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寶明｜蔣介石與中原大戰后的晉綏軍

北伐戰爭結束后，蔣介石一直試圖消除地方軍事集團，統一全國軍隊，但直至其在大陸結束統治時，也未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本文試圖以蔣介石改編晉綏軍為例①，探討其所采取的措施，從中分析蔣介石消除地方軍事集團失敗的原因。

一、中原大戰后

整編晉綏軍的失敗

北伐戰爭結束后，蔣介石提出統一軍政軍令，各地方軍事集團相繼舉兵反抗。中原大戰期間，蔣介石為拉攏東北軍出兵關內，許諾由張學良處理北方善后。

閻錫山是晉綏軍的核心人物。蔣介石深知，閻錫山不離開晉綏軍，就無法實現對晉綏軍的徹底整編；同時，在沒有外部軍事力量進入山西的情況下，晉綏軍內部也不會實現真正的整編。因此，大戰結束后，蔣介石一方面要求東北軍進駐山西，同時要求閻錫山離開山西，以便實現對晉綏軍的徹底整編。

蔣介石致電張學良，建議以晉綏軍拒絕改編和閻錫山拒絕出國為借口，聯合東北軍進攻山西。他還企圖以山西省主席的職位引誘石友三進攻山西[1](p.207)。在蔣介石的多次威逼下，閻錫山避走大連，蔣仍向張學良提出：“乘此晉軍惶惑無主之時，速派得力軍隊善將，領先占領太原，再定善后處置，此尤為上策也。”[1](p.124～125)由于張學良不贊成出兵山西[1](p.163)。這一計劃未能實施。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

蔣介石于出兵前誓師

蔣介石退而求其次，欲徹底割斷閻錫山同晉綏軍的聯系，即通過任命與閻錫山關系不甚密切的將領來具體負責晉綏軍的善后。他就善后負責人的人選問題致電張學良：“馮、閻既離晉，應乘機從速解決晉綏；否則夜長夢多，恐生他變。弟須請兄從速遴保一人，令其負責，全權辦理軍政善后一切事宜。而以不為閻所利用者，使閻不能再起為原則。”[2](p.124～125)中原戰事剛剛結束時，蔣與張初步商定暫由閻錫山的幕僚趙戴文負責晉綏軍善后。張學良矚目的正式人選是傅作義。傅作義于1927年率部在涿州與東北軍對峙，堅守3個月，其軍事指揮才能給張學良留下很好的印象。張向傅透露了他的意圖，傅卻擔心晉綏軍內部反對而力辭。張又在蔣面前保薦商震。商震是河北人，1914年隨陜西都督陸建章入陜，1916年率部投閻。1926年商震出任綏遠都統后，即有獨樹一幟之心。1928年出任河北省主席后，商震購買槍支，成立軍事政治學校，培植私人勢力[3](p.160)。蔣介石同意了張學良的建議，隨后發表商震為山西省主席。

1928年9月，北伐戰爭結束后，閻錫山曾宣稱晉綏軍已經裁去10萬人，剩余者編為12個師，實際上并未編遣。從1929年夏季開始，晉綏軍又進行擴編，到中原大戰前，共編有步兵10個軍，4個保安縱隊，騎兵4個師，炮兵7個旅[3](p.139～141)。大戰失敗后，晉綏軍全部退入山西，據張學良的報告，實有步兵10個軍30個師，共90個團，炮兵10個團，騎兵5個師。張學良在天津召見晉綏軍的高級將領，研究部隊整編問題。張擬將晉綏軍整編為步兵4個軍，每軍兩個師，每師兩旅四團制，共32個團；騎兵1個旅共3個團；炮兵同東北軍合并。這一方案，得到蔣的贊同[2](p.130～131)。但張提出的方案，受到晉綏軍內部的很大抵制。張學良最后不得不作了變通，表示可添設護路軍及晉北、太原3個警備司令部1。對這一方案蔣介石表示同意[4](p.544～545)。1931年6月國民政府向晉綏軍頒發了正式番號：第32軍軍長商震，下轄第66、67師；第33軍軍長徐永昌，下轄第68、69師；第34軍軍長楊愛源，下轄第70、71師；第35軍軍長傅作義，下轄第72、73師。在軍長的人選中，只有楊愛源一人是閻錫山絕對親信的。

