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桂枝湯方后注云：“溫復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太陽中風，本自汗出，何以知是藥后之汗，而不是中風之汗?
答：這可以引用曹穎甫《經方實驗錄》中一段按語作解釋“今有桂枝湯中風證患者于此，惡風、頭痛、發(fā)熱、汗出，癥狀次第呈現，顧汗出不暢，撫之常帶涼意，是可謂之曰‘病汗’。及服桂枝湯已，須臾，當飲熱粥一小碗，以助藥力，且臥床溫復，一二時許將遍身漐漐微似汗出（似者,續(xù)也，非‘似乎’也)，病乃悉去。此汗也，當名曰‘藥’而別于前之‘病汗’也。‘病汗’常帶涼意，‘藥汗’則帶熱意。病汗雖久，不足以去病，藥汗瞬時而功乃大著，此其分也。………獨怪一般醫(yī)家尚有桂枝湯能發(fā)汗能止汗之辨，呶呶相爭，無有已時，不知以中風證而服桂枝湯，‘先得藥汗’，是‘發(fā)汗也，‘病汗’遂除，亦‘止汗’也。是故發(fā)汗止汗二說，若以為非，則均非，若以為是，則均是，惜乎未觀其通，尚差一籌耳。”
這段按語很好。但解“似”為“續(xù)”，似無此必要，因為桂枝湯不是專為有汗之中風而設，而是為外證未解脈浮弱者而設，外證未解脈浮弱，亦有無汗者，無汗者要發(fā)汗，則正需“微似有汗”，才能說明是藥至病所。
另外，其所謂“病汗常帶涼意，藥汗則帶熱意，”就是說，服藥前之自汗，兼有全身惡風感，而服藥溫復以后之汗出，則感覺全身溫暖，不再怕冷了。
72. 桂枝湯內用芍藥，是否為了斂汗?
答：因為桂枝湯是治太陽中風的主方，太陽中風的主證有“汗自出”，服桂枝湯愈后又會汗自止，所以解桂枝湯者，有“桂枝發(fā)汗又用芍藥斂汗”之說，其說直到現在，還多為注解方劑時所采用。桂枝湯內之所以用芍藥，是為的斂汗嗎?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按太陽中風之所以自汗出，是由于外邪傷衛(wèi)，衛(wèi)氣失和，榮陰失護所致，只要發(fā)汗解表，驅除外邪，衛(wèi)氣得和，能固護榮陰，其汗就自會停止，并不需要斂汗，芍藥的性味，《本經》稱為苦平，后世多稱為酸寒，即使是酸寒，也并不能斂汗，試看臨床常用的止汗藥，如麻黃根、牡蠣等，何嘗是酸味藥?而酸味藥也常不能斂汗。即使退一步說，芍藥確實能斂汗，那么斂汁豈不怕斂邪?“太陽病發(fā)汗，遂漏不止”，用的是桂枝湯加附子，而不是加芍藥，這不更說明芍藥不能斂汗嗎?桂枝湯中之所以用芍藥，是因為汗出而陰弱，芍藥配甘草，酸甘化陰能補充陰弱，才用之。因此，認為芍藥用于桂枝湯中是為了斂汗，是錯誤的
73.28條桂枝去桂加茯苓白術湯，舊注有主張改“去桂”為“去芍藥”的，正確與否?
答：注家留桂的理由是：桂枝既能解表，又能溫化水飲，而本證就是表未解又兼心下停飲。其去芍的理由是，仲景已有“胸滿者去芍藥”之明文，本證“心下滿”，援胸滿之例，亦當去芍藥。上述兩個理由，前者有片面性，而后者則顯系牽強附會。
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的實質，倒不是去桂不去桂的問題，而是去芍不去芍的問題。人所共知，桂枝辛溫通陽，不但可用以發(fā)汗，而且能壯心陽降逆氣，所以也是溫陽化飲的要藥。但是仲景用桂枝治心下水飲，多兼有心下悸或氣上沖等證，而本條并不具備這些癥狀。另一方面，桂枝雖能發(fā)汗，但水飲結而不開，不能外應皮毛，桂枝就起不到發(fā)汗的作用。何況用桂枝發(fā)汗必須溫復，而本方服后是“小便利則愈”，并不溫復，不是以發(fā)汗為目的，故去之為宜。至于認為仲景有胸滿者去芍藥之例，本條也當去勺藥，這是不妥當的。因為21條之胸滿去芍，那是因為誤下之后胸陽受挫而胸滿，芍藥的陰柔開泄之性，與胸陽受挫者不宜，當然要夫之。如果不是胸陽受挫，而是實證的胸滿，芍藥就不在禁忌之例。何況本條是心下滿，而不是胸中滿，因此不但不忌芍藥，而是用以破陰結治微痛，利小便以增強苓術的療效，也是可取的。
74.桂枝去桂加茯苓白術湯的目的，雖然不是為了發(fā)汗，本條也沒有心下悸、氣上沖等癥狀，但是不去桂也不會有什么壞處吧?
