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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表記》載：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于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于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為清楚計，本文將原文分成四段。以此作為前文的補充，可使讀者朋友更多地了解孔子如何看待夏、商、周三代歷史，特別是“禮”的演化。 現將上引文字意譯如下：孔子說：“夏代治國尊崇君主之命，敬奉鬼神卻不當作國策，講究人情而待人忠厚，先給俸祿而后施威嚴，重獎賞而輕刑罰；這樣的統治使人感覺親切，但缺少威嚴。夏代民眾有其弊病，就是愚蠢少知，驕狂粗野，質樸而無文化修養。” “商代的人尊崇神明，帶領民眾一起侍奉神明，首先是祭鬼（祖先之魂靈及萬物之精怪）而后才講禮儀，重刑罰而輕獎賞；這樣的統治有威嚴，但使人不易親近。商代民眾有其弊病，就是放蕩而不安分，爭勝免罰而無羞恥之心。” “周代的人尊崇禮制又好施恩惠，祭鬼敬神但不作為政教內容，講究人情而待人忠厚，用爵位等級的升降進行賞罰；這樣的統治使人感到親切，但缺少威嚴。周代的民眾有其弊病，就是貪利而取巧，重文飾而不知慚愧，傷害他人而不明事理。” 孔子說：“夏代政令文辭簡單，征稅較輕，對民眾要求不多，民眾還有尊君親上之心。商代的人禮制、禮儀不充分，并且對民眾征收賦稅力求窮盡。周代推行對民眾的教化，不繁亂敬神，同時獎賞、爵祿、刑罰等手段十分完備。” 孔子對三代的區分，應該說首先是文化的區分。“尊命”“尊神”“尊禮”的發展，學者們看作是巫覡文化（覡音習，男曰覡，女曰巫）、祭祀文化、禮樂文化的演進（陳耒《古代宗教與倫理》）。三種文化密切相連，但人文自覺在逐步提升，也就是人的理性一代比一代更高。夏與周同為“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親而不尊”，“并不是不同民族文化特性在同一發展水平上的偶然相同，夏道的遠神近人是神靈觀念尚未發達之故，周人的遠神近人則是經過對殷人的理性否定而呈現的對夏的更高一級的肯定”（同上）。這大概就是否定之否定。 其次，是政治的區分，孔子主要通過“不求備”“求備”以及賞罰不同說明施政的寬嚴。夏道貴賞，“不求備，不大望于民”，說明刑罰在統治中所占比重較輕，進而可以說明夏代施政甚寬。還未完全脫離原始社會。殷人貴罰，“求備于民”，表明商代施政甚嚴，可以證實商代奴隸制的嚴酷。周人“尊禮尚施”“強民”“賞、爵、刑罰窮矣”，說明施政寬嚴有度，進而說明宗法等級制的建立，以及分封制的完備。 再次，可以說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區分，主要是三代民風的差異。夏民愚野質樸，反映了民智未開的蒙昧時代狀況。殷民放蕩，不守本分，求勝而無恥，表示殷商仍未徹底脫離野蠻時代。周人貪利取巧，虛偽而不知羞慚，甚至算計、傷害他人，基礎是生產水平大幅提高，尤其是商業開始發達，以及文化提上日程，周代民風顯示出文明時代的一些負面特點。 孔子的話自然只是一家之言，今人認識夏、商、周三代不可能僅限于此，但孔子所論足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憑據和啟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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