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為中國教育史上與官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為一體的文化教育機構。它在系統地綜合和改造傳統的官學和私學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以后，我國古代教育便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即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相平行發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勢，直到清朝末年，它們之間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滲透與融合，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書院在中國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為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觀。
（一）中國古代書院發展之軌跡
1、書院制度的起源
書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兩類，但都不是聚徒講學的教育組織，前者如集賢殿書院為藏修書之所，后者為文人士子治學之地。唐朝“安史之亂”以后，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馳，禮義衰亡。于是一些宿學鴻儒受佛教禪林的啟發，紛紛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此后，歸隱山林、論道修身，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發展成為較完備的書院制度，成為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2、書院制度的確立
到了宋代，國家重歸統一，社會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士心開始向學，由于統治者忙于拓疆守土，無暇顧及興學建校之事，只重科舉對現有人才的選拔和吸收，以滿足立國之初的一時之需。因此在建國近百年的時間里，官學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書院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獲得較大的發展，并確立了自己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的地位。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跡，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
1）宋初的勃興 宋立國后，暫時無力顧及振興官學，因而對著名私學采取“贖買”政策，始為官私聯營的學校模式出現。宋初的六大著名書院即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興學期間，官學空前興盛；且重在改革的實踐理性成為主流，純學術的研究日漸消沉，因而書院不彰，連著名的六大書院也破敗停辦或改為官學。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內部的傾軋和科舉的腐敗，致使南宋的官學形同虛設。更由于朱熹等人對書院卓有成效的復辦和理學的流行，書院又日漸昌熾。
宋代書院普遍訂立了比較完備的條規，這是書院制度化的重要標志，其中朱熹親自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書院學規的典范。
3、書院制度的官學化
到了元代，統治者為緩和蒙漢民族的矛盾，籠絡漢族士心，對書院采取保護提倡的政策，同時也逐漸加以控制，使元代書院日益呈官學化趨勢。
1）控制書院辦學的領導權
元代書院的中后期，其山長或洞主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委任，或派員出任，他們是朝廷命官，納入官制系統。
2)控制書院師資延聘權
元代書院的直學、教授等須經禮部、行省或宣慰司延聘、審批或在朝廷備案。
3）控制書院經費使用權
元政府通過給書院調拔錢物，遣員到書院監督使用，對經費進行控制。
此外，元政府還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后的出路等方面嚴格控制。元政府采取這些措施，逐漸使書院失去了其自由講學的特質，最后與官學無異。它賴以生存，飲譽于世的學術特色逐漸由淡化到消失，最后淪為科舉的附庸。不過，元代政府對書院改造所持的極為審慎的理性克制態度，值得注意。
4、書院制度的勃興與毀禁
明代書院的發展“經歷了沉寂——勃興——禁毀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視發展官學，提倡科舉取士，使官學興極一時，書院備受冷落，近百年不興。
2）中期的復興
明中葉以后，因官學空疏，科舉腐化，書院教育由此復蘇，嘉靖以后，發展到極盛。
3）后期的沉淪
由于書院研究學術特質的復歸，書院講學的政治色彩愈來愈濃，“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統治者深感“搖撼朝廷”。明代后期，當權者先后四次禁毀書院，嚴重地戕害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洞學科舉”的創設，使書院、官學、科舉逐漸融為一體。
5、書院特質的消失與改制
清初，統治者為壓制輿論，消除南明的復國情緒，對書院嚴加限制，但禁而不絕，不過這時的書院已經同官學沒有什么區別，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清代書院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八股文制藝，目的是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完全喪失了書院原有的教學風格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無幾。
鴉片戰爭之后，閉關鎖國百余年的“天朝大國”的大門終于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在“師夷制夷”的洋務運動中，洋務學堂如雨后春筍般興起，改革舊式書院就成為大勢所趨。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終于采納了張之洞、劉坤一的建議，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書院改為小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至此書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歷程之后，最終匯入了近代學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之評價
1、形成機制
書院的出現絕非偶然，它不僅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源流密切相關，而且與封建經濟的發展及期獨特的政治結構緊密相連。