蔣介石還企圖以不發放編遣經費挑起晉綏軍對閻錫山的不滿。大戰剛剛結束時，蔣曾表示：閻錫山若下野出國，晉綏軍的編遣經費可由中央負擔[4](p.503)。但不久之后蔣又表示，中央財政拮據，無力負擔晉綏軍的編遣費，令其自籌。張學良提出，中央至少要撥給晉綏軍80萬元以備整編。但蔣卻認為，“據報閻錫山除匯往外洋確數在一萬萬以上，其在晉財產尚多。前年閻逆在中央領去編遣費足千余萬元，應先將閻之財產變價充公，以充編遣費用。至于中央只能補助副司令部，而不能另籌晉軍編遣費也”。張學良復電蔣：“(閻錫山在山西財產)不過價值十余萬元……為數甚微，無甚補濟，我方空擔沒收之名，而無沒收之實，鈞座對此意旨如何?”蔣介石卻認為：“弟意閻逆在晉財產雖只值一文，亦必查抄，方足表示晉軍將領對閻之關系。”[2](p.137、143)

盡管蔣介石費盡心機，整編后的晉綏軍還是保持了相對獨立性：晉綏軍按照東北軍的編制改編，每連的人數幾乎增加一倍，在數量上并沒有太多的減少；晉綏軍還在每個師額外添設副師長、副旅長等，共容800多名軍官，其余軍官則分送軍校學習。商震出任山西省主席后，受到閻錫山嫡系將領們的攻擊，被迫于1931年7月率第32軍第67師的兩個旅離開山西，成為最早脫離晉綏軍的部隊。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后之所以未能徹底解決晉綏軍，最主要的原因是，根據事先商定的條件，由東北軍處置善后；若由中央軍處置，情況必然會有所不同。

二、以“剿共”為名進行分化

晉綏軍的相對獨立性，為閻錫山重新掌握它提供了極大的便利。1931年8月8日，閻錫山回到山西，蔣得知后，立即催促閻離去。但不久之后，“九·一八”事變爆發，國內政治局勢發生變化，致使問題不了了之。閻錫山為重新掌握軍隊，組織了晉綏軍軍事整理委員會，以親信將領楊愛源為主任委員。1932年2月20日，國民政府設立太原綏靖公署，任閻為主任，指揮節制晉綏軍。重新掌握晉綏軍后，閻錫山將第32軍第66師編入第34軍。1933年，將原來的每師兩個旅擴編為3個旅。1934年又將孫楚的護路軍番號撤銷，改稱第101師。1936年成立騎兵第1、2師。

武力解決晉綏軍失敗后，蔣介石將注意力轉移到晉綏軍內部，分化其高級將領。但由于晉綏軍始終被閻錫山牢牢控制著，分化工作不易實施，一旦實施又要開出新的條件。

晉綏軍炮兵

1933年3月，蔣在石家莊向閻提出，將晉綏軍一部撥歸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指揮，以擔任察哈爾省的防務。3天后，閻以“因指揮察綏軍事有困難，請求察哈爾防務仍由北平軍分會主持”這樣答非所問的方式予以回絕[5](p.289)。1934年9月，蔣又提出晉綏軍派兵到江西協助圍剿紅軍，閻錫山決定派出第72師李生達所部以及獨立第2旅周原健所部。

蔣介石早就有意策劃收買李生達。中原大戰結束后，蔣派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苗培成(李生達的同鄉)聯絡李。1931年冬，李生達參加國民黨中央三屆五中全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蔣予以專門召見。1934年夏，李奉調廬山軍官訓練團受訓。此次調出后，蔣立即升任李生達為第19軍軍長仍兼第72師師長，以示拉攏。李率軍到江西后，蔣授意熊式輝、顧祝同、陳誠等以保定軍校校友的關系對李多方拉攏。江西紅軍長征后，蔣任命李生達為徐(州)海(州)警備司令，企圖使這支部隊永遠離開山西。1935年春，蔣要求閻派兵到陜北圍剿紅軍，以圖繼續分化。閻答應出兵，同時又要求將李生達部調回山西。蔣于是改任李為陜北剿匪總指揮，令其率第19軍進入陜北。然閻對蔣的分化已有提防，他以李生達部開回山西需要補充為由，改派孫楚率部進入陜北。

