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

丑牛童 20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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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1991年發表）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文明起源的問題也就是階級社會和國家起源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仔細研究了美國學者摩爾根的著作《古代社會》。馬克思寫有《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恩格斯在這本經典著作里，以唯物史觀詳盡地分析了人類由野蠻到文明的發展歷程。他根據希臘人、羅馬人和德意志人等實例，探索了氏族制度如何解體，研究破壞氏族組織以至將之消滅的經濟條件，指出“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①。這些研究和結論，奠立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文明起源的基本理論。

　　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恩格斯的著作沒有具體講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傳來中國以后，便有學者開始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理論運用到中國古史的研究中去。1929年，郭沫若發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以恩格斯這一經典著作為向導，研究了恩格斯未曾提及的【34】中國的古代社會。此后，有不少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接續著郭沫若的工作。

　　十月革命后，蘇聯的一些史學家曾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作過研究。在西方，恩格斯著作的觀點影響到人類學、考古學界，例如英國的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關于史前考古和古代文明的若干看法，像新石器時代革命、城市革命一類觀念，傳播的范圍是相當廣的。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來，西方學術界出現討論文明起源問題的熱潮，有一系列論著。如1968年丹尼爾的《最初的文明》，1975年塞維斯的《國家與文明的起源》，1978年穆瑞主編的《文明的起源》和柯恩、塞維斯主編的《國家的起源》等，都代表了這一趨勢。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也涉及中國的古代文明。

　　近十幾年來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也是學術界非常重視的題目，史學界和考古學界應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進行了認真的研究，發表了許多論作。這些新作的思想觀點，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早期作品相比，有著頗為顯著的發展。綜合起來看，可以說有以下幾項特點：

　　第一，加深理論的探討。

　　研究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著作，大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同時借鑒吸收了晚近國外一些論著的觀點。這特別表現于文明的標志或要素的討論。按馬克思主義理論，階級和國家是文明產生的根本標志，但對于判斷某一古代社會，尤其是考古工作中的具體古代遺址是否屬于文明社會來說，還可以提出若干要素作為根據。在國外著作中，上面提到過的英國丹尼爾的《最初的文【35】明》即列舉文字、城市和復雜的禮儀中心三項要素，并且說只要一個社會具備其中兩項，便可判定屬于文明。日本貝塚茂樹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集《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的補記里，則舉出青銅器、宮殿基址、文字三項要素。

　　1983年，夏鼐先生應日本廣播協會之邀作公開演講，其中一次以“中國文明的起源”為題。他說：“現今史學界一般把'文明’一詞用來以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這種社會中，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已有城市作為政治（宮殿和官署）、經濟（手工業以外，又有商業）、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秘魯似為例外，僅有結繩紀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文明的這些標志中以文字最為重要。”②這樣的見解，當前在國內學術界較為通行。

　　第二，強調考古學的重要。

　　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撰著的時代，現代考古學在中國剛剛發軔，還沒有取得多少成績。經過60年左右的辛勤努力，中國考古學已具有舉世公認的輝煌成果。中國古代文明，包括其產生和形成時期的面貌，業已在考古學者的鋤頭下逐漸顯現出來。

　　世界各種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無例外地都要依靠考古學成果來研究解決。這是因為從野蠻過渡到文明的歷史階段，文字僅處于萌芽狀態（在某些地區還沒有發明），自然不能有直接的系統的記載。中國古代有大量典籍，不少傳流至今，但涉及文明初期的材料究竟是有限的。研究這方面應以考古材料為主，已成為學術界的【36】共識。

　　第三，重視傳說的價值。

　　上面說考古學重要，不等于認為傳世古籍中的古史傳說沒有意義。晚清以來興起的疑古思潮，以為古史傳說所指的時代越古，后人作偽的成分就越多，也便更不能憑信。20世紀50年代已有學者不贊成這一觀點，他們對古史傳說作了細心的整理分析，發現了好多有價值的線索。隨后，有的學者還根據傳說進行考古調查，如徐炳昶對豫西夏文化的調查工作，有很引人注意的收獲。

　　1982年底，尹達為《史前研究》雜志的創刊寫了一篇《衷心的愿望》，是他最后的學術論文。他在這篇文章里問道：“我國古代社會的傳說里究竟是否全屬偽造？在這些疑說紛紜、似是而非的神話般的古史傳說中是否有真正的社會歷史的素地？”他認為，考古學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這些神話的傳說自有真正的史實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③。

