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慶： 關于東亞地區的陶器起源摘要：系統地整理和分析中國大陸、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所發現的距今1萬年前的早期陶器，可知陶器的產生是更新世向全新世過渡時期全球性氣候劇烈變化的產物，是人類為適應自然環境的變化而進行的探索和發明。中國華南地區與華北地區的早期陶器各自獨立起源。華北地區的早期陶器與日本列島雖有一些關聯，但資料有限，目前還不是很清晰（來源：2015年05期《四川文物》；詳見： 關于東亞地區的陶器起源.pdf）。 三、問題與討論。在華南地區，陶器起源時期伴生的石器群均為大型的礫石石器和石片石器；而在華北地區西北部則是以細石器為主體。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看，華北地區西北部的材料和日本列島似乎存在一定的關聯性。與豆粒紋、隆線紋陶器共存的石器是分布于日本九州地區西北部的西海技法的福井型細石核，它與此前分布于這一地區的矢出川技法的野岳、休場型細石核、船野技法的船野型細石核等不同。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從華北地區經由朝鮮半島傳播到九州地區新型細石器技法[32]。據報告，于家溝遺址發現的陶片也與楔形細石核共存[33]。2010年，北京大學與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新密市李家溝遺址也有類似的發現，在細石器文化層中發現2片陶片[34]。但資料十分有限,我們還很難就此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希望今后有更多的資料能為我們了解這一問題提供更多的幫助。 關于陶器的起源_ june的新浪博客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國。世界上陶器究竟是什么時候發明的呢？過去我們只知道最早的陶器源自日本，例如愛瑗縣上黑巖陰遺址第9層的陶器，據測定為公元前1萬年左右。近幾年來在中國南方不斷發現早期陶器，例如廣西桂林的廟巖、湖南道縣的玉蟾巖，江西萬年的仙人洞和吊桶環都發現公元前一萬二三千年的陶片或陶器，其中尤以玉蟾巖的陶器最為完整。因此，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燒制陶器的地區之一。 人們將粘土涂于可以燃燒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們發現只是粘土一種可以達到這種目的。因此，制陶術便出現于世界之上了”。——摩爾根《古代社會》。 “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編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夠耐火而產生的。在這樣做時，人們不久便發現，成型的粘土不要內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這個目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是根據美州印第安人用木制容器或籃子上涂上泥土以做炊器的作法而做出的邏輯推論，并沒有考古學上的證據）。 陶器的產生是和農業經濟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農業，然后才出現了陶器。——《中國陶瓷史》第2頁。 以往總認為陶瓷的生產為燒飯之用，特別是為了煮那些不便于燒烤的小粒性食物，因而與農業的產生有關。但是后來發現西亞很早就有農業而沒有陶器（前陶新石器時代），日本很早就有陶器而沒有農業。在印度恒河中游的一些遺址中，也發現了公元前第9千年至第8千年的陶器，當時還沒有出現農業。不能認為陶器的起源與農業的發生有什么必然的聯系。有的地方與農業的產生有關系，有的地方則與相對定居的生活和集約的采集經濟有關。農業生產以后促進了陶器的發展。 二、陶器起源地的神秘分界線 假如我們把印度河和恒河的分界線向北延伸，把歐亞大陸分成兩半，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西邊的廣大地區，包括西亞、北非和歐洲在內，是種植小麥和大麥的起源地，陶器起源較晚，一些地方有所謂前陶新石器。東邊的廣大地區，包括東亞、東南亞、東北亞在內，是種植小米和大米的起源地和主要分布區，陶器起源明顯早于西方，有的同稻作農業一起出現，有的早于農業的出現。而且兩邊的人種也不相同，西邊是歐羅巴人種，東邊基本上是蒙古人種。值得注意的是，這條分界線在舊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以后一直延續到歷史時代。 陶器的起源地是多元的，其原因，我們可以從最平常的生活來推斷。