對于地方各軍事集團，中央軍若不進入其地盤，是無法實現真正整編的。1936年2月，紅軍東征進入山西，晉綏軍抵擋不住，閻錫山向蔣請求調兵支持，這為中央軍進入山西提供了一個機會，蔣介石先是派10多萬部隊開入山西，同時派其愛將陳誠到山西，協助晉綏軍剿匪。紅軍東征回師后，蔣下令晉綏軍選派10個步兵團和騎兵、炮兵各一部進入陜北圍剿紅軍，并任命李生達為晉綏軍剿匪總指揮[6](p.683～684)，以圖進一步分化。5月25日，李生達在離石突然被害。次日，國民政府行政院任命陳誠為晉陜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于太原設指揮部，指揮在山西和陜北的中央軍，擺出了久駐山西的架式。但不久之后兩廣事變、綏遠抗戰和西安事變相繼爆發，中央軍一部開駐綏遠，其余撤出山西。抗戰前蔣介石分化晉綏軍的計劃未能實現。

三、抗日戰爭中：限制多于支持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晉綏軍很快失去山西大部領土，其軍餉和武器裝備多依賴軍事委員會撥發，但晉綏軍的人事、指揮、調動權依然被閻錫山牢牢控制著。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在表面上支持晉綏軍抗戰，同時卻設置種種限制，防止晉綏軍乘機壯大。

為鼓勵晉綏軍抗日，晉綏察三省被劃為第二戰區，閻被任命為司令長官。晉綏軍除原有的第19、33、34、35軍外，又成立了第61軍和騎兵第1軍。在忻口會戰和太原保衛戰中，晉綏軍損失巨大，據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報告：“此次損失，計晉綏軍60余團，現合并不足二萬五千人。”閻也電告蔣介石：“傷亡極大，各部尚有兵力……十九、六一軍共約兩團。”[7](p.552～553)經過整補“晉綏步兵原為68個團，戰后整編為58個團，現又新成立10個團，共134398人。騎兵原為6個團，現仍為6個團，共6584人。炮兵原為9個團及1個炮壘大隊，戰后整編為6個團，現又新成立3個團1個炮壘大隊，共15383人”[8](p.2076)。為利用其抗日的一面，蔣介石曾指示對晉綏軍要“盡可能增發武器經費，加強實力，使能繼續不斷擴大展開游擊戰，以達成消耗敵人之任務”[9]。隨后，晉綏軍的番號有所增加，1939年7月，成立第83軍和暫編第1軍，1940年3月成立第23軍和第43軍。抗戰期間，晉綏軍先后擁有10個軍的番號，但直到1940年底，依然只編有8個步兵師和兩個騎兵師②；1941年前后，晉綏軍逐步將步兵旅改編為暫編師，先后成立了14個暫編師，番號從暫編第37師至暫編第50師，另成立騎兵第4師。

蔣介石雖增加了晉綏軍的番號，但對閻錫山的指揮權限、晉綏軍的作戰地域及后勤補給方面卻做出許多限制。在整個抗戰期間，身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閻錫山所能指揮的只有晉綏軍。抗戰一開始，蔣提出派10萬中央軍入晉協助防守，被閻拒絕。1937年10月，日軍沿平綏路西進，晉綏軍招架不住，要求蔣派兵增援，衛立煌部等中央軍和其他派系的軍隊又一次進入山西。部隊開進山西后，由于軍隊隸屬不一，蔣介石向閻錫山提出了統一軍隊指揮權：“據衛總司令文酉電節稱……晉北各軍單位雖多，但在第一線兵力，并非絕對優勢，與敵決戰在即，故第一線各軍，必須統一指揮，始能適機運用決戰，以期收殲敵之效。”當時山西面臨存亡關頭，中央軍及其他派系的軍隊又多于晉綏軍，閻只得將指揮權拱手相讓：“此次晉北作戰，雖區分中、左、右、兩總預備軍各四軍，除十八集團軍外，實際上則均歸衛總司令指揮，并決定以后增加部隊均歸衛總司令統一指揮。”在太原保衛戰中間又致電蔣：“……委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前敵總司令，除第十八集團軍及第六集團軍外，均歸其指揮。”[7](p.490、547)太原失守后，中央軍退到晉南的中條山地區，衛立煌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身份，負責指揮第二戰區內除中共軍隊和晉綏軍以外的所有軍隊。

