我們寧愿從書中的描寫而非作者的議論中來尋求一些啟發。托爾斯泰多么想把握全體、把握所有人的活動，發現歷史的規律，可是，我們更愿注意他“狐貍”的一面，或者說文學家的一面。  《戰爭與和平》有三個主人公：安德烈、皮埃爾、娜塔莎。
安德烈公爵出身軍人世家。他參加了1805年、1812年兩場戰爭，而戰爭就是要和死亡打交道。第一次他懷著對榮譽的渴望和對婚姻生活的厭倦上了戰場，他渴望著他自己的“土倫”。但他沒有得到他的“土倫”，反而負了重傷，只是僥幸沒死。第二次他在萬念俱灰中上了戰場，他已經沒有了對榮譽的熱望，但懷著保衛祖國和鄉土的決心，但這次他又被炮彈擊中，并且，這次他終于不治而死。他第一次傷愈回到家中，恰遇妻子臨產，孩子生下來了，但妻子死了。生命與死亡是多么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懷著對妻子的深深內疚和對個人命運的深深失望，心靈很久不能平復。但是，人生是不會在三十一歲就結束的，他遇到了娜塔莎，喚起了他自身生命的熱力，他又重新燃起了生命的熱焰。他和她秘密訂了婚，但給了娜塔莎一年自由的時間。就在他和她快要重逢并結合的時候，娜塔莎遇見一個放蕩的年輕軍官，并準備與他私奔。私奔被偶然地阻止了，但婚約也被解除了。即便有微弱的可能重合，兩顆重創的心靈也還需要痊愈的時間。但是，安德烈不久又上戰場了，這次他的團隊作為后備隊還沒有投入戰斗就被炮火摧毀過半。他也又一次倒下了。安德烈是不幸的。但最后他在死前的一個月里又遇見了娜塔莎則是幸運的。他在娜塔莎的看護中死去。
皮埃爾是私生子。他性格的突出特點是似乎總有點心不在焉、心神恍惚。他總是在想事，想和周圍環境沒有多大關系的事。他是一個大塊頭，力氣也很大，但有點笨拙。他走進上流社會的交際場，總有點像是一頭大牛走進了瓷器店。他沒有算計之心甚至防人之心，也似乎從來不為自己的利益堅持斗爭。但他的幸運是多少算計和防范也很難達到的，他的境界也是多少苦修和磨煉也很難達到的。他意外地得到了最大一筆遺產，于是也成為許多人“獵婚”的對象。他厚道、寬和，甚至會讓人覺得窩囊。他在一種似乎必須說什么話的情勢之下，囁嚅地說出了“我愛你”，于是成了海倫的丈夫。他似乎總是闖到自己不該去的地方，其實那正是一些關鍵的地方。比如他偶然地逛到了波羅底諾戰役前夕的戰場，后來又一直呆在戰役中最關鍵的一個堡壘。作者喜歡通過他的眼睛來“看”。
娜塔莎連接著上面兩個人，她先和安德烈訂婚，后與皮埃爾結婚。安德烈和皮埃爾也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真理的探求者們也理應成為好朋友，即便他們探求的道路不同。但就憑他們的人數如此之稀少，他們也應當成為朋友。她所犯的錯誤也是過于熱烈的生命所容易犯的錯誤。娜塔莎不是思想者，她就是生命本身。她就是青春、就是快樂、就是陽光。而即便一個陰郁的生命也是要尋找陽光的，一個嚴肅的生命也是要追求快樂的。她被許多人愛、被人喜歡：家人、客人、多年的朋友，乃至只是過往的路人。甚至古板的軍人杰尼索夫、勢利的鮑里斯、放蕩的阿納托利也被她吸引。她想愛所有的人，也希望被所有的人愛。她也是和平。她是和平時期的主人公。她熱愛美，在一個美麗的月夜，她站在陽臺上，向往著抱緊自己的胳膊飛翔起來。
娜塔莎也面對了死亡，雖然不是自己的死，而是他人的死，是至親至愛的人的死。她的才十幾歲的弟弟彼佳的死、她父親的死，尤其是安德烈的死。她受過兩次重創，一次是因她自己的過錯而導致與安德烈廢除婚約；一次是安德烈的死。但她又復蘇了。是她強大和青春的生命力本身使她治愈、使她復蘇，因為她就是生命。生命的本質是女性的、或者說是母性的。所有的生命都由女性生產，女性喂養、女性護理、女性送終。因為有女性，生命顯示出自己更純正的本色。因為有女性，生命不致被過于好斗的激情摧殘或毀滅，也不致被過于沉重和嚴肅的思索掩蓋或弄得黯淡。
