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的辨證論治程序
管理提醒：本帖被 書劍一生 從 經方明理 移動到本區(qū)(2011-10-27) 《傷寒論》的辨證論治程序——與《方證是辨證的尖端》一文商榷 □ 馬文輝 山西中醫(yī)學院第二中醫(yī)院 識證是感性認識，把錯綜復雜的證上升為理性認識，做到“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則需定位、定性、立法、處方，這一過程就是辨證論治。 一、按部定位 辨證之初，先辨病位，分清表證、里證、半表半里證這是辨證論治的第一步。《傷寒論》第61條“下之后，復發(fā)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干姜附子湯主之。”本條舉例說明按部定證的方法，里部有二證，虛則太陰，實則陽明，不嘔為無太陰證，不渴是無陽明證，無表證是指無太陽證。這樣三部之中無表證，無里證，只剩下半表半里證，由此可以定位在半表半里。第148條：“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里也。脈沉，亦在里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里。此為半在里半在外也。”本條反復辨證，按部定證。“微惡寒，手足冷”病在表，“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病在里。“頭汗出”、“脈細”為半表半里。本條病證雖繁，不出表、里、半表半里三部。仲景之辨證，必先按部定位。 二、據(jù)證定性 定位之后，次以定性。每一部位所表現(xiàn)的證候群都具有陰陽二性的反映，表現(xiàn)陽性反應的為三陽病，表現(xiàn)陰性反映的叫三陰病。這樣三個部位上依據(jù)截然不同的陰陽兩種病性就劃分出六類證候群，這就是六病。六病提綱，先定位，后定性，則陰陽分，六病明。六病陰陽的辨證大綱為第7條“病有發(fā)熱惡寒者，發(fā)于陽也，無熱惡寒者，發(fā)于陰也。”陰陽即寒熱，寒熱表征陰陽。如第187條“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為系在太陰……至七八日，大便硬者，為陽明病也。”本條就是在定位的基礎上，然后據(jù)證定性，劃歸陰陽。第279條“本太陽病，醫(yī)反下之，因而腹?jié)M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表證入里腹?jié)M時痛屬太陰，大實痛為陽明證。 三、辨證定方 辨證是為了論治，論治是辨證的目的。辨明六病只是認識了疾病，即“知犯何逆”。更重要的是要解決疾病，“隨證治之”。辨證定方是在六病共性之中尋求湯證個性的方法。一個病證中，包含著許多湯證，不了解湯證，就不能完全了解六病的具體治療。麻黃湯證、桂枝湯證、柴胡湯證、承氣湯證等，都屬湯證范圍。以小柴胡湯證為例，第149條“傷寒五六日，嘔而發(fā)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第101條“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從上述兩條可以看出，證不變，方不變，一證一方，互相對應。另外一個湯證有時包括若干個癥狀，在這種情況下，但見一癥便是，不必悉具，這是醫(yī)學上對疾病本質的高度概括。這樣，在辨證時，從整體上分出三部，由三部劃分出六病，再從六病之中列出湯證，從分析到綜合，再由綜合到分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辨證過程。 四、以方定名 《傷寒論》中有桂枝證、柴胡證之稱，推而廣之，仲景112方證皆可以方名證。非此方不治此證，非此證不用此方。方證互證，兩相輝映，相得益彰。以方名證是仲景辨證論治的創(chuàng)舉，是對證的規(guī)律性概括和對方的高度歸納。“方證”是辨證的最終結果，是施治的客觀依據(jù)。