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克書《七姬志》二種（并跋文） 《七姬志》全稱《七姬權厝志》，系元至正二十七年八月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紹為其七位側室而立的墓志。其時元朝將亡，義軍兵臨城下，潘恐遭不測，妾為人恥，遂暗示七位小妾自已引決，果然七女子皆自決。是年八月由張羽撰志，宋克書，盧熊篆蓋，勒石追瘞于冢側。碑立不久即被廢毀，故原拓極少流傳下來。該志文義一般，書法上卻頗具價值。 宋克（1327-1387），字仲溫，一字克溫，自號南宮生，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是明代初期聞名于書壇的書法家“三宋二沈”之一。與高啟等稱十友，詩稱十才子。洪武初為鳳翔同知。素工草隸深得鐘、王之法，筆精墨妙，風度翩翩。并工寫竹，雖寸岡尺塹，而千篁萬玉，雨疊煙生，蕭然無塵俗之氣。嘗作雞棲石業條一幅，題語有“藝成不覺自斂手”之句，謂不可復得也。書學急就章，故寫竹能妙。嘗于試院牘尾用朱筆掃竹，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人遂以為朱竹自宋克始。卒年六十一。(《高啟南宮生傳》、《無聲詩史》、《丹青志》、《珊瑚網》、《六研齋二筆》)傳世墨跡有章草《急就章》、《公讌詩》、《七姬志》等。代表作有《章草急就章卷》。 宋克的書法，在明代頗享盛名，與當時擅長書法的宋璲、宋廣合稱三宋。 延伸閱讀 論宋克書法風格 一、宋克小楷書風 1.1元代以來的小楷書風 元代書法是宋代書法的延續，同時又是書法史上的重要轉折。宋代以師法晉人為主導的晉唐書法在元代發展為一種全面回歸的潮流，趙孟頫、張雨、倪瓚風格最顯。 趙孟頫------王書法后參以己意所形成的，故而鮮于樞在其１２９１年所書的小楷《過秦論》后跋：“子昂篆、隸、正、行、草俱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 倪瓚稱其“結體妍麗用筆遒勁，真無愧隋唐間人。”［３］前期書家除趙孟頫------或更為靈動。 元代中期的小楷書風最為突出的是張雨，其小楷學歐陽詢，又受到李邕影響，其用筆和結體得法于趙孟頫---沉雄的藝術特色。此期的揭傒斯、錢良佑等人的小楷書風都以追蹤晉唐逸韻為學書道路，注意尋求趙氏的源頭，別出己意。 元代后期因戰爭四起，社會動 蕩，文士多隱逸江 湖，以書畫自遣。 此時的小楷書風，能不落趙孟頫-----歐陽詢為主的晉唐書風開始追求鐘繇小楷書風（圖４），更顯出古淡自然的神韻。楊維楨的小楷一反元人崇尚的晉人書風，追求險絕奇崛，其所書《周上卿墓志銘》則反映了他的小楷書風與元代初中期的變化。 綜觀元代小楷書風的發展，可以看出，其經歷了由趙孟頫沉雄——倪瓚的古媚蕭散為代表的發展脈絡，反映了元人小楷書風從總體上追蹤晉唐書風到后期開始以鐘繇書風為師法對象，并摻入隸意，這正體現了元人小楷由秀妍到古質的細微變化，宋克的小楷書風正是在這種變化中形成的。 １．２《七姬權厝志》和宋克小楷書風 至正二十七年（１３６７）六月，張士誠據吳時，徐達炮攻蘇州城，張士誠之婿潘元紹臨戰，大難當頭，其家中七姬能識節義，一日同盡。八月，潘元紹命張雨撰文壯其事，宋克書丹，盧熊篆蓋，立成《七姬權厝志》于七姬墓。［５］（圖５）九月，吳徐達，常遇春等破蘇州，俘虜張士誠，到應天后，張士誠自縊死，潘元紹城破前降，至應天后，亦被殺。《七姬權厝志》明嘉靖年間石始出，文徵明跋云：“偽周（張士誠）據吳日，開賢綰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悉卒于吳。