答：是的，不去桂也不會有什么壞處。所以說，本條的重點應是去不去芍的問題，而不是去不去桂的問題。但是仲景用藥，凡可有可無的藥物，一概不用。桂枝在本條中的這一特點，應當引起中醫(yī)臨床工作者的重視，以糾正目前中藥大量浪費的現象。
75.小柴胡湯中為什么用人參?若不渴外有微熱為什么又去人參?
答：傷寒由發(fā)熱惡寒，轉變?yōu)橥鶃砗疅幔@提示正氣已不能抗邪于表，而退居于半表半里，亦即“血弱氣盡腠理開”的緣故。這是用人參的第一個原因。這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助正氣從半里之中提邪外出。從半里向外驅邪，已不像解表那樣容易(有時能出現戰(zhàn)汗，就足以證明)，故需加入人參以扶助正氣。如果外有微熱，那表示尚未出現往來寒熱，因為往來寒熱是熱時不寒，寒時不熱，如果外熱持續(xù)不退，這說明表邪尚未完全消失，這時雖然已經具備了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和心煩喜嘔等證，也只是初步形成。這時若不去人參，就恐怕有固表留邪之患。
76.服去桂加白術湯后，“其身如痹”，可能是附子量大中毒，未必是“附子、術并走皮內逐水氣未得除”吧?
答：這個問題要多方面考慮，不能過于簡單。因為第一，藥物的中毒量，有時就是有效量，正如古語所說“若藥不暝眩，厥疾弗瘳”。第二，“身如痹”，只是去桂加白術湯方后注中才有，而沒有白術的桂枝附子湯，其方中附子的用量并不比去掛加白術湯為少，但其方后注中卻沒有“如痹”的字樣。第三，附子與烏頭性味極近似，但服烏頭煎又怕烏頭中毒，是與蜜同煎的，“其知者如醉狀”，而不是“身如痹”。因此，不能把“身如痹”簡單地認為是中毒癥狀。
77．無汗不可用桂枝湯嗎?
答：無汗不可用桂枝湯，是從前有的注家根據《傷寒論》16條作出的，其條文是“若其人脈浮緊，發(fā)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是說，發(fā)熱無汗是在脈浮緊的情況下，才禁用桂枝湯，重點在于脈浮緊，不在于發(fā)熱無汗。這和42條“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一樣，那是以脈象作為宜忌桂枝湯的根據，而不是把重點放在有汗無汗上。當然，太陽病在脈浮緊的情況下，是不出汗的，而在脈浮弱的情況下，有汗或無汗，都是可能的。
無汗不可用桂枝湯，這是斷章取義的錯誤。
78．“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酒客病是什么樣的病?酒客病為什么不能用桂枝湯？
答：按《素問"病能論》云：“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何病？歧伯曰：病名曰酒風。”《素問"風論》，“飲酒中風，則為漏風。”又說，“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勞事”。《內經》中這兩段記載，說明“酒風”又名“漏風”，是嗜酒之人或嗜酒之后又感受外邪所引起。酒性濕熱，所以酒客感受風邪，除具有汗出、惡風等外感癥狀外，還同時會具備濕熱內蘊的特點，如口干、善渴、解(同懈)墮等。
“酒風”、“飲酒中風”雖然能出現汗出惡風這樣的表證，但內蘊濕熱，就不宜用桂枝湯，而當用澤瀉、術、鹿含單等燥濕清熱藥。以此類推，《傷寒論》所說的“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也應當指平素嗜酒之人感受風邪，或者飲酒當風，甚至不論是不是酒客，只要平素內蘊濕熱，感受風邪后出現汗出惡風而同時兼有里濕里熱癥狀者，就應作酒客看待，就不可與桂枝湯。
為什么酒客不可與桂枝湯呢?因為酒能生濕助熱，內蘊濕熱的人如果服了桂枝湯，湯中的甘草大棗都是甘味藥，甘能守中，其性壅滿，于濕熱患者不宜。尤其是桂枝之辛，不能散邪而反助熱，芍藥之酸，不是益陰而反助濕，就會濕熱壅遏，導致胃氣上逆而出現嘔吐。
79．“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后必吐膿血也”，為什么？
答：徐靈胎批《臨證指南吐血門"周案》云：“風嗽夾火者，服桂枝必吐血，百試百驗。”《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云：“振寒脈數，嘔干不渴。”又說：“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蓄結癰膿，吐如米粥……”。
徐靈胎又云：“藥果中病……聞其氣馨香可愛，入于口即和順安適，如不中病之藥，則聞其氣必厭惡，入于腸必懊憹。”桂枝湯本非吐藥，其氣味又不甚難服，所以除平素艱于服藥者外，服桂枝湯一般不至于吐。如果服其他藥不吐，而每服桂枝湯即吐，就應考慮是患者不喜甘辛之品，可能是肺胃早已蘊有濕熱或風入血絡，如上述風嗽夾火，或者是肺癰內癰早期表證之類，當及時加以注意。當然，要肯定以后必吐膿血，僅憑服桂枝湯即吐這一點是不夠的，但要因此而引起注意，并結合其他脈證作詳細觀察。
80.92條“病頭痛發(fā)熱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里。”“若不差”三字，張路玉、柯韻伯認為是服解肌發(fā)汗藥后病不差，成無己認為表病見沉脈本當差，仍身疼痛，故曰不差。這兩種說法哪一種為最?