閻錫山

除對閻錫山的指揮權限做出限制外，蔣介石也不斷縮小第二戰區的作戰區域。1938年11月軍事委員會對戰區重新劃分，將綏遠省劃歸第八戰區，第二戰區改轄山西全省和陜西省東北部。1938年12月，蔣要求晉綏軍吞并由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建立的“青年抗敵決死隊”。1939年12月，晉綏軍發動了對“決死隊”的軍事進攻，遭到“決死隊”頑強抵抗。軍事委員會以支援為名，于1940年2月命令胡宗南派出第90軍渡過黃河，進入晉西[10]；原駐扎山西的中央軍也趁晉綏軍作戰失利之際進駐晉東南。晉綏軍戰后只能退到晉西和晉南地區。1941年5月中條山會戰失敗后，中央軍及其它派系的軍隊陸續撤出晉南，晉綏軍則全部蜷縮于晉西一隅，直至日軍投降。1943年4月，屬于第二戰區的陜西東北部也被劃歸第八戰區。晉綏軍除作戰地域狹小外，在裝備、兵員和經費上均不充足，1940年3月據閻錫山反映，第二戰區領到的軍餉不足標準的1/4[11]。中條山戰役之后，晉綏軍主要的任務是牽制晉西南的日軍，防止其渡過黃河、進犯西北，采取的主要作戰方式是游擊戰，而晉綏軍以大部兵力集中在晉西十幾個縣內，實屬沒有必要。

抗戰期間，蔣介石將傅作義部從晉綏軍中分化出去。抗戰全面爆發后，閻錫山將傅作義部從綏遠調入山西境內作戰。1939年3月，蔣任命傅作義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并設立副司令長官部，率領第35軍進入綏西河套。蔣介石同時命令晉綏軍的第61軍跟隨傅作義入綏，但被閻錫山拒絕[6](p.544)。傅作義從此脫離閻錫山，自立一派。傅作義初進綏遠，所部第35軍只有第101師一個師的番號。7月，擴編了新編第31、新編第32師。1940年初，傅部收復臨河、五原等整個河套地區，為嘉獎此次勝利，蔣介石為傅部增加兩個軍的番號：暫編第3軍(轄暫編第11、暫編第17、新編騎兵第3師)和暫編第4軍(轄暫編第10、新編騎兵第4師)，但由于兵員和武器裝備的匱乏，這兩個軍缺編嚴重。抗戰勝利后，騎兵第4軍(1942年10月由暫編第4軍改稱)及新編騎兵第3師裁撤，保留2個軍7個師。

抗戰期間，蔣介石幾次試圖將閻調離山西。1938年11月，蔣提出讓閻出任西北行營主任，移駐南鄭或天水[8](p.2112)。1942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病故，蔣請閻到重慶任國民政府主席。1943年夏，又一次請閻出任西北行營主任，移駐蘭州，指揮華北抗戰部隊[6](p.638)。上述建議均被閻拒絕。在晉綏軍的高級將領中，閻錫山除信任楊愛源、王靖國等少數人外，對其他將領都多有牽制和提防。為防止部下握有重兵，閻錫山不斷調配部隊的建制，因此在各地方軍事集團中，晉綏軍的建制變化是最為復雜的。晉綏軍的控制權仍掌握在閻錫山的手中。

四、內戰中的扶植與覆滅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發動內戰。面對軍事上的節節敗退，蔣介石對晉綏軍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抗戰勝利之初，閻錫山曾利用偽軍編成了5個省防軍。1945年底到1946年初，隨著全國軍隊的裁減，閻錫山被迫取消省防軍的番號，官兵補充其它部隊；晉綏軍也縮減到5個軍共15個師，撤銷了第23、83軍的番號，騎兵第1軍的番號撤銷后，原班人馬改稱第33軍[6](p.573)。取消了3個騎兵師和6個暫編師的番號，即騎兵第1、2、4師、暫編第41、42、43、47、48、50師(暫編第1軍于1940年底被裁撤) ③。抗戰勝利后不久，蔣介石就從山西的南北兩個方向堵住了晉綏軍向外發展的出路：胡宗南的第一戰區以幫助晉綏軍搶占軍事要地為名，出兵晉西南；1946年夏，在山西的人民解放軍向晉北和晉西南地區同時發動進攻，晉綏軍此時剛剛完成整訓，無法南北兼顧，胡宗南又一次派兵弛援晉西南，隨后臨汾以南的晉西南地區就被劃歸胡宗南的第一戰區；8月，晉東北的大同地區劃給了傅作義的第十二戰區。12月，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傅作義出任總司令，蔣介石還一度將山西省劃歸其管轄范圍。1947年春，在解放軍的進攻下，晉綏軍被壓縮到同蒲鐵路沿線和晉中盆地。1948年3月，胡宗南部為防守關中而從晉西南撤軍，6月晉中戰役失利后，晉綏軍主力退守太原。7月，閻向蔣求援。面對各地軍事的失利，蔣介石與晉綏軍的命運聯在了一起。蔣親飛太原，命令空運西安的整編第30師和榆林的整編第83旅到太原支援作戰，但杯水車薪，無濟于事。1949年4月24日，晉綏軍大部在太原被殲，29日，一部在大同投誠。