我們也許還可以更仔細和專門地看一下面對死亡對生命的思考。
當安德烈負傷躺在奧斯特里茨的戰場上時，他躺在大地上，只能凝視天空，除了天空什么也沒有。在安靜、肅穆、高遠的天空面前，他感覺過去覺得重要和偉大的東西都不再重要和偉大了，諸如榮譽、功績、塵世的偉人，甚至生死，這一切歷史和時代的東西都變得十分渺小了，都像是空虛和欺騙。他只是感動于天空的永恒、無限和偉大，但他并不知道這偉大是什么。他所有知道的東西都是渺小的，而他所知道的偉大的東西卻是他不清楚的。他意識到永恒。但這永恒的天空其實也還是空虛的、空洞的。他不知道這真正偉大的東西是什么。他還是想活。他覺得生命還是美好的。所以，當拿破侖來到他面前的時候，他動了一下。
他活過來了。當他回到家里，卻又遇上兒子的降生和妻子的死去。他其實是懷著內疚和贖罪的心情回到妻子的身邊。但他沒有贖罪的機會，妻子就死了。他心中的創痛有多深只是在他和皮埃爾在渡口談話時才第一次真正地表達出來。特別是他永遠忘不了妻子臨死前秀麗、僵冷的面容仿佛在對他、對所有人說：“我愛你們，我沒有做過壞事，你們為什么對我這樣？”他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經很老很老了，他只希望不傷害和妨礙別人、也不關心別人和社會，就這樣默默地了此殘生。他希望的只是避免受良心責備和疾病這兩件壞事，為自己生活。但是，皮埃爾告訴他，所有生命都是聯系在一起的，也要為別人生活。
皮埃爾的話震動了他，在他心里播下了新生的種子。但是，新生的種子并不是很快就能發芽成長的。當春天來臨的時候，他經過一片樹林，在經過一個寒冷的冬天之后，其他的樹木和青草都重新欣欣向榮，只有一棵滿身瘡疤的老橡樹不愿屈服于春天的魅力，依然是將光禿禿的枝丫伸向天空。他覺得自己就是那棵老橡樹，他所持的立場就是那老橡樹的立場，他對生命的態度就是老橡樹表示的態度。“你自萬象更新，我自巋然不動。”但在過了些天，他重新經過那片樹林的時候，老橡樹卻已是樹葉蒼翠茂盛了。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他遇到了充滿活力的娜塔莎，也在下面的陽臺上聽到了她要在美麗的月夜飛翔的話。所以，他對自己說：“人生不會就在三十一歲的時候就完結。我應當和所有的人在一起生活。”
他又回到大地上的生活了。但天空或者說永恒的視野仍然保留著。他和娜塔莎相戀了，但因為自己家庭的阻礙，也希望十七歲的娜塔莎充分地認識自己，他給了她一年自由的期限。給予這樣的自由是否合適？是不是應該不顧一切馬上結婚？這樣結婚后是否在幸福中將達不到后來體會生命的深度，甚或娜塔莎的生命力還可能有再一次不惜燒毀自己的爆發？對這些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在一年的終了娜塔莎出事了。安德烈沒有原諒她，他說：“我說過要原諒墮落的女人，但是我沒說我能夠原諒。我不能夠。”那天安德烈和別人談話特別活躍，而只有皮埃爾完全明白他所以這么活躍的內在原因。
在波羅底諾戰役中，作為團長的安德烈一直鎮靜地看著自己周圍的人被炮火擊中、抬走。終于一顆炮彈落到他身邊了，在一叢苦艾旁邊，像陀螺一般冒著煙旋轉。“難道這就是死嗎？”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完全新的、羨慕的眼光看青草、苦艾，看那從旋轉著的黑球冒出的一縷裊裊上升的青煙。“我不能死，不愿死，我愛生活，愛這青草，愛大地，愛天空……”但過了一會兒他又想：“不過，現在不是一切都無所謂了嗎？來世會是怎樣？今世曾是怎樣的？我過去為什么那樣留戀生命？在這生命中有一種我過去和現在都不明了的東西。”這東西是什么呢？
