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真的存在么？——從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探尋華夏文明的起源

經過60年的科學考古發掘，二里頭遺址有多項重要發現，對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王國的興起、王都的規制、宮室制度等涉及中華文明發展的重大問題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2019年10月19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口說無憑，我們一起在博物館中尋找夏都遺證吧↓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位于河南省洛陽市偃師二里頭村，館藏2000余件文物，距離洛陽市區20多公里，憑身份證免費參觀，博物館建筑本身的設計非常值得一提，外觀古樸簡拙，不算高大，但氣勢卻無比恢弘。

非常有特色的一點是，因為二里頭遺址發現了3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夯土宮殿建筑基址群，而且早期宮殿遺址都是用夯土筑造的，所以博物館外圍及內部裝修大面積采用全手工夯土墻工藝，共使用夯土4000立方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單體夯土建筑。

除了夯土，博物館內部裝修采用大量做舊的紫銅板裝飾，因為夏朝是中華民族第一個青銅王朝國家。這里有中國最早的鑄銅作坊和青銅禮器，用夯土和紫銅，寓意一個‘破土’而出的宮殿和一個最早的青銅王朝。

進入展廳前先走過的的是一條文化長廊，兩邊的雕刻把二里頭遺址挖掘出來的重要文物都展示出來，仿佛帶人穿越時間隧道，走回四千年前的泱泱王都。

前言：夏，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在歷史文獻與考古發現的雙重證據中，正在從傳說時代走向歷史真實，《史記·夏本紀》正在成為翔實可信的歷史記載。

二里頭遺址，自1959年以來60年的考古挖掘、幾代考古人的潛心探索，一個規劃有序、功能悉備、宮室翼翼、百工齊聚、禮樂初成的東亞大都，揭開了塵封的記憶。

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和引領者，匯多元以成一體，綏萬邦而達天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由此奠定，華夏第一王都從這里走來......

這一展廳從大禹治水開始介紹，大禹治水結束后，將所到之地進行重新劃定，歸為九州，奠定了華夏國家的雛形。所以九州即禹跡，禹跡即天下，天下即中國，成為華夏民族的共識。

在大禹的傳說中有禹征三苗、禹會涂山等歷史記憶，這與長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遺址、淮河流域的禹會村遺址相互呼應。同時黃河流域的王城崗、瓦店、古城寨、二里頭等遺址，印證了禹都陽城、啟享鈞臺、后羿代夏、少康中興、桀居斟鄩以及成湯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這些證據都在第一展廳一一陳列。

有夏之居，邦國林立的中原沃土，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多重證據一次次在這里匯集。中華文明多元文化在經歷了漫長發展和交融后，終于在河洛之間形成王朝國家的中心。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在這里上舞臺

這一展廳主要內容為介紹大禹相關傳說以及展示與其傳說相吻合的佐證，以證明傳說的真實性

距今4000年前，一場波及黃河流域的特大洪水，使天下蒼生憂患重重。這場洪水并非傳說，考古發現，黃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分別都找到了洪水堆積遺跡，時間在40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早期之間，恰好就是傳說中的大禹時代。

二里頭遺址位于伊洛河故道的二級臺地上，從發掘地層的剖面分析，可見古洪水堆積層的清晰記錄。

洪水肆虐，堯先安排禹的父親鯀治水，鯀采用圍堵的方法，九年無功而返，堯流放鯀并讓禹繼續治水，禹吸取了父親的失誤，改圍堵的方法為疏導，并親操耒耜(lěi sì：我國古代神農發明的農具, 用于農業生產中的翻整土地) ，披風沐雨，三過家門而不入，疏河浚川，最終平定水患。

在治水的過程中，龐大的工程使得廣泛地域內民眾和邦國的協力合作，為部族聯盟和早期的國家形成奠定了基礎，也使得大禹洞察到了各地自然人文、了解到了各族民眾的生活習俗，根據這些，大禹將天下劃分為九州——這就是“禹跡”組成的九個部分，實際上也形成我們最早的行政區劃。

從此以后，九州即禹跡，禹跡即天下，天下即中國——標志著中國早期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最早雛形由此誕生。

大禹治水傳說相關輔證：

▼豳（bin）公盨（xu）

西周時期 現存于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豳公盨為國家一級文物，為西周中期遂國某國君“遂公”所鑄青銅禮器，鑄有銘文98字，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關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獻記錄。專家認為這證實了大禹及夏朝的確存在。

