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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與“禮制”的形成 祭祀遺存區的發現 除了上述規模宏大的宗廟宮殿建筑外，在二里頭宮殿區以北區域，還集中分布著一些可能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筑和其他遺跡。這一祭祀遺存集中分布區與其南的宮殿區、官營作坊區南北一線排列，構成二里頭都邑中心區最重要的內涵。建筑遺跡主要包括高出地表的圓形建筑和低于地面的長方形建筑。其中，高出地表的圓形建筑基址，可能是古代文獻中記載的祭祀設施“壇”。壇面和壇下有經踩踏形成的路土，壇的周圍是平整干凈的場地。低于地面的長方形建筑屬于半地穴建筑，可能是古代文獻中的祭祀設施“墠”（音shan，第四聲）。這類建筑系在淺穴內鋪墊層層凈土，幾乎每層墊土上都有因踩踏而形成的路土面，往往還有成片的燒土面。一般不見柱子的痕跡，應是沒有屋頂的“場地”。 在“壇”旁和“墠”內還經常發現有隨葬銅、玉禮器的貴族墓。目前已知這類祭祀遺跡的分布范圍東西連綿約三百余米。這一帶也是貴族墓分布最為集中的區域之一。
禮器：中國青銅時代的徽標
十九世紀，丹麥學者湯姆森根據歷史上各階段以生產工具為主的遺物的材質變化，將古代史分為三個大的時代，即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這一著名的時代劃分法至今仍為學界所普遍采用。其后，又有英國學者將石器時代細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也有學者認為在某些地區，從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轉化的過程中，還存在著“銅石并用”的過渡階段。
北京大學嚴文明教授，主張仰韶時代后期至龍山時代，因已有零星的小件銅工具、裝飾品等的出現而可以稱為中國的銅石并用時代。這一時代也正是東亞大陸多個區域邁向社會復雜化的時代。因這一階段青銅、紅銅和黃銅制品并存，合金鑄造技術原始，銅器尚未發揮較大的社會作用，尚不具有權力身份標志物的意義，所以一般認為還未達到進入青銅時代的程度。 隨著二里頭文化在中原的崛起，這支唯一使用復雜的合范技術生產青銅容器（禮器）的先進文化成為躍入中國青銅時代的第一匹黑馬。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青銅禮器只隨葬于二里頭都邑社會上層的墓葬中，在這個金字塔式的等級社會中，青銅禮器的使用成為處于塔尖的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標志。這些最新問世的祭祀與宮廷禮儀用青銅酒器、樂器，儀仗用青銅武器，以及傳統的玉禮器，構成獨具中國特色的青銅禮樂文明。它不同于以工具、武器和裝飾品為主的其他青銅文明，顯現了以禮制立國的中原王朝的特質。 作為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為中心的禮器群，成為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會關系的巨變（在等級秩序下人際關系的大調整）而非人與自然關系巨變的基礎上的。 從陶酒器到銅酒器 酒的麻醉致幻作用，使得世界上不少古代人群都把它當作通神的手段。在號稱“禮儀之邦”的古代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所謂“禮以酒成”，無酒不成禮。如前所述，“禮（禮）”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舉行的儀式。古代的社交禮儀中一定要伴有飲酒禮，酒就像是維持社會機器正常運轉的潤滑劑。所以有學者把肇始于龍山時代、興盛于夏商時代的禮制概括為“酒禮”。
當時的酒系使谷物發酵而制成的釀造酒，屬粘稠的濁酒，可以加入香草以提味，一般是加熱后飲用。 有酒則必有酒器，酒器是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禮儀制度的重要載體。在二里頭文化中，陶制酒器有溫酒和注酒用的盉、鬶、爵，以及飲酒用的觚等。這些酒器當是用于神圣的祭祀儀式，因此都是用經過淘洗的粘土精心制作而成，有些系用少見的白陶或黑陶。它們很少出土于日常生活的場所，大多隨葬于墓中。 與酒相關的陶器，還有釀酒和貯酒用的大口尊。這是二里頭文化所獨創的代表性器種之一。器高大多超過30厘米，形體較大。 此后，大口尊又為二里岡文化所繼承并進一步盛行。自二里頭文化到二里岡文化時期，大口尊的口沿內側常見有燒成后刻劃的簡單符號。這一時期的陶文主要見于大口尊。雖然把這些刻符都看作文字的觀點有待探討，但大口尊在制作或使用時被刻上符號這一現象本身，表明這應是一種受到重視的特殊的器物。 青銅酒器出現于二里頭文化晚期，最先制作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來出現了溫酒器斝和盉等。與身材瘦小的爵相比，盉、斝器高一般超過20厘米，容量較大，因而還應有盛儲的功能。這批最早的青銅容器數量極少，只有一部分高級貴族能夠使用。除了王公貴族對酒器的重視外，就酒的加熱而言，銅器還具有極好的傳導性。 在中原腹心地區的人們掌握了復雜的鑄造技術后，青銅這種具有美麗的光澤又富于延展性的貴金屬，首先被用來制作酒器而不是別的什么物件，足見酒器在當時王朝禮制中的崇高地位。 陶鬶與“雞彝” 以成套酒器入葬來表現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隨葬習俗，最早見于黃河下游的大汶口-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中的鬶、盉、斝、爵都可以溯源自這一文化系統中盛行的陶酒器--鬶。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二里頭文化的烹飪飲食等日常生活用器基本上繼承了中原腹心地帶當地龍山文化的風格。因為與祭祀或禮儀相關連，在王朝祭禮的形成與整合的過程中，各種酒器也就被作為新的禮器而加以采用。