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勛，位重宰相，雖酗酒嗜殺，而特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于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６］吳中文人集聚于此可見一斑，而文章書法“極天下之選”更表明宋克書法在吳中極受推重。 《七姬權厝志》是宋克四十一歲時的作品，原石久佚，今人所見為重刻拓本。從拓本上可以看出其書風出自鐘繇，字形略扁，遒麗疏朗而又顯醇樸古質，與王羲之《黃庭經》相比，更顯寬綽，略存隸意，字法粗細變化自然，筆筆精到，筆畫在外拓中不失蘊藉。楊士奇《東里集》稱其志“其文其書皆奇也。”［７］都穆《寓意編》云： 鄉先生宋仲溫氏書法師鐘元常，后竟以是妙絕天下。其書今人間往往有之，余所閱殆不止此，獨元常書世遠罕傳，并刻石者亦不多見，曩成化間嘗觀元常薦季直表真跡，始知仲溫之誠有得于元常，而今豈易得哉？［８］ 又，王世貞《古今法書苑》卷七十六云： 《七姬志銘》，為潯陽張羽撰，東吳宋克書。文既近古，而書復典雅，有 元常遺意，足稱二絕，第其書大奇而不情。 明人對此志的論述，既指出其書風來源于鐘繇，得其典雅，又突出其書之“奇”。宋克小楷取法于鐘繇，都穆《寓意編》說其師法《薦季直表》，王世貞《藝苑卮言附錄三》稱其“正體頗秀健”，出《宣示》、《戎輅》（《賀捷表》）而失之佻”，顧復《平生壯觀》季氏冊中載有楷書白紙札云其“楷師賀捷表”，都表明宋克小楷對鐘繇的汲取。董其昌稱“國初宋克亦學《戎輅》，因失其意，遂成俗體”，［９］或因宋克筆法純熟，視之為“俗”，似有過之。元代以來，小楷書法多效趙氏，此件作品凸現了元代小楷書風變化的一脈，追求古質，與層層相襲的趙氏小楷書風相比，尤顯“奇”趣。楊慎稱“國朝真行書，當以宋克為第一，所書《七姬志》文，真冠絕也”，［１０］清人翁方綱評宋克小楷：“有明一代，小楷宋仲溫第一”［１１］，并題《七姬帖》進一步對其小楷在元代趙氏書風籠罩下求古出新的價值：“東吳生楷有明冠，兒視枝山孫孟津。若與吳齊步伐，四明樓石孰嶙峋。” 《七姬權厝志》代表宋克在元末書風變化中師法鐘繇而呈現出的新面貌，《定武蘭亭八跋》中的小楷書風亦與此相類。除這類作品外，宋克取法二王、趙孟釷櫸繚謐髕分幸嚶諧氏幀！ 宋克于１３７０年所作《錄子昂蘭亭十三跋》中的小楷作品（圖６），可以看出他對元人書風中婉媚秀逸一路的繼承，尤以趙孟頫---風格的過渡。 《李白行路難》是宋克小楷的另一種取法的代表，共十三行，筆墨精妙，取法二王，風格介于《七姬權厝志》和《錄子昂蘭亭十三跋》之間，秀逸之中蘊集著古樸，在書寫中有明顯的“行”的意識，因而在遒勁之中更顯生動之美。宋克四十四歲時為友人徐彥明所作《陶淵明詩長卷》、《竹石小景跋尾》中的小楷氣韻脫俗， 比《李白行路難》更顯古秀。明人吳寬在評宋克書法時云：“其書出魏晉，深得鐘王之法，故筆墨精妙而風度翩翩可愛，或者反以纖巧病之，可謂知書者乎？”［１２］宋克小楷正是如此，這體現了元代小楷從師法晉唐以來的又一變化，以“纖巧” 之病論宋克之小楷，實非公允之辭。 二、宋克章草書風 ２．１章草體和元代的章草復蘇 漢代通行的書體中，草書的崛起對后世書法藝術發展有重要影響。大約從東晉時代開始，為了跟當時的新體草書相區別，稱漢代的草書為章草，新體草書相對而言稱今草。［１３］章草約在漢隸（即指八分）成熟的西漢中晚期形成，并漸趨成熟，至東漢蔚然成風。它的用筆，是沿著隸書筆法發展的，在解散結構嚴整的隸書體同時，主要特征卻仍舊在每字結束時采用了波挑法，并且字與字之間多不連屬，如張懷瓘《書斷》中所說“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連急就”，正是在這種“損隸”大大豐富了書法中的筆法。 