　　第四，反對文明起源單元論的觀點。

　　在研究古籍中的傳說方面，邵望平關于《尚書·禹貢》的論文很令人發生興趣④。文章提出，公元前第三千年期間，特別是其中、晚期，黃河、長江流域的史前文化發生了大的社會變革，進入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這個時代形成的龍山文化群體，是中國文明形成的基地。《禹貢》記述的九州，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文化區系相對應，其內容之古老、真實，絕非后人憑想像所能杜撰。邵望平認為，中國古代文明以黃河、長江流域為基地，中原地區為中心，是多源的。過去考古學尚未取得足夠材料【37】去打破中國文明起源于中原的單元論，現在考古學已為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打下新的基礎，單元論的傳統觀點就被打破了。

　　文明起源單元論的破滅，是考古工作在全國各地進一步普遍開展的結果。許多地區考古學文化演進情況逐步清楚，使各種文明要素產生的過程也趨于明朗了，下面試從幾個方面，勾畫一下中國史學界和考古學界應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研究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初步結果。

　　首先，談一下金屬的使用。

　　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生產力是經濟基礎中最活躍的因素，而在生產力中，生產工具的進步又是生產力發展的標志。

　　現代考古學證明，不少古國的文明時代的開始，和青銅時代的到來大體相當。中國的青銅時代是在什么時候開始的，長期以來是學術界十分關心的課題。

　　人們都知道，商代已經是青銅時代，而且青銅器的制作工藝達到了非常復雜發展的高度。不過，直到20世紀50年代，大家所知道的商代青銅器，只限于商代后期（即大約公元前1300年商王盤庚遷都到殷以后）的器物。這在考古學上，叫做殷墟期的青銅器。比殷墟期更早的商代青銅器，是通過河南鄭州和輝縣等地的發掘而確定的，由于鄭州二里崗出土的這種器物較多，就叫做二里崗期的青銅器。

　　二里崗期青銅器屬于商代前期，其工藝當然不像殷墟期那樣發展，但仍然是有相當高度的。這種青銅器特點是器壁比較薄，花紋比較簡單，可是禮器、兵器、工具品【38】種齊備。殷墟期的主要器種，這時都已經有了。有的器物形制很大，例如方鼎的高度有達到1米的，比殷墟期最大的后母戊方鼎只低0．33米。這個時期青銅器的出土地點分布得相當廣，遠到長江中游的湖北黃陂、陜西漢中的城固，都有不少發現，而且其形制、花紋和鄭州等地所出差不多一樣。這說明，商代前期的青銅工藝絕不是原始的。

　　比二里崗期更早的青銅器，主要是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所以叫做二里頭文化青銅器。若干學者主張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他們的意見如果不錯，這種青銅器便屬于夏朝。無論如何，二里頭文化顯然是青銅時代的，所出器物雖比二里崗期的商代青銅器又粗糙簡單了一些，然而仍然不是原始的。據發掘者統計，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禮器有鼎、爵（數量最多）、斛、斝、盉，兵器有戈、戚、箭鏃，工具有鑿、錛、錐、鉆、钁（陶范）、刀、刻刀、魚鉤等，另外還有銅鈴、銅泡和銅飾牌等物。這些器物的工藝頗為復雜，使用了合范法澆鑄，還有分鑄、接鑄的技巧。有的器物鑲嵌有美麗的綠松石，有多種紋樣，個別器上還發現有鎏金痕⑤。這充分表明，當時的人們能夠制造出更大更復雜的青銅器，可能蘊藏在迄今尚未找到的大墓里面。

　　過去，有人看到殷墟期青銅器很發達，又還沒有找到更早的淵源，就認為這種生產技術是外來的。現在二里頭文化的發現已將中國青銅器的傳統上溯到夏代，那么這個傳統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從青海、甘肅、陜西到河南、山【39】西、河北、京津、內蒙古，以至山東，都發現有年代早于或相當二里頭文化的銅器或者制造銅器的遺存。其中年代最早的，當推1973年在陜西臨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子基址發現的半圓形殘銅片⑥，房子的碳素測定年代是約公元前4700年。這塊銅片經科學分析，是含有鋅的黃銅，可能是用含鋅的銅礦石煉成的。同一遺址還出土一件銅管，也是黃銅的。