答：本條原文，根本沒有發(fā)汗解表的提示，何況太陽病而見沉脈，一般是不會用發(fā)汗解表之劑的，即使用了，也肯定病必不差。而“若不差”的“若”字，是從有病差的可能來考慮的，所以認為是服發(fā)汗解表藥之后病不差，這種假設是不合理的。另外，如果真是服解表藥之后病不差而出現身體疼痛的話，那是新加湯證，而不是四逆湯證。如果本來就有身疼痛，發(fā)汗解表之后豈有不差的道理?即使身疼痛仍不差，由太陽之身痛，轉成少陰之身痛，也是附子湯證，而不是四逆湯證。所以認為“若不差”是指發(fā)汗解表之后，這一說法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至于成無己的說法卻能講得通。因為“平脈法”有“若表有病者，脈當浮大，今反沉遲，故知愈也”的說法。就是說，表病的脈象如果由浮轉沉，首先要向表邪消退方面考慮，如果身痛仍舊，這個沉遲之脈就不是表邪消退而是里陽有逐漸不支之勢，就當以四逆湯溫里。以四逆湯溫里，意味著象91條那標，俟里陽充實之后，再以桂枝湯救表。
少陰篇有“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瀝”的明文。本條是太陽病而見少陰脈象，急溫少陰正是支援太陽。
81．《傷寒論"太陽病證治》風濕兩條條文，和《金匱要略》中完全相同，為什么《傷寒論》之去桂加白術湯卻比《金匱要略》中之同一方，分量加大一倍呢?
答：《傷寒論》中之去桂加白術湯，與《金匱要略"中風歷節(jié)病脈證并治》之近效方術附湯藥物完全相同，只是近效術附湯的藥物用量僅為去桂加白術湯之半。近效方術附湯，在《外臺》第一卷的“論傷寒日數病源并方”中名附子白術湯，與《外臺》第十五卷風頭眩方之近效白術附子湯少桂心，多姜棗。陸淵雷認為這是林億失檢，將近效方術附湯誤作去桂加白術湯而附入《金匱》風濕中之故。
82. 少陰病提綱，為什么沒有下利、厥冷等癥狀？
答：下利清谷，四肢不溫等證，這不是少陰病所獨有，所以未列入提綱之內。只有“脈微細，但欲寐”，才真正反映出心腎陽哀。如果有了這一特點，就是不出現下利清谷，也足以說明病已入少陰，所以少陰病提綱只此六字。
83．傷寒***是先解表后攻里，而124條的蓄血證，為什么表證仍在，就以抵當湯攻之?