辨證準確與否，只有方才能提示和證明，方劑的有效與否，只有證才能反證。因此，只有方才能揭示方證的本質（陰陽單復），反映證的病勢（輕重緩急），驗證證的病程（長短曲折），方是辨證論治過程的綜合體現(xiàn)。 如桂枝湯證是寒是熱是虛是實，只有方才能揭示。桂枝湯為溫補之劑，調和營衛(wèi)，服務對象是表虛寒厥陰病，桂枝湯證為表部小虛小寒之證，只須“消息和解其外”則愈，不須大溫大補。這樣以方測證，以方名證，方證互補，才能檢驗方證的正誤。只有方明證晰，一一對應，辨證論治才有立竿見影之效。 方證是辨證論治過程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沒有前面的定位、定性，方證就失去了理論的指導，淪落為純經驗性的治療。沒有方證的理論會成為空中樓閣，失去有效性。因此，辨證和論治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離，不存在“尖端”和“低端”的問題。 方證是辨證的“尖端” □ 馮世綸 衛(wèi)生部中日友好醫(yī)院 中國中醫(yī)藥報 ２００６.１２.２５ 中醫(yī)方證研究一直是中醫(yī)領域關注的熱點，今就《傷寒論》的方證談一點認識。 一、方證是《傷寒論》的主要構成 《傷寒論》主要內容是講六經的概念及臨床應用，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方證更是其主要內容。辨方證是經方、《傷寒論》辨證論治的主要特點。 1．方證概念 《傷寒論》有桂枝證、柴胡證等名稱，是以方名證的范例。《傷寒論》共有112方，“證以方名，名由證立，有一證必有一方，有是證，必用是方，方證一體”，構成了《傷寒論》的主要方證體系。《傷寒論》主要內容是１１2個方劑和其適應證，論述某方劑的適應證即稱某方證，如桂枝湯方證、麻黃湯方證、白虎湯方證等。這種以方名證的形成，不但是古人長期醫(yī)療經驗的科學總結，是寫作方法的需要，更是《傷寒論》內容和理論體系特點。 ２．《傷寒論》的淵源是古代方證 對于張仲景撰寫《傷寒論》的淵源，歷來存有爭議。近來隨著考古學、考證學的發(fā)展，人們逐漸明確認為《傷寒論》屬《神農本草經》、《湯液經法》經方流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傷寒論》的主要內容源于《湯液經法》的大小二旦、六神等方劑和其適應證。如桂枝湯方證源于小陽旦湯方證，麻黃湯方證源于小青龍湯方證，小青龍湯方證源于大青龍湯方證，黃芩湯方證源于小陰旦湯方證，小柴胡湯方證源于大陰旦湯方證，白虎湯方證源于小白虎湯方證，竹葉石膏湯方證源于大白虎湯方證，黃連阿膠雞子黃湯方證源于小朱鳥（雀）湯方證，真武湯方證源于小玄武湯方證等。關于張仲景改變方證名稱的原因，陶弘景說得很清楚：“張機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藥名之，以推主為識之耳。”由陶弘景所著的《輔行決臟腑用藥法要》可清楚地看到，《湯液經法》的主要內容，是記述前人所用方劑和其適應證，張仲景主要依據(jù)這些方證撰成了《傷寒論》。 3．張仲景把方證歸六類而有六經辨證 對比研究《傷寒論》和《湯液經法》，可察覺張仲景撰成《傷寒論》的軌跡。由《湯液經法》可看到，其主要內容是記述前人所用經驗方藥及其適應證。豐富的方劑和適應證的積累，孕育著經方理論的形成。到了張仲景時代，人們認識到了每個方劑治愈疾病，不但與癥狀特點有關，而且與疾病的病性（寒、熱、虛、實）、病位（表、里、半表半里）有關，這樣把方證歸類，則大體有六類不同的方證，即： ①麻黃湯方證、桂枝湯方證、桂枝加桂湯方證、桂枝加芍藥湯方證、桂枝加葛根湯方證、栝蔞桂枝湯方證等，皆有發(fā)熱、惡寒、身疼、脈浮等癥。《傷寒論》認為這些方證病位在表，病性屬熱、實、陽，便稱之謂表陽證，共同特點是：“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亦即太陽病。 ②白虎湯方證、大承氣湯方證、瀉心湯方證等方證，皆有發(fā)熱、汗出、口渴、大便難、脈數(shù)等癥，其病位在里，病性屬熱、實、陽，便稱之謂里陽證，共同特點是“胃家實”，亦即陽明病。 ③小柴胡湯方證、黃芩湯方證、四逆散方證、奔豚湯方證等方證，皆有寒熱往來、口苦咽干、胸脅苦滿、目眩等癥，其病位在半表半里，病性屬熱、實、陽，便稱之謂半表半里陽證，共同特點是口苦、咽干、目眩，亦即少陽病。 ④麻黃附子甘草湯方證、白通湯方證、麻黃附子細辛湯方證等方證，皆有惡寒、無熱、脈微細、但欲寐等癥，其病位在表，病性屬寒、虛、陰，便稱之謂表陰證，共同特點是“脈微細，但欲寐”，亦即少陰病。 ⑤理中湯方證、附子理中湯方證、吳茱萸湯方證等方證，皆有自利不渴、腹?jié)M而吐、食不下等癥，其病位在里，病性屬寒、虛、陰，便稱之謂里陰證，共同特點是“腹?jié)M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亦即太陰病。 ⑥烏梅丸方證、柴胡桂枝干姜湯方證、半夏瀉心湯方證、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方證等方證，皆有口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四肢厥冷上熱下寒等癥，其病位在半表半里，病性屬寒、虛、陰，便稱之謂半表半里陰證，共同特點是“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痛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亦即厥陰病。 這就是張仲景總結完成的方證和六經理論體系，也說明《神農本草經》和《湯液經法》時代已積累了許多前人的有效方藥，孕育了經方方證和理論。張仲景據(jù)此撰寫出《傷寒論》，接生了經方方證和理論。 二、方證是辨證的尖端 六經和八綱雖然是辨證的基礎，但滿足不了臨床實際的應用。例如太陽病當發(fā)汗，但發(fā)汗的方藥很多，是否任取一種發(fā)汗藥即可用呢？答案是否定的。中醫(yī)辨證不只是辨六經和八綱，還要再辨方藥的適應證。太陽病須發(fā)汗，但發(fā)汗必須選用適應整體情況的方藥。太陽病若出現(xiàn)頭痛、發(fā)熱、汗出、惡風者，則宜與桂枝湯；若出現(xiàn)頭痛、發(fā)熱、身痛、腰痛、骨節(jié)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則宜與麻黃湯；若出現(xiàn)項背強幾幾、無汗、惡風者，則宜與葛根湯；若出現(xiàn)脈浮緊、發(fā)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則宜與大青龍湯等等。 以上諸方雖均用太陽病的發(fā)汗法，但各有不同的適應證，用之不當反而有害。方劑的適應證簡稱為方證，某方的適應證即稱之為某方證。如桂枝湯證、麻黃湯證、柴胡湯證、白虎湯證、承氣湯證等。辨方證是六經、八綱辨證的延續(xù)，治病有無療效關鍵在于方證是否正確，后世及日本經方家常稱之為“方證相應”或“方證對應”。是說方證相應，猶如百鈞之弩，矢尖應的，一舉貫革；如方證不相應，雖弓勁矢疾，去的彌遠，因此，方證相應是臨床治病取效的前提。經方家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證稱之為“辨證的尖端”。 這里要說明的是，近代我國盛行臟腑經絡辨證而疏于方證辨證，又加上近代日本的漢方資料多有“方證對應”觀點，一些人就認為“方證對應”、“方證相應”是日本人首先提出的，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劉渡舟老師認為是唐代孫思邈首先提出的。不過應當明了，這只是從文字、文句的記載來判斷，而從實際內容看，辨方證、方證相應形成于《湯液經法》而成熟于《傷寒論》，如《傷寒論》317條提出“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 三、方證研究寓意深 方證是古代醫(yī)家收集臨床癥狀后判斷歸納為證，并用相應的有效方藥治療，歸結、積累的有是證用是方的經驗，具有深刻的科學內涵。