“以往孩子玩泥巴時會發現粘土遇火變色而發硬的特性，在考慮制造新的代用品時會有人嘗試利用這種特性，有意識地用泥土捏成一定的形狀加以燒烤，陶器就會應運而生”（假如我們把印度河和恒河的分界線向北延伸，把歐亞大陸分成兩半，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西邊的廣大地區，包括西亞、北非和歐洲在內，是種植小麥和大麥的起源地，陶器起源較晚，一些地方有所謂前陶新石器。東邊的廣大地區，包括東亞、東南亞、東北亞在內，是種植小米和大米的起源地和主要分布區，陶器起源明顯早于西方，有的同稻作農業一起出現，有的早于農業的出現。而且兩邊的人種也不相同，西邊是歐羅巴人種，東邊基本上是蒙古人種。值得注意的是，這條分界線在舊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以后一直延續到歷史時代。——摘引自嚴文明、安田喜憲主編的《 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 嚴文明《略論中國文明的起源》【一】中國文明的起源是一個老問題，從考古學的角度進行探索也已有70年的歷史。1921年中國地質調查所顧問安特生等人發掘河南澠池仰韶村等遺址，之后發表《中華遠古之文化》①；1930年至1931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吳金鼎等人發掘山東歷城龍山鎮（今屬章丘縣）城子崖遺址，之后發表《城子崖——山東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存》②，以及從1928年起對河南安陽殷墟連續15次的大規模發掘與研究③，都曾著力于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但那時考古工作剛剛開始，發現的資料尚不豐富。只知道商代晚期已經有了比較發達的文明，對于它的來源和本身發展的脈絡則若明若暗；知道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都跟中國文明的起源有些關系，但究寬是怎樣的關系，則不甚了了。【二】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考古學者做了兩件事，一是把商文化向前推，先后發現了二里崗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二是初步理清了中國文明起源核心地區的史前文化的譜系，并且與二里頭文化銜接起來，建立起一個統一的文化發展譜系。二里崗文化是因為河南鄭州二里崗遺址的發現而得名的④，鄭州人民公園和安陽小屯等處的地層關系證明它比殷墟的年代要早，當屬于商代早期的文化遺存⑤。二里頭文化是因為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現而得名的，鄭州商城和臨汝煤山等處的地層關系證明它晚于龍山文化時期的王灣三期文化而早于二里崗文化。一般認為應屬于夏代，有些學者認為它的早期為夏文化，晚期則已進入商代的范圍⑥。不管怎樣，比起小屯殷墟的商代晚期遺存來，已經是早得多了。由于二里崗文化期已經有很大的都城和發達的青銅禮器，顯然應屬于商代文明的一部分。二里頭文化期雖然沒有發現城墻，但二里頭遺址晚期已有巨大的夯土臺基和宮殿基址，同時也有了少量的青銅武器和禮樂器，已經是一種青銅文化，一般認為已進入文明時代。而在它以前的考古學文化都還屬新石器時代和銅石并用時代，在社會發展階段上應屬于史前的原始社會時期。關于中原史前文化譜系的建立，有兩處發掘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處是河南陜縣（今屬三門峽市）廟底溝與三里橋，兩個遺址相鄰，那里不但發現了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存疊壓于仰韶文化遺存之上的地層關系，而且發現了處于仰韶向龍山過渡階段的廟底溝二期文化，證明當地的所調“龍山文化”乃是從仰韶文化發展而來的，是當地新石器文化發展的兩個階段，而不是屬于兩個不同系統的文化⑦。二是王灣遺址有清楚的地層關系和器物形制演變的序列，可據以分為三大期八小段，不但再次證明當地的仰韶早于龍山，屬于同一系統，而且依次演變的線索非常清晰，最后同二里頭文化的銜接也十分清楚⑧。這樣，中國文明不但是本土起源的，而且是中原起源的，一時間差不多成了考古學界的共識。【三】自從70年代以來，我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和青銅時代考古又都有了顯著的發展。除中原地區繼續有重要發現外，其它地區也陸續發現一些發展水平頗高并具有獨特文化面貌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銅文化。人們開始從宏觀角度來解釋這些現象。夏鼎先生曾專門論述中國文明的起源⑨，從殷墟一直追溯到二里頭文化，最后簡述了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概況，提出文明的起源還應上溯到新石器時代。蘇秉琦先生則先后提出了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區系類型研究的必要性和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問題⑩，引起了學術界深深的思考。