1）思想文化因素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孔子首創儒學，后經漢代“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由此成為官方哲學和統治方略。隋唐以后，儒、佛、道三教鼎立局面形成。為與佛、道抗爭，再創儒家教育的真精神，宋代新儒家無可避免地要擔此重任。當然，宋代理學家，并非盲目的排斥佛、道，而是理智地吸收佛、道的某些思維。
到了南宋，由于外族的入侵，內部的傾軋，科舉的腐敗，導致社會動蕩不安，有識之士，紛紛避居鄉野民間，創辦書院，潛心研究學問，力圖再造先秦儒學的自由講學之風，借以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矯治社會弊病，以復興華夏民族。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書院才在宋代形成而勃興，它是中國古代私學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私學的制度化階段，為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傳承和傳播做出了歷史貢獻。
2、辦學特質
書院是介于私學與官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體而論，其辦學特質可以歸納為：
1）官方的認可、扶助
從歷代書院的確立來看，往往與皇帝賜匾額，經書或學 有關。宋初的六大書院皆是如此。
2）注重藏書、讀書
宋代“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為藏書之所” ，而藏書的目的自然是為了讀書。
3）自由講學，研討學術
宋明的書院，更多地承襲了私學講學自由、各有所本之風習，以傳播學術思想為職志，宋代理學的流行與書院自由講學，研討學術的追求密不可分。
4）堅守儒理，與佛、道爭勝
書院是“三教”鼎立、爭斗和兼容的產物之一，可為印證的是書院的確立正好是佛、道式微的開始。書院大多選址于名山大川、風景優美之地，這與佛、道的抗爭與影響不無聯系。
3、教學方式
1）講演辯論
中國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后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別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并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
2）自修問難
除學術講演外，書院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書院藏書豐富，這為學生自由讀書和獨立鉆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認為，除集體講演外，書院的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強調讀書須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當請教大師，這就叫做“質疑問難”。朱熹創造的讀書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
3）研究探討
書院以學術探究和理智訓練為根本。無論是大師講演，還是學生自修，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注重學術探討的研究精神。書院作為知識分子求知問學的精神家園，努力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深化學理探討，促進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擴大學派影響。正是這樣交互遞進，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和學術的發展。
4、組織管理
在組織管理上、書院也與普遍學校有所不同：
1）管理機構精簡化
與私學一樣，書院只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為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為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干、典謁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為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于官學，書院冗員極少，且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則民主化
與普通私學一樣，書院師生均可來去自由，較少專制性的處罰。書院主持人的產生，多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書院曾明文規定。主持者“不稱職則更易”，還有“按季更易”的條例，不搞終身制。
3）管理方式學規化
由于書院的管理人員少，而師生又朝夕相處，所以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來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書院的學規大體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指出為學的方向；二是為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準則、方法；三是規定犯過的懲治。
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
(三)書院與官、私學之比較分析
由于書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點，因而書院與官學相比，多有不同；與私學相較，也有所別。
1、與官學之比較
與官學相比，書院從以下幾個方面與官學多有不同：
1)從教師來看 官學的教師都是由朝廷任命，屬封建王朝的官吏；書院的教師則由地方聘請推薦，多為德才兼備的學者、士大夫，有的雖是朝廷命官，但作書院教師僅為兼職。
2)從學生來看 官學學生來源多為官宦子弟，等級性強，且需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書院的學生則來去自由，沒有等級尊卑之別，入學也無須什么考試。
3)從教育內容來看 官學教授的內容多為朝廷核定的教材，內容較為固定、單一；書院教學內容取決于該書院的特點及山長，主講教師的所長，一般山長或主講教師的講授內容，決定于書院傳授知識及學術的主流，因而教學內容較為靈活、寬泛。
4)從教學組織形式來看 官學的教學比較呆板、單調；書院教學比較靈活、多種多樣。特別是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這也是書院區別于官學的重要標志。
2、與私學之比較