《禮記》記載三代用于祭祀的酒器，“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夷讀為彝，彝器即禮器。其中提到的三種祭器究竟為何物，斝比較明確，但對于雞夷（彝）和黃目，自漢代以后即歧說紛紜，不乏望文附會者。當代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鄒衡教授經過比照研究，認為“雞夷（彝）”就是二里頭文化的封口盉，也就是龍山文化中常見的陶鬶。他形象的解說道：“如果我們看看山東龍山文化中常見的紅陶鬶，不用解釋，就會想到這件陶器活像一只伸頸昂首、佇立將鳴的紅色雄雞。其實不獨鬶如此，夏文化（引者注：鄒先生認為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中常見的封口盉又何嘗不像一只黑色或灰色的雄雞！原來它們可能都是由共同的祖型--大汶口文化的雞彝發展來的。”鄒先生進一步論證道，正因為它產生在東方，而在古代的東夷地區又曾經特別流行，因此它同時又有了“夷”的名。而金文中“彝”字的字形，像將雞翅膀用繩索捆縛，左邊落下血滴，表示宰后用雙手捧送供神之狀。古代有用殺雞來盟誓的，用雞祭祀更是東方的風俗。“正因為紅色雄雞是用于祭祀的犧牲品，而紅色陶鬶是用于祭祀的‘彝器’。” 這一將古代文獻、古文字與考古出土品相比照，來復原當時禮器的遞嬗傳播源流的嘗試，一時被傳為學界佳話。 第一青銅酒器爵的發明 爵是一種小型溫酒和注酒器。關于爵的起源，從整體形制和用途看，它與鬶或盉似乎有關，但大小、把手的位置和足的形狀都不相同，應該為二里頭文化所獨創。我們在古裝戲中經常可以看到王公貴族們舉爵干杯的場面，但爵是否是直接用來飲酒的，卻仍存疑問。陶爵中一直有夾砂陶（為使受火器物不致爆裂而在陶器胎土中羼入砂粒，是炊器的主要特征）存在，且在有些陶爵的底部發現煙炱的痕跡，說明它具有溫酒的功能。把溫好的酒由爵倒入觚中飲用，可能是較為合理的解釋。
銅爵應是模仿陶爵制成，器高在10～20厘米之間，這是二里頭都邑最先制造出的一種青銅酒器。在二里頭遺址，青銅爵迄今已出土了10余件，都屬二里頭文化晚期。銅爵在二里岡文化時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它與觚組成的酒器組合具有代表性，一直延續至西周時代。 有的學者注意到了爵造型的不對稱性。與鬶、盉不同，爵的把手與器流不呈一線，而是垂直于流口，且位于其右側。二里頭出土的唯一一件有紋飾的銅爵（腰部飾帶狀聯珠紋），以及二里岡至殷墟時期飾有獸面紋的銅爵，都是把紋飾施于把手的另一側，可知有紋飾的一側為正面，把手所在的一側為背面。三足中之一足在把手的正下方，另兩足則在正面的兩側。這一造型原則被毫無例外地嚴格遵守著。 用這種不對稱的器物倒酒，自然是右手持把手，正面面向對方，使爵體左傾。如果是用左手，只能用手握住爵身，這勢必就擋住了紋飾，而使帶把手的背面朝向對方。這對生來習慣于用左手的“左撇子”來說，實在是不公平的。指出這一點的日本學者岡村秀典教授和筆者都是“左撇子”，因而對此更有深切的感觸。 在始于周代的爵位中，“公爵”、“伯爵”等都用了“爵”字（這里的“爵”應是酒杯的總稱，并不一定專指我們所談論的酒器爵），至少表明在王朝的禮儀中飲酒是極為重要的，而二里頭文化在飲酒禮儀的發展過程中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鑄造銅爵等造型復雜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確地組合起內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當時已采用了先進的復合范工藝。而克服其中的種種困難，最終鑄造出青銅禮器的內在動力，應當就是這一時期新興王權對宮廷 禮儀的整飭。從祭玉到禮玉 最初，人們把質地溫潤、色澤賞心悅目的玉石當作裝飾品，又逐漸賦予其神秘的色彩，把玉石看作是具有神性的靈物。中國最早的玉器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000多年前的東北興隆洼文化。隨著公元前3000年左右社會復雜化程度的加深，在東亞大陸多個史前文化中，先是出現了在祭祀活動中用作神靈替代物的“祭玉”；在國家產生后的宮廷禮儀中，玉器又作為社交禮儀中的“禮玉”而受到特別的重視。
在古典文獻中，舜把“玉圭”賜給治水成功的禹，西周時代的冊命（賞賜任命）儀式也使用玉器。而在即位儀式或朝見儀式上，諸侯要獻上“玉圭”。依王、諸侯及其他貴族身份的不同，其手持玉器也分為多個類別，《周禮》中就有“六瑞”之說。作為昭示君臣關系的禮儀，這種通過宮廷和玉器所表現的授受行為，在王權的維持上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據《禮記》記載，諸侯朝見天子時或大夫訪問他國時，以及舉行射禮時，都必須手持細長的板狀物“笏”。依持有者身份的不同，它的形狀、大小和材質都有差別，分別用美玉、象牙和帶有不同裝飾的竹制成。“笏”的形狀和使用它的一套程序，與“玉圭”極為相似，很有可能是由玉圭轉化而成的。 東風西漸：大型有刃玉禮器群 二里頭所在的嵩山周圍、洛陽盆地一帶，在龍山時代并無使用大型玉器的傳統。這與二里頭都邑出現成組大型玉禮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禮器（有些屬石質，學術界也把其看作文化意義上的“玉”），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鉞、玉刀、玉璋、玉圭（或稱玉鏟）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狀的柄形玉器。其中，鉞、璋、刀和圭應都源自海岱地區的大汶口-龍山文化，到以后的二里岡文化趨于衰退；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柄形玉器和玉戈在此后得以傳承。 石質的鉞類器最早見于長江下游太湖地區的史前文化，后來逐漸成為東亞大陸東方地區新石器時代玉石器的一種重要器形。二里頭的玉石鉞，也具有顯著的東方和東南方的傳統。譬如在鉞身上穿雙孔和用綠松石圓片鑲嵌其中一孔的裝飾手法，就見于海岱地區的大汶口-龍山文化。 在二里頭文化中，一種兩側邊緣有扉齒的鉞更為常見。這種鉞一般稱為戚。玉戚中又有一種璧形戚，或稱為璧戚。璧戚始見于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岡文化已極罕見。 二里頭文化玉器兩側裝飾對稱的扉齒，以及玉戚上所見齒狀弧刃的做法，都可以上溯到黃河下游海岱地區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同類裝飾工藝。 橫長的梯形多孔大玉刀，系采用較薄的玉石材料制成，一般認為是由谷物收割工具石刀演化而來。但沒有使用痕跡，顯然并非實用器。此類石刀最早出現于長江下游的薛家崗文化，作為隨葬品見于黃河中下游的大汶口-山東龍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墓葬中，在陜北一帶的史前文化中也有發現。 被稱為璋或牙璋的玉器，一般認為是鏟（或耜）形松土工具的仿制品。全器由器身和柄部以及兩者之間的闌組成，器身前端有微斜而內凹的刃。柄部及其上的圓孔都沒有裝柄的痕跡，從形制上看也不適于裝柄。這類器物最早見于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東龍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區，在陜北一帶的龍山時代晚期至二里頭時代遺存中也有發現。二里頭遺址出土玉璋顯現出較山東龍山文化的同類器更強的裝飾意味，以及思維的進一步復雜化。相比之下，海岱地區出土玉石璋的形態偏于原始，闌部扉齒較簡單，器體也較短小，但兩者之間存在著源流關系則是顯而易見的。 玉戈和銅戈均始見于二里頭文化晚期，為其后的二里岡文化所承繼。玉圭和玉戈都應同璋、刀等一樣，也是社交禮儀中貴族手持的“禮玉”。 也有學者把二里頭文化大型有刃玉禮器群，歸為“華西系統玉器”，認為其與龍山時代的陜北玉器群關系密切。考慮到后者多缺乏明確的層位關系，年代跨度較大，而上限不早于龍山時代晚期，玉器總體器形和在器緣加飾扉齒的裝飾作風多顯現出東方文化因素，其遠源恐怕仍可追溯至海岱地區的大汶口-龍山系統文化。而器表陰刻成組線紋的裝飾作風，則是面向內陸的諸文化玉器制作上一個晚出的風格。這也正契合了前述二里頭文化屬于華東華西兩大系統“文化雜交”之碩果的推論。 柄形器之謎 與上述大型有刃玉器形成對比的，是常見于二里頭貴族墓的小型柄形玉器。這類呈扁平或棒狀的玉器一般長20厘米以下，最早零星地見于黃河和長江流域的一些區域。自二里頭文化早期開始在二里頭遺址出現，又為二里岡文化和殷墟文化所繼承。在西周時代的一些墓葬中，柄形器的末端一般有短小的榫和玉石片粘嵌而成的附飾，可知它是與其他器物組合使用的。到東周時期，這類器物就基本上不見了。