有不少學者發表過自己的見解，其中包括孫守道、安志敏、陳星燦、童恩正、鄒衡和高煒等人的論文?。1989年5月在長沙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七屆年會上，蘇秉琦理事長曾要求把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作為今后10年的兩大任務之一?。同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門召開了討論中國文明起源的學術座談會，發表了座談紀要?。一時間形成了一個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新的高潮。不難看出，人們對中國文明起源究竟是單中心還是多中心，起源的時間在夏商或者還要提早，文明起源和文明因素的起源是否應當分別對待，還有對文明一詞的概念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等一系列問題上都是不完全一致的。不過這是在許多新發現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產生的某些認識上的差別，比起五六十年代的研究畢竟是深入得多了。【四】正如夏鼐先生所說探索文明起源應該上溯到新石器時代那樣，最近一次討論中國文明起源的高潮中，討論的熱點基本上都集中在新石器時代和銅石并用時代的一些新的重要發現上。最早是討論遼寧凌源牛河梁紅山文化“壇、廟、冢”?和甘肅秦安大地灣仰韶文化“原始殿堂”的意義?；后來又集中討論浙江余杭反山、瑤山大墓中出土大批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性質?。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的貝龍、貝虎等也曾一度引起人們的關注?。討論中固然不乏真知灼見，也取得了某些共識，但多屬就事論事，沒有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和銅石并用時代的整個文化發展進程進行全面考察。而要搞清楚中國文明的起源，這樣的考察是不可缺少的。現在看來，中國新石器時代和銅石并用時代大約可分為以下五個發展階段：新石器時代早期：以廣西柳州大龍潭、桂林甑皮巖，廣東英德青塘圩和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洞穴遺址為代表，年代可能為公元前1萬年至前7000年。新石器時代中期：以長江流域的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黃河流域的磁山文化、老官臺文化、北辛文化和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等為代表，年代大約在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之間。新石器時代晚期：以長江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前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前期、大汶口文化前期和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前期等為代表，年代大約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銅石并用時代早期：以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馬家窯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后期、屈家嶺文化、樊城堆文化、薛家崗文化等為代表，還包括良渚文化的早期，年代約為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銅石并用時代晚期：大體相當于通常所稱的龍山時代，包括龍山文化、中原龍山文化、齊家文化、良渚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等，年代約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我們注意到無論從文化發展水平還是社會發展階段來說，公元前3500年左右（案：新石器時代晚期，大體在黃帝時代）都是一個重要的分界。在此以前屬新石器時代，從聚落遺址、房屋建筑或埋葬習俗來看，都比較強調統一和平等的原則；在此以后屬銅石并用時代，考古遺跡清楚地表明這時已出現貧富分化和社會地位的分化，私有制、階級乃至準國家的政治實體都是在這個時期相繼形成的。從這個意義來說，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自然要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人們特別注意到牛河梁、大地灣和反山、瑤山等處的發現不是沒有道理的，但這當然不等于說從牛河梁那時起就已進入文明時代；至于西水坡的性質則應另當別論。