方證是《傷寒論》的主要組成內容，是辨證論治的重要核心內容。對于中醫(yī)治病特點，經方家胡希恕先生有精辟的論述：“中醫(yī)治病之所以辨證而不辨病，是與它的發(fā)展歷史分不開的。由于中醫(yī)的發(fā)展遠在數(shù)千年的古代，當時既沒有進步的科學依據(jù)，又沒有精良的器械利用，故勢不可能有如近代西醫(yī)，面向病變的實質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診斷和治療，而只有憑借人們的自然官能，于患病人體的癥狀反映上，探索治病的方法。經過千百年的長久時間，和億萬計的眾多人體，觀察再觀察，實踐復實踐，不但促進了四診的進步、藥性的利用和方劑配制的發(fā)達，而且對萬變的疾病，亦終于總結出來如八綱六經等一般的規(guī)律反映，并于此一般規(guī)律反映的基礎上，總結出種種通治一般疾病的驗方(方證)，所謂伊尹湯液經即集驗方(方證)的最早典籍。” 中醫(yī)用方藥治病最初源自用藥知識的積累，于是有《神農本草經》出世，又經眾多方證的積累，再有《湯液經法》集成。張仲景總結前人方證經驗，把方證以八綱分類，加入了半表半里理念，便產生了六經辨證，形成了獨特的六經辨證理論體系。因此，學習《傷寒論》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個方證，后世許多經方家對此皆有論述，如陳修園在《長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為據(jù)，有此病，必用此方……論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名證，明明提出大眼目。”辨方證是六經辨證、八綱辨證的繼續(xù)，是更具體、更進一步的辨證。 辨方證的科學性、學術價值，不但為遵用方證理論者所證實，而且也為不遵用其理論者所反證。如日本的“小柴胡湯副作用事件”，耐人尋味。漢方研究者栗島行春指出：“讓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長期服用小柴胡湯，發(fā)生間質性肺炎、死亡，是由一個追求名利的醫(yī)師發(fā)表論文開始的……是不學習中醫(yī)理論，只用西醫(yī)的病名來決定處方的結果，是研究失敗的根本，而把責任諉過于小柴胡湯有副作用，是錯上加錯。”更強調了“讓沒有小柴胡湯方證的患者，長期服用小柴胡湯”是造成間質性肺炎的根本原因。《傷寒論》更講求辨方證，如第317條提出：“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對小柴胡湯的用法更明確指出：“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明確指出，沒有小柴胡湯方證不能服用。“小柴胡湯副作用死亡事件”的發(fā)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證，以血的教訓說明了辨方證的重要性、科學性。 初跟胡老抄方，常聽胡老說：“這個哮喘病人是大柴胡湯合桂枝茯苓丸證”；“這個肝炎患者是柴胡桂枝干姜湯合當歸芍藥散證”，并見其方總是原方原劑量，很少加減，療效確很好。感到很奇怪，于是請教胡老，胡老笑曰：“辯方證是辨證的尖端。”當時因為習慣于用臟腑經絡等辨證方法，故對其言不理解。胡老看透了我的心思，因此常利用星期天給我講解《傷寒論》《金匱要略》及其方劑的特點、適應癥，這樣漸漸有所領悟。
在《傷寒論》中第34條“桂枝證”、第101條“柴胡湯證”等，有以方名證的范例，因此，方證是《傷寒論》的精華。通過長期的臨床實踐，逐漸體會到，不論是臟腑辨證、經絡辨證，還是八綱六經辨證，最終都要落實在方證上。也就是說，有無療效，決定于方證對應與否。例如八綱和六經，雖然是辨證的基礎，并且在這個基礎上也能夠制定施治的準則，但在臨床治療、確保療效上，是遠遠不夠的。具體來說，若已辯明為太陽病，其治療原則是汗法，但發(fā)汗的方藥是很多的，是否任取一種發(fā)汗藥即可治之有效呢？當然不是，中醫(yī)辨證，不僅是辯八綱六經而已，而更重要的是，還必須通過它們辯方藥的適應癥。