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并與被吞并——略述國民革命軍“一體化”的進程

吞并與被吞并——略述國民革命軍“一體化”的進程（胡博）

本文刊載于《私家歷史》第1輯

    國民革命軍，誕生于1925年，這是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一支武裝力量。要問其最高統帥是誰，所有人的答案無疑都是“蔣介石”。遺憾的是，蔣介石對這支武裝力量空有統帥之名，卻沒有絕對領導權。于是在這支武裝力量與軍閥、與中共、與日軍的歷次作戰中，總會出現軍令不一、見死不救、坐觀其敗這樣的荒誕事件發生。究其主因，就是這支武裝力量在成長過程中所誕生的眾多派系，使蔣介石自己根本就沒有辦法，去行使他本應該擁有的絕對領導權。

    那么蔣介石難道不想擁有對這支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權嗎？其實早在國民革命軍誕生之初，蔣介石就一直在努力的改造這支武裝力量，使其在政令和軍令上都能得到高度統一。然而，當蔣介石成為國家元首的時候，歷史卻沒有給他機會。在種種“巧合”之下，蔣介石在統治大陸時期，始終沒能完成這一夙愿，反到是他在1949年帶著這支武裝力量的殘余部隊退守臺灣之后的幾年中，才真正完成了他早在1925年就想完成的夙愿。

一、在北伐戰爭中形成的派系

    說起國民革命軍中派系林立的原因，還得從孫中山革命開始。孫中山的革命，起初依靠的是同盟會的革命黨人，但因屢次革命都告失敗，這才轉而尋求有政治野心的軍閥的支持，并在廣東立下了革命基地。清政府的倒臺，雖然完成了孫中山推翻滿清的志愿，并建立起了中華民國，名義上這是一個統一的民主自由國家，實際上卻是軍閥割據、連年戰爭的亂世。

    有鑒于此，孫中山開始謀求組織自己的武裝力量，盼著有朝一日，能依靠這支武裝力量將各路軍閥全部消滅，以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的國家，黃埔軍校由此應運而生。孫中山依靠著黃埔軍校畢業生的絕對擁護，組建起了第一支由國民黨人領導的黨軍，隨著孫中山的去世，領導這支黨軍的人，又轉到了黃埔軍校的校長——蔣介石的手中。

    黨軍成立之初，只有三個團，此后雖然擴編為旅，又擴編為師，但在名義上擁護孫中山革命政權的各路軍閥眼中，始終是個毫不起眼的角色。在蔣介石的努力之下，黨軍逐步壯大。國民革命軍成立之前，蔣介石又采取分化拉攏的手段，首先搞跨了在廣東軍政界占有舉足輕重的由許崇智領導的粵軍，他將許系粵軍或改編或繳械，并以黨軍和改編之許系粵軍為基礎，成立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蔣介石的努力，雖然搞掉了與其分庭抗禮的許崇智部粵軍，但同時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還有譚延闿的湘軍（第二軍）、朱培德的滇軍（第三軍）、李濟深的粵軍（第四軍）、李福林的福軍（第五軍），還有程潛的湘軍和吳鐵城的警衛軍合編為一軍（第六軍），此后又陸續加入了李宗仁的桂軍（第七軍）和唐生智的湘軍（第八軍）。于是在國民革命軍成立之初，便又八支打著國民革命軍旗號的部隊存在。這八個軍，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國民革命軍初成時的八大派系。

    經過兩年的北伐戰爭，起初的八大派系中，譚系湘軍、朱系滇軍和李系福軍都因為實力較弱，而依附了蔣介石和李宗仁，程系的湘軍被蔣介石消滅，唐系湘軍被李宗仁打敗，被迫依附于桂系。這樣一來，原來的八大派系縮減成了三大派系。但在北伐戰爭進行時，國民政府不斷的接納、收編了許多軍閥部隊。還有兩支較大規模的軍系通電響應革命，他們分別是馮玉祥的西北軍和閻錫山的晉綏軍。截止到北伐戰爭結束時，國民革命軍中存在有四大派系，他們分別是由蔣介石領導的第一集團軍、由馮玉祥領導的第二集團軍、由閻錫山領導的第三集團軍，以及由李宗仁領導的第四集團軍。1928年底，領導奉系的張學良通電易幟，這就又誕生了第五個大派系——東北軍。以上五支是國民革命軍實力較大的派系。