【五】濮陽西水坡第45號墓及用貝殼擺放的龍、虎、鹿、人等形象確實引人注目。據說那座墓的主人是一位男性老人，左徹青龍，右降白虎，又有3人殉葬，儼然是一位頗有權勢的領袖人物。有人以為那是父權的象征，是社會已經發生階級分化后方可能出現的現象。其中貝殼擺放的龍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龍的形象，而且出于傳統上認為是中國文明起源中心的中原地區，可稱為中華第一龍。中國人既把自己看成是龍的傳人，龍也就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征。這樣說來，西水坡的45號墓和其中的貝龍就同中國文明的起源具有很不一般的關系。探索中國的文明起源首先要從西水坡談起，不是很順理成章嗎？的確，如果我們只是看西水坡遺址的考古發掘簡報，就事論事，是很容易產生那些想法的，但如果把西水坡的發現放在中國史前文化發展的總進程中進行考察，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發掘簡報所報道的第45號墓并不是一座孤立的墓葬，它的周圍是一處仰韶文化后崗類型的墓地。墓地中的墓葬都很小，每墓埋1人，大多數沒有隨葬器物，少數有器物的均具有后崗類型的特色。第45號墓沒有隨葬品，但被后崗類型的灰坑打破，不能晚于后崗類型。當地又沒有發現早于后崗類型的遺存，所以它只能屬于后崗類型，是后崗類型基地的一部分。如果把仰韶文化分為前后兩大發展階段，后崗類型屬于前期階段，即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如果把仰韶文化分為四大期，后崗類型屬于第一期，與著名的半坡類型屬于同一時期。這時期的聚落一般是凝聚式和向心式的，內部還沒有發生明顯的分化，由眾多小房子所體現的對偶家庭生活沒有自營經濟，最多是一種半消費單位。因而這時比較強調集體精神和平等的原則。這種情況在埋葬制度上也能清楚地反映出來。例如這時期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制，半坡類型、后崗類型和大汶口文化前期都有這種葬制，幾個人乃至幾十個人埋入同一墓穴，僅僅隨葬一套或兩三套器物。單人墓中隨葬器物的差別也微乎其微。可見當時并沒有什么私有財產，當然無所謂貧富分化，更談不上有任何階級的對立。怎么單單在西水坡就出現了殉人這種社會嚴重分裂和對抗下才可能見到的現象呢？或許有人會說，社會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別的地方還沒有出現的情況，怎見得西水坡就不會率先發生呢？但西水坡仰韶墓地中根本看不出有什么貧富分化現象，也沒有其它可解釋為階級分化產物的現象。再說，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銅石并用時代晚期，發現的墓葬數以千計，除江蘇新沂花廳村北區基地和上海福泉山個別墓葬外，還沒有發現任何一處殉人的墓葬。花廳的殉人是在貧富分化已經十分明顯，良渚文化的某個部落為掠奪財富對大汶口文化的某個部落進行征服的特定條件下出現的?。西水坡也看不出有任何異族入侵的現象，為什么會出現殉人呢？細審第45號墓的平面圖，既不象通常的墓坑，也不象是借用灰坑埋人。3個所謂殉人的旁邊都有較直的墓邊，如果依人體的位置將墓邊對稱復原，很象是3個長方形土坑墓，分別與第45號墓發生了打破關系。據發掘者說，原定屬第45號墓的4個人骨大體上處在同一水平面上，但每一人骨下都有一個稍稍下凹的坑，這就更象是4座墓葬而不是1座。只是由于土色難辨而沒有分開，現在已無法知道究競是誰打破了誰。但不管是誰打破誰都無關宏旨，剩下的問題只是如何去解釋那些貝殼擺放的龍、虎、鹿、人等形象和它們與那位男性老人的關系。張光直先生曾把西水坡那些貝殼擺放的動物形象稱之為濮陽三蹻，認為它們與后來道家所稱的三蹻是相通的?。這一判斷雖然無法得到證實，但把它們看成是一種宗教性遺跡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西水坡的貝殼畫不止一處而至少有三處以上，彼此通過墓地排成一條直線，應該是互有聯系的一個整體。而那位男性老人應該是與這種宗教遺跡有密切關系的巫師，甚至同時也是那個墓地所代表的氏族或部落的酋長。我們可以對這一群遺跡的宗教意義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意義進行種種推測，卻無法同文明的起源拉上關系。【六】如前所說，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發生了十分深刻的變化。伴隨著新石器時代向銅石并用時代轉變，生產獲得了發展而社會開始了初步的分裂，窮人和富人，氏族貴族和平民的分化日益發展，原本是平等一體的原始共產制社會從此日益走向衰落。在銅石并用時代早期，銀器還十分稀少而石器制作技術獲得了突破性的發展，這就是切割法和管鉆法的普遍應用。這種方法不但節約了石材，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且使制造出來的石器更加扁薄、平滑和規范化。