如太陽病治須發(fā)汗，但發(fā)汗必須選用適應整體情況的方藥。更具體的講，除太陽病的特征外，還要詳審患者其他一切情況 ，選用恰當、有效、適應整體的發(fā)汗藥，這樣才能有可能取得預期的療效。即如，太陽病，若發(fā)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則宜用桂枝湯；若無汗、身體疼痛、脈緊而喘者，則宜用麻黃湯；若項背強幾幾、無汗、惡風者，則宜用葛根湯；若脈浮緊、發(fā)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則宜用大青龍湯。這些方劑，雖都屬太陽病的發(fā)汗劑，但各有其固定的適應癥，若用得不恰當，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方劑的適應癥即簡稱為方證，某方的適應癥，即稱之為某方證。這即《傷寒論》的方證對應的理論和經驗。如桂枝湯證、麻黃湯證、葛根湯證、大青龍湯證、柴胡湯證、白虎湯證等等。故胡老稱“方證是八綱六經辨證的繼續(xù)，亦即辨證的尖端”。中醫(yī)治病有無療效，起主要關鍵就在于方證是否對應。 經過胡老的熏陶，逐漸熟悉了方證，在臨床治療上獲得了很大的自由，臨床療效有了顯著提高，也更深刻的認識到方證的意義。如曾治一嬰兒，感冒后只喝水不喝牛奶，家屬很著急。西醫(yī)檢查治療無效，轉中醫(yī)治療。先以停食著涼給服至寶錠、保赤丹無效；又以脾虛服健脾湯藥，治療月余不效。診得其脈浮數(shù)，苔白潤根厚，有癥見易頭汗出，飲水或喝牛奶后常嘔吐，一看便知此是五苓散證，予服一劑，汗止、吐已，但仍不愛喝牛奶，因尚有噯氣、腹脹等癥知此時為茯苓飲證，隨予服兩劑而痊愈，轉而一天能喝四瓶牛奶，其父母甚是感慨，立志要自學中醫(yī)。又曾治一日本留學生，咳嗽二月余，曾服中藥數(shù)十劑不效，而劑量、藥味越來越多，視其方多為養(yǎng)陰清肺之劑。診時癥見咽中干、不思飲，惡寒無汗、鼻塞、頭痛、舌苔白潤，脈沉弦。此證首辯六經當屬少陰，在辯方證為麻黃附子細辛湯證，僅服一劑而解 “執(zhí)一法，不如守一方”，這是充分認識到《傷寒論》的方證辨證的重要性。方證較之證型更為直接，它具有定性、定量和實踐檢驗性質。古今不少人看到了方劑和證間存在著一定對應的關系，重視了證和方劑間關系的研究，諸如孫思邈、柯韻伯、方有執(zhí)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留下了許多寶貴資料，值得我們在他們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挖掘和開發(fā) 這一提法是不明白《傷寒論》的理法造成的。《傷寒論》的理法被謬解為“六經”之后，失去了指導意義。但仲景的方證是行之有效的，因而后世出現(xiàn)了“方證主義”，其后果是棄醫(yī)存藥。《傷寒論》的每一個“方證”都是有前提的：1、分屬不同的篇章（六病），如13條太陽病桂枝湯證、234條陽明病桂枝湯證、太陰病桂枝湯證等。2、同一篇章不同機理（六證），12條太陽中風證桂枝湯證、13條太陽病桂枝湯證。3、同一病、同一證不同癥狀（方證），如陽明病眾多大承氣湯證。后人不明仲景“理法”，謬出“六經”說，故失理法，僅留方證。這就是所謂的“方證主義”或“方證對應”，這是很可悲的！“理法”和“方證”是“辯證論治”的一個過程的兩個階段，不存在兩種方法。如果強分，結果就是當今的局面，理論和臨床脫節(jié)！首先應該搞清藥能（方能）和藥性（方性）兩個問題，藥能為主治、功能，藥性是寒熱補瀉。所謂的理法辯證實際是八綱辯證，理法辯證是共性，共性存在于個性之中。方證辯證是個性，它包含了共性，具有藥性和藥能雙重特性。真正的臨床家是二者的完美統(tǒng)一。是中醫(yī)的特色和優(yōu)勢。西醫(yī)只講藥能，不談藥性，沒有寒熱溫涼之說。這就是“理法”和“方證”的區(qū)別，也是中西醫(yī)之別。西醫(yī)的不足，正是“方證”的不足，理法（辯證）是中醫(yī)的思維模式，優(yōu)點是整體思辨、動態(tài)操控。不存在最低、最高之說，方證對應是基本要求。