關于“章草”的名稱，歷來有多種說法。一為史游作《急就章》，章草之“章” 系從《急就章》中來。唐張懷瓘《書斷》上引南朝宋代王愔的話說：“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書草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１４］把章草出現與急就章聯系起來，此不可信。此處的“急就章”是史游所編字書《急就篇》的通稱，《急就》加“篇” 字始于《漢志》，魏以后又改《急就篇》為《急就章》，在漢代“急就章”之名尚未出現。《急就》為漢初兒童識字課本，理當用通行字體，史游作《急就篇》決不會“造一種新字體來寫一本新字書的”。［１５］考古發現的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中的《急就篇》抄本，也為隸書書寫。又一說法為漢章帝好杜操草書，因章帝而得名。唐蔡希綜《法書論》稱”章草興于漢章帝”，韋續《纂五十六種書》稱“章草者，漢齊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此論在徐浩《古跡記》中也有記載，而章帝前的明帝亦善草書，前人多有否定。還有一說法為杜操用草書寫章奏，故名為章草。張懷瓘《書斷》上云：“杜度善草，見稱于章帝。上貴其跡，詔使草書上事。魏文帝亦另劉廣通草書上事。蓋因章奏，后世謂之章草。”凡此種種，或時間不符合章草形成的年代，或理由不充分，難以令人相信。但必須指出：漢人著作中并無“章草”一詞， 而只有“草書”之稱。“章草”的名稱是魏晉以后出現的，“章”字指有條理，有法則，漢代舊草書形體有條理，法則嚴格，近人多以為章草由于書法比今草規矩而得名，這大概是正確的。［１６］ 漢代草書的產生，最早萌芽于篆書草寫的草篆之中，隨著草篆嬗變為古隸，草書又繼續在古隸的快寫中發展。漢代的章草正是在古隸的俗體中衍變而出，在長期的書學實踐中，這種原為簡易、急速的寫法，逐漸約定俗成，形成有法度的草書。再經文人書家的加工美化，章草由實用走向藝術化。“章草”一體，漢代張芝學杜操、崔瑗，在保留了杜操“瘦硬”特征的同時，使章草更為精美，如宋克所論：“張芝書，如老松獨倚巖壑，錯落盤屈，時飄飄風韻。”［１７］魏晉時期的皇象和索靖傳遞張芝之章章，使這一書體得以繼承并光大。唐宋時期，楷行兩體的盛行，章草一體罕有人作。唐歐陽詢嘆“章草幾將絕矣”，北宋黃伯思亦說“（章草）至唐絕罕為之，近世遂窈然無聞。”元代趙孟畹某魷鄭乖櫸綬⑸藪笞郟垂懦繃髡季莩啊Ｕ悅項全面回歸古典書風中，注意到了“章草”一體，多次臨寫皇象《急就章》，在趙孟頫---- 趙孟頫----王之法臨寫章草，除去刻貼中的棗本之味，而參以靈動勁健的筆法，有別于古拙之法。原藏于重華宮的趙氏大德七年（１３０３）所書《急就章》是趙孟頫---曾有著錄，此冊章草行筆輕盈而利落，捺筆粗而爽，與漢簡中的章草中的樸拙筆法明顯不同，趙孟頫--- 康里子山的書法曾得趙孟頫“灑翰親從魏國游，題遍宣麻數千幅”。趙孟頫---- 因康里氏天歷和至順年間曾分別任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和浙西廉訪使，在杭州文化圈中，沾溉趙孟頫---- 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璲仲衍，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溫。