由于這種方法的應用，還使大量地制造玉器成為可能。而玉器的普遍出現便成了這個時期的一大特色。這個時期的陶器制造也有顯著的進步，陶窯有了改進，不但能燒紅陶，還能燒黑陶和灰陶，有的地方還有白陶。少數陶器已使用快輪拉坯的方法。酒器的出現說明這時期已會釀酒。生產的發展使產品豐富起來，除滿足最低限度的需求以外還有少量的剩余，使得一部分人通過不等價交換或強行掠奪的方式榨取他人的剩余勞動成為可能。這就是為什么恰好在這個時期出現貧富分化乃至初步的階級分化的根本原因。【七】限于目前田野考古發展還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狀況，各地發現的考古遺存的內容也有很大的差別：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遺存中有大量墓葬而很少房屋遺跡，在仰韶文化后期遺存中則有較多房屋基址而很少墓葬，在紅山文化后期遺存中出現了大型宗教性建筑而在前兩個文化中至今還沒有見到類似的情況。盡管如此，由于它們的年代相若，文化發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會內容也是相通的。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墓葬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墓葬規模有明顯差別，這不只反映在墓壙的大小上，還反映在葬具的有無和隨葬品的多少與質量高低等許多方面。大墓有棺或槨，隨葬品往往達100件左右，其中有精美的玉器和象牙雕刻等；中等墓僅少數有棺，隨葬器物十幾件至幾十件不等；小墓無葬具，隨葬幾件器物或沒有任何隨葬品。清楚地表明當時不但有貧富差別，還已出現身份地位上的差別。第二，流行單人葬。前一時期流行的多人二次合葬已為少數夫妻合葬所取代。這種夫妻合葬一般是男左女右，均屬一次葬。顯然這是夫妻關系更為牢固、核心家庭比以前起著更大作用的一種表現。第三，不同墓地在墓葬規模、隨葬品數量和質量上都有很大差別。有些墓地的大墓僅相當于大汶口遺址的中等墓，大汶口大墓中的某些玉器、象牙雕刻、精美的彩陶、白陶等均不見于其它墓地。這不僅說明當時各聚落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還說明聚落間已經有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處于控制地位的中心聚落掠奪被控制的聚落，才會形成那樣大的差距。第四，這時期墓葬中普遍隨葬石鉞，大墓有時隨葬玉鉞。人們如此重視兵器，應是掠奪性戰爭經常發生的一個證據。江蘇新沂花廳村本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區，那里有些大墓中除隨葬部分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外，同時有大量良渚文化的器物，當是良渚文化某部落遠征花廳的象征。以上四點足以說明，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會已不是那種完全以血緣為紐帶，特別強調平等原則的典型的原始共產制社會，在它的內部已經發生分化，并且出現了邁向文明社會的新的因素，盡管這種因素暫時還是很微弱的。【八】仰韶文化后期的房屋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第一，在建筑質量上開始分化。一部分房子用類似水泥的材料加工地坪和墻壁，顯得堅實平整；另一部分房子仍是傳統的泥木結構，兩種房子同時共存。第二，在房屋結構上發生分化，一部分房子是分為兩間甚至三、四間的套房，另一部分仍是傳統的單間房。如果說單間房比較適合于對偶家庭的話，雙間和多間房家庭的人口構成就要復雜得多。鄭州大河村4間一套的房子（21），炊器都放在中間的較大的房間里，有十幾個鼎，說明至少有十幾人吃飯，這是一種比較完整因而也比較獨立的家庭。這套房子中有單獨的儲藏室，房前有窯穴，說明這個家庭已有自己的經濟。第三，這個時期的聚落也有明顯的分化。許多小遺址沒有特別講究的房子，個別大遺址則有若干特別講究的大房子。大地灣乙址就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遺址位于山坡上，面積達110萬平方米。根據許多斷崖上暴露的跡象來看，那里至少有幾百座房子，其中有好幾座是用類似水泥的材料建筑的大房子。已經發掘的901號房也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它有前堂、后室和兩廂，前堂有一對直徑約90厘米的大圓柱，還有許多附壁柱，殘存柱高超過3米，堂屋中間有一個直徑達2．5米的大火膛。房子前面還有兩排柱洞和一排石板，總占地面積約420平方米。這樣大的建筑當不是一般的氏族或部落酋長所能占有的，至少是一個中心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總部所在地，有人稱之為“原始殿堂”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總之，如果在仰韶文化后期沒有發生貧富分化和聚落之間的分化，是不會出現上述現象的。