　　1987年，在內蒙古敖漢旗西臺的紅山文化房子基址中發現了多塊陶范，可能是用來鑄造魚鉤的⑦。紅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陶范不會晚于這個年代。

　　1975年，在甘肅東鄉林家遺址的一處房子基址北壁下發現一柄銅刀。遺址屬甘肅仰韶文化馬家窯類型，該房子基址的碳素測定年代為約公元前3200年。此數據可能偏早，可估計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經科學鑒定，銅刀是含錫的青銅，系用兩塊范澆鑄制成，這是我國已知最早的一件青銅器。

　　以上所舉，僅是早期銅器的一些例子。根據已有的種種發現，有學者提出，仰韶文化可劃為晚期新石器時代到早期銅石并用時代，龍山時代則是晚期銅石并用時代⑧。還有學者主張，龍山時代的中晚期已經是青銅時代了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些最早的銅器都是經過冶鑄的，而按照冶金史的一般規律，在發明銅器的冶鑄工藝之前，應該有利用天然銅加以鍛打來制造銅器的階段，當時的銅器乃是純銅（即紅銅）的小件器物。國外的銅石并用時代，主要是這種器物，而在中國這樣的階段還沒有被認【40】識。有文章以為這是中國冶金史的特點，中國并沒有經過這樣的階段⑩，是否如此，尚待今后考古工作來證明。

　　其次，看文字的產生。

　　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認為，文明“始于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這一看法，并說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由于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⑾。由此可見，文字是文明的一項重要因素。中國古代文字主要是早期的漢字。關于漢字的起源，《荀子》、《呂氏春秋》等古書都說黃帝時倉頡造字。黃帝的年代約當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前期。這一傳說當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證明。

　　很多人以為殷墟的甲骨文是最早的漢字，這是不正確的。甲骨文只不過是商代后期的文字，字的個數已經超過4000，而且從字的結構看，傳統的所謂“六書”已經具備了。所以甲骨文是一種相當發展的文字系統，漢字的演變在它以前肯定有一個很長的過程。

　　近年關于中國文字起源的探討，主要和年代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號有關。這種刻劃符號發現已久。20世紀30年代在山東章丘城子崖的考古發掘，就獲得一些有刻劃符號的龍山文化陶片，不過沒有得到太多注意。50年代陜西西安半坡的發掘，發現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刻劃符號，這在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報告中公布，很快就引起古文字學者的重視。

　　有刻劃符號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屬于半坡類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陜西西安、長安、臨潼、郃陽、銅川、寶雞和甘肅秦安等不少地點發現。在這一地區早于半坡類型【41】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現有刻劃符號。半坡類型的陶器符號大多刻于器物燒成以前，器種絕大多數是陶缽。符號有固定位置，一般在缽口外面的黑色帶緣上。符號有的簡單，有的則相當復雜，接近文字，比如臨潼姜寨的一個符號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晚于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不少種文化，也都有類似的陶器符號，有的還是用毛筆一類工具繪寫的。例如青海樂都柳灣出土的馬廠類型彩陶壺，下腹部外面常有繪寫的符號，據統計有50多種。龍山時代的文化、二里頭文化的陶器，也發現了不少符號。河南登封王城崗兩處龍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片，刻有異常復雜的符號，很像是文字⑿。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壺，有毛筆硃書的一個“字”和其他兩個符號⒀。至于商代前期即二里崗期陶器上面的符號，有的已很明顯是近似甲骨文的文字。總的說來，從仰韶文化以來，陶器符號可以說是向甲骨文那樣的文字趨近。

　　文字起源與陶器符號有關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實例。據有的外國學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陶器上繪寫、浮雕或刻劃的符號⒁。這個年代，和中國的陶器符號是差不多的。

　　這一類符號并不限于陶器。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陽賈湖進行的發掘⒂，從相當于裴李崗文化的墓葬中發現了一版完整的龜腹甲和另外兩個龜甲殘片，上面都刻有符號，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戶”字。還有一件柄形石飾，也有刻劃。墓葬的年代，據碳素【42】測定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這項發現的意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上面談到的各種符號，性質如何，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還有一種陶器符號，大多數學者認為可能是原始文字，這就是大漢口文化的陶器符號。