答：一是因為“脈微而沉”不是脈浮，病邪已無向外之機，亦即“沉為在里，不可發(fā)汗”之義。第二是因為抵當湯內全是血分藥，不入氣分，不至于使表邪繼續(xù)內陷。三是因為其人發(fā)狂，病情已急不可待。但其所以敢于攻之的道理，主要是第一、二兩條。
84．153條的太陽病汗下之后，形成發(fā)熱惡寒心下痞，表里俱虛，陰陽氣并竭，復加燒針，因胸煩。在這種情況下，亦有治法否？
答：這屬于火逆證。118條云：“火逆，下之，因燒針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就是說火逆證有因先下后燒針而致成者，由于下過之后，里氣已較為虛寒，這時再加燒針，陽熱就不至于過亢，故可不發(fā)生驚狂。但下后傷陰，燒針又令火勝,卻能使水火不交出現煩躁，應以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養(yǎng)心鎮(zhèn)靜之劑治之。本條亦屬火逆壞證，主證為煩躁，其成因是下后復加燒針。與118條相合，所以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正是對證方劑。
85．153條的火逆壞證，采用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治療，有把握否？
答：這要看火逆之后變證的輕重如何。論中6條溫病的證治中曾說道：“若被火者，微發(fā)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疭，若火熏之。”最后又說：“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153條所說的“面色青黃”，是黃中帶黑，就是“若火熏之”的樣子，153條所說的“膚瞤”就是“如驚癇”，所說的“難治”和6條指出的“促命期”，都提示醫(yī)者，雖然有方，也不可麻痹大意。至于153條所說的“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和第6條“微發(fā)黃色”一樣，病情既已輕微，就不必多所顧慮了。
86．“四肢煩痛”，為什么叫做太陰中風?怎樣治療?
答：“煩痛”，是痛處兼有火露露，熱辣辣的一種感覺。在外感病中出現煩痛，一般是挾濕的緣故。如《金匱要略》就提到“濕家身煩痛”，“關節(jié)疼痛而煩，名曰濕痹。”如果煩痛再兼見脈浮、發(fā)熱或惡風等，便叫風濕。如174條的“身體痛煩，不能自轉側”，脈又“浮虛而澀”和175條“骨節(jié)疼領，掣痛”，又“惡風不欲去衣”，都叫風濕相搏，就是證明。但是風濕相搏于太陽之膚表，是周身或周身關節(jié)疼煩，若周身不疼煩，僅僅是四肢疼煩，這就不得不撇開太陽而找到太陰。因為太陰行氣于四肢，其氣化又主濕，太陰之里濕由四肢與風邪相搏，就會出現四肢煩痛這一特殊癥狀。
“四肢煩痛”，對比傷寒系在太陰的手足自溫，屬于陽邪，故名太陰中風。
太陰中風的煩痛癥狀雖然局限在四肢，但其病理卻和身體疼煩一樣，都是風濕香搏，因此其脈象也同樣是浮虛而澀，這可以從太陰中風欲愈的脈象推測出來。論中提到太陰中風的欲愈脈象是“陽微陰澀而長”，那么未愈之時，陽脈不微，陰脈澀而不長，也正是浮虛而澀了。
因為浮則為風，澀側主濕，因此它的治療原則應當是祛風、化濕、鎮(zhèn)痛。“太陰病，脈浮者，可發(fā)汗，宜桂枝揚”，再加入白術附子扶陽化濕鎮(zhèn)痛，洽一身煩痛有效，治四肢煩痛也應當有效。
87．205條既然是陽明病，又心下硬滿，為什么不可攻之？
答：“攻之”，是指用大承氣湯說的。硬滿在心下，不在腹部，是宿食在胃而未入大腸，尚未形成燥屎或硬便，若用大承氣場，為病輕藥重，故有“利遂不止者死”之戒。雖然也能“利止者愈”，但此屬僥幸，只有體質壯實者才能這樣，其實不可取。
“不可攻之”，只是說禁用大承氣湯，并不禁用小承氣湯。因大承氣湯峻下為攻，小承氣湯和調胃承氣湯緩下為和。如251條就說：“煩躁心下硬，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就是證明。
88．大青龍湯是不是表里雙解之劑?
答：由于麻黃桂枝能解表石膏能清里，所以有的注家便把大青龍湯解釋為表里以解之劑，其實這樣解釋并不恰當。因為凡需要表里雙解的，必須是表里同病，如果只是表有病，或者只是里有病，就不能用表里雙解之法。大青龍湯的主證是脈浮緊、發(fā)熱惡寒、身疼痛，病位是在太陽之表，其所兼見之煩躁，也并非病位在里，乃表邪郁閉過重，陽欲作汗而不能，擾于胸中所致。要解除這樣的煩躁，關鍵不在于清里，而仍在于發(fā)表，所以條文中說“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發(fā)之。”
用發(fā)汗法解除表邪引起的內煩，論中并不少見。如“欲自解者，必當先煩”，“煩乃有汗而解”，“發(fā)汗已解,半日許復煩,可更發(fā)汗”等，都說明只要發(fā)汗，就可以除煩，不需要再加除煩的藥物。大青龍湯證的煩躁,病理和治法，也同樣如此，只不過表邪和內煩都比前更重些，所以發(fā)表藥也須要重些罷了。
不要把大青龍湯的藥物配伍看得機械呆板,本方中麻桂與石膏，并不是分道揚鑣，各行其是,而是取石膏配麻桂，變辛溫為辛涼，以更有利于發(fā)越郁陽。
89．81條明確提出服梔子湯的禁例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可是375條的“下利后更煩”，為什么仍用梔子湯呢?