▼秦公簋

春秋時期 現存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秦公簋銘文最出名是其制作方法，先用墨書、后契刻模型、再翻范鑄造而成，開創了中國早期活字模之先導。但其內容也十分珍貴，銘文內容記載秦國建都于禹跡，引以為豪，歷十二代，威名遠震，說明“禹跡”的正統觀念已經深入民心。

文獻記載大禹治水后，舜傳位于禹，之后經歷禹都陽城、禹征三苗、禹會涂山等重要歷史事件，奠定了夏平定天下、建立統一王朝的基礎。 那么，最初的夏都陽城在何處？夏禹和東夷南下征？伐的苗蠻最后怎么了？禹會涂山是否真的完成了萬邦來朝？這一展廳將相近時間段和相關地域遺址的考古成果展示給我們，有助于我們揭開這段歷史的真相。

▼禹都陽城

《史記·夏本紀》記載，大禹繼位后本想傳位于舜之子商均，因此避居陽城，但是天下諸侯心向大禹，大禹最終遵從民意，即天子位?？脊殴ぷ髡咴诘欠馐型醭菎彴l現了三座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址，這里的墓葬坑已出現人牲，說明階級已經開始出現。同時還在城址東側發現了戰國時期的陽城城址，以及帶有“陽城”戳記的陶器。結合文獻和考古發現，專家認為王城崗遺址就是“禹都陽城”

▼禹征三苗

早期國家的形成離不開軍事征服和擴張，考古研究表明，分布在豫西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在夏代早期呈現明顯的擴張態勢，而同時期地處江漢平原的三苗文明的石家河古城走向衰落，并興起了與王灣三期文明交融的后石家河文明。專家認為，上述變化應是“禹征三苗”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在考古文化上的具體表現，多重文化的交融，也為二里頭文化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禹會涂山

大禹憑借治水功業以及強大的軍事實力，會天下諸侯于涂山，成為天下共主。中國完成了從古國社會向王朝國家的轉型。自此，一個地域遼闊、族群多樣、文化多元的“統一中國”開始走上歷史舞臺。

在蚌埠市的禹會村發現了一處重要的龍山文化時期的祭祀遺存，出土文物既有屈家嶺文明又有石家河等文明的遺存，多種文化在這一時期同時出現，時間地點也比較吻合，專家認為此處應是禹會涂山導致的結果。

據《史記·夏本紀》和古本《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夏代，統治時間超過400年，共歷經十四世17位王。

因此，為了佐證夏的真實存在，探尋“夏”這個字意義非凡，從歷代出土和傳世文獻中，綜合學者的辨識考證，尋求“夏”字的演變規律，可以比對出二里頭文化時期，密縣黃寨遺址的卜甲刻符，正式“夏”字的雛形。

從地理位置上來探究，根據文獻記載，夏代部族，彼此之間尚處于聯盟狀態，還沒有明確的疆土，而且夏代的都邑也因為暴亂等種種原因屢經變遷。但從都邑的分布情況來看，主要控制區是豫西、豫東、豫北、魯西和晉南部分區域，核心控制區則是豫西地區的洛陽盆地附近，該區域就是歷史上所謂的“有夏之居”。

相關歷史傳說及佐證遺址：

▼有夏之居（大禹時期）——王灣遺址

王灣遺址位于洛陽市澗西區王灣村北，尤其是王灣三期遺存，是河南龍山文化的主體遺存，學界普遍認為這類遺存屬于早期夏文化。

▼鈞臺之享（夏啟時期）——瓦店遺址

禹崩于會稽之后，禹之子啟自取王位，改禪讓為世襲制，并在陽翟筑鈞臺大會諸侯，從而確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標志著夏王朝正式確立，開啟“家天下”的統治模式

瓦店遺址位禹州市瓦店村，遺址中臺地上均發現有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環壕防御設施。

還發現有建筑基坑、甕棺墓和土坑墓，可見有遷墓的歷史，有學者推測瓦店遺址有可能是夏啟所都的陽翟。

▼后羿代夏（太康時期）——新砦遺址

夏啟崩，子太康立，文獻記載太康沉迷于狩獵，不理朝政，外失于民，內失于兄弟，因此國家衰弱，加之東夷有窮氏首領后羿憑借善射的能力取得太康的信任，并逐步進入夏王朝核心統治層，最后將太康取而代之，主廚朝廷，不得返國，史稱“后羿代夏”。