傅作義

抗戰勝利前夕，為搶占戰略要地，蔣介石將傅作義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改稱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并任命傅為司令長官。1946年10月，傅作義部奉令攻占了連接華北和東北的戰略要地張家口，隨后蔣任命傅為察哈爾省主席，并將第十二戰區改為張垣綏靖公署。其時，在國民黨華北戰場上，保定和北平的防守兵力捉襟見肘，為利用傅作義的部隊固守華北，同年12月蔣把張垣綏靖公署與保定綏靖公署合并為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任命傅作義為總司令。1948年初，蔣又給了傅作義一些番號以擴充部隊。傅作義先后成立了第111、暫編第4軍，將原保定綏署所屬的新編第2軍改稱第101軍，安插自己的親信。在原有7個師的基礎上，先后改編和成立了14個師，計第7、210、267、269、271、272、273、309、310、311、319、320、326、333師等，另有若干騎兵旅和一些特種部隊，總兵力達30萬人。除上述部隊外，傅作義還以華北“剿匪”總司令的名義指揮中央軍及其他派系的部隊約30多萬人。

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之初，蔣介石只賦予傅作義指揮其嫡系部隊的指揮權，而沒有賦予其人事、后勤、補給等權力，并派其親信陳繼承擔任華北“剿匪”副總司令兼北平警備司令，以牽制傅作義。此時傅作義尚能聽命于蔣，1947年夏季，遵令派遣第35軍到保定支援孫連仲部，秋季又調暫編第3軍等到東北支援陳誠。隨著戰事的日益不利和自身軍事實力的增強，傅作義已不大聽從蔣的調遣，1948年10月，東北戰場上國民革命軍形勢不利，蔣到北平，要傅作義率主力部隊增援錦州，遭到傅作義的拒絕。11月間，蔣要傅作義放棄平津，海運青島，出任徐州剿匪總司令；如傅作義不向南轉移，則須集中兵力，踞守天津等海口。傅作義答應放棄熱察綏，蔣授權傅可以直接接受美國援助，擁有黨政軍及經濟全權(包括中央銀行的支付權)，組建渤海艦隊[12](p.84)。

同年年底，傅作義開始同人民解放軍磋商和平解放北平，蔣介石派徐永昌到北平，要求傅作義將軍隊南撤，并希望傅作義本人能南下。隨后，又相繼派其次子蔣緯國、國防部次長鄭介民等到北平勸說傅作義，并允諾傅：出任東南軍政長官[13](p.261)。上述勸說遭到傅作義的拒絕。為防止傅作義投向解放軍，1949年1月26日，蔣介石決心將在華北的所有中央軍交給傅作義，以圖挽回局面：“(甲)中央各軍，分途突圍……(乙)如甲項已不可能，則要求傅負責照原定計劃，先讓國軍空運南撤。(丙)如乙項不可能，則必須將中央軍各級官長空運南撤，而將全部士兵與武器交傅編配。”[14](p.215～216)當蔣介石將華北軍隊放手之時，也是他垮臺之日。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蔣介石對付晉綏軍的辦法不外乎：或利用其他派系予以牽制，或分化其內部將領。蔣介石并沒有建立起一套制度來規范、消除地方軍事集團。他對地方軍事集團的取舍均以個人統治的需求為標準。內戰中隨著軍事上的日益不利，他又重用地方軍事集團；致使他曾經采取的內部分化政策，成為一把雙刃劍：到頭來是培植了傅作義這一新的派系。蔣介石不能消除晉綏軍，歸根到底是由于蔣介石的私心所致，他提出統一全國軍隊，并不是站在消除軍隊私有的高度，他的目的只是消除異己，壯大自己。軍隊不是要統一在國家之下，而是要統一在他本人手中，蔣介石對晉綏軍如此，對其他軍事集團也概莫能外。

本文原刊于《學術探索》2004年第11期

作者簡介：李寶明，山東臨沭人。先后畢業于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現為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歷史文博系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軍事史研究。主持完成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項目“北京抗戰遺跡歷史文化價值及利用研究”等多項課題。主要學術論著包括《“國家化”名義下的“私屬化”——蔣介石對國民革命軍的控制研究》《國民革命軍陸軍沿革史》等。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民國軍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