答：病人舊微搪，是指平素有虛寒性腹瀉證說的。梔子性味苦寒，虛寒證不宜服之。而375條是否為虛寒性腹瀉呢?從”下利后更煩”的“更”字來看,是下利未止之時就有心煩一證,下列與心煩并見，肯定不是虛寒性下利，故不忌梔子。
90．張仲景在《傷寒論》中不止一次地提示我們，表證兼有里實證的應當先汗后下，即使僅僅是面色緣緣正赤那樣輕微的外邪怫郁在表，也要先解之熏之，之后，才可攻里。可是90又說：“本發(fā)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fā)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這又不強調先汗后下，豈不自相矛盾？
答：先汗后下，是在表邪入里而表證未罷的情況下說的，根據《內經》“從外之內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內”的原則，當然要先汗后下了。但是《內經》又說：“從內之外而盛于外者，失調其內，后治其外。”這又提示我們：如果表證是從里證發(fā)展而來，又當失攻里，后發(fā)汗。這兩段汗下的先后不同，似乎矛盾，但實質都是以原發(fā)病為本，繼發(fā)癥狀為標，其汗下或先或后，都是治病必求于本的意思。所以，學習90條要重點領會“治病求本”這一主導思想。“本發(fā)汗”、“本先下之”兩個“本”字，不要輕易地忽略過去。
91.你認為先下后汗是指病邪“從內之外而盛于外者”說的，但在《傷寒論》中最多見的是先汗后下證，而先下后汗證的條文并未見到，這是不是從理論上說，有可能由內之分，而從臨床來說，則不易見到這樣的病例？
答：從臨床來說，由內之外而盛于外者，確比由外之內而盛于內者為少見，但并非沒有。如吳又可在《瘟疫論》中說，“表里俱病，內外壅閉，既不得汗，復不得下。此不可汗，強求其汗，必不得汗，宜承氣湯先通其里。里邪先去，邪去則里氣通，中氣方能達表，向者郁于肌表之邪，乘勢盡發(fā)于肌表矣。”
我們且不引用后世的論述，就是在《傷寒論》中，先下后汗的情況也隱約存在于字里行間。如93條：“太陽病，先下而不愈。”本條標明是“太陽病”，卻首先用的是瀉下法，下后未出現變證，卻因里氣疏通，形成郁冒。郁冒是里虛之人將要自汗的先兆，故得汗出而解。若不先瀉下，里證仍實，想要郁冒自汗而解，大概是不可能的。這條先瀉下后汗解的機理，和前面吳又可這段話基本上是一致的。
92．你認為91條的精神是強調治病必求于本，但是過去的注家們都說本條是提示治病要先急后緩，就是說，表證急于里證的，應當先汗后下，里證急于表證的，又當先下后汗，這是示人以權宜之計，兼之本條中已有過“急當救里”、“急當救表”之文，因此我們認為用先急后緩解釋本條，更為簡明易懂。你同意嗎?
答：這首先應把《傷寒論》中的所謂“急”論證一下。《傷寒論》中除了91條有“急當救里”、“急當救表”之文以外，還有六急下、一急溫，除此之外，再無所謂急。91條是下利清谷，身體疼痛，這是里寒兼表，若不先溫其里，徑攻其表，使里寒更甚，必汗出而脹滿。所以這兩個“急”字仍是先溫里后解表的常規(guī)治法，并非權宜之計。至于六急下，乃是對比當下諸證中此為最急。一急溫，也只是說，急溫比晚溫好，是預防為急。顯然都不是汗下兩法誰先誰后尚需選擇的意思。所以這些“急”，仍是常規(guī)治療原則，而不是權宜之計。對于本條的治則，不從標本上考慮，只以緩急來考慮，是似是而非的。
我們之所以說以緩急論本條似是而實非，是因為它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譬如二陽并病，僅僅是面色緣緣正赤，這急不急?如果說這不算急，為什么還要先解之熏之?又如“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燥屎已經形成，又出現了諺語，這急不急？如果說譫語這樣的里證，比儀僅殘留的汗出這樣的外證為急，那么為什么不立即攻下，還要等到“過經乃可下之”？所以學習本條，還是以無可爭辯的標本作解釋為好。
93．研究和注解《傷寒論》的著作，在歷代有代表性者，有哪幾種?