    處于中游的派系，多為通電響應革命并占據一省之地者，如云南的龍云、貴州的周西成等，他們都被授予軍長并兼任省主席之名。此外還有四川的各路軍閥，如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等都被委以軍長。第四軍是革命之初成立的部隊，但因權利之爭，以及領導該軍的是廣西籍的李濟深，這支本可與五大派系分庭抗禮的軍系卻分裂成數個小派，如李濟深領導的第八路軍（后歸陳濟棠領導）是其中較大的一支，此后發展為第一集團軍。張發奎領導的第四軍，后一度依附桂系，但最終投歸蔣介石，陳銘樞、蔣光鼐領導的兩個師，后編為第十九路，因福建事變失敗而被中央收編。

    處于下層的派系，大多是在北伐戰爭中因實力較小，接受改編而成的部隊。這其中就有直魯聯軍殘部改編的部隊、五省聯軍改編的部隊、河南保衛軍改編的部隊等等。這些小派系，一方面因沒有立足的地盤，一方面因實力弱，只能隨波逐流的跟隨著依附的大派系行動，但自身又能擁有相對的完整性。

    如上所述，一個北伐戰爭雖然在名義上完成了由國民政府領導的統一的中國，但實際上代表中央的蔣介石第一集團軍的勢力，只擁有華東數省。此時馮玉祥占據著西北和華北一省、閻錫山占據著華北、李宗仁占據著華南、李濟深占據著廣東、龍云占據著云南、周西成占據著貴州、金樹增占據著新疆，還有四川各路軍閥，以及占據著寧夏、青海的馬鴻逵、馬步芳集團。這些軍隊名義上都使用統一的國民革命軍番號，但實質上，只是一個松散的軍事聯盟而已。

二、軍閥混戰時期的派系變動

    早在1927年的時候，蔣介石就因受到李宗仁桂系的壓迫而被迫下野。1928年雖然再度出山，但桂系實力已經坐大并組成了第四集團軍，成為了能與第一集團軍分庭抗禮的大派系。馮玉祥、閻錫山的加入，雖然加快了戰爭的進程，但在戰后也都是割據一方的豪強。在這種形勢下召開的編遣會議，雖然打著經濟建國、裁軍精減的旗號，實際上就是蔣介石減弱各路大派系、吞并各路小派系的開端。

    根據編遣會議的決定，四大集團軍各編一編遣區，各路相對獨立的小派系，另編一中央編遣區，歸蔣介石負責。這樣一來，四大集團中，蔣介石擁有兩個編遣區的部隊指揮權，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都只能擁有一個編遣區，很自然的引起了馮、閻、李的反感。這就給了在編遣會議中確定的“裁撤所有軍以上編制、軍縮編師、師縮編為旅，以師為戰略單位，各師轄三旅六團”，這樣一個方案的執行制造了難度。蔣介石為了作出表率，率先將第一編遣區所屬各部按照要求編成了十三個符合標準的師（不包含特種兵）。這十三個師，雖然存在有一些小的派系，但在大勢上還是擁護蔣介石，并聽從其調遣的。對于編余的部隊，有一半真正的裁編，剩下一半，全部轉成地方保安團。從這時開始，蔣介石所指揮的部隊，多稱其為“中央軍”。

    對于蔣介石的這一舉動，首先響應的是閻錫山。閻錫山的晉綏軍是四大派系中實力最小的，小到他的部隊根本不夠編成按照原先計劃的十二個三旅六團制的編制。他為了達到削弱馮、李兩大派系的目的，在不傷及自身實力的前提下，把第三編遣區的部隊“縮編”為十二個兩旅六團制的師（不包含特種兵）。在表面上看，閻錫山是裁軍了，而且是大出血的超額完成任務，但在實際上，晉綏的兵力不減反增，使其補足了原有各部的缺額。