他被抬進了戰地手術帳篷，他看到血淋淋的人體似乎塞滿了這低矮的帳篷，這使他想起幾星期前，在那炎熱的八月的一天，士兵們紛紛跳進一個臟污的水塘，那許多擠在一起的赤裸裸的強健肉體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一下就深深地理解了何謂“炮灰”。這時他又認出旁邊一個痛哭失聲、虛弱無力、剛被截去一條腿的人正是他一直尋找想與之決斗的阿納托利。他也想起了娜塔莎，忍不住流出了溫柔、深情的眼淚，他哭了，哭別人，哭自己，哭他們和自己的錯誤認識。他想：“對兄弟們、對愛他人的人們的同情和愛，對恨我們的人的愛，對敵人的愛，——是的，這就是上帝在人間散播的、瑪麗亞公爵小姐教給我而我過去不懂的那種愛；這就是我為什么舍不得離開人世，這就是我所剩下的惟一的東西，如果我還活著的話。但是現在已經晚了。我知道這一點！”
但是，如何可能去愛敵人呢？“愛一個親人，用人類的愛來愛就行了；但是愛敵人，只有用上帝的愛才辦得到……用人類的愛，這種愛可能轉化成恨；但是上帝的愛永無變化”。他先前感到對背棄他的娜塔莎又愛又恨，但這時他多想再見她一面。恰巧她那天知道了他與她同在旅途，深夜光著腳悄悄來到了他床前，他對她說：“我比以前更愛你，更知道怎樣愛你了。”
自此，娜塔莎一直看護著他。她常坐在斜對著他的扶手椅里，遮住燭光，編織襪子。因為安德烈曾經告訴她，在織襪子的動作里，有一種令人感到慰藉的東西。安德烈一直躺在床上，不僅知道他會死去，而且感到他正在死去，并且已經死去一半了。他體驗到了遠離塵世的意識，和愉快而奇怪的輕松的感覺。他不著急不慌張地等待他正面臨的時限。但是，安德烈又想：“難道命運這樣奇特地讓我和她相聚，就是為了讓我去死？……難道人生之真理展現在我面前，僅僅由于我在虛妄中度過了一生？我愛她勝過世界上的一切。可我愛她又能怎么辦？”“愛？愛是什么？愛干擾死。愛便是生。”
安德烈夢見許多人在做無謂的談話。漸漸地這些人物全部開始消逝，一切只剩下一個關門的問題。他起身朝房門走去。他覺得一切都有賴于他是否來得及緊閉房門。但他的腳不能邁動，他于是知道他來不及關門，但仍然徒勞地鼓足全身力量。他陷入痛苦的恐怖之中。這恐怖是死亡的恐怖：“它”就站在門外。但就在他無力地笨拙地朝房門爬去的時候，這一可怕之物已從另一邊壓過來，沖破了房門。某種非人之物——死亡——破門而入。于是，安德烈公爵死去。但就在死去的那一瞬間，安德烈公爵想起他是睡著的，同時，在死的那一瞬間，他一努力，于是又醒了。“是的，這就是死。我死了——我醒了。是的，死——便是覺醒”。突然間他的心里亮了起來。他感到好像掙脫了以前捆住他的力量，感到了再沒有離開過他的那奇怪的輕松。
這是正在死去的人的感覺。這是不是第一次有人運用想象描寫瀕死者在漸漸地死亡過程中的感覺？它是真實的嗎？任何一個讀者都無法對之進行判斷。那么，這瀕死者周圍的生者對他的感覺呢？當安德烈變得特別溫和并容易感動，娜塔莎和他妹妹感覺這是臨死的跡象。在最后的時間里，她們感到已不是在照料他（他已經沒有了，他離開了她們），而是在看護對他的最親密的回憶——他的軀體。她倆都看到，他愈來愈深地、緩慢而平靜地離開她們，沉入到一個她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當靈魂離開軀體，軀體發出最后一次顫抖的時刻，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在他跟前。“過去了？！”在他的軀體一動不動并且冷卻了幾分鐘之后，瑪麗亞公爵小姐說道。娜塔莎走過去，向那雙不動的眼睛俯下身去，急忙闔上了它們。她沒有親吻那雙眼睛，而是伏身在他的軀體上，心想：“他到哪里去了？他現在在什么地方？”娜塔莎和瑪麗亞公爵小姐哭泣了，她們哭泣是由于面對死亡的奧秘而產生的虔敬的感動，死亡的奧秘簡單而又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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