答：本論在晉至隋唐時期，就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載有《傷寒論》內容的醫(yī)籍，有《脈經》、《千金冀方》及《外臺秘要》等。這些書只是對本記原文作了輯錄，而無注釋。至宋代研究本論者，逐漸地多起來，據現在可查的書目，約二十幾種，惜多亡佚，現存者，不過七、八種而已，其中有的還是后人從他書所引者輯佚而成。這—時期，對本論的著述，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將本論的原文與方劑，分類編成歌訣，在歌訣中夾雜有論述，如許叔微的《注解傷寒論百證歌》、錢聞禮的《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等；二是對某些問題，各以類聚，以問答形式作專題討論，如許叔微的《傷寒九十論》(分別論述了傷寒七十三證候，桂枝湯用赤白芍，傷寒慎用圓子藥等二十二篇)，朱肱《南陽活人書"傷寒百問》等；三是對本論未備之論、證、方，據《素問》、《難經》、《諸病源候論》、《千金》、《外臺》及《太平圣惠方》等書以補入之；四是個別著作中還采錄了前人之論述，如郭雍之《傷寒補亡論》中即采錄了龐安時、朱肱、常器之等人之說。這些注家，在論述上各有側重，如朱肱認為治傷寒須先識經絡，對平脈辨證的重要性及各方主治病證等問題，作了一定的強調與歸納；韓袛和專門論述與分析本論的辨證用藥；龐安時強調傷寒各證的主要外因是冬令之寒毒，但決定是否發(fā)病的主因是患者正氣的強弱；許叔微則重視辨證，如云：“傷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虛實，能明此四字，則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
金元時期，對本論的研究有兩種情況：一是對某一問題作專題闡述發(fā)揮，如劉完素的《傷寒直格》、王好古的《此事難知》、王履的《醫(yī)經溯洄集》等，這些著述，對本論從辨證與治法上，作了比較深入地探討與發(fā)揮；一是開始對本論按原順序作全文注釋，如成無己的《注解傷寒淪》。
明代，對本論全文注解的注家逐漸增多，其中有代表性者，如方有執(zhí)的《傷寒論條辨》、王肯堂的《傷寒準繩》、陶華的《傷寒六書》。此時期之注解本，有一共同特點，即從方有執(zhí)開始，提出刪傷寒例，將原文另行歸家組合(實際此種沒想，最早明確提出者，應為王履，最早采用此種歸類法者，應為孫思邈)，并在理論上創(chuàng)“衛(wèi)中風，寒傷營，營衛(wèi)俱中傷風寒”的太陽病鼎足而三的學說(此說源于王叔和、孫思邈、許叔微，以后完善于喻昌)，對后世傷寒注家的影響很大。
清代，是研究本論的鼎盛時期，名家輩出，有代表性者，如繼方有執(zhí)之說的喻昌(《尚論》)、張璐(《傷寒緒論》、《傷寒纘論》)、程郊倩(《傷寒論后條辨》）等，繼成天己的張遂辰(《張卿子傷寒論》)，以運氣學說釋本論之張志聰(《傷寒論宗印》)、張錫駒(《傷寒論直解》)、黃坤載(《傷寒懸解》)，倡導以方證分類的柯琴(《傷寒來蘇集》)，以法歸類的尤怡(《傷寒貫珠集》)，以方歸類的徐大椿(《傷寒類方》)等。其中尤以柯、尤二氏之著作，立論精湛，條目清晰，頗為學者所推許。
94．對后世有影響的《傷寒論》注家有哪幾家?