新砦遺址位于新密市新砦村，主要遺存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早期，設有外壕、城壕、內壕共三重防御設施，中心區建有大型城址。

同時在這里發現一處天子才有權利會盟或主持最高等級祭祀用的“墠”，可以證明這里當屬王都性質的都邑，而這里很多文物卻具有東夷文化色彩。

比如，該遺址出土的一塊陶器蓋殘片，上面以陰線刻出獸面紋樣，就是我們熟知的饕餮紋，具有明顯的東夷文化色彩。大量相關證據可以佐證后羿推翻了夏代正統，就把東邊的這些因素帶到了中原地區來，后羿代夏確有其事。

▼少康中興（少康時期）

太康失國，在外流亡，后羿代夏，太康死后，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后立其子“相”，時間都非常短。相薨之后，其遺子少康，團結夏眾，完成了復國大業。之后少康勵精圖治，實行德政，國家大治，史稱“少康中興”，歷經太康到少康這三四代王時期，夏王朝經歷了失國、復國和中興的全過程，可謂跌宕起伏。

少康之子杼繼承父業，汲取史鑒，為鎮撫東方諸侯，遷都于老邱，王朝戰略重心東移，因其顯赫的歷史功績，被稱為圣主，夏王朝的統治也開始進入穩定繁榮期。

▼鳴條之戰（夏桀時期）

夏朝末年（公元前1600年左右），由于夏桀暴虐無道，王朝內外矛盾重重，百姓憤慨，諸侯離心，夏的屬國商漸漸演變為與之抗衡的對手。商王成湯孤立夏后氏，在鳴條進行最后的決戰，最后一舉攻克夏邑，這場戰役就是夏王朝滅亡的轉折點。

▼夏商更迭（商湯時期）——偃師商城遺址

夏王朝滅亡后，商湯任用賢能，廣施仁政，國力日隆，引四方臣服，至此，作為中華文明社會和王朝的開拓者夏王朝，消逝于中華淵源流長的歷史長河，商王朝，開始走上歷史舞臺。

洛陽偃師商城遺址，商代早期二里崗文化時期的遺址，為商代的遺址，夏商文化界標，為商湯滅夏后所得，是夏商時期布局結構最清楚的都城遺址，它的發現為夏文化和商文化的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

小結：在大禹的傳說中有禹征三苗、禹會涂山等歷史記憶，這與長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遺址、淮河流域的禹會村遺址相互呼應。同時黃河流域的王城崗、瓦店、古城寨、二里頭等遺址，印證了禹都陽城、啟享鈞臺、后羿代夏、少康中興、桀居斟鄩以及成湯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

二里頭，古洛水之北，一個古老而又神奇的村落，塵封著中華文明的起源和記憶。

1959年，著名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根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地理信息，在豫西一帶尋找“夏墟”，開啟了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和科學研究的新征程。從此一代代考古人薪火相傳，用60年的時間，雖然僅2%的考古揭露，但也取得了豐富成果證實，這里曾經是規劃有序、布局嚴謹的華夏王都。其金玉共振、禮樂相和、龍騰華夏、戈兵攘攘，呈現出統領天下的中央王朝氣象。一整套完備而規整的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特質的王權禮制昭示著最早中國、第一個具有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

通過這些與傳說的時間地點一一吻合的最高等級的禮器、兵器、圖騰，來證明夏王朝不朽的文明是真實存在的。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以通神人，是凸顯君權自天而授等政治倫理的主要手段；戰爭則是解決部族沖突的極端模式，是鞏固和拓展世俗政治的有效方式。圍繞祭祀與戰爭等“國之大事”，“夏禮”蓬勃發展。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欲究“夏禮”，就已感慨“文獻不足徵”。二里頭遺址是王朝禮儀活動的主要發生場所，雖然早已物是人非，但在殘垣斷壁之間，金玉陶骨之中，依然有“夏禮”的蛛絲馬跡可尋。

▼王朝祀典

早期王國都邑，兼有實用、祭祀和禮儀多種功能。二里頭遺址宮殿區以北有專門祭祀區，宮殿區內有專門的祭祀場，特定的祭祀場所往往經過特殊處理，顯示了祭祀活動的神圣、威嚴。祭祀的貢品有動物犧牲，也有大量人祭。多種祭祀形式已形成一定的制度，這既是社會政治生活和登記制度的重要體現，也是二里頭文化進入國家階段社會復雜化的重要標志。