在二里頭和二里岡時期，玉柄形器僅見于隨葬品豐富的貴族墓。到商代晚期時，有些僅隨葬陶器的小型墓也有出土。但總體上看，直到西周時期，制作精良的柄形器還是集中見于規格較高的貴族墓，因此，可以肯定它是貴族的專用品。 從柄形器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看，最常見的還是置于墓主人的胸部和腰部，也有放在頭部、手部和足部附近的。這表明它是用于隨身佩帶或懸掛的重要器物。 安陽殷墟遺址曾在幾座小墓中出土了一批石柄形器，值得注意的是，其上分別朱書祖先名字，表明這種器物應是用于祭祀先人的禮儀用品，屬于禮器的范疇。以往的一件傳世玉柄形器上陰刻有11字，記載這件器物是商王賞賜給作為臣下的器物持有者的，也顯示了玉柄形器的重要性。 學界對這類器物的定名與功能性質分析五花八門，不一而足。有的說是用來彈琴的，因此稱之為“琴撥”；有的說是用來束發的頭飾，因此稱為“簪形器”；也有的認為是作為兵器的銅劍的劍柄；還有的認為是人身上的佩飾。日本著名學者林巳奈夫教授則認為應是一種禮器瓚的把柄，文獻中稱為“大圭”，因屬貴重之器，給有資格參加儀式者佩戴；與此相近的說法是用來祭祀祖先神靈的“石主”，相當于后世的牌位。從考古發現柄形器的出土情況及其質地和形制特征看，后兩種觀點可能較為接近實際。因此，目前學界多認為其屬于禮器，但其具體的功用與象征意義，則仍是待解之謎。 昭示等級秩序的玉器 如上所述，大型有刃玉器都應是貴族手持之物，從其寬片狀的形制看，應相當于日后的“玉圭”，也即衣冠束帶的貴族在朝廷上所持的“笏”。玉器的種類，可能昭示著持有者的出身與職位的差異，其中的詳細已不得而知。但它們都屬于宮廷禮儀所用禮玉，則是可以肯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頭文化玉器中，有刃器受到高度的重視。
從出土玉器的墓葬中隨葬品組合情況看，大型有刃器中的玉鉞見于所有的墓，玉刀也較多。較大的墓中都隨葬三件有刃器，但各自的組合則不一致。小型柄形器的使用則較為普遍，可知身份較高的貴族墓中，柄形器是不可或缺的，可能是一種祭器。 在二里頭文化的玉器中，裝飾品極少，二期開始出現柄形器，三期則有各類大型有刃禮器出現。這些帶刃的禮玉，都與其本來的裝柄方式和用途無關，而是表現貴族的權威，作為在宮廷上昭示君臣關系的“玉圭”或“笏”來使用的。在二里頭遺址，這些玉禮器與宮城、大型宮殿建筑群的出現大體同步，表明王權以及用以維持王權的宮廷禮儀已大體完備。 無樂不成禮：樂器一瞥 在古代中國，貴族在舉行祭祀和其他禮儀活動時，往往離不開樂器。所以常有學者以禮樂文明來概括中國早期文明的特征，確是一語中的的。
樂器與等級身份相關連的例子，在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中即有所見。晉南陶寺文化超大型中心聚落陶寺遺址的墓地中，鼉鼓（以鱷魚皮作鼓面的陶鼓）和打制的石磬兩種樂器，僅見于最高規格的墓葬。這類墓葬規模較大，都有豐富的隨葬品，墓主人應當是處于金字塔塔尖的社會上層人物。與作為禮器的彩繪陶器和漆木器一樣，這些樂器也是彰顯其社會權威的標志物。 在二里頭遺址的一座貴族墓中也發現了一件石磬。磬體略呈折曲狀，頂部有一懸孔以穿繩。形體較大而厚重，長50多厘米，厚近5厘米。正面磨制較精，其余保留有打制和琢制的痕跡。 銅鈴是二里頭文化青銅器中富有特色的一個器種，不少介紹中國古代樂器的書都把它收進去，作為樂器的一種。但它的真實功能，仍是個謎。無論如何，它是一種可以發出悅耳聲音的響器。陶鈴在龍山時代的多處地域都有發現，二里頭遺址也有所見。早于二里頭文化的唯一一件銅鈴系紅銅制品，見于前述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它出土于一座墓葬中，位于墓主人的腰部。二里頭文化的青銅鈴都見于貴族墓，共出的隨葬品較為豐富。與陶寺遺址所見相同，一般也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或手部，多見以紡織品包裹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頭遺址的貴族墓中，銅鈴往往與嵌綠松石銅牌飾共出，或與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共出，表明這類墓的墓主人具有特殊的身份，同時也暗示著銅鈴與祭祀禮儀相關連的功能。 二里頭遺址的貴族墓中還曾出土過一件漆鼓。鼓為束腰長筒狀，施朱紅漆，通長50余厘米。遺址上又曾出土陶鼓形壺一件。 此外，二里頭遺址還出土有陶塤。 有骨無甲的占卜習俗 把動物骨骼的某一部分加以燒灼，使其產生龜裂從而占卜吉兇的習俗，從公元前3000多年開始出現，到商代達于極盛。這一習俗最早可能起源于西北地區，在龍山時代分布于長城地帶及與其鄰近的華北地區，二里頭時代擴展至黃河中游和遼西地區。從占卜未來的行為看，它應當屬于一種祭祀活動，而且與家畜養殖和畜牧生活有密切的關系。
據研究，“卜”字的字形就是模仿占卜時的裂痕，其讀音也是從爆裂時的聲響而來。占卜時用的獸骨，主要是肩胛骨。由于這個部位有既寬且薄的平面，受火后容易爆裂，最適合做占卜的材料。但一頭動物只有前肩上的兩塊肩胛骨，不殺掉則無法得到，所以也來之不易。它作為傳達神意的媒介被人們精心選出，而供奉給神作為犧牲的動物當然在優先考慮之列。晚商時期的殷墟王都主要是用牛的肩胛骨和龜甲；而據文獻記載，西北的游牧族群用羊，東夷則用牛或鹿。二里頭文化中牛、羊、豬兼用。 中國最早的禮兵器 為維持與擴大王權、對抗外敵，保有相應的軍事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國古代王朝文明形成中，青銅兵器的出現及其普及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二里頭時代，青銅兵器的出現，遠射用武器鏃的激增，暴力加害的人犧和人牲的多見，都暗寓著當時社會集團之間戰爭的頻發與激化，構成了王朝形成期社會矛盾加劇所特有的圖景。