［１９］ 饒介晚年與宋克多有交往，宋克正是通過饒介繼承了康里子山的筆法，并參以己意和古趣，形成新的風格。元代的章草復蘇中，鄧文原、俞和等人亦善章草，鄧文原臨皇象《急就章》，饒有楷行筆意，袁華稱其“若神蚏出海，飛翔自如”，俞和則直接師法趙孟頫---所書《六體千字文》代筆，［２０］其中即有章草，臺北故宮博物院還藏有其《臨張芝八月帖》，可見其對章草的喜愛。 宋克章草書風延續著元代復興章草的潮流，并在明初發展到高峰。他的章草師法皇象《急就章》和索靖章草，吳寬在宋克書《索靖草書勢》后跋稱“蓋得其妙，而無愧于靖者也。”［２１］從趙孟頫--- （六） 2.2宋克和《急就章》 《急就篇》在魏晉時代多被書家用章草書寫，但流傳下來的僅有皇象所作。北宋時，葉夢得曾將此本刻石于穎昌（今河南省許昌），后在明正統年間刻石與松江，就是一般所說的松江本《急就章》。王國維《校松江本急就篇序》曾對《急就篇》作詳細考證： ……宋代所存者，僅鐘（繇）、皇（象）、索靖三本。宋末王深寧所見，則惟皇象碑本而已。明正統初，吉水楊政得葉石林（夢得）所摹皇象章草本，刊石于松江，又以宋仲溫所摹者，補其闕字。”［２２］ 楊政正是根據已有殘缺的葉刻拓本重刻石于松江，而拓本的殘缺處以宋克寫本補足，此本是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內容最豐富、最有系統的一份章草資料。王世貞稱：“偶取葉少蘊刻皇象石本閱之，大小行模及前后缺處若一，惟波撇小異耳。”［２３］難怪其稱宋克是繼南朝蕭子云之后八百年中唯一繼承古法者。宋克生活的時間 距正統年間有半個世紀以上，以宋克寫《急就章》本補葉刻拓本，足見宋克書寫《急就章》之影響。 宋克臨寫《急就章》之墨跡本，現存有三本：①故宮博物院藏本（圖 ８）， 寬２０．３厘米，長３４２．５厘米，為洪武三年（１３７０）所作，時宋克四十四歲，篇首 “急就章”標題后署“吳郡宋克書”，篇末有其小楷跋“庚戌七月十八日偶閱此紙，愛其光瑩……，東吳宋克仲溫父識。”通篇均為章草，作品上鈐有“項子京家珍藏”、 “墨林秘玩”等收藏印數方。卷后有周鼎、孫廷蕙、宋犖等人題跋。②天津藝術 博物館藏本（圖 ９），寬１３．８厘米，長２３２．７厘米，為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所作，時宋克六十一歲，此年宋克卒。篇末有其小楷跋“洪武丁卯六月十日臨于靜學齋。” 有朱文“仲溫”印。③北京市文物局藏本，寬 ３８厘米，長４４．８厘米，書寫時間不詳。此本為冊，書寫《急就章》之前面部分。此冊篇首三字為小楷“急就章” 三字。 從傳世的宋克書《急就章》來看，宋克對《急就章》的臨寫，表現出不同的 風格特征。故宮博物院藏本后有明成化年間周鼎所跋： 仲溫《急就章》，有臨與不臨之分。臨者全，不臨者或前后段各半而止，或起中段隨意所至，多不全，若臨摹則不能不自書全。予所見蓋不可指計矣，獨此卷全好可愛，第對臨，欲規矩不失，故不有縱意處耳。最后，張芝、皇象二帖，則不臨而自寫也。 周鼎跋中所稱的“臨”與“不臨”之分，在宋克的《急就章》書寫中得到呈現，他臨寫或依次對臨中求規矩，或前后段在臨寫中夾雜了行楷或小草，使作品表現出“不臨”的變化。不僅如此，宋克在書寫的三種《急就章》中還表現出形態的變化。 故宮博物院藏本所書之《急就章》，行筆勁健，結構多變，首尾相顧，收筆留有明顯的波腳，而筆畫健峭，每個字雖獨立成態，但字與字之間已有明顯的“映帶”意識，清人宋犖跋此卷稱其用筆“端謹而法備”，此卷與皇象《急就章》相比，風格已迥然有別，此卷已失去皇象作品中的質樸和凝重，字與字之間更為茂密。皇象的章草保留了隸書時代的“古質”特征，宋克則處于元代書法全面復古時期，行、楷書都十分成熟，對于章草，則是“今妍”型的，在流利純熟的書寫中表現章草的結構和波磔，把皇象作品中的扁方字形拉長，變其圓厚古拙的用筆為挺拔瘦勁，表現出雋秀雄健的風格特征。