　　大漢口文化分布在山東、江蘇北部及河南東部一帶，年代在公元前4300—前2500年之間，其后身是山東龍山文化。陶器符號屬于大漢口文化晚期，發現最早的是1959年山東寧陽堡頭（即大漢口遺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壺，上面有毛筆繪寫的硃色符號。后來在山東莒縣、諸城陸續發現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號一處或兩處，有的還涂填紅色。這些符號的位置和結構很像商代青銅器銘文。1977年，唐蘭曾把他所見到的幾種符號釋為“▲”、“斤”、“戌”、“炅”等字。到現在為止，這種符號已出現9種⒃。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和大漢口文化毗連的良褚文化也有類似的符號。良渚文化在江蘇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漢口文化中晚期相當。良渚文化個別陶器有成串的刻劃符號，同時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號。有符號的玉器有璧、瓊、環、臂圈等，符號的刻劃位置獨特，不同器上花紋混淆。有的符號為了突出，還特別施加框線或填有細線。良渚文化玉器符號已發現11種，其中5種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相同或近似。這些符號試用古文字學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夠釋讀⒄。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兩種頗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密切的關系。1987年在江蘇新沂花廳發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說明兩【43】種文化的人民存在著交往。兩者符號的相通，很可能標志著這些符號是原始文字。

　　再說城市的出現。

　　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原始城市的產生，是古代文明進步的一個重大標志，因此，學術界普遍重視城市的產生問題。但什么是城市，原始聚落同城市如何區別，仍是探討中的問題。學者間的多數趨向于認為，城市的主要標志是反映出階級的社會結構。城市不一定有城墻，例如中國商代后期的殷墟，經過多年的發掘，只在宮殿基址外圍發現防御性的水溝，并未找到城墻（最近發現的洹北商城，時代似早于盤庚遷殷）。另外人口的規模可以作為城市的參考標志，例如丹尼爾便主張城市應容納至少5000人。

　　殷墟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城市，包括有宮殿基址、陵墓、居住遺址和手工業遺址，其性質是不容爭議的。商代前期的城市，可舉出河南偃師尸鄉溝商城、鄭州商城和湖北黃陂的盤龍城等。偃師商城是1983年發現的，位于縣西大槐樹村南，南臨洛水。已探出東、北、西三面城墻，南北距約1700余米，東西最寬處1215米，面積約190萬平方米。城內發現了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等。這座城建于商代早期，其地望與古書所載湯都西亳吻合。鄭州商城發現于1952年，遺址總面積達2．5平方公里。城東、南墻各長1700米，西墻1870米，北墻1690米。城內發現有大型建筑基址，城外也有許多手工業遺址、墓葬等遺跡。有些學者認為這座城是商王仲丁的都城隞。盤龍城發現于1954年，位于長江北岸不遠，城較小，南北約290【44】米，東西約270米，城內也有建筑基址，城外有居住遺址、手工業遺址、墓葬等。這些材料，說明商代前期已有規模可觀的城市，而且有的是王都，有的可能是諸侯國的都邑。

　　前面曾經提到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距尸鄉溝商城不遠，可能屬于夏文化，有人主張是夏都斟鄩。這處遺址沒有發現城墻，但有大型宮殿基址以及居住遺址、手工業遺址、墓葬等。

　　更早的城址也已有不少發現。

　　最早發現的是山東章丘城子崖的古城。建國前1928年以來，曾在當地進行發掘，那時已找到城址，但由于認識限制，對城的年代猶豫不決。1989到1990年，在該地重作勘查試掘，證明是一處龍山文化、岳石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大致相當）、周代三城重疊的遺址。最下面的龍山文化城址，平面接近方形，南北最長530米，東西約430余米，面積約20萬平方米。勘查還證明，30年代發現的城址，是三城中的岳石文化古城⒅。

　　30年代在河南安陽后崗還曾發現龍山文化的夯土墻，可能也是當時的城址。

　　近年發現的龍山文化城址，有河南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臺和山東壽光邊線王等處。登封王城崗城址包括相連的東西兩小城，合計面積約2萬平方米，城內有建筑基址。淮陽平糧臺城址為正方形，面積約3．4萬平方米，城內有建筑基址，城門有門衛房建筑，并發現排水管道等遺跡。壽光邊線王城址略呈梯形，面積約4．4萬平方米，有內外兩城，城基下有奠基犧牲⒆。需要注意的是，平糧臺【45】古城南、北兩城門與城內建筑基址在一條直線上，已具有后世城市中軸線布局的雛形⒇。