二里頭文化出土的青銅兵器有戈、鉞、斧和鏃（箭頭）等。其中，屬于近戰兵器的戈、鉞、斧總共出土了4件，應當都是墓葬的隨葬品。從銅鉞的材質成分及刃部較鈍等特征分析，應非實用性兵器，而屬于禮儀用器，另外幾件的情況也大致相似。可知這類兵器并非用于實戰，而應是用來表現威權的儀仗用器，或可稱為禮兵器，它們在當時并未普遍使用。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兵器。 以雙翼鏃、有內鉞、直內和曲內戈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青銅兵器，奠定了中國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其中，戈的出現意義尤其重大，啄擊兼勾殺的威力使其極利于近戰，成為日后中國冷兵器中的主宰器種。二里岡時期以戈、鉞、鏃為主的銅兵系統得到光大，形成了以戈為中心的兵器組合。 在中國，最早的馬拉戰車見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遺址，車戰也應是從那時開始的，騎兵則更要晚到東周時代才出現。商代晚期以前，戰爭的主角是步兵。 鉞·軍事統帥權·王權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青銅鉞，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它的前身石鉞應是從斧類生產工具演變而來，最初也被稱為“有孔石斧”。后來作為武器使用，并逐漸演變為象征軍事權威的儀仗用器，也是一種用于
“大辟之刑”的刑具。在西周金文和《尚書》、《左傳》、《史記》等文獻中，分別記載商周時期的君王以弓矢斧鉞賜與大臣或諸侯，以此象征授予其征伐大權。其中，鉞又是最受重視的。它作為儀仗用器，代表著持有者生殺予奪的權力。這應當是反映了對傳承已久的某種制度的繼承。
對于古文字中“王”字的字源本義，歷來有不同的觀點。其中，認為“王”字象斧鉞之形，應較接近本義。早于甲骨文時代數百年的二里頭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鉞，和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鉞，就應是已出現的“王權”的又一個重要象征。換言之，鉞的禮儀化是中國王朝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的一個縮影。 小箭頭的大啟示 弓箭本來是狩獵工具，在箭桿前端安有石制或骨制的鏃。在二里頭文化崛起前夜的龍山時代，各個地域不同群團間的戰爭日益激烈，鏃的數量也急劇增多。為提高殺傷力，鏃也在不斷地變大變重。原來的鏃兩翼較寬，呈扁平狀，份量輕而射程較遠，適于狩獵；現在則變得重而細長，能達到深刺的效果，殺傷力大幅度增強。
二里頭遺址出土有銅、石、骨、蚌等多種質料的鏃，基本上出土于生活區，此外還見有箭頭刺入人骨的例子，說明它們應是實戰用器。 這些制作規范的鏃的后端往往有細窄的鋌，使用時需將鏃鋌插入箭桿。有的學者注意到，大致以河西走廊為界，以東地區基本上為有鋌鏃，以西地區則基本為鏃底或鋌部帶銎孔者，可以將箭桿插入銎孔內。這一空間差異或許與箭桿的選材有關。中原或周邊地區大概多以竹為箭桿，竹中空，利于將鏃鋌插入以固定（當然也可以把木桿劈裂，插入鏃鋌再以繩綁縛）；而西北地處無竹的高寒地帶，箭桿可能多為木質，有銎孔的鏃就便于固定。這都是因地制宜的舉措，最終形成了各自的傳統。
二里頭有文字嗎？ 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之一。漢字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曾經生活在中國文明核心地區的各族群精英之間交流的主要工具。中國文明源遠流長，得以延續至今，漢字的發明、使用與普及功莫大焉。它增強了各族群間的文化認同，維護和增強了中國文明的凝聚力和持久的生命力。那么，漢字又是什么時候出現的，二里頭時代是否就有了成熟的文字呢？這是學術界討論已久的話題。
在二里頭都邑，被認為可能與文字有關的刻劃符號，僅見于陶器和骨器。到目前為止，二里頭遺址陶器上發現的刻符，總計達數十例。對于它們究竟是不是文字，學者們見仁見智，尚無法形成統一的意見。而眾所周知的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是較為成熟完善的文字系統，有理由相信在它之前，應該還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因此，即便是不同意上述刻符屬于文字的學者，在二里頭人已經掌握了文字這一點上也是持肯定態度的，只是認為能夠代表當時文字發展水平的、真正的文字和成篇文書還沒有被發現而已。當時的文字應當只為少數人所掌握和控制，使用范圍較小。同時，受文字載體質料及埋藏環境的限制，如果當時的文書寫在竹木或帛類等有機質材料上，便很難保存下來。加上考古工作的或然性，這就決定了當時文字發現的幾率很低，應當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針對二里頭文化陶器口沿上的刻符，有學者考慮到這些刻符所在的器種和位置，推測其中有些應起著標記的作用，如在公共場合使用時便于相互區分；但有些很可能就是早期文字，分別表現數字、植物、建筑、器具以及自然現象等。有的學者指出這些刻符與后來的甲骨文有十分密切的淵源關系，進而釋出“矢”、“井”、“皿”、“豐”、“道”、“行”、“來”（小麥）以及女陰和鞭子等的象形字。無論如何，它們還無法代表當時文字的發達程度。可以說，即便日后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了更為豐富的、足以改寫中國文字發展史和早期王朝史的文字材料，那也完全不足為奇，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箭頭屬不可回收品，以銅來制作，除了表明戰爭日益受到重視外，還意味著當時珍稀的銅料來源已得到了初步的保障，青銅器生產的程度日益加深。 蛛絲馬跡：甲骨金文中的早期器物 前文曾提及甲骨文和金文中“酒”字中的“酉”應是對大口尊這一實物的摹寫。我們知道，象形字的創造者只能是模仿他們親眼看見、在日常生活中實際使用的器物形態。甲骨文金文中“酉”字所描繪的肩部突出的大口尊，只流行于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岡文化早期，到殷墟時期已完全絕跡。“爵”字所摹寫的器形，顯然也與二里頭至二里岡時期流行的爵相近，而不見于商代晚期。從甲骨文到小篆中“壺”字，也與二里頭文化的陶壺形狀相近。 因此，這些字很可能是在二里頭時代就被創造出來，而一直延續至后代。甲骨文和金文雖出自晚商甚至其后的人們之手，卻為我們留下了漢字初步發展時期的物證。 碧龍驚現“第一都” 2002年春，我們在宮殿區的一座早期大型建筑--3號基址的院內發現了成組的貴族墓，已如前述。這是二里頭遺址發掘50年來首次在宮殿區內發現的成組貴族墓。最令人矚目的是，其中的一座墓（編為3號墓）中出土了1件大型綠松石器。