書院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私學有天然的聯系，其共通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它同私學一樣，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不屬官方之列，具有很強的獨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學一樣，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面向鄉間的；其三，同私學一樣，書院是以平民子弟為培養和教育對象；其四，與私學一樣，書院主要是一種素質教育，不以科舉仕進為辦學目的。
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書院與私學有著不可分離的內在聯系，從一定意義上說，書院是從私學脫胎而來，但書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學，這已不是對私學經驗的直接搬用，而是對私學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是一種獨立于官學和私學兩大教育系統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教育系統。
誠如前述，作為一般的私學，基本上都處于一種自發性的狀態，它還未形成一套長期穩定的完備的教育規則，具體表現為：其一，沒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設施；其二，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其三，沒有專門的圖書藏所，更不具備印刷圖書、講義的條件；其四，沒有相應的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其五，是一種手工業式的辦學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學那樣進行分班教學；其六，沒有任何形式的考核體系，缺乏強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學校處于一種無組織的松散狀態等等。而書院則不同，它站在當時歷史的高度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并進而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了綜合與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既非私學又非官學的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與一般私學不大相同的是：
1)書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學設施，又有專門的圖書藏所，不僅校舍宏偉，而且藏書極為豐富，這是一般私學所難以達到的。
2)書院有固定的教育經費作保障，建立了類似于官學的以學田為中心的教育經費體系。書院獲取學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間捐獻，二是政府拔賜。這是書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這也是一般私學所不具備的。
3)書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了類似于官學人員編制和崗位。每人根據自己的崗位職責，分別負責學生的授課、考核，生活和書院的經費、祭祀、保衛安全等。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書院的學生也參與管理，如直接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堂長、管干、學長、齋長等，都由學生擔任。
除此之外，書院還制定了一系列獨有的頗具特色的教條、學規、學訓等，把得之于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經驗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是書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書院雖與私學有著天然聯系，但又與私學有別；它既與官學有質的區別，但又吸取了官學中的許多積極成分，與官學有一定聯系，書院正是在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基礎上進行成功的改造之后，才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國生活發展緊密 古代社會近千年來一種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始終是官學和一般私學所不能達到，也是它們所不能取代的。
附：中國古代著名書院
書院之名起于唐開元六年（718）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集賢殿書院。置學士，掌刊刻經籍、征集遺書、辨明典章，以備顧問應對，是政府的秘書機關。北宋有六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原址江西廬山五老峰東南，為唐李渤讀書隱居之地，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于其地建臺榭，名為白鹿洞。南唐時就遺址建學館，稱廬山國學。宋初改名白鹿洞書院。太平興國二年（977）詔賜國子監刊“九經”。南宋朱熹為南康軍守，手訂學規，講學其中。明清仍為書院。石鼓書院：原址湖南衡陽石鼓山。唐元和間李寬建屋山顛，讀書其中。宋至道間李士真就遺址重建。景祐間仁宗賜名石鼓書院。岳麓書院：原址湖南長沙岳麓山，宋開寶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創建，有講堂、齋舍及藏書樓。南宋張拭、朱熹曾講學其中。嵩陽書院：址河南登封太空山。原名嵩陽寺，建于北魏，五代后周改為太乙書院。仁宗景祐二年（1035）更名為嵩陽書院。清康熙時曾重建。應天府書院：址河南商丘。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曹誠就其地筑學舍百五十間，聚書一千五百余卷，廣招生徒。范仲淹曾應晏殊之聘于此執教。院址屬應天府治，因為名。又商丘舊名睢陽，故亦名睢陽書院。茅山書院：處土候遺所建，在江蘇江寧，教授生徒兼飲食之。南宋書院極盛，主要有四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為北宋原有，經朱熹、張拭等振興。麗澤書院是呂伯恭講學之地，象山書院為陸九淵講學之地。元代書院多由官辦，近于地方學校。明代初年太祖曾設誅泗、尼山書院，不甚發達。后書院又四遭禁毀。明末東林書院最為著名，影響頗大。址江蘇無錫。北宋楊時講學于此，元代廢為僧舍，明萬歷間顧憲成重修，并與高攀龍講學其中，以清議為武器，抨擊閹黨，被稱為東林黨。及興黨獄，詔毀全國書院，東林居其首。崇禎末年曾重修。清代書院，就其教學內容的重點而論，可分為三類：其一重視義理與經世之學，如李二曲之主講關中書院，主張“匡時”，還如顏元議漳南書院及晚清時康有為的萬木草堂。其二以考科舉業為主，一般書院多屬此。其三以撲學精神倡導學術研究，不課八股舉也，如惠棟主講紫陽書院，阮元設于浙江的詁經精舍、設于廣東的學海堂。1901年所有書院分別改為大、中、小學堂，但書院形式并未廢止，又有中、西各式書院，近似近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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