    閻錫山一響應，這就使馮玉祥和李宗仁不得不表態。于是，李宗仁根據自身實力計，把第四編遣區的部隊縮編為十二個師（不包含特種兵）。與第一、第三編遣區不同的是，第四編遣區的部隊，有一大半都是在北伐戰爭中依附桂系的小派系部隊，十分的雜亂。其中只有前四個師是純桂系血統，接下來的五個師都是原來譚延闿和唐生智的部隊，再往后一個師是原來從奉系脫離出來的魏益三部，最后兩個則是桂系的編余團隊和各路小派系部隊的混編體。李宗仁雖然響應了編遣，但是他留了一手，所有師都是三旅九團制。以原來一師三團的編制來看，李宗仁的這次縮編，其實就是軍降師、師降旅、團還是團。

    四大集團中有三大集團已經響應了編遣，這樣一來，不想裁軍的馮玉祥也就只能接著“響應”。他把第二編遣區的部隊縮編為二十三個師（不包含特種兵），前十二個師是按照編遣會議中的計劃實施的，剩下十一個師就是超標編成的了。在中央的一再要求以及輿論的壓力下，馮玉祥又裁掉了兩個師，再要裁，他就不肯了。

    這個時候，蔣介石與李宗仁兩大集團為了爭奪湖南的控制權，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于1929年3月爆發了蔣桂戰爭。按照李宗仁的打算，他以鄂、湘、桂三省的軍力足可與蔣介石抗衡，卻沒曾想他的嫡系部下俞作柏、李明瑞、楊騰輝等被蔣介石收買拉攏，率先帶著部隊倒戈，而那些依附于桂系的部隊更是出工不出力。桂系準備的這場戰爭，還沒開打，就注定失敗了。李宗仁雖然戰敗，并丟失了湖北、湖南兩省的地盤，但廣西根基仍在，此后他經香港轉回廣西，以其威望平息了李明瑞等部的叛亂，重新執掌起廣西軍政大權，繼續與蔣介石代表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而在蔣桂戰爭中，依附桂的何鍵明確表明擁護中央的態度，成功取得了湖南一省之地，逐漸發展成一個新的派系。

    蔣桂戰爭的爆發，對于馮玉祥和閻錫山來說，本是樂享其成的好事，不管誰勝誰敗，必定是兩敗俱傷。卻沒曾想，戰爭在不傷蔣介石元氣的情況下迅速的被解決了，而蔣介石在平息了桂系的叛亂之后，就把矛頭指向了馮玉祥。馮玉祥自然不會坐等挨打，于是憑借著實力未受大損的二十一個師的兵力宣布反蔣。

    同打桂系一樣，蔣介石仍然使用了分化瓦解的戰略，并成功策動了韓復榘、石友三、楊虎城三個師叛離馮玉祥。還沒開打，就平白損失三個師，馮玉祥只得命令士氣急劇下降的西北軍退守西北。這時候，原屬第一編遣區的張發奎師在汪精衛的策動下宣布反蔣，并率部投奔廣西。而李宗仁這時候也返回到了廣西，并且掌握了廣西的軍政大權，兩部就聯合組成護黨救國軍，再次宣布反蔣。李、張的這次合作，迫使蔣介石暫停了對西北軍的進攻，使馮玉祥利用這一間隙，重整部隊，于1929年10月出兵潼關，蔣馮戰爭爆發了。

    蔣介石在和西北軍的作戰中，并不愿意投入他的全部兵力。在平息桂系叛亂之后，蔣介石收編有大量的依附于桂系的部隊，其中就有原來的唐生智所部。蔣介石與此時又重新啟用了唐生智，并命他率領舊部作為與西北軍交鋒的先頭部隊。他想等唐生智的部隊打的差不多了，再對這些部隊進行徹底的改編，使其成為聽命與己的有生力量。唐生智不是傻子，對于本來已經下野的他來說，此時能重掌兵權，尤其還是指揮原來的老部隊，自然不會坐等著被蔣介石消滅。就在西北軍因內部指揮權不統一，以及馮玉祥被閻錫山扣押等原因兵敗的時候，唐生智在河南打出了反蔣旗號。唐生智的反蔣，人單勢孤，很快就被蔣介石調集部隊消滅了。但是這次叛亂，卻使西北軍得以存活，并使其與閻錫山、李宗仁等聯合起來反蔣，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混戰——中原大戰。