3號墓的長寬分別超過了2米和1米，也就是說面積2平方米多。不要小看了這墓的規模，如果與后世的達官顯貴的墓葬相比，它實在是小得可憐，但在二里頭時代，它可是屬于迄今已發現的最高等級的墓。這座墓又是宮殿院內這些貴族墓中最接近建筑中軸線的一座，它的面積和位置已表明其規格之高。 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年齡在30～35歲之間，墓內出土有豐富的隨葬品，包括銅器、玉器、綠松石器、白陶器、漆器、陶器和海貝等，總數達上百件。 綠松石龍形器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胯骨處。全器由2000余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綠松石原來應是粘嵌在木、革之類有機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機物已腐朽無存。這件龍形器應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擁攬狀，一件銅鈴置于龍身之上，原應放在墓主人手邊或者系于腕上。 龍頭隆起于托座上，略呈淺浮雕狀，扁圓形巨首，吻部略微突出。以三節實心半圓形的青、白玉柱組成額面中脊和鼻梁，綠松石質蒜頭狀鼻端碩大醒目。兩側弧切出對稱的眼眶輪廓，梭形眼，輪廓線富于動感，以頂面弧凸的圓餅形白玉為睛。 龍身略呈波狀曲伏，中部出脊。由綠松石片組成的菱形主紋象征鱗紋，連續分布于全身。龍身近尾部漸變為圓弧隆起，因此更為逼真，尾尖內蜷，若游動狀，躍然欲生。 距綠松石龍尾端3厘米余，還有一件綠松石條形飾，與龍體近于垂直。二者之間有紅色漆痕相連，推測與龍身所依附的有機質物體原應為一體。條形飾由幾何形和連續的似勾云紋的圖案組合而成。由龍首至條形飾總長超過70厘米。 超級國寶“難產”問世 在“2004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匯報會上，這件兩年多以前出土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引起了與會專家和公眾的極大興趣。那么，這條碧龍是如何出土的，又為什么遲至2004年才“浮出水面”呢？
在3號墓的清理過程中，墓主人的骨骼顯露之前，已經有一些細小的綠松石片開始露頭。我們對此并不驚奇，根據以往的經驗，它應該是嵌綠松石牌飾的組件。但隨著揭露面積的擴大，我們開始意識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發現。 綠松石片從墓主人的肩部開始，直到胯部一帶，斷續分布，總長超過70厘米。要知道，迄今為止在二里頭遺址及中原周邊地區發掘出土或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鑲嵌牌飾僅10余件，其絕大部分長度都在15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異形器的長度也只有20余厘米，而且它們一般都有銅質背托。3號墓的綠松石片則分布面積大，且沒有銅質背托。綠松石器相對保存較好，有些還能看出由不同形狀的綠松石片拼合而成的圖案。這頗令我們激動，以往在龍山時代到二里頭時代的貴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綠松石片集中出土，這些綠松石片原來都應是粘嵌于木、皮革或織物等有機物上的，但出土時大多散亂而無法復原其全貌。因此，3號墓的這一發現彌足珍貴。但綠松石片很細小，清理起來極為困難，稍不留意，甚至用嘴吹去其上和周圍的土屑都可能使綠松石片移位。而一旦有較大面積的移位，將使以后對原器的復原成為不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清理得越細越不利于今后的保護和復原。于是我們緊急向我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求援。負責文物修復和保護的技師建議先整體起取，運回室內，再按部就班地清理。于是我們改變戰略，停止對大型綠松石器的細部清理。在獲取了墓葬的基本數據材料后，我們整體起取了大型綠松石器，并于當年夏天派專車押運回北京。 我所科技中心的工作千頭萬緒，文保技師答應盡快處理我們的“寶貝”。但隨后就是2003年春的“非典”，盛裝綠松石器的大木箱也就一直靜靜地躺在那里，等待著這件國寶的重見天日。 2004年夏，大型綠松石器終于開始揭箱清理。當看到我們為之付出了艱辛努力而保下來的這件寶貝，居然是一條保存相當完好的大龍，頓感此前一切豐富的想象與推斷都變得黯然失色。當你從上面俯視這條龍時，你感覺它分明正在游動；當你貼近它碩大的頭與其對視時，它那嵌以白玉的雙眼分明也在瞪著你，仿佛催你讀出它的身份。就這樣，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逐漸“浮出水面”，學者們將其譽為“超級國寶”。 龍牌，龍杖還是龍旗？ 有學者認為這應是一個在紅漆木板上粘嵌綠松石片而形成的“龍牌”，它色彩艷麗，對比強烈，富有視覺沖擊效果。龍牌上的龍圖像，表現的是龍的俯視圖。而隨葬綠松石龍形器的高級貴族，應系宗廟管理人員，“龍牌”則應是祭祀場合使用的儀仗器具。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和日本學者把它直接稱為“龍杖”或“龍形杖”，一種特殊的權杖。的確，在此后的殷墟和西周時代，用綠松石鑲嵌龍圖案的器具，也都是罕見的珍品，而絕非一般人可以享用的普通器物。
有學者則認為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裝飾升龍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履蓋于尸體之上，應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詩經》中記述周王祭祀于宗廟，有“龍旗陽陽，和鈴央央”的場景描寫，其中“龍旗”與“鈴”并列對舉，與該墓中龍牌與銅鈴共存的情況，頗為契合。墓主人應是供職于王朝的巫師，其所佩龍旌具有引領亡靈升天的宗教意義。 這一綠松石龍形器的發現彌足珍貴。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有的學者認為，綠松石龍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這一出土于“最早的中國”、“華夏第一王都”的碧龍，才是真正的“中國龍”。 綠松石龍祖型探秘 早于二里頭，且與這件龍形器有密切關系的紋飾主題，見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遺址出土的一件陶器蓋上的刻劃獸面紋，發掘者稱其為饕餮紋。 新砦陶器蓋上的獸面紋與綠松石龍之間的相似性，還有更深一層意義。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以新砦遺址為代表的遺存，是由中原龍山文化向二里頭文化演進的過渡期文化，可以看作是二里頭文化的前身。當然這一認識主要是來源于以陶器為主的文化因素的比較。而陶器蓋上的獸面紋與綠松石龍表現手法的高度一致，則從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上彰顯了二者密切的親緣關系。