▼圓形祭壇

分布于宮殿區以北的祭祀遺跡，主要包括圓形的地面建筑“壇”和長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墠”及附屬于這些建筑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隨葬的銅、漆、陶等禮器。

▼幼豬祭祀遺存

位于宮殿區東北部的1號巨型坑，發現多處幼豬完整骨架和部分豬骨。完整的豬骨方向多樣，但均為四肢向左、脊背朝右的側身姿勢，夏朝有尚“左”的習俗，應為有意擺放，可能是以幼豬為犧牲的祭祀遺存。

▼二里頭出土的與祭祀相關的文物

還出土了大量與祭司有關的文物，已經包括占卜需要的甲骨，一些用來通靈的動物造型的陶器。

▼陶蟾蜍

該陶蟾蜍造型奇特，生動有趣，為后人研究夏朝陶器的制作工藝提供了重要實物例證。同時，該陶蟾蜍的出土，說明從夏朝開始就有為吉祥之物做模型的習慣了，它寄托了古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

▼白陶形飾

這種白陶形飾一般三個為一組，用繩子穿起佩戴在大巫師額頭作為裝飾，是等級非常高的裝飾品。

▼禮已酒成

酒在中國古代祭祀儀式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禮”字本意就是以“醴酒”舉行的儀式。夏人與酒關系密切，之前提到的少康中興的少康被譽為“釀酒師祖”，史稱“杜康”。從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和陶制酒器中，依然可以窺探當時飲酒之盛。酒器是夏人禮儀制度中的重要載體。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和陶制酒器中依然可以窺探當時飲酒之盛。酒器是夏人禮儀制度中的重要載體，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制酒器有溫酒、盛酒和注酒用的盉、鬶，溫酒用的爵，飲酒的觚等，只有貴族們才可使用。還有用于釀酒和貯酒的大口尊等。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質及青銅酒器

青銅酒器出現于二里頭文化晚期，從陶質酒器的形制演化而來，數量極少，只有高級貴族才能夠使用。在人們掌握鑄造青銅容器技術后，這種貴金屬首先被用來制作酒器，足見酒器在當時王朝禮制中的崇高地位。

▼白陶盉

這件盉用白陶制作，色微泛黃，造型規整優雅。燒出這種顏色要用到高嶺土，燒制溫度要從普通陶八九百攝氏度的燒制工藝提高到一千攝氏度以上，可見當時二里頭祖先已經掌握了很高的制陶技術。

▼鴨形壺、象鼻盉

鴨形壺和象鼻盉具有南方江浙地區的藝術特點，通過對其出土情況和類型學研究、文化因素分析,可以發現中原地區和周邊地區存在以象鼻盉為紐帶的貢賜關系，作為重要禮器，凸顯了當時二里頭作為中心的強大影響力，是早期國家階段多元一體格局的一個縮影。

▼銅斝——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銅斝之一

斝用于盛酒或溫酒，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中最早出現的青銅酒器之一，而其源頭則是龍山文化廣泛出現的陶斝。據考察，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這件青銅平底銅斝為夏王朝晚期遺物，一共只發現兩件，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銅斝之一。

▼乳釘紋銅爵——“華夏第一爵”

夏商尚酒，青銅爵在夏商時期的青銅器代表身份的象征，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青銅爵，當屬這件二里頭遺址的夏代乳釘紋銅爵，被譽為“華夏第一爵”的夏代乳釘紋銅爵。

夏代文物簡樸飄逸，乍一看雖然不起眼，細看卻耐人尋味。就像這件乳釘紋銅爵，前有長流，后有尖尾，宛若一位輕盈舒展、迎風而立的窈窕淑女，周身散發著俊巧清逸的氣息。說明當時工匠的藝術水平和技藝已經達到相當高的高度了。

▼鑄鼎象物

鼎是史前時期最常見的炊器。到了夏代，青銅鼎發展成為最重要的禮器，成為國家政權的象征，這一傳統數千年延續不覺。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鼎有青銅和陶兩種質地，陶質圓鼎和方鼎的流行，反映出鼎在貴族禮儀實施中的重要功能和在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這種大口圓鼎的器型是二里頭獨有的器型。