饒介曾于１３６７年論書贈宋克：“誰能懷邃初，心焉悟皇頡。閉門工造車。出門即合轍。古人有成言，得之盡毫發。流形歸自然，萬古字不滅，將同造化功，豈獨在書訣？”饒介的論述正指出宋克書風在“合轍” 中“造化”，入古出新，而心悟皇頡正是對其章草所言。 與故宮藏本相比，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急就章》更為老辣，趨于對“古質” 的汲取。字間茂密，意態古雅，字形多呈扁方，多顯隸意，整幅作品表現出“端莊雜流利”的特征。董其昌《容臺別集》卷三《書品》稱：“大都為章草者，必兼右軍乃合，不則宋克輩耳。”其初衷或是有貶宋克章草中乏右軍筆意和少古意，此卷有漢人遺貌，古意盎然，雖未顯右軍新妍筆意，又怎能說其無古法呢？北京文物局藏《急就章》雖亦為章草，然多晉唐楷意，王世貞《藝苑卮言》稱宋克“章草是當家，健筆縱橫，差少含蓄”，或許正能表達此類作品特征，此少“含蓄”是相對“古質”而言，這種臨寫方法打破了整幅全以章草波挑表示“隸意”的方法，參以楷行之法，實則為其草書創作之“混合體”打下了基礎。 元代書家開啟了自唐宋以后書家書寫《急就章》的局面，如果說趙孟頫---所書的《急就章》相比，宋克章草的表現形式更為豐富。值得注意的是，趙孟頫---的章草創作將其筆意是融入行草書之中的，以行草為主體；而宋克的章草創作是把行草書筆意融入章草之中的，是以章草為主體的，宋克一生反復臨寫出章草《急就章》，正體現出其對章草的追求。 三、宋克草書書風 3.1元代末期的草書書風 有元一代的書法，在文士混跡江湖，隱士書畫家群體在書壇凸現出來，張雨、黃溍、黃公望、倪瓚、楊維楨、盧熊、王蒙、吳鎮等都為其中的代表。他們在書法上，雖師承有所不同，但不為趙氏書風所囿，表現出各具特色的“隱逸”書風，其中以楊維楨和倪瓚之一“動”一“靜”之兩極為代表。盡管如此，趙孟頫--- 在章草中將今草、章草、行書混合，趙孟頫 3.2《唐宋詩卷》與《杜甫壯游詩卷》 《唐宋詩卷》（圖１０）為宋克三十四歲時的作品，作于至正二十年（１３６０），現藏于上海博物館。此卷以二王草書筆法運之，并帶有明顯的元人草書特征，跌宕有致，整卷以今草為主，偶有章草夾雜，前半部分較拘緊，后半部分更為縱逸，顯清勁之美。近人張宗祥跋此卷云“仲溫墨跡不易見，此卷書于至正時，雖不及晚年雄渾，然其用筆縱橫簡勁，故是名跡。” 此卷以二王、米芾之筆法運之，通卷飛動勁秀，結體嚴謹，在王羲之之“秀妍”和米芾之“欹側”的基礎上更加跌宕之態，作品中的“濛”、“里”、“研”等字已糅進章草之法，但此卷就總體風格而言，仍可視為趙孟頫-- 元代的草書，康里子山筆力爽健，轉折圓勁自如，字距緊而不密，行距松而不散，顯《書譜》遺意，我們從其代表作《書述筆法》（圖１１）可見。饒介的書法得其指授，其１３６０所作《蕉池積雪詩》（圖１２）中可見對康里書法的繼承和拓展。此件作品，抄錄了張雨的這首詩，并有長跋，亦可見張雨在元末文化圈中之影響。通篇圓融暢朗，沉著痛快，氣脈貫通。神追大令、懷素，在結體上與康里相近，但更加注意字與字之間的“連綿”，在康里作品中，字字獨立，偶爾出現“連筆”，饒氏更為酣暢，常出現三字以上的多字相連，形成“一瀉千里”之勢。宋克的《唐宋詩卷》亦書于此年，顯然受此期饒介書風的影響，神形兼備。宋克在饒介作品中的“茂密”和“清勁”中更增添了“古質感”，行與行之間亦更為疏朗。與康里子山的《書述筆法》相比，其俊逸清勁的風格是一致的，但比康里氏更注意“字勢”與“行勢”，行筆更顯古意，項穆稱其草書“古雅微存”或正是與康里子山、饒介比較而言。 從康里子山《書述筆法》——饒介《蕉池積雪詩》——宋克《唐宋詩卷》之間，我們可以發現康里一脈書風的傳承脈絡。