    中原大戰從1930年4月開始到同年10月結束，歷時七個月，雙方動用兵力逾百萬。戰爭的結果雖然是閻、馮、李聯軍戰敗，蔣介石取得了勝利。但實際上，蔣介石的中央軍因此元氣大傷，反蔣聯軍除了馮玉祥集團瓦解之外，閻錫山和李宗仁仍然得以維持山西和廣西的局面。因為擁護中央而立下戰功的韓復榘、楊虎城等部乘機坐大，分別占有山東和陜西，發展成自己的派系。廣東的陳濟棠也乘中央無力顧及而割據一省，自立名目。此外盤踞東北的第五大集團的首領——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后期通電擁護中央并出兵入關。使東北軍兵不血刃的占據了華北，并擁有改編晉綏軍和西北軍的權利，成為了事實上的大贏家。

    中原大戰的結果改變的原先五大派系分庭抗禮的格局。蔣介石的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和陳濟棠的粵軍發展為三大派系，閻錫山、李宗仁雖然地盤仍在，但因大傷元氣，只能割據一省養精蓄銳。西北軍因戰敗改編的因素，演化成韓復榘、宋哲元、石友三、孫連仲、梁冠英、吉鴻昌等派。而龍云的滇系、周西成的黔系、何鍵的湘系、楊虎城的陜系、蔣光鼐的粵系，以及四川、寧夏、青海、新疆等小派系亦割據一方。這些派系雖然在名義上擁護革命政府，但在實質，卻是割據一地，自行其事。蔣介石所能真正控制的，不過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河南五省而已。

三、因“圍剿”紅軍而產生的派系變化

    經過兩年的軍閥混戰，蔣介石在名義上取得了各路軍閥所“擁護”并“支持”的國家元首。但在蔣介石平息各路叛軍的時候，由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卻乘勢坐大。這支在“四一二”政變時還沒有武裝力量的黨派，僅用了三年時光，就在中原數省創立了多個根據地，成為威脅蔣介石統治的一個新“派系”，甚至還是一支由非國民黨人士領導的武裝力量。

    紅軍自從南昌起義建立第一支革命武裝以來，打著國民革命軍旗號的諸多派系就只當這支武裝是土匪部隊，他們帶著輕視的態度去進攻紅軍，結果總被打的回頭土臉，就連師長都被俘了好幾位。經過蔣介石的重新布局，將兵力集中到江西和湖北，以武力徹底解決紅軍。按照蔣介石的想法，在對盤踞各省的紅軍進攻時，可以乘中央進入的機會，強制性的把割據各省的各軍事派系逐一吞并或改組，以此達成他對國民革命軍的控制。然而，蔣介石的“圍剿”紅軍之旅并不順利。

    1931年7月，接受張學良收編的石友三第十三路軍發叛亂。石友三的叛亂很快就被平息，他自己也被迫流亡，后來投奔了宋哲元。這次看來毫不起眼的叛亂，卻造成了東北軍大量入關，致使關外空虛，日軍在兩個月后發動了“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暫停對紅軍的軍事行動，這就給了據守鄂豫皖邊區的紅軍以喘息之機。半年后，蔣介石又調集兵力“圍剿”江西紅軍，結果又因日軍在上海發起“一二八”事變，反給紅軍以反攻的機會。到了1933年和1934年，又先后爆發了長城抗戰和福建事變，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抽調兵力應對，這又給了紅軍以休整的機會。

    蔣介石通過對日軍以及福建事變之十九路軍作戰的機會，使東北軍這支能與中央并駕齊驅的派系失去了最后的華北根據地，此后張學良及其東北軍被迫游走于河南、湖北、陜西、甘肅等省，為了生存和薪餉等問題而和紅軍作戰。而發起“福建事變”的十九路軍更是被蔣介石分化瓦解，陳銘樞、蔣光鼐這支粵軍小派系至此結束。此外蔣介石還以“剿共不利”或“圖謀不軌”等罪名，瓦解了舊西北軍，如吉鴻昌和梁冠英等小派系。