▼陶方鼎——中國最早的方鼎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幾個小方鼎，是中國最早的方鼎，不過是陶的，這些陶方鼎個頭非常小，可能是模型或者玩具，但制作方式和快輪制陶原則的造型不同，所以這可能是銅方鼎的仿制品，中國古代的器物，方形比圓形的工藝更難，等級更高，分量更重。說明那個時代也許已經有等級更高的銅方鼎存在。

▼方格紋銅鼎——“華夏第一鼎”

這件青銅鼎其造型和紋飾風格與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幾乎完全一致，但材質卻是當時罕見的貴金屬——青銅。銅爵代表了先進的科技水平，方格紋銅鼎是迄今為止已知的我國最早的青銅鼎，證明了當時已有能力生產金屬重器，被譽為王權禮制萌生的象征。這也是二里頭發現的唯一青銅鼎，被譽為“華夏第一鼎”。

鼎在商周時期持續發展，鄭州商城就發現買有大方鼎的銅器窖藏，殷墟則出土有重逾832公斤的后母戊大方鼎，兩周時期則以列鼎制度彰顯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禮儀制度上一脈相傳。

▼奉玉成禮

《左傳·衰公七年》載：“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庇?、帛是敬獻給神靈和地位尊崇者的禮物，是先秦禮制中的主要禮器類別。圭、璋、璧、琮、琥、璜等所謂的“六瑞”是玉禮器的代表。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禮器和儀仗類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鉞、刀、柄形器和鈴舌等，工具及武器類的鏟、錛、鑿、簇和紡輪等，裝飾品類的圓箍形器、環、墜飾、尖狀飾、管和月牙器等。

這些玉器制作工藝非常精美，有的甚至鑲嵌了綠松石。其中顯示王權神圣威嚴的儀仗用器，特別是有刃玉器受到高度重視。

▼青玉牙璋

牙璋的造型可能來源于農作物的鏟，后發展成農業社會中政治權利的象征，作為中國王朝國家文化孕育原生地的牙璋，隨著二里頭的擴張，將王權禮制的影響輻射到南中國和更廣大的區域。二里頭牙璋傳播的模式，反映出廣域王權制度在東亞數千公里范圍內的波及，也印證出二里頭政權成為此廣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七孔玉刀—— 二里頭出土最大玉器

夏七孔玉刀保存得相當完好，是迄今為止二里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

刀背處有等距且排成一條直線的七個圓孔，而且上面的網狀幾何格紋相當精美，說明當時已經有非常好的幾何學知識，且年代久遠位于夏中晚期，這期間出土的玉器非常少，為進一步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實物例證。七孔玉刀非常珍貴，但作用至今有爭議，它可能是力量和王權的象征，也可能是喪葬的某種風俗，甚至可能是行刑的刑具（刀刃處有黃色沁）。

在二里頭遺址中，銅、玉禮器與宮城、大型宮殿建筑群的出現大體同步，說明用以維持王權的宮廷禮儀已大體完備，可見來自東方大汶口——龍山文化、南方后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因素，通過四域的整合，二里頭遺址出土玉器成為多元一體的實物例證。

▼樂以相和

高度發達的禮樂文明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在舉行祭祀或其它禮儀活動時，往往伴隨音樂。文獻記述夏代的音樂已經十分發達。相傳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特命皋陶做夏?九成，以昭其功，是中國夏朝之前非常著名的一個大型傳統舞樂。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樂器有等多種類型，推測夏代已經有了比較完備的樂制。銅鈴多配有玉、石質的鈴舌，上殘留有用于系掛鈴舌的麻繩，外有紡織品包裹痕跡。

▼龍騰華夏

龍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圖騰。中國人心目中的龍，集多種動物特征為一身，變化莫測，飛天潛淵，興云布雨，成為萬民敬仰的王權象征。龍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經夏商周三代，至秦漢時期基本成形。

夏代有尚龍之俗，二里頭遺址出土較多龍形象文物，綠松石龍形器制作精美，等級高、體量大，可以視為華夏民族最早的龍圖騰。

▼兵戎森森

有夏一代充斥著戰爭。從禹征三苗到啟與有扈氏大戰于甘，從太康失國到少康中興的夷夏紛爭，從夏桀伐岷山到商湯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征伐與被征伐貫穿了夏王朝的始終。戰爭是鞏固王權、抵御外敵的重要手段。戰爭起而軍禮興，軍禮是彰顯武功的主要形式。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兵器有戈、鉞、斧等，既可用于實戰，也可用作儀仗。青銅兵器的禮器化，是王權在二里頭時代出現的重要標志。