也可以說給綠松石龍找到了最直接的淵源與祖型。 詭異的獸面紋銅牌飾 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是一種極具二里頭文化特色的藝術品，也屬于禮器的范疇。以青銅鑄出的圓角凹腰狀的牌體正面弧凸，其上鑄出獸面紋，再以細小的綠松石片鑲嵌其中。目前已出土了3件，都是貴族墓的隨葬品。這類器物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附近，兩側各有兩個穿孔的紐，或許是縫于衣服上的。獸面紋銅牌飾表現的究竟是何種動物，是龍，是虎，是鳥，是狐，是熊，還是犬？學者們眾說紛紜，不一而足。在大型綠松石龍形器發現之后，通過比較分析，可以知道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上的圖案，大部分應當是龍尤其是其頭部的簡化或抽象表現；其中一件銅牌飾上還裝飾有鱗紋。而位于宮殿區內、最接近所在建筑的中軸線，且出土大型綠松石龍形器的3號墓的墓主人，其地位應當高于隨葬銅牌飾的貴族。值得注意的是，綠松石龍形器或嵌綠松石銅牌飾都與銅鈴共出，隨葬這兩種重要器物的貴族，他們的身份很可能與其他貴族有異。那么，他們又是些什么人呢？是主持圖騰神物祭祀的“御龍氏”，還是乘龍駕云、可以溝通天地的巫師？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有種種的看法，但也僅是猜測而已，這還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待解之謎。 陶器上的龍形象 龍形象文物在二里頭遺址中多有發現，除了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還有陶塑龍（蛇）、刻劃在陶器上的龍圖像以及陶器上圖案化的龍紋裝飾等。這些蛇紋裝飾，有學者認為表現的就是龍的形象。祭祀遺存區一帶還出土有陶塑龍頭，額部刻菱形紋，應是某種器物上的裝飾部件。
刻劃于陶器上的龍圖像，最生動的要算遺址中心區出土的兩件陶透底器殘片上的陰刻龍紋。類似的刻于陶器上的龍形象還有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龍形象大多飾于透底器上，這種器物造型奇異，廣肩直腹平底，底部有中空的圓孔，因而可以肯定它們不是容器。在二里頭遺址尚沒有發現完整器，洛陽皂角樹遺址二里頭文化陶器中曾出土有類似的器形，其上部有高高的捉手。聯系到這類器物器身常飾有龍（蛇）圖案，它屬于祭祀用器的可能性極大。 從出土地點看，這些裝飾有龍形象的器物，基本上僅見于二里頭遺址，且都發現于二里頭都邑的宮殿區或其周圍的重要地點，如祭祀遺存區、貴族墓地和官營作坊區等處。這表明龍形象器物為社會上層所專有，地位崇高。 從眾龍并起到“饕餮”歸一 中原地區龍山時代末期新砦文化刻于陶器蓋上的“饕餮紋”，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學者指出它與二里頭文化的龍形象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已如前述；陶寺文化繪于陶盤上的彩繪蛇形蟠龍紋，早已享譽中外，也有學者指出其形態特征與二里頭文化的同類龍紋相類。而玉柄形器和銅牌飾所見獸面紋，應與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有關，其遠源甚至可上溯至東南沿海地區的良渚文化。顯然，二里頭文化所見以龍為主的神秘動物形象要較此前的龍山時代諸文化復雜得多，龍的形象也被增添了更多想象或虛擬的成分，呈現出多個系統的文化因素整合的態勢。這類由其他區域引進的信仰與祭祀方式，有可能暗示了與上述史前文化相同的神權崇拜理念被吸納進來，成為二里頭貴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這種現象，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二里頭作為大型移民城市，乃至跨地域的廣域王權國家--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的興起過程。
有不少學者把二里頭出土的龍形象文物，與文獻中種種關于夏人龍崇拜的記載聯系在一起考察，不無道理。但龍作為后來中華民族神圣的圖騰，在其出現的早期階段也并不專屬于某一族系，其后的商王朝社會生活中的龍形象愈益興盛。因此，盡管文獻上有不少夏人與龍關系密切的記載，但它們的出土還是無法讓我們把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直接掛起鉤來。 眾所周知，盛行于商周時代青銅器上的主題紋樣，長期以來被稱為“饕餮紋”。但也有不少學者質疑這種鑄于國家重要祭器上的紋樣是否就是以獰厲貪婪著稱的怪獸“饕餮”，因而以較為平實的“獸面紋”一詞取而代之。更有不少學者指出這些紋樣主題的大部分，應即龍紋。隨著早期王朝的社會文化整合，逐漸臻于全盛，本來具有多源性特征的龍形象也規范劃一，并逐漸抽象化和神秘化，作為“饕餮紋”固定下來，成為最重要的裝飾主題。而以嵌綠松石銅牌飾為代表的二里頭所見獸面紋，開創了商周青銅器上獸面紋的先河。 另外，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大口尊和漆器上還見有獸面紋和幾何紋等紋樣組成的花紋帶，與作為二里岡至殷墟期青銅器上的獸面紋相近，應屬于圖案化的龍紋。換言之，以青銅器為主的商王朝貴族用器的紋樣主題，有許多可以在二里頭文化中找到祖型。 最早的鑄銅作坊 在官營作坊區南部臨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發現并發掘了一處大型青銅器冶鑄作坊遺址。遺址的面積約1萬平方米左右，使用時間自二里頭文化早期直至最末期。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
有學者推測，統治者把鑄銅作坊安排在都邑中心區的最南部，一則是因為這里靠近伊洛河故道，可以為青銅器生產提供充足的水源；二則可以避免冶鑄行為對宮殿區造成的污染。 遺跡主要包括澆鑄工場、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窯等。澆鑄工場還發現若干墓葬，死者可能是鑄銅工匠，或鑄器過程中舉行某種儀式的犧牲。作坊遺址內發現的與青銅冶鑄有關的遺物有陶范、石范、坩堝、爐壁、煉渣、銅礦石、鉛片、木炭和小件銅器。數量最多的是陶范，多為鑄器后廢棄的破碎外范，其內表光潔，有的還有獸面紋等花紋。從殘范的內壁看，所鑄銅器多為圓形，直徑最大者可達30厘米以上。 二里頭遺址的鑄銅作坊規模龐大、結構復雜且長期使用。綜合已有的資料，可知在二里頭時代能夠鑄造青銅禮器的作坊僅此一處。有證據表明，在二里頭都邑衰微后，這處在當時唯一能夠制作禮器的鑄銅作坊應被遷于鄭州商城，在其后的二里岡時代，當時國家的統治者仍然保持著對青銅禮器的獨占。這種對關涉國家命脈的禮器生產與消費的絕對占有，顯示了早期國家對禮制的一元化管理以及權力中心的唯一性。 