    在暫時平息外患以及內亂之后，蔣介石又調重兵圍攻紅軍，并迫使紅軍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蔣介石通過追擊紅軍的方式，先后派遣中央軍進入湖南、貴州、四川和云南，并先后解決了何鍵的湘軍、繼承周西成的王家烈黔軍，將湘、黔兩派全部收歸中央，而四川和云南因種種原因沒有變動。

    1936年的時局，蔣介石本可有機會消滅紅軍，但是卻先后發生了兩次叛亂。首先是割據廣東的陳濟棠和割據廣西的李宗仁又聯合起來發動“兩廣事變”，這次事變被蔣介石采用分化瓦解的手段而解決了，其中陳濟棠下野，部隊由其部屬余漢謀接管。李宗仁勢單力孤，在不損傷桂軍元氣的前提下，再次宣布擁護中央。

    在解決完兩廣問題之后，蔣介石躊躇滿志的親往西安指揮張學良與楊虎城的部隊，準備對陜北紅軍發起致命一擊，卻沒曾想張、楊聯合發動“西安事變”，并迫使蔣介石改變了“先安內后攘外”的國策，宣布一致抗日。蔣介石雖然沒能達成消滅紅軍的目的，但在事變和平解決之后，乘機瓦解了東北軍和陜軍，將其收歸中央。

    經過六年多的“圍剿”，蔣介石消滅或收編了數個派系。至抗戰全面爆發前，國民革命軍中的派系格局又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大派系只剩下蔣介石的中央軍一家，次一級如李宗仁的桂軍、閻錫山的晉綏軍、余漢謀的粵軍、韓復榘、宋哲元、孫連仲的舊西北軍，以及劉湘的川軍、龍云的滇軍和盛世才的新（疆）軍，此外還有若干依附于大派系的小派系。

四、中央軍內部產生的新派系與部分地方派系的弱化和消亡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蔣介石一方面調集中央軍主力與日軍在華東地區決戰，一方面動員地方派系的首領派遣部隊出省參戰。當時除了青海的馬步芳、西康的劉文輝、新疆的盛世才沒有出兵外，其他的派系都派出了主力部隊參戰。結果包含中央軍在內的絕大多數派系都大傷元氣，依附于大派系的小派系也在抗戰的頭兩年因部隊損失殆盡而告消亡，殘部全都歸中央改編。然而就在諸多派系逐漸消亡的情況下，中央軍因為自身的逐步壯大，卻在內部產生了諸多派系，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被譽“陳胡湯”的三大派系。

    陳系，指的是以陳誠為首的派系，又有“土木系”之稱。陳誠畢業于保定軍校，但他的起家主要是依靠著黃埔學生的支持。早在北伐戰爭時期，陳誠就當過師長，但是因為和師內的黃埔學生關系沒有處理好，被趕下了臺。此后陳誠吸取教訓，終于拉攏了一批黃埔學生的支持，并由此成為第18軍軍長，有了壯大實力的本錢。抗戰爆發后，陳誠被蔣介石委以重任，陳便依靠手中職權吞并收編各路部隊，實力日益壯大。

    胡系，指的是以胡宗南為首的派系，又有“黃埔系”之稱。胡宗南是正宗的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在蔣介石的刻意栽培下，胡宗南以第1軍為本錢，在抗戰期間吞并友鄰黃埔同學的部隊，并依靠西北一隅太平之地，逐步發展壯大。由于胡宗南部參戰不多，這支部隊是抗戰勝利后保存實力最好的。

    湯系，指的是以湯恩伯為首的派系。這個派系比陳、胡兩派成形要晚，而且成分也很復雜。湯恩伯手中的黃埔學生數量有限，更多的還是以收編各路雜牌而來，他雖然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但其才干在抗戰初期很得蔣介石賞識，并將湯安置在河南前線與日軍長期對峙。而湯恩伯也依靠著這份重用，逐漸坐大為一派系。但由于在豫中會戰的大慘敗等諸多原因，使湯恩伯這個系統的發展就此走到了盡頭。抗戰勝利后，湯恩伯調任陸軍總司令，他所能指揮的部隊則分別歸并給陳誠和胡宗南。于是，抗戰中的三大派系，在抗戰勝利之后，減去了一支。