▼青銅簇

簇是射遠之器，二里頭遺址出土有有銅、石、骨、蚌等多種質地的簇。簇的形制上承河南龍山文化的傳統，分為無脊的扁平三角形簇和有脊的棒狀簇兩種，少數扁平三角形簇用于狩獵。而多數細長而分量稍重的簇則是實戰用器。特別是在一墓主人胸骨上發現一枚銅箭頭，兩翼圓挺，其深射入骨，證明了簇的實戰功能。

二里頭文化晚期，這類實戰性強并制作規范的青銅簇大量出現，意味著當時珍惜的銅料來源有了初步的保障，青銅器生產規模日益擴展。戰爭在國家文明進程中日益重要。

小結：這里曾經是規劃有序、布局嚴謹的華夏王都。其金玉共振、禮樂相和、龍騰華夏、戈兵攘攘，呈現出統領天下的中央王朝氣象。一整套完備而規整的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特質的王權禮制昭示著最早中國、第一個具有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

中華民族的傳統生死觀，強調“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主張“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由此發展出極為宏偉完備的喪禮。二里頭遺址已經發掘了400余座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墓葬，充分展示了當時的喪葬禮俗、社會結構及其禮制。

▼墓葬等級制度解析

根據墓葬規模、葬具之有無及隨葬品的種類與數量，可將已發現的墓葬分為以下幾個層級。

▼一級墓葬

隨葬有銅、玉禮器的墓。隨葬青銅酒器爵、盉、斝等，大型玉器璋、刀、圭、鉞、戈以及柄形器等，一般還伴出漆、陶禮器（含白陶器）等隨葬品。這類墓有木棺、鋪朱砂（一種紅色礦物質，一般認為應與宗教信仰有關，同時也是身份登記的標志物），墓坑面積在2平方米左右。這類墓只發現了10余座。在宮殿區內發現的隨葬綠松石龍形器等罕見的貴族墓應是其中規格較高者。

▼綠松石龍形器——中華民族龍圖騰的正統根源

在二里頭遺址的這座一級墓葬的墓主人尸骨上，發現了這件綠松石龍形器。年代約為距今3700年前后，約為夏代中后期。墓內出土隨葬品總數達上百件，包括銅器、玉器、綠松石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貝等。這些文物匯聚了不同地區的資源，體現出二里頭統治者對四域文化創造的掌控和強力整合。這種構建廣域王權國家秩序的努力，見證了二里頭文化從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的過渡。

墓主人頸上掛著一串海貝（有的還組合成花瓣狀），頭部放3個斗笠形的白陶器，其頂上還各綴著一顆綠松石珠；綠松石龍形器在墓主人骨架之上，應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擁攬狀，一件銅鈴置于龍身之上；腳下和身旁有漆皮色彩仍然鮮紅的漆器，大量的陶器打碎后放在墓主人身體周圍。

伴有銅鈴的綠松石龍形器，應是墓主人在宗教祭祀和禮儀活動中奉之敬之的核心儀仗。

綠松石龍形器長64.5厘米，由2000余片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0.9厘米，厚度僅有0.1厘米左右。其形體長大，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動傳神。龍身由綠松石片組成的菱形主紋象征鱗紋，連續分布于全身，龍頭略呈淺浮雕狀，鼻、眼則充填以白玉和綠松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令人嘆為觀止。

夏代的綠松石龍形器，象征著華夏文明的龍圖騰的形成。這一“超級國寶”的發現，專家學者無比興奮，大家一致決定將其命名為“中國龍”，并認為它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鑲嵌綠松石獸面銅牌飾

鑲嵌綠松石獸面銅牌飾是極具二里頭文化特色的重器。器身以青銅鑄出主體框架，呈四角鈍圓，略呈亞腰形，兩側各有對稱環鈕，其上以數百片綠松石拼合鑲嵌出獸面紋，其加工精巧絲絲入扣，

二里頭一共出土三面銅牌飾。出土時安放在墓主人胸部，從兩側有對稱的穿孔鈕可見，穿綴于主人胸前，應作為溝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載體。

▼二級墓葬

二級墓葬是隨葬有陶禮器的墓。隨葬陶酒器爵、盉、鬶、觚等，其中不乏白陶器。一般還伴出陶質的食器和盛貯器，以及漆器、小件玉器和銅鈴等。有的有木棺或朱砂，墓坑面積在1平方米左右。這類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小半。