禮制需求刺激冶鑄業“黑馬”躍起 人工合金技術的掌握，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在東亞大陸，鑄銅技術及銅器的使用可上溯到仰韶-龍山時代，主要分布于黃河流域及其鄰近地區，所見只有刀、錐之類小型工具和裝飾品等。從更廣闊的時空角度看，西亞及中亞地區在更早的階段即已掌握了青銅器制造技術，東亞大陸的早期銅器也以與其鄰近的西北甘青地區及新疆東部較為集中，且年代較早，黃河中游和下游地區銅器的出現要晚到龍山時代。鑒于此，有學者認為東亞地區的青銅和純銅制造技術，應是通過歐亞大陸的文化交流自西向東傳播而來。現在看來，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上述青銅器制造技術，限于鍛造或石范鑄造的范疇，這也就決定了這類青銅文化只能制作一些簡單工具、兵器、小件樂器和裝飾品等。這與始見于二里頭時代，用泥（陶）質復合范制造復雜的青銅容器的高度鑄造技術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很少有學者懷疑，這種高度的鑄造技術，是誕生于中原這塊熱土的。至少從二里頭文化早期開始，在二里頭都邑的鑄銅作坊，石范這種有很大局限性的模具開始淡出，而工藝上極具靈活性、技術含量高的泥（陶）范模具被創造出來。這一變化極大地提升了中原地區金屬冶鑄業的水平。 有學者指出，從社會需求的角度考慮，這種新工藝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迎合和滿足社會上層對某些專門禮儀用具的需求而創新的技術。換言之，以禮樂文化為內核的禮制的需要是以青銅容器和兵器為代表的青銅禮器出現的原動力。隨著一系列“高科技”的出現，二里頭文化在鑄造技術上將其他地區遠遠地甩在了身后，一躍而躋身于當時世界金屬鑄造業的前列，并為日后商周青銅文明的高度發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獨特而復雜的青銅工藝 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青銅時代的大多數器物是用錘碟法鍛造或用失蠟法鑄造而成的。二里頭文化開始的青銅容器的鑄造，需要內范和外范合成的復合范。即在泥質陰文范中放入型芯，再將銅汁灌入外范與型芯之間的空隙。只是到了這一階段，中國青銅時代才真正發端，顯現出原創性與獨特性。在世界青銅器文化中，中國古代青銅容器的鑄造堪稱一支奇葩。
二里頭遺址已發現的青銅器約200件，包括容器、兵器、樂器、禮儀性飾品和工具等。青銅容器有爵、斝、盉、鼎；兵器有戈、鉞、斧、刀、鏃等；樂器有鈴；禮儀性飾品有嵌綠松石獸面紋牌飾、圓盤形器；工具則有錛、鑿、刀、錐、和魚鉤等。其中青銅容器，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成組青銅禮器。以容（禮）器為主的器群特征，與長城地帶及鄰近地區盛行青銅武器和裝飾品的風格迥然有異。 這些青銅器屬于銅與錫、鉛的合金。銅器造型已比較復雜，需要由多塊內、外范拼合才能鑄出整器。器壁一般很薄，裝飾有各種花紋以及鏤空，因此內、外范的制作與拼合，更具難度。這種合范鑄造技術的出現在中國金屬冶鑄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獸面紋銅牌飾和圓盤狀銅器上用綠松石鑲嵌成動物或幾何圖案，顯示出極高的工藝水平。 德國著名漢學家雷德侯教授指出，用分為多塊的外范合圍成反轉的形體，要求創造一種規范化的體系。器范的尺寸、形狀、紋飾都要相互關聯。在青銅時代，世界上其他地區都沒有發明出這種將設計與鑄造工藝融為一體的完整成熟的體系。而標準化、協作性和可預見性是這種生產體系的基本特征。復雜的技術與工序，造就了中國青銅器制造過程中高超的控制與管理水平。 總體上看，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冶鑄技術雖較龍山時代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這時的器物一般還較輕薄，體量也較小，最高的也不足30厘米。銅器鑄成后往往也不經仔細的打磨和清理。器表多為素面，僅見有較為簡單的幾何花紋如乳丁紋、圓圈紋和網格紋等。合金比例的掌握也還處于較原始的階段。但可不要小瞧了這群青銅器，它們雖其貌不揚，卻開啟了中國青銅時代的先河。可以說，沒有作為“先祖”的二里頭青銅器，也就沒有殷墟婦好墓青銅器的洋洋大觀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渾霸氣，沒有其后中國青銅文明的鼎盛與輝煌！ 陶方鼎透露出的驚人信息 在二里頭遺址出土有數件小型陶方鼎。它們都是口稍大于底，方體深腹，四足。其中一件還飾有弦紋和曲折紋，并有鉚釘形的裝飾。這與鄭州商城出土的二里岡期大型銅方鼎在形制上非常相近的。它本身可能是模型或玩具，但這種有悖于快輪制陶原則的造型，最大的可能是在模仿銅方鼎。那么我們也就有理由相信這一時期應當已經有銅方鼎存在了。
在鑄銅作坊發現的容器陶范中，有的還刻畫著精美的花紋；所鑄圓形銅器直徑最大者可達30厘米以上。這都是我們在目前出土的銅器中還沒有看到的。如前所述，出土這些青銅禮器的墓葬的規模都不大，我們也還沒有發現王陵級的大墓。因而，可以相信二里頭文化青銅鑄造技術的發達程度，遠較我們現在知道的要高得多。 承上啟下的治玉技術 玉器和玉文化的興盛，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古代中國也因此而被稱為“玉的國度”。敬玉和愛玉，成了玉石工業發展的內在動力。在數千年的實踐中，先民們摸索出了一系列的治玉經驗，形成了高度發達的治玉傳統。據研究，玉石原料的開片技術，就包含了線切割、片切割和砣切割三種技術手段。其中線切割和片切割技術，最早出現于距今8000多年前東北地區的興隆洼文化。 在王朝禮制整合的過程中，二里頭文化選擇了海岱地區起源的大型有刃玉禮器群，它們與以琮、璧、璜等為代表的良渚系玉器形成較為鮮明的對比。從治玉技術上看，二里頭文化也同時繼承了興盛于龍山時代海岱地區的片切割工藝，而有別于達到線切割技術高峰的良渚文化的治玉風格。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以禮器和裝飾品為主，其種類主要有刀、璋、鉞、璧戚、圭、戈、柄形器和鈴舌等，其中不乏大型器和雕刻有精美花紋的玉器。貴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玉刀長達60多厘米，玉璋器高在50厘米左右，玉戈也長達40多厘米。這些大型玉器，氣勢恢宏，前所未見。以片切割技術剖割巨大玉料和使大型玉器規整、光潔，以及線刻花紋、鉆孔鑲嵌和扉齒等裝飾，都需要相當高的工藝水平。而前述貴族墓中出土的分節獸面花瓣紋玉柄形器，綜合了研磨切削、勾線、陰刻、陽刻浮雕、鉆孔、拋光等多種技法，工藝極其精湛。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前述柄形器上的精美花紋，應是用更先進的砣輪來加工的。這種可以連續轉動的圓形工具，甚至已安裝在簡單的車床上。他們對二里頭文化玉器工藝的評價是，“無論從造型、紋樣和做工等方面來說，可以肯定當時琢玉技藝的水平已經達到相當精巧細致的程度”。正是治玉技術所達到的如此的高度，奠定了日后中國玉器文化走向輝煌的堅實基礎。 綠松石制品及作坊的發現 綠松石，一般以藍綠兩色為基調，有蠟狀光澤。因色彩艷麗，古今中外都被用作裝飾品。在學術界，綠松石一直被作為文化意義上的“玉”而受到關注。在二里頭時代，它也的確與玉器一樣，作為高端消費品為貴族階層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義。