    除了陳胡湯三大派系之外，還有若干小派，他們有的剛一成形就被三大派系吞并，如董釗、關麟征等。前者與胡宗南爭權失敗，部隊被胡收編。后者與陳誠爭權失敗，成了閑人，部隊由中央直接指揮。還有如李玉堂，因部隊在抗戰后期損失殆盡而失去了基本部隊。有的依靠著戰功以及何應欽、顧祝同等元老的庇護而存活了下來。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杜聿明、王耀武等，此外蔣經國的“太子系”也在抗戰后期有了成長的萌芽。

    有人說何應欽、顧祝同也各分一派，筆者以為不妥。先說何應欽，北伐戰爭時期本有機會自成一派，但趕蔣介石下野后沒能掌握時局，此后長期擔任軍政部長，已經沒有自己的基本部隊可供調動。此后他雖然以自身職權安插了不少親信當軍、師、團長，但都不成氣候，形同散沙。接下來說顧祝同，抗戰爆發之初，顧祝同以第三戰區為根據地，發展起來一個集團軍，卻因為在和新四軍的摩擦中屢戰屢敗，到抗戰勝利時部隊全被裁并，此后雖官居要職，但大多只起著一個高層與野戰部隊的傳聲筒而已。

    介紹完了中央軍的情況，下面再來談下地方派系的發展與消亡。

    李宗仁的桂系。抗戰爆發之后，李宗仁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名義使其實力得到壯大。本來只占廣西一省的桂系，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之后，在湖北和安徽打下了根基，為今后一度占據華中創造了基本條件。但李宗仁這為桂系的軍事首腦因在戰后改向政治發展，兵權已逐步歸白崇禧所掌握。

    閻錫山的晉綏系。抗戰爆發后，閻錫山的部隊屢次遭到日軍重創，后來被迫退守晉西南，其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也一度遷移到陜西境內。在抗戰中后期，閻錫山一面與日軍談判，一面依靠二戰區內中央軍的協助才勉強支撐到抗戰勝利。此外，閻錫山的部屬傅作義，在中央的支持下于綏遠另開局面，并最終脫離閻錫山，并由此發展為綏系，而閻錫山的晉綏軍因失去綏遠，只能改叫“晉系”了。八年抗戰，使晉系的精干完全喪失，雖然在軍政部的批準下增加了部隊部隊番號，但往往一個師平均下來只能有兩千余人，名不符實。

    余漢謀的粵系。抗戰爆發時，粵軍除一度馳援上海、南京外，主要都集中在廣東作戰，戰后仍然占有廣東，但因余漢謀對維持這一派系逐漸顯的力不從心，真正意義上的粵系在抗戰勝利后益發變的弱小了。

    四川一省中軍閥林立，即便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后，四川內部仍是戰爭頻發。中央軍追擊紅軍入川后，強迫川軍整編，并擁立劉湘成為名義上的川軍之主。沒想劉湘在抗戰爆發的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使得本以四分五裂的川軍更加的散亂，但到抗戰勝利時真正能夠存活下來的，只有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三支。其中劉文輝部和潘文華部未參加抗戰，實力完整，鄧錫侯一部抗戰損失慘重，所幸剩余一部留守四川，仍能占據一隅。其余川軍派系，或被吞并，或在抗戰中覆滅。

    龍云割據云南數十年，抗戰勝利時雖然派出了大部分部隊出滇作戰，但派出的同時也在云南重新編練了新軍。云南本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省份，抗戰之前中央軍無法插足，此后因日軍侵入云南，龍云這才同意中央軍馳援。而到了抗戰勝利前夕，已經取得云南掌握權的蔣介石變命令部屬杜聿明發動“五華山事件”把龍云趕下了臺。龍云雖然下了臺，但云南部隊仍然不在少數，為了安撫這些部隊，蔣介石扶持龍云的得力部屬——盧漢來穩定軍心，以使滇軍能繼續為中央賣力。