　　上述這些龍山文化城址，和古書記載的上古都邑有相合處，如傳說太昊都陳，即今淮陽；禹都陽城，即今登封。安陽后岡在殷墟范圍內，更不待言。周代，淮陽為陳國國都，壽光為紀國國都，章丘為譚國國都。這種情形，恐伯不會是偶合。

　　在北方，還發現了夏家店下層文化（相當二里頭文化和商代二里崗期）的城址。這種城址的墻多用石塊壘筑，在內蒙古赤峰一帶就發現了這樣的石城43座，面積一般為1萬—2萬平方米。城內有用石塊壘砌的房屋基址，最多的達600處以上。這些石城分布為三群，每群中有一座大城，最大的面積有10萬平方米。夏家店下層文化也有夯土城址，如內蒙古敖漢族大甸子城址，面積6萬平方米。附屬有相當大的墓地，包括隨葬多組陶器的大墓①。此外，在內蒙古包頭阿善、涼城老虎山也發現石城，年代有可能更早②。

　　赤峰石城群的結構暗示，其中的大城可能是身分高貴者居住的“宮城”。由此類推，龍山文化面積較小的城址也可能是“宮城”，而一般人民在城外環居。這要求今后在考古工作中更注意勘查城址周圍的環境。

　　禮制的形成也很重要。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認為，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產生之后就必然有一套與之相應的典章制度。因此，禮儀性建筑中心也是文明的標志之一。應該注意到，中國古代的祭祀崇拜是禮制的一部分，有敬祖追遠的特點，因此君主【46】的宮室和宗廟常不分離。這使得古代城市中罕有突出、獨立的禮儀性建筑。不過，在年代較早的一些考古遺址中，還是發現了禮儀性建筑的存在，以下試舉幾個例子。

　　1983年，在遼寧凌源、建平間的牛河梁發現了紅山文化的“女神廟”遺跡。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頂有平臺形地，廟址在平臺南側緩坡上，由多室和單室的兩組建筑組成，出土有泥塑人像及龍、鳥像的殘部。人像由形體看屬女性，臂部內腔見有骨路殘片。同出陶器中有特大的彩陶鏤孔器殘片等，應為專用的祭器③。據聞，最近在該地又發現“金字塔”之類建筑物。

　　1987年，在浙江余杭瑤山發現良渚文化的“祭壇”遺跡。遺跡在瑤山頂上西北，平面呈方形，中心系一紅土臺，環以填灰色土的圍溝，西、北、南三面又有以黃褐色土筑成、用礫石鋪面的土臺，其西、北邊有用礫石砌成的石磡。整個“祭壇”面積約400平方米，南部被時代相距不遠的同文化墓葬所打破。發掘者推斷，這處土臺是“以祭天禮地為主要用途的祭壇”④。

　　齊家文化也有祭祀遺跡發現，在甘肅永靖大何莊、秦魏家發掘到6處“石圓圈”，周圍有牛、羊骨架及卜骨，被認為“與祭壇的性質相類似”⑤。

　　與此相聯系的，是專用于一定禮儀的器物，即禮器的出現。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玉器。在中國古代，人們對瑩潤光澤的玉（一部分按現代標準應屬石質）有特殊的觀念和感情，因此不少種考古文化都有非常精美的玉器，成為商周玉器的先驅。以下也舉一些例子。

　　紅山文化玉器，重要的有龍形玦（玉龍）、勾云形佩和【47】用途待考的筒形器等，還有璧、三聯璧、環，以及龜、鸮等動物形飾物。1973年，在遼寧阜新發現兩座紅山文化石棺墓，均隨葬相當多的玉器，墓制也很特殊⑥。

　　良渚文化玉器，重要的有璧、琮、璜、圭、環、鉞、冠飾等。近年在江蘇吳縣草鞋山、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和瑤山等地，都從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玉器⑦。不少玉器上的獸面紋，被認為可能是商周最流行的“饕餮”紋的前身⑧。