可見仰韶文化后期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會發展階段是基本一致的。【九】在紅山文化后期的遺存中，最突出的是牛河梁遺址。在那里發現了一個半地穴式的“廟”，里面堆滿了因火毀而倒塌的塑象踐塊和房頂、墻壁的紅燒土塊。目前雖然還沒有清理完畢，便已知道里面至少有五、六個人體的泥塑像，同時還有禽獸的塑像。有的人體型像同真人一樣大，有的還要大兩三倍。而置放這些塑像的房子并不大（約50平方米），建筑材料不大講究，房子的周邊也很不整齊，里面已被塑像擠滿。我想它就是一個放塑像的地方而并不是什么廟。與它相聯系的有一個用石頭護坡的巨大的方形祭壇，附近還有一個圜丘可能也是祭壇。那“廟”中的塑像可能是在舉行祭祀或其它宗教活動時抬到祭壇上供人拜祭的偶像。牛河梁還有十幾座規模很大的貴族墓，其中有幾座已經發掘完畢。墓多作方形，每邊16-18米左右，少數作圓形，直徑18米左右。四周砌石，上面鋪土和碎石。墓中心有石槨，當為墓主人所在，多隨葬玉器，但數量并不很多。墓上往往還有許多石槨小墓，當是在大墓埋好后陸續埋上去的，有的也有隨葬品。小墓的墓主人在身份地位上顯然低于大墓的墓主人，但又不象奴隸，也不象殉人，應是與基主人十分親近而身份較低的人。牛河梁遺址的調查發掘工作正在進行之中，有好多情況還不清楚。但現有資料已可說明那是一個宗教活動中心和貴族墓地。這兩者結合起來，說明宗教已被掌握在貴族手里。由于它同一般性聚落遺址相分離，說明它不是某個聚落的內部分化的現象，而是某個占支配地位的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腦所控制的神圣場所。這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埋葬制度和仰韶文化后期房屋建筑情況所反映的社會內容是相通的。【十】銅石并用時代晚期，社會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在手工業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首先是銅器生產有了發展，目前發現銅器的地點已將近20處，成份有紅銅、青銅和黃銅，后二者可能與礦石本身含有不同的金屬成份有關。制造方法有熱鍛和溶鑄，器物種類有刀、削、錐、鑿、斧、鈴、鏡和指環等，涉及到手工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和樂器等不同的門類。玉器生產不僅數量增加，工藝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有些玉器上的透雕和線刻畫，在今天看來也還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絲綢業已經出現，漆木業和釀酒業也有發展；在建筑業中已大量使用石灰、土坯，夯筑技術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生產的發展使財富大量地積累起來，加速了貧富的分化，也刺激了掠奪性戰爭的發展。這時出現了很多城堡，兵器中除石鉞繼續發展外，作為遠射武器的弓箭也得到改良和發展，大量磨制石箭頭的發現便是證明。到處出現的亂葬坑反映了戰爭的劇烈程度。戰爭是文明社會的催生婆。社會在大動蕩和分化之中，同時也在迅速的進步與發展之中。良渚文化中反山、瑤山貴族墓地和龍山文化中許多城堡的陸續發現，只有放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確的解釋。【十一】浙江余抗縣良渚鎮附近盛產玉器是人們早就知道的，但不敢相信那是史前遺物。直到近年來一系列良渚文化的墓葬中發現了同樣類型的玉器，這才引起學術界的特別關注，一大批流散在國內外博物館的良渚玉器也被識別出來。人們對那些玉器的形制、花紋及其所象征的意義，玉器制作技術乃至玉礦的產地等談論甚多，但我們更感興趣的是為什么恰恰是在良渚文化的這個時候和這個地方出土那么一大批精美的玉器，它們既不能用于生產，又不能用于生活的直接消費，也不象是一般性裝飾品和宗教用品。顯然只有出現不同于以前的新的社會需要的情況下才會大量涌現這類物品。這新的社會需要是什么？換言之，良渚文化中產生大量玉器的社會背景是什么？我們注意到出土玉器最多也最精美的是反山和瑤山兩處墓地。反山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墳山，長約100、寬約30、高約5米，在上面開穴埋人后再覆以1．3-1．4米厚的封土，總用土量約2萬立方米。現知良渚文化的大墓基本上都安葬在人工堆筑的墳山上，如上海的福泉山、江蘇吳縣的革鞋山和張陵山等處都是，而小墓則多葬在村落遺址近旁的基地，這說明良渚文化時期貴族與平民已是分化十分清楚的兩個階級或階層。比較各地的貴族墳山，其規模之大小和所埋墓葬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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