    中央對于占據新疆的盛世才在抗戰前都是聽之任之，而盛世才在繼承金樹增之位后也是大肆擴軍，逐漸發展成割據一省的派系。抗戰爆發后，蔣介石開始考慮到新疆問題。為了將其營造成一個后方基地，以及抵制蘇聯的沾染。強行將盛世才調到中央任職，所屬部隊全部交由胡宗南接管改編。

    三支實力較大的舊西北軍中，韓復榘部因韓氏被槍決而四分五裂，后被湯恩伯吞并，一部投奔劉汝明。宋哲元部因宋氏辭職養病而分為三支，他們分別是張自忠、馮治安和劉汝明。其中張自忠殉國后，他的部隊歸并馮治安指揮。至于孫連仲部，在抗戰中期投靠了陳誠而得以生存，后來又依附于胡宗南。所以到抗戰結束時，代表著舊西北軍的就只剩下馮治安和劉汝明兩支了。

    其他小派系或未參戰，或只派一小部參戰，實力地盤仍在，其派系得以延續，如青海、寧夏之馬步芳、馬鴻逵，陜北之鄧寶珊等等，但是更多的，都因在抗戰中傷亡殆盡而被中央軍所吞并了。

    經過八年抗戰，除了蔣介石的中央軍仍一家獨大之外，李宗仁的桂系逐漸壯大并恢復在北伐時期的元氣，閻錫山因日軍的進攻和中央軍的入駐，只得晉西以及晉南一部分，實力日益變弱，其余各小派系或消亡或仍艱難的存活著。此外，傅作義發展為一新派系，并一度執掌華北軍政。

五、內戰中各派系的消亡以及臺灣軍隊“一體化”的實現

    戰后的“整軍”，無疑是蔣介石繼續削弱和吞并殘余各派系的一個重要手段。在這次整軍運動中，中央軍的兩大派系——陳誠和胡宗南的實力得以加強，弱小派系則幾乎全被吞并。如潘文華川軍，部隊被徹底打散，后又被解放軍殲滅。又如余漢謀粵軍，僅剩的四個整編師中兩個分別調到山東和陜西作戰，粵系的整體性在無形中被打散。而就中央軍內部來說，許多將領都利用整軍的機會發展壯大自己，除了此前說到的兩大派系之外，還陸續誕生了孫立人、廖耀湘、李彌、宋希濂、羅廣文等新生力量。

    內戰爆發的前兩年中，大部分國民黨將領對戰爭的勝利結束，無疑都是十分有自信的，這些將領就在這場“遲早都要解決”的戰爭中都打起了小算盤，他們都想保存實力。中央軍尚能一戰，地方派系則大部分是能躲就躲，實在不行就虛晃幾槍應付了事。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剿共”戰爭的時間越打越長，不僅大派系的精銳部隊遭受重創，地方派系的部隊也是亡的亡，降的降。

    先說說中央軍的情況。四年內戰，中央軍的精銳大部喪失，到了1949年還存在的部隊中，已經很少有未被殲滅者存在了。其中陳誠的土木系因有一個兵團撤抵臺灣而得以延續，胡宗南的黃埔系則經歷過成都、西昌兩次戰役之后，不復存在。而雖著胡宗南的下臺，負有編練新軍之責的孫立人卻抬起了頭，并坐大其派系。小派系如杜聿明、王耀武、李彌、宋希濂、羅廣文等小派系，非亡即降，也都不復存在。

    李宗仁的桂系在內戰期間很少有與解放軍決戰的時候，這使桂系在內戰中逐漸壯大，并在1949年第二次逼迫蔣介石下野，組織起了名義上由桂系掌權的民國政府，并幻想著能與中共劃江而治。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后，未受重大損傷的桂系軍隊一敗再敗，最終在廣西老巢走到了終點。李宗仁跑到美國后返回國內定居，白崇禧則逃到了臺灣。