▼三級墓葬

三級墓葬是隨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沒有隨葬品的墓。一般不見棺木，無朱砂。墓坑面積在0.8平方米以下。這類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半以上。

▼四級墓葬

四級墓葬是被用作人牲而埋葬在祭祀場所，或被隨意掩埋、拋棄在灰坑、灰層中。有的尸骨不全，有的手腳被捆綁，做掙扎狀。

小結：二里頭文化不同等級墓葬，死者身份尊卑有別、貴賤不一，其隨葬器物的使用、墓壙規模受到嚴格限制。可見當時社會依照等級高低而等差有序的禮制已經形成，特別是青銅禮器的有無和數量多寡已成為等級身份的核心標志。

“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是中國歷代王朝所追求的地理正統觀。二里頭遺址所處的洛陽盆地，處“天下之中”的“國中”之地。

“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二里頭遺址所呈現的都城整體布局，成就了前無古人的國家形態。恢弘而完備的都邑規劃、排列有序且中軸對稱的大型禮制建筑群、夯土圍垣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從貴族到平民不同等級的墓葬、最早的國家級祭祀區 等等，標志著具有廣域王權的東方第一王都、中國歷史上的第一王朝自此發軔。

先民為何選擇了這片土地，又是如何集萬眾之志而成其大，多少秘密在考古工作者手中得以揭開......

▼土中大邑

二里頭遺址位于豫西洛陽盆地，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前臨古伊洛河，后據黃河。洛陽盆地總面積超過1000平方公里，伊、洛二水自西南向東北貫穿其中。

據古環境研究可知，二里頭遺址位于當時伊洛河北岸的半島形高地上，既避免了水患，又可以充分利用河流資源。其地勢平坦，宜于農作，生態環境優越，生存資源豐富。

▼王都氣象

二里頭遺址西北低而東南漸高，在遺址的中部和東南部形成一塊略顯隆起的高地。遺址的中心區即坐落在這片高地上，兩條南北向、兩條東西向道路縱橫交錯呈方正、規整的“井”字形，構成中心區主干道路網絡系統，構成了二里頭都城功能分區的重要界限，形成“九宮格”的宏大格局。祭祀區、宮殿區和官營作坊區這三個重要的區域恰好在“九宮格”的中路，宮殿區位居中心。宮殿區外圍、道路內測是中國最早的“紫禁城”——宮城的城墻。

宮殿區的周邊，分布有貴族的居址及墓葬。祭祀區、貴族聚居和墓葬區、制造貴族奢侈品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都拱衛在宮殿區的周圍。

再外圍，則是一般性居住活動區域。都城規模宏大、形制規整、排列有序，昭示著政治和宗教權利的高度集中，成為國家政治、文化和精神統治的中心，充分體現出當時國家等級分明、秩序井然的統治格局，獨具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特質的王朝禮制已經形成。

▼一號宮殿

一號宮殿年代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是中國最古老、也是最早的帝王宮殿，宮殿遺址向人們展示了昔日奴隸制夏王朝的繁華。這也是中國最早采用中軸線設計的建筑群，奠定了中國建筑的基礎模型。

其中三柱圍廊是二里頭建筑特有的結構。

當時宮殿區已經有排水管，已經是非常先進的建筑形態了。

▼早期王朝與自然資源

二里頭文化步入強盛和文化擴張的標志，是對不同地區物質資源的掌控和占有，對多元文化的匯聚和重構，多種先進技藝開始聚集。在這個過程中，早期國家的架構和功能走向完備，華夏文明的核心開始形成。

冶鑄青銅器的銅、錫等原料在中國各地分布普遍。在二里頭文化的周邊，從河南北部到山西南部就分布著銅礦，尤其是山西最南部的中條山一帶，是歷史上有名的高產量銅產地。此外，中條山北麓運城盆地的河東鹽池自古以來盛產食鹽，供應內陸相當大的區域內的人民用鹽。位于中條山南麓、黃河北岸的垣曲盆地，就是二里頭文化的直接分布區，這里與二里頭遺址的直線距離僅100多公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湖北和江西一帶，是中國銅礦儲藏最為豐富的地區。