答：歷代對《傷寒論》加以注解或發(fā)揮者，不下數百家，其中立論較精，有獨到見解，對后世影響較大者，有以下幾家：
宋代有許叔微的《傷寒百證歌》、《傷寒發(fā)微論》、《傷寒九十論》，朱肱的《南陽活人書》，錢聞禮的《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龐安時的《傷寒總病淪》，郭雍的《傷寒補亡論》。金元時期有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傷寒明理論》。明代有方有執(zhí)的《傷寒論條辨》。王肯堂的《傷寒準繩》，陶華的《傷寒六書》。清代有喻昌的《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張璐的《傷寒纘論》、《傷寒緒論》，吳謙的《訂正傷寒論注》，張志聰的《傷寒論宗印》、《傷寒論集注》，汪琥的《張仲景傷寒論辨證廣注》，錢湟的《重編張仲景傷寒證治發(fā)明溯源集》，柯琴的《傷寒來蘇集》，程郊倩的《傷寒論后條辨直解》，黃坤載的《傷寒懸解》，徐大椿的《傷寒類方》，尤怡的《傷寒貫珠集》，陳念祖的《傷寒論淺注》。
95．朱肱的《南陽活人書》特點是什么？
答：朱肱的《南陽活人書》，首設百問，繼論方證，并對《傷寒論》未備之方證，如婦人傷寒、小兒痘疹等，作了補充。全書對《傷寒論》從評脈辨證到各方主治病證，作了比較全而的闡發(fā)，徐大椿曾譽之為宋時能發(fā)明《傷寒論》的第一書。如云：“此書以經絡病因傳變疑似，條分縷析，而后附以請方治法，使人一覽了然，豈非后學之津梁乎。”本書的不足之處，是朱氏在發(fā)明傷寒即入陰經之寒性時，誤將演變至陰經之熱證牽合為一，竟以四逆湯施之于煩渴腹?jié)M，譫語囊縮之實熱件，為王履、陶華等人所非議。
朱氏學術思想的特點是突出強調了經絡，認為《傷寒論》之六經，即足三陽三陰六條經絡，如云：“治傷寒先須識經絡，不識經絡，觸路冥行，不知邪之所在。”此種以經絡釋六經的學說，后繼者有清代汪琥，汪氏在其所著的《張仲景傷寒論辨證廣注》中云：“傷寒之病，必傳經絡，則十二經之在手足者，不可不兼圖也……傷寒之病，間用針刺，其法近世罕見，則熱病之五十九穴，不可不兼圖也。”又云：“然仲景論傷寒，實本《素問"熱病》，仲景分六經，不出《靈樞"經脈》。”故其書首摘錄上述二篇之文，并圖注《靈樞》手足陰陽六經。
96．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和《傷寒明理論》的特點是什么？
答：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首卷論運氣，次為辨脈、評脈與傷寒例，再次為痙濕暍、三陰三陽脈證并治及霍亂、明陽易、差后病，最后為汗、吐、下之可與不可。《傷寒明理論》則前論傷寒證侯五十種，后論《傷寒論》之方二十首。成氏據仲景原序有“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等語，認為仲景的學術淵源于《內經》與《難經》，故其書對證與方的解釋，悉本《內》、《難》之旨。本書特點，是持論平允，辨證比較清晰，且系現存的最早全文注解本，盡管有順文注釋之嫌，自相矛盾處亦時或有之，致遭方有執(zhí)、陶華等人的非議，但還是可取之處居多，對研究《傷寒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正如汪琥所云：“成無己注解《傷寒論》，猶王太仆之注《內經》，所難者，惟創(chuàng)始耳。后人之于注，且多所發(fā)明，大半由其注而啟悟。”其說頗公允，故本書迄今仍被隊為較好的注解本之一。
成氏之學，后繼者有張遂辰，他所著的《張卿子傷寒論》，悉依成氏之舊，問采張兼善、龐安時、李東垣、朱丹溪、王三陽、王肯堂、王文祿、唐不巖等人之說，認為這些注家的論點“雖不盡拘長沙輒跡，實深得長沙精義”。張氏對成氏的某些論點，亦不盡茍同，而加注糾正。
97．方有執(zhí)的《傷寒論條辨》有什么特點？
答：方有執(zhí)的《傷寒論條辨》，首列“圖說”，以別三陰三陽病的表里病位，次辨三陰三陽病脈證并治，次辨溫病、霍亂及差后勞復等病，次辨痙濕暍病及脈法，次辨汗吐下之可與不可，最后附本草抄及痙書，方氏是倡導從舊例中進行刪編的開始者，企圖從刪編中以復仲景之舊(如云：“曰傷寒論者，仲景之遺書也，條辨者，王叔和故方位而條還之之謂也。”)。他在學術觀點上，提出“衛(wèi)中風，寒傷營，營衛(wèi)俱中風寒”之太陽病鼎足而三的學說，對三陰三陽病的傳變日數，認為只是一個次序，不可計日以限病，應以見證為準，如云：“證見如經為診，不可拘日拘經以冒病。”方氏之說，對后世的注家影響較大。