在他們的書風中，康里草書中的勁健圓潤之風一以貫之，饒介承其勁健一路，更為酣暢，如姜紹書評其所云“醉墨淋漓，風翥鸞翔，似奇反正”。而宋克則在饒介作品的基礎上，得康里草書中之“圓潤”，更為精熟。明人詹景鳳 在肯定其地位時，又批評其 “爛熟”：“國朝楷草書推三宋，首稱仲溫。然未免爛熟之饑，又氣近俗，但體媚悅人耳”。“熟”、“俗”、“媚”的評論似過于苛刻，從另一方面來說，卻表明了宋克對草書的精熟和功深，也許這正是宋克能在康里子山和饒介書法的基礎上得以發展的原因。 《杜甫壯游詩卷》（圖１３）是宋克草書的又一代表作。明中葉書家商輅（１４１４－１４８６）在此其卷后對宋克草書作了形象的評論： 其書鞭駕鐘王，驅挺顏柳，瑩凈若洗，勁力若削，春蚓縈前，秋蛇綰后。遠視之，勢欲飛動，即其近，忽不知運筆之有神，而妙不可測也。我朝御極時，宦翰之暇， 偶見其書，嘆曰“仲溫得人，而書法若此，真當代之羲之也。”，其見若此，嗚呼！自開辟以來，書法之神妙，唯圣羲之一人，羲之之后，能繼其高風者，余亦曰仲溫一人而已。 商輅此論，雖未直接對此卷作具體評識，但卻指出了宋克草書“瑩凈”、“勁力”、“勢欲飛動”的特征。在此卷中，我們可以看到其點畫勁健光潔、氣勢連綿，既有狂草之豪放，又在豪放中增加許多“節奏點” ——以章草之波磔增加作品高古生辣的意味，增強了草書的表現力。這種創作方法在宋克為友人徐彥明作草書《唐宋詩卷》中已見端倪，《杜甫壯游詩卷》在《唐宋詩卷》基礎上增加了懷素的連綿體勢和康里子山的奇崛剛毅，強化了字形之變化，使轉變更為迅疾，點畫更為勁健利落，用筆上把章草筆法糅進狂草中更為自然，在“縱勢”中的草法間入 “橫勢”的隸法而了無痕跡，更顯雄渾之氣。翁方綱稱其小楷“承元人之雋逸，變宋人之雄奇”［２４］，從此卷中可看到其草書亦顯此特征。近人于右任跋此卷稱“合章今狂而一之”，又云： 以仲溫之天才，決非月儀豹奴等帖所能拘束，而欲創為大草，則不得不求材于今狂，此《壯游詩》寫法這所由來也。故此種草，謂之為古今草書中之混合體則可，如謂為章草，則誤矣！ 于氏所謂“古今草書中之混合體”，表明此卷在草書創作上的大膽嘗試，以今草、狂草與章草相融，跳出元人草書藩蘺，成為元末明初草書創新之集大成之作。解縉評宋克草書如“鵬搏九萬，須仗扶搖”［２５］，從此卷確可見此氣度。 歷史上，今草是在章草的基礎上結合新興的楷法而形成的草書，它在繼承章草的基礎上，加強了筆畫間的呼應，如張懷瓘所描述的那樣：“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２６］，并把帶有隸意的章草的挑勢捺筆完全去掉，這是草書在形體和用筆方面的一大變革，在這種變革中，王廙 、王洽、王羲之、王獻之等都有著重要的貢獻，如虞世南所云： 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 俯拾眾美，會茲簡易，制成今體，乃窮旨奧。［２７］ 在今草基礎上形成的狂草以唐人張旭、懷素最著，其特點是筆勢勾連回繞，大小參差，變化豐富，連綿不斷。宋克草書師法二王、王廙，并得力于旭、素之狂草，加之他在章草上的非凡功力，熔于一爐，形成了有創造性的“草書混合體”，表現出章、今、狂三草之特 征： 宋克的“混合體”草書，是對章草、今草 和狂草的筆法加以融合形成的書體。吳寬評其 云：“其書魏晉，深得鐘王之法，故筆墨精妙， 而風度翩翩可愛”［２８］。雖然王世貞稱這種創造 “波險太過，筋矩溢出，遂成佻卞”，此論或正指出宋克形成的靈動中表現“隸意”，險勁中突出“揖讓”的草書特征，責之為“佻卞”，實乃不能認識此體所處之時代特征，宋克草書中的取妍尚姿，實乃元以來的時代使然。