二里頭遺址綠松石制品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是小型管、珠之類人體裝飾品，如耳飾和項飾等，其二是用于玉器、漆木器和銅器上的鑲嵌。鑲嵌綠松石使得這些貴族奢侈品作為禮器的功能得到進一步的增強。即使是裝飾用的綠松石制品，在二里頭文化中也僅見于貴族墓，而與殷墟時期普通人即可隨意佩戴綠松石飾品的情況有所不同。可見在二里頭時代，無論是技術含量較高的各類鑲嵌綠松石制品，還是工藝相對簡單的裝飾品，綠松石制品的使用范圍只限于貴族階層。
高超的綠松石鑲嵌工藝 在骨器、象牙器和玉器上鑲嵌綠松石的技法，在黃河下游的大汶口-龍山文化中就較為流行；在玉器上鑲嵌綠松石的做法，也見于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上述兩地也都發現了拼嵌或粘嵌綠松石于有機質物品之上的線索。二里頭文化不僅有鑲嵌綠松石的玉器，更有鑲嵌綠松石的銅器和粘嵌在漆木類有機質托架上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工藝精美絕倫，已如前述。從其表現主題和技術傳統上看，可能更多地繼承了黃河下游龍山文化的作風。
二里頭遺址貴族墓中出土了多件圓盤狀銅器，大多鑲嵌著綠松石。 前文述及遺址上出土的3件銅牌飾，分別用200～300多片形狀各異的綠松石，鑲拼成獸面紋的圖案，向人們展示了二里頭文化時期高超的玉石工藝水平。那些小小的綠松石片，被切割成各種形狀，長寬只有幾毫米，厚僅1～2毫米左右，且拋磨光潔，殊為不易。其中一件只有銅鑄的獸形框架，綠松石片原應是粘嵌在有機質的背托上，出土時背托已腐朽無存，而綠松石片尚原樣未動地懸空排列在銅牌上，保持著原來的圖案。前述大型綠松石龍形器所用綠松石片，較銅牌飾所用石片更小，且背托為立體，多有精細的凹凸之處，其粘貼鑲嵌技術之高超，則更令人嘆為觀止。 作為社會上層身份地位標志的特殊綠松石鑲嵌制品，在龍山時代還見于城址或大型聚落，但到了二里頭時代，卻只見于二里頭都邑。其他同時期遺址，即便是具有相當規模的聚落和城址，都僅有少量制作簡單的小型綠松石飾品。象征社會等級的奢侈品的生產與消費集中于二里頭遺址，反映了二里頭都邑核心化程度急劇增強的趨勢。 近年，我們又在宮殿區以南的官營作坊區內發現了一處綠松石器制造作坊，發掘了一處二里頭文化晚期的綠松石料坑。經鉆探得知，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于1000平方米范圍內集中見有綠松石料。由此推測，這里應是一處綠松石器制造作坊。從現有出土遺物看，該作坊的主要產品是綠松石管、珠及嵌片之類裝飾品。值得注意的是，這處綠松石器作坊緊鄰宮殿區，在其南的鑄銅作坊一帶以及宮城內的某些區域也發現有小件綠松石成品、半成品、石料和廢料等，有可能還存在著其他的綠松石作坊。這些情況都表明綠松石器的生產可能是在王室的直接控制下進行的。 漆器：另一重要的禮器品類 顧名思義，漆器是用漆涂在器物表面制成的物品。東亞大陸使用漆器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多年以前。龍山時代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考古學文化中，都有漆器出土。由于北方土壤干燥而偏堿性，所以漆器的保存狀況往往較差。
二里頭文化的漆器主要出土于二里頭遺址的墓葬中，已發現了數十件。其中器形明確者以觚最多，另外還有匣、豆、盒、缽、匕、勺、瓢狀器，以及漆鼓和漆棺。漆器上髹紅、黑、褐、白四色漆，而以紅色最為多見。 出土漆器的10余座墓葬，絕大部分是規格較高的墓。漆器一般與銅、玉、陶禮器等共存，且數量和器類組合一般與墓葬等級相對應。作為酒器的漆觚，多與銅（陶）爵、陶盉相配，形成完整的禮器組合。有的漆觚在朱紅地上飾有赭色“饕餮紋”，圖案繁復，線條流暢，色彩艷麗。 精制陶器、白陶與原始瓷 中國古代的陶器，從陶色上可以分為紅陶、黑陶、灰陶和白陶等。無論哪類陶器都需要放入窯內，在1000攝氏度左右的高溫下燒制而成。在最后的階段將窯溫緩慢降下，胎土中所含鐵的成分氧化可以燒成紅陶；將陶窯加以密封從而阻止氧氣外溢，鐵被還原，就燒成了灰陶；用一定的方式滲碳，則可以燒成黑陶。
與上述這三種用普通粘土燒成的陶器不同，白陶是用富含氧化鋁而鐵的成分較少的高嶺土（或瓷土）燒制而成。高嶺土中鐵的成分越少，器物越顯得白凈，因而成為日后陶瓷器的原料，備受青睞。二里頭所在的洛陽盆地以東的鞏義，就是高嶺土的重要產地，著名的唐三彩的原料即開采于此，二里頭的白陶所用高嶺土很可能也來自鞏義。 二里頭陶器以酒器和食器的制作最為精致，它們往往被隨葬于貴族墓中，成為顯示身份與地位的禮器群的組成部分。作為酒禮器的陶鬶，流行用白陶制作，因含鐵量不同，有的色微泛紅或泛黃，器壁厚薄均勻，造型規整優雅。陶盉頂部利用流、口和泥釘，做成獸面的樣子，頗具藝術性。陶爵一般胎薄體輕，流、尾修長，器壁經反復刮削，腹部刻劃紋飾。此外還有一些尊、壺類器具，也做工精致，造型優美。 值得一提的是，二里頭遺址還發現了少量相當于二里頭文化早期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殘片，它們基本上僅見于作為酒器的長流平底盉（也稱“象鼻盉”）一種器形。薄胎呈紫褐色或青灰色，堅硬致密，吸水性弱；器表往往施透明釉。器身飾弦紋和云雷紋等拍印的幾何花紋。該類器物中子活化分析顯示胎土成分與白陶相近，是研究由陶向瓷轉化過程的重要標本。 中國以“瓷的國度”而著稱，英文的“瓷器”即因產于中國而稱為china。在“最早的中國”二里頭，發現了最早的原始瓷器，確是一件饒有興味的事。 前述的連續幾何形印紋裝飾，也往往見于一些精制陶器如尊、罐類器。這類裝飾數量少，集中出土于二里頭遺址和等級較高的聚落如滎陽大師姑城址等。其中云雷紋最為學界所關注。這類紋飾制作精致，沿用時間長，更重要的是它們同其后的商周青銅器上的云雷紋之間有著清晰的淵源關系。 絲麻溢采：紡織品的發現 在二里頭時代以前，紡織品已有較悠久的歷史。
二里頭遺址屢屢發現紡織品的實物或痕跡，主要見于貴族墓中出土的銅器和玉器上，由此可知當時有用紡織品包裹銅、玉器下葬的習俗，最多的包有6層紡織品，厚達數毫米。 據鑒定，這些紡織品絕大部分是平紋織物（絹），個別織物是斜紋，似為“絞經”織法。組織纖維較粗的可能為麻布，較細的應屬絲織品。麻布每平方厘米的經緯線在8×8根至10×10根之間；絲織品每平方厘米的經緯線則在30至50根之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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