繼方氏之說者，有喻昌，完善了方氏太陽病鼎足而三的論點，再后者，有張璐的《傷寒纘淪》、《傷寒緒論》，程郊倩的《傷寒論后條辨直解》，周揚俊的《傷寒論三注》，吳儀洛的《傷寒分經》及鄭重光的《傷寒論條辨續(xù)注》。上述注家，雖分別在某些問題上有所發(fā)揮，但在基本論點上，仍依方氏。
98．張志聰的《傷寒論宗印》有什么特點？
答：張志聰的《傷寒論宗印》，認為叔和編次，即仲景之舊，如云：“本經章句，向循條例，自為節(jié)目，細玩章法，聯串井然，實有次第，信非斷簡殘篇，叔和之所所編也。”故其書之編次，仍按原來順序(但在其后期著《傷寒論集注》時，卻又認為傷寒例與本論有矛盾，而刪去之)。張氏在學術觀點上，主張應以運氣學說來釋六經，如云：“三陰三陽謂之六氣，天有此六氣，人亦有此六氣，無病則六氣運行，上合于天，外感風寒，則以邪傷正，始則氣與氣相感，繼則從氣而入于經。”宗其說者，有張令韶之《傷寒論直解》，陳念祖之《傷寒論淺注》。與張氏之說相類者，還有黃坤載之《傷寒懸解》，全以五運六氣來闡發(fā)《傷寒論》有關臟腑、經絡、營衛(wèi)等病變，如云：“立六經以治傷寒，從六氣也。”
99．柯秦的《傷寒來蘇集》有什么特點？
答：柯琴的《傷寒來蘇集》，在編次上主張應分經論證，以證名篇。“起手先列總綱一篇，令人開卷便知傷寒家脈證得失之大局”，于每一篇之首，先列總綱，使人曉本經脈證之大略，然后再以證為主，各以類從其證，并以方名證(如桂枝湯證、麻黃湯證等)，使每經各有主證主方，及類證類方，條理清晰，易用于臨床。柯氏的注解，亦有其獨特見地，如認為“仲景之六經，是經界之經，而非經絡之經。……夫仲景之六經，是分六區(qū)地面，所該者廣，雖以脈為經絡，而不專在經絡上立說。”并認為“六經為百病之法，不專為傷寒一科，傷寒雜病，治無二理，咸歸六經之節(jié)制。”他重視辨證，如在釋13條云：“此條是桂枝湯的本證，辨證為主，合此證即用此湯，不必問其為傷寒中風雜病也。”他批駁了方氏、喻氏之說，如云，“大青龍揚，仲景為傷寒中風無汗而兼煩躁者沒，即加味麻黃湯耳，而謂其傷寒見風，傷風見寒，因以麻黃湯主寒傷營，桂枝湯主風傷衛(wèi)，大青龍湯主風寒兩傷，曲成三綱鼎立之說，此鄭聲之亂雅樂也。”柯氏諸如此類的一些論點，語頗中肯，甚得后世的好評。
100．尤怡的《傷寒貫珠集》有什么特點?
答：尤怡的《傷寒貫珠集》，在編次上主張應以治法歸類，故其書于每經先列出正治法(如太陽病之汗法，陽明病之清法與下法，少陽病之和解法等)，然后根據各經病變之特異，分別列太陽病有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陽明病有明辨法；少陽病有權變法；太陰病有臟病法、經病法、俱病法；少陰病與厥陰病有清法、溫法等，并將相應的條文，分別歸并于諸法類中，認為這樣可使諸法如珠之貫于全論。尤氏之歸類法，分證清晰，論法明確，使病證的演變，各有法以為辨，讀者可一目了然。
尤氏在注釋中，亦多獨特見解，如首篇云，“寒之淺者，僅傷于衛(wèi)，風之甚者，并及于營，衛(wèi)之實者，風亦難泄，衛(wèi)之虛者，寒亦不固，但當分病證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zhí)營衛(wèi)之孰虛孰實，以證傷寒中風之殊。”
尤氏與柯氏，雖在分類方法上不同，但有其共同將點，即編次應以能反映出仲景辨證論治***為原則，較以前諸注家，確勝一籌，故二書被認為是學習《傷寒論》的較好參考書。
101．徐大椿的《傷寒類方》有什么特點？
答：徐大椿的《傷寒類方》。主張不應依經立方，而應以方分證，如云：“仲景本論，乃救誤之書，當時隨證立方，本無定序。”“于是不類經而類方，蓋方之治法有定，而病之變遷無定，知其一定之法。隨其病之千變萬化，而應用不爽，此從流溯源之法，病無遁形矣。”該書將《傷寒論》之方，分為十二大類，如桂枝湯類、麻黃湯類等，每類先定出主方。然后將同類之方歸屬之。“隨以論中用此方之證，列于方后，而更發(fā)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讀者于病情藥性，一目了然，不論從何經來，從何經去，而見證施治，與仲景之旨無不吻合，豈非至便之法乎。”徐氏這種歸類法，目的是使方以類從，證隨方列，使人可按證以求方，而不必循經以求病，亦頗便于人們掌握，有一定實用價值。
來源http://zhanghuiguoyitang.blog.163.com/blog/static/573557912009823233188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