中國的早期國家階段主要是指國家的初步形成階段，即中國青銅時代的早期階段。這一階段，石器仍是最重要的社會生產和生活工具之一，石料也是當時最重要的可獲取的資源之一，對石料選擇性開發體現了早期國家階段先民對自然資源的認知能力和利用度，而政治變遷、人口變化和社會需求都會影響人們對資源的利用方式與選擇性策略。

▼百工洋洋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遺物，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青銅器、玉石、綠松石器、漆器、紡織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和牙器等。其中，出土于貴族墓葬的高規格器物更是類型豐富、設計精巧、制作精美、工藝精良，具有極高的科學、歷史和藝術價值。這些器物絕大多數是在遺址內生產加工的。

▼制陶

陶器是用黏土或陶土經各種方式成形后燒制而成的器具，具有廣泛的用途，早在距今12000年前，我國就已經出現了成形的陶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數量巨大，種類繁多，有酒器、食器、炊器、盛貯器、汲水器、食品加工器和雜器等。二里頭遺址陶器制作精細，工藝精美，在這里還發現少量相當于二里頭文化早期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盉殘片，它們用高嶺土制成、表面施釉、燒造溫度高，已經具備了瓷器的基本特征，這些原始瓷片是研究我國由陶向瓷轉化過程的重要標本。

▼鑄銅

二里頭遺址迄今為止發現的銅器200余件，包括容器、兵器、樂器、禮儀性飾品和工具等，這些器物有些已經采用復合范技術鑄造，凸顯了二里頭青銅冶鑄技術的領先地位。

二里頭遺址官營作坊區南側，發現有面積1.5~2萬平方米的青銅器鑄造作坊，使用時間自二里頭文化早期直至末期，這是迄今所至中國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

作坊內發現的以及包括澆筑工場、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窯等。澆鑄工場還發現若干墓葬，死者可能是鑄銅工匠，或鑄器過程中舉行某種儀式的犧牲。發現與青銅冶鑄有關的器物有陶范、石范、爐壁、煉渣、小件青銅等。

▼制綠松石

在宮城以南發現二里頭文化第四期的綠松石料坑(含原料、毛坯、破損品及廢料)，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于1000平方米范圍內集中見有綠松石料，此范圍以外則基本不見。由此推測，這里應是一處綠松石器制造作坊。

從現有出上遺物看，該作坊的主要產品是綠松石管、珠及嵌片之類裝飾品。作坊至少從二里頭文化第三期即已存在，一直使用至四期末。

二里頭遺址自發掘以來出土了大量綠松石器，圍垣作坊區出土了數千件綠松石原料，說明二里頭先民擁有穩定的綠松石來源。

▼制玉

二里頭遺址尚未發現制玉作坊，或與制玉有關的工具、原料、半成品、廢料等。從發現的多件玉器， 特別是大而薄的器型、繁密的齒扉裝飾、細勁的直橫線對稱或交叉成幾何圖形的直線紋以及高超的鑲嵌工藝等，可知二里頭遺址先民已經掌握制造這些精美玉器的高度發達的制玉技術，也應該有特定的工作場所。玉器工匠能以片切割技術把巨大玉料剖割為較薄的片狀，并將大型玉器加工得規整、光潔，刻劃出線刻花紋，鉆孔鑲嵌和扉齒等裝飾。

制作最精美的一件分節獸面花瓣紋玉柄形器，綜合了研磨切削、勾線、陰刻、陽刻浮雕、鉆孔、拋光等多種技法，工藝及其精湛。

▼制骨

二里頭遺址至少發現兩處制骨作坊，年代屬二里頭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作坊以半地穴式房屋為核心，周圍分布有相關遺跡。骨、角器多選用黃牛骨骼和鹿科動物角制作，采用片狀工具切割截取，應該已使用銅質工具，工藝流程較為規范。

這只骨猴只有一個指甲蓋大小，小到需要借助放大鏡才能端詳，頗具神韻。這個骨猴是隨著一個小孩墓葬出土的，在骸骨的胸前位置。到底是誰用何種工具雕刻的，已經無從考證，可見當時工藝之高超。

在獨立起源的世界四大文明中，歷五千多年滄桑而從未中斷的，唯有中華文明，經過數十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續性推進，在中國考古學與自然學、現代技術多重科學的研究下，中華文明的源頭和夏商周三代的歷史脈絡逐漸清晰起來：

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

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

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形成了未成熟的文明形態，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開啟了我國夏商周三代文明。

以二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和引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