　　龍山文化玉器，尤其是山東出土的，制作尤為精細。有的也雕琢有獸面一類紋飾，但發掘品還不多。

　　齊家文化玉器，有璧、琮、璜、鏟，等等。僅甘肅武威皇娘娘臺一座墓中，就出璧83件⑨。

　　二里頭文化玉器，有璧、琮、璋等。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一種歧尖的玉璋，和陜西神木石峁（可能屬龍山文化）、四川廣漢三星堆（屬商代后期）發現的很是相像。

　　總之，《周禮》記載的六種禮玉，在上述文化中都可找到淵源。這些玉器都不具有兵器、工具一類的實用性（雖然有的像刀，有的像斧，其鋒刃都是朝上的），其性能只是在禮儀中使用，并作為所有者身分的標記。

　　還有些考古文化中出現非實用性的精美陶器，如山東龍山文化的蛋殼黑陶，輕薄如紙，顯然不切實用。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陶器，有很像商代青銅器的美觀花紋。這些也是供禮儀中使用的，也作為有特殊身分者隨葬的器物。

　　有學者在論述襄汾陶寺早期墓地（約公元前2500年）時說，這里“禮器已不是偶見的一二件，其中有由彩繪【48】（漆）木器、彩繪陶器及玉石器構成的成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貯器、武器、工具、樂器、飾物等。又以蟠龍紋陶盤和后來商王陵也曾使用的鼉鼓、特磬最引人注目。……若從隨葬品組合的角度看，其后商周貴族使用的禮、樂器，在這里已初具規模”⑩。

　　還應注意貧富的分化。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認為，伴隨私有制的出現和階級的分化，社會必然發生貧富分化現象，因此貧富分化現象也成了古文明研究者的聚焦點。

　　原始社會氏族的財富是共有的，體現在考古發現的材料中，是居住遺址和墓葬的集體性和平等性。如仰韶文化的聚落和公共墓地，其情形就是這樣，已為眾所周知。

　　仰韶文化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走向不均的跡象，例如特殊的墓葬。陜西華縣元君廟墓地有五座這種墓葬，一座男性老人墓在二層臺上砌有礫石。西安半坡一座幼女墓有木棺，隨葬玉耳墜、陶器、石珠等物。臨潼姜寨一座少女墓，隨葬玉耳墜、陶器外，有由8577顆骨珠組成的串飾。

　　大漢口文化墓葬的貧富分化業已相當清楚，出現了厚葬的大墓。以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的墓地為例，早期大墓如13號墓，為成年男女合葬，有圓木疊筑的木槨，隨葬許多陶器，還有象牙琮、雕筒等珍貴物品。晚期大墓如10號墓，也有木槨，墓主系成年女子，有象牙梳、綠松石串飾、玉臂圈、玉指環等飾物，隨葬彩陶、白陶等器物約90件，還有象牙雕筒等物品⑾。【49】

　　繼大汶口文化之后的山東龍山文化，也有大墓出現。1989年，在山東臨胊西朱封發現兩座大墓，一為一槨一棺，一為重槨一棺。以前者（202號墓）為例，墓主系成年，棺內有極精美的鏤空嵌綠松石玉笄、浮雕人面紋的玉簪、綠松石墜和串飾，以及玉鉞、玉刀等物，其余陶器（包括蛋殼陶杯）、骨器、彩繪器皿等則放置在棺、槨間的邊箱里面⑿。

　　山西襄汾陶寺的龍山文化厚葬墓，上文已經談到過了。

　　良渚文化的厚葬墓，可以浙江余杭反山的墓地為例。這處墓地的年代約當公元前3000年或略晚一些。所謂反山，實際是專為埋葬而用人工堆筑的土臺，土方量估計達2萬立方米。臺上有墓11座，呈有秩序排列。出土隨葬物，除陶器、石器外，有大量玉器、象牙器和涂朱、嵌玉的漆器遺跡⒀。類似的厚葬墓，在其他若干地點也有發現，在浙江嘉興雀幕橋還發掘到木槨大墓。

