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以精心 出以妙筆
無可否認，崔白的藝術成果得益于他努力汲取前人成就，深入寫生，大膽獨創。在崔白以前的趙昌、易元吉均注重寫生又得力于寫生，趙昌喜畫折枝花卉，被郭若虛贊為“曠代無雙”，易元吉畫猿猴為“得天性野逸之姿”，“寓宿山家，動經累月”，元代夏文彥在《圖繪寶鑒》里評：“徐熙以后，一人而已。”趙、易二人都兼采徐、黃的作風，這對崔白花鳥畫的創新是起了很大的影響。 三、北宋后期：宋徽宗對院體花鳥畫的影響 北宋后期，由于宋徽宗趙佶酷嗜書畫，在他的大力倡導和身體力行下，畫院得到空前發展，他不僅提高了畫家的身份待遇，完善了畫院的選優制度，而且親自作畫并關懷指導畫院諸人的學習，在花鳥畫中他強調被描繪對象的真實性，受這一要求的影響，院體畫家們多崇尚細膩生動的畫風，院體花鳥畫達到巔峰。 北宋徽宗趙佶（公元1082年—公元1135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個罕見的人，集昏庸敗落的帝王與才藝極頂的書畫家于一身。宋人鄧椿在《畫繼》里稱其“天縱將圣，藝極于神”。元代湯垕評其“歷代帝王能畫者，至徽宗可謂盡意。”徽宗時期，院體畫中的花鳥畫大盛，講究寫生，強調形似，畫風工麗，號稱“宣和體”。宋徽宗本人就是花鳥畫的第一高手，他的花鳥畫因觀察細膩深入而表現生動逼真，據說他以生漆點飛禽之睛，栩栩如生，“幾欲活動”，可見徽宗作畫“不蹈襲古人軌轍”。據載宋徽宗所作花鳥畫達“千冊”之多，“萬幾之余，安得工暇至于此？”原來宋徽宗習慣在自己喜歡的書畫上題詩、作跋，不少宮廷畫家的優秀作品上都留下了宋徽宗的墨寶，后人把這種畫叫“御題畫”，眾所周知的《芙蓉錦雞圖》《瑞鶴圖》等即屬于此類。《芙蓉錦雞圖》，以花蝶、錦雞構成畫面：斜偃的一枝芙蓉，因錦雞的重量而微微彎垂，華麗豐潤的錦雞，回首凝視著翩飛的雙蝶，巧妙表現了一剎那間躍躍欲試的神態。此畫用筆精嫻熟練，雙勾設色細致入微，空間分割自然天成，足以代表北宋“宣和體”花鳥畫的水平。畫上有徽宗題詩：“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鳧翳。”其詩意之旨歸，盡在畫意中。趙佶的美學思想于繪畫中注重詩意的含蘊回味和觀察事物的精細入微以及寫實表現的傳神精切，于此展現得一覽無余。另《四禽圖》《柳鴉圖》則認定是他的親筆。《柳鴉圖》被認為是他繪畫風格的代表作之一，原為《柳鴉蘆雁圖卷》的前半幅。畫老柳棲鴉，柳和鴉采用沒骨畫法，點睛用生漆，顯得神采奕奕，畫面在黑白對比和疏密穿插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全畫設色淺淡，筆法簡樸，不尚鉛華，而得自然生動之致。此圖和《四禽圖》皆帶有寫意的成分，兼有北宋文人畫的色彩，用筆灑脫自如，不以造型取勝，而以高潔的文人氣質得勝。分析兩類作品不難發現，徽宗個人的創作面目并不像他要求畫院畫家的那樣工謹細麗，而是偏于疏放的水墨畫。 四、南宋：院體花鳥畫的繼承與發展 至南宋宮廷，花鳥畫的創作長盛不衰。當時著名的花鳥畫家有李迪、林椿、法常等，還有一些人物、山水畫家亦兼擅花鳥，如李嵩、馬遠、馬麟、梁楷等人。 李迪，河陽（今河南孟縣）人，生卒年不詳。北宋宣和時為畫院成忠郎，南宋紹興時復職為畫院副使，賜金帶，歷事孝、光朝。“工花鳥竹石，頗有生意。”（《圖繪寶鑒》）他有工筆與水墨兩類作品傳世，體現了李迪個人面貌的多樣性。作為宮廷畫家，李迪仍然受到自宋徽宗時代院體畫價值取向的影響，熱衷于真實感與裝飾感強的小幅作品創作，另一方面伴著院體畫家與文人士大夫的交往，文人畫“尚意”之風也隨之而來，南宋院體花鳥畫注意擺脫北宋院體花鳥畫重彩滿填的結構，同時創造性地以畫山水的方法寫花鳥畫中景物，獨具一格。馬遠的《梅石溪鳧圖》、李迪的《楓鷹雉雞圖軸》等均體現了這種創造性。《楓鷹雉雞圖》畫面宏大，畫山間一棵古楓拔地而起，老干虬枝，枝葉繁茂。在枯枝上，一只老鷹正側身窺視草叢中驚慌逃竄的雉雞，畫面氣氛緊張激烈。作品的筆墨敷彩技巧十分成熟，禽鳥工整精細，設色輕淡，承北宋崔白以來的院體花鳥畫傳統更增動感和生意。樹干粗勾細染，斑紋點點，呈蒼勁之質。楓葉、蘭草、叢竹則細筆雙勾，淡墨渲染，形體富有彈性，又疏密有致，畫法遵循“宣和體”的寫生法則。山石以斧劈皴，兼作筆實墨重的擦染，近李唐又存北宋之法。李迪的這件作品，無論立意構思還是表現技法，都不愧是其中最優秀的扛鼎力作。 此外整個宋代還有一些佚名的花鳥畫作品，多為小幅，或是紈扇，