辨明病位、病因、病機、病時、病性是起碼要求。方證之中就包含了后者，后者是理論，思辨。方證是論治，選方遣藥。辯證??論治是一個過程，只有先后之分，沒有高下之別。沒有理論的（辯證）論治是盲目的，低級的。沒有方證的（論治）理論是空洞的，沒有價值的。方證是規(guī)律，方證之中必有理法，理法是有時代局限的，是發(fā)展的。中醫(yī)的宏觀醫(yī)理是科學的，微觀機理需要發(fā)展。指導方劑應有的理論還是宏觀理論。拿桂枝湯證而言，“發(fā)熱、汗出惡風”。許多方證可見，必須分辨，《傷寒論》的麻杏石甘湯、白虎湯、承氣湯等證必須分清病位、病性、病史、病勢等。理法是主觀的認識，方證是客觀的規(guī)律。方證具有多樣性，多義性，傳變性，復合性。沒有理性，就無法掌握。方證不能庸俗化，醫(yī)理不能玄化，二者必須有機結合。仲景是我們的版樣。仲景是辯證論治的鼻主，其創(chuàng)立的理法體系是中醫(yī)的靈魂。方可變，法不可易。方證對應（包括藥證）是中醫(yī)存在的基礎，皮之不存，毛將焉否？特別是經方，經過歷代醫(yī)家反復驗證，從經驗上升為規(guī)律，達到非此方不治此證，非此證不用此方。這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應該珍惜并加以提高。只有方才能揭示證的本質，反映證的長短曲折，證明證的奇偶單復，方證互證，是中醫(yī)的理、法、方、藥的基礎和核心。是中醫(yī)的科學性和規(guī)律性的的體現(xiàn)。離開了方證中醫(yī)就成為純文化的藝術，海闊天空無限發(fā)揮，精于此道者有神漢、師婆、法師、道士、氣功師……飛滿天。理論（辯證論治）與臨床（方證對應）同等重要。傷寒論》中有理論，更是臨床。之所以被傳承下來，不是因為理論，而是由于療效。實際上《傷寒論》的理論已經被歪曲了，《傷寒論》中無經絡（六經），更無臟腑（五行）。《傷寒論》的現(xiàn)行理論（唐宋以降），不但沒有推動《傷寒論》的普及，反而嚴重地阻礙了經方的臨床應用。使《傷寒論》成為一部宗而不用，敬而遠之的“神仙書”。“類方派”或“方證派”從實用出發(fā)，對經方的繼承和發(fā)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傷寒論》中有理，但理是什么？決不是“六經”！應該從《傷寒論》的原文中去找尋，而不是在后世醫(yī)家注文中作“粉絲”。方證是經驗，是感性認識。理法是理性認識。沒有理性，就沒有中醫(yī)理論，僅是經驗的堆砌，千金、外臺等方書如此。中醫(yī)是自然科學，是技術。科學講原理，講法則，講規(guī)律，重普遍性和共性。藝術和文化講發(fā)揮，講想象，講超越，重特殊性和個性。 1。馬文輝先生之“《傷寒論》的理法被謬解為“六經”之后，失去了指導意義。但仲景的方證是行之有效的，因而后世出現(xiàn)了“方證主義”，其后果是棄醫(yī)存藥。” 所言極是！ 2。譬如：桂枝湯既可治太陽病，又可治太陰病。若不明醫(yī)理者，只知一方對一證，或一證對一方；不知一方可對多證，一證又可用多方。 3。只要其法與病機相應就可祛病，非方證相應可得，亦非針藥可得，亦非按摩導引等法可得，當于一切法無礙才是上醫(yī)。 4。何言病機？傷寒論“六經辨證”也！六經吟百病，為百病立法，何也？以其言“機”。 一門學問就是虛實結合，“實”是知識，是方證；“虛”是思維，是病機。 而這個“虛”就是我們常說的“道”，可以執(zhí)簡馭繁。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就是執(zhí)簡馭繁，其“六經”非指部位等一切有形的東西，而是言病機的方向或趨勢，不是故意要把它說虛說玄，虛玄的東西永遠是不能精確把握的。“道”卻不同，雖然沒領悟的時候，會覺得有點虛玄，但領悟了，則可精確把握，以指導實踐，所謂道之為術。 心自圓明，不居惑地。 辨證是為了論治，論治是辨證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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