他在混合體草書中強化波磔，又與元代趙孟頫--- 在宋克的草書中，《停云館法帖》卷十所錄宋克書《鐘繇王羲之二小傳》（圖１４）風格介于《唐宋詩卷》和《杜甫壯游詩卷》之間，在《唐宋詩卷》的今草中糅合了更多的章草筆法，顯清峻之氣，既有今草的連綿不斷的運筆，也時見章草的波挑筆意，但明顯不如《杜甫壯游詩卷》磅礴的氣勢。宋克草書作品現存的還有《公讌詩》（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七言絕句》（山西博物館藏）、《進學解卷》（故宮博物院藏）等。這些草書風格雖不如它《杜甫壯游詩卷》強烈，但其以瘦勁的筆勢表現豪邁淳雅的風格，形成其草書的鮮明特色。《公讌詩》和《七言絕句》在創作形式上，還以立軸表現草書的連綿跌宕的氣勢，這種軸類書法在趙孟頫--- 祝允明《書述》中，對元以來至明初書壇作了評論： (七) 吳興獨振國手，遍友歷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為盡善小累，固盡美矣。饒（介）、周（伯琦）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國初，故當最勝，昌裔（宋廣）熟媚，猶亞于克。［２９］ 祝允明既肯定了趙孟頫----王一脈，并與宋克之草書血脈相通，除長卷外，大量出現立軸作品，在氣勢上都得力于旭、素狂草，用筆上點畫結字都以羲之、獻之法運之，但宋克在草書中更多地強調法度，表現出“理性”的色彩，使轉豐富而多變，在字勢上呈縱勢，并以字末收筆之波磔表現蒼古之意。祝允明不隨人腳踵，表現了強烈的個人“情性”，風骨爛漫，天真縱逸，結體上受宋人黃庭堅影響，橫勢明顯，并常以“點”來表現恣肆縱橫的書風。對于他們的草書，趙宧光曾作比較： 近代吳中四家并學二王行草，仲溫得其蒼，希哲得其古，徴仲得其端，履吉得其韻。一于蒼則蕪，一于古則野，一于端則時，一于韻則蕩，四者皆過也。［３１］ 宋克草書學二王而得“蒼”，實乃其以章草之筆法參之所得，祝允明得“古” 乃其“歸宿晉唐”所致；然宋克以狂草、今草、章草諸體糅合，顯蕪雜亦是難免的，而趙宧光稱祝允明“古”而“野”，雖為批評祝書之過，實乃其將入古之功與放蕩之情性相結合，而形成的鮮明書風。這種以表現情性為特征的書風與宋克時代的以表現法度為特征的明初書風拉開了距離。 明后期浪漫書風代表徐渭的草書以立軸為多，用筆、結體以二王懷素為宗，間雜索靖章草，表現出古媚的特征。他從索靖章草中得到的是章草之“逸”而顯隸意，在橫式中拉長字型取得縱式，追求連綿和悠長的意味。從這個意義上說，徐渭之草書和宋克在氣格上相類。 明代的草書，以宋克、祝允明、徐渭為代表的三家草書氣勢豪放，表現出蒼古縱逸的藝術追求，體現了明代浪漫書風發展的軌跡。若將三家置于明代草書發展的坐標上，我們可以發現從明初到晚明草書發展呈現出的一些變化。在樣式上，宋克以長卷為主，祝允明以長卷、立軸皆有，徐渭則以立軸為主，這種變化表明 “立軸樣式”在明代已完全形成，文人書法由“案頭品玩”轉變到“壁上觀賞”；在章法上，宋克草書成縱勢，以章草、狂草、今草之混合體書寫，既有連綿之勢，又有波磔之“頓”，增加了章法上的“觀賞性”；祝允明草書整體成縱勢，但單體略扁，“點”的變化運用使章法上顯得縱橫交錯之感；徐渭草中夾行，偶見章草，在縱勢中顯橫撐之態，增強了作品的“茂密”感，以重筆拖長縱勢使章法上呈現了強烈的對比，豐富了章法上的內涵。章法上的變化和發展，表明明代草書進一步強化了觀賞性，繪畫上的章法不斷運用到書法中，豐富了草書的表現力。 （朱天曙） 注釋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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