　　貧富分化與產品的積累、交換的擴大直接有關。在當時，金屬、牲畜，甚至奴隸，都可能成為貨幣。在中國，豬比較普遍地起過這樣的作用，成為財富的標志。華縣元君廟仰韶文化厚葬墓已有以豬下顎骨隨葬的例證。大汶口文化的大墓以豬頭隨葬，大汶口10號墓即有豬頭14個。有學者指出，“它們既是財富，也是貨幣，因而在不同身分和地位人的墓葬中隨葬的數目也多少不同。首領和一般成員不同，貧者和富者不同。就以齊家文化墓葬隨葬的豬頭來說，多的68頭，其次30多頭，十幾頭，少的三五頭或一兩頭，有的根本沒有”⒁。貧富的差別，在這方面【50】表現得也十分明顯。

　　最后，須提到人牲人殉的問題。

　　人牲人殉，即用人作為祭祀的犧牲或墓中的殉葬品，在古代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現過。由于在我國史學界曾有過長時間討論，至今仍為許多人所關注，所以在這里仍有必要談到。

　　見于報導的最早的人殉事例，是1987年河南淄陽西水坡45號墓⒂。這座墓葬屬于仰韶文化，據有關碳14年代測定，可估計為不早于公元前4500年。墓葬有一些奇特的現象，墓主是壯年男子，位于墓室中央，兩側用蚌殼排成一龍一虎圖形。簡報說，墓室東、北、西三面有小龕，各有一人。能鑒別的，北龕為16歲左右男性，西龕為12歲左右女孩，兩手均壓于骨盆下，女孩頭上還有砍斫痕跡，因此判斷為人殉。有學者對簡報提出異議，認為所謂小龕可能與45號墓不屬同一層位⒃，而發掘者繼續堅持該墓殉3人的觀點⒄。這個事例能否成立，現在不能做出定論。

　　最早的人牲事例，也屬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遺址的一處長方形房子的居住面下，出土有一具帶砍斫痕跡的人頭骨，還有一個陶罐，見于《西安半坡》報告。據研究，這很可能是建造房子時的奠基人牲。

　　1987年，在江蘇新沂花廳大汶口文化墓地中發現有人牲人殉的現象。有關的均屬大墓，16號墓墓主左下方有一17歲以下的男少年，腳后又有一少女；18號墓墓主右側有一側身的成年女子，左有一嬰兒；20號墓墓主系成年男子，腳后有兩少年。另外在16號墓室外還埋有幾具【51】幼童的骨架⒅。

　　同時，在上海青浦福泉山的良渚文化墓葬中，據報導也有人殉發現⒆。

　　在河南安陽、湯陰、永城、登封等地的龍山文化遺址，多次發現有奠基人牲。所用以幼童為多，甚至有嬰兒。

　　甘肅武威皇娘娘臺和永靖秦魏家的齊家文化墓地，都發現有成年男女合葬墓。女子或一或二，側身面向男子，隨葬品也是男子更多，看來是女子為夫殉葬的實例。內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開溝的朱開溝文化墓地，也發現類似現象。有的女子似曾捆縛，還有的墓有木槨，男子在槨內，女子置于槨外。在墓主腳下也有放置幼童的。

　　二里頭文化的偃師二里頭遺址，有的大型房子墓址周圍發現好多人骨架，沒有固定葬式，有的經過捆縛，有的身首分離，不少與牲畜同埋。據研究，他們都是用于祭祀的人性⒇。

　　上面所述的這一類人牲人殉的慘酷現象，都是商代同類行為的失聲。

　　我們關于中國古代各種文明因素淵源的敘述，暫限于此。必須承認，文明因素的產生不等于文明時代的出現，而且以目前所了解的情況而論，這些因素的產生和發展還存在許多未解決的疑難，已有的材料是散在的、不系統的。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要根據這些材料，以陳述的形式講出中國文明起源的歷史，還缺乏充分的條件。過去很長時期，國內外學術界認為商代是中國古代文明的【52】源頭。這種看法，至今影響仍然不小。現在看來，中國文明很可能應上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最近很多學者撰文，提出中國古代文明形成于公元前第三千年，即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①，這就和《史記》始于《五帝本紀》差不多了。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第81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③《尹達史學論著選集》，第450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④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考古學文化論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⑤《中國文明起源座談紀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112頁。

　　⑥鞏啟明：《姜寨遺址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獲及其意義》，《人文雜志》1981年第4期。

　　⑦《中國文明起源座談紀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113頁。

　　⑧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并用時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⑨《中國文明起源座談紀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113頁。

　　⑩金正耀：《中國金屬文化史上的“紅銅時期”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7年第1期。

　　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