    閻錫山的晉系在晉西南被解放軍打的一塌糊涂。雖然他集中力量堅守太原，但將多兵寡的晉軍已無力繼續堅持，最終閻錫山只身一人逃到臺灣，部隊則全部在太原城下被殲。

    余漢謀的粵系部隊在內戰一開始就被調的四分五裂，外調部隊分別在華東和西南覆滅，剩余部隊撤到海南，妄圖隔海堅守，但仍不免走向被殲滅的道路。

    至于四川和云南各派系，在大勢所趨之下紛紛宣布起義，部隊全部接受解放軍改編，其派系也就此結束。另有青海、寧夏之兩馬，因在“圍剿”紅軍時期欠下累累血債而頑抗到底，他們大部分被殲滅，少部分起義或投誠，馬步芳和馬鴻逵由于長期割據地方，怕到臺后被算帳，就分別跑到約旦和美國去了。

    代表西北軍舊部的馮治安和劉汝明兩部也各有去向。馮治安的部隊在淮海戰役中起義，他個人跑到臺灣。劉汝明的部隊則為保存實力從華東一路撤到華南，最終在退無可退之下，在廈門打了最后一仗，其殘部撤到臺灣之后被全部繳械改編，西北軍這一脈到此結束。

    在抗戰中后期誕生的傅作義綏軍，起初在華北干的有聲有色。但因其私人團體觀念的影響，棄國防部要求華北部隊撤往華南的命令于不顧，最終主力在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下，在北平宣布起義，其余部隊也在綏遠起義了。跟隨起義的還有陜北的鄧寶珊，鄧氏隨即動員自己在陜北的部隊起義。

    照理說，隨著中央軍的逐步強大，以及地方軍的逐步弱化，國民黨中央對于軍權能夠抓的更牢，在執行命令上也能得到更加的徹底。然而，中央軍的逐步強大，是建立在中央內部派系的強大以及新生派系增多的基礎上才得到的強大，也就是所謂的大派系中的若干小派系。這些派系秉承以往中央對雜牌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風格，使得一個相對團結的中央軍，又產生了裂痕，這也是國民黨在內戰戰場中落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比如1946年的宿遷戰役，同屬陳誠一系的胡璉為求自保，使友軍戴之奇部孤軍突出，當戴部被解放軍包圍時又不使全力去救援，是導致戴之奇部覆滅，以及戴本人自殺身死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1947年對山東的重點進攻，同屬王耀武一系的李天霞部對張靈甫部見死不救，坐看張部覆滅，張本人也是兵敗自戕。

    決定國民黨命運的重要一戰——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如作為雜牌軍的黃百韜兵團在撤退和被圍時，先期參戰的中央軍各部皆不盡全力去救援。總算是后期加入戰場的陳誠系黃維兵團死力救援時，非陳誠系的中央仍然不出力配合。其結果是，不僅使黃百韜兵團在碾莊覆滅，還把陳誠的精銳——黃維兵團斷送到在了雙堆集。那些坐看陳誠出丑的的各路中央軍雖然如了愿，卻突然發現隨著黃維兵團的覆滅，自己的部隊也處在岌岌可危之中。聰明者如李彌、孫元良，率先突圍，總算是在付出慘重代價之后活了下來。而落在徐州的中央軍們，見突圍無望，或死戰到底或投降求活，徐蚌會戰也就這樣結束了，國民黨的精銳部隊也就在這次會戰中煙消云散，此后再也沒有進行大規模會戰的實力了。

    國民黨敗退臺灣后，仍然沒能吸取教訓。當時撤抵臺灣的部隊主要剩下的是陳誠和孫立人兩派，另外還有一支仍在成長并不怕受到吞并威脅的“太子系”。可以說，撤抵臺灣的軍隊中，地方派系部隊已經蕩然無存，剩下只有中央軍的三個派系，其中以陳誠的土木系勢力最大。

    蔣介石于1952年和1954年兩次對臺灣軍隊進行整編，其目的就是為了達成在大陸時期沒能完成的軍隊“一體化”，也就是所有的部隊都要完全的無條件服從其指揮，且不能存在有任何威脅其領導權利的派系。然而到臺軍隊的派系并未能完全消除，使這兩次整軍只是精減了部隊，沒能達成其目的。此后陳誠、孫立人、蔣經國三派間的勾心斗角層出不窮，這就有了后來的“孫立人事件”。孫立人一落馬，三足鼎立頓時缺掉一腳，但隨著陳誠的去世，臺灣軍隊的歸屬則只有一處。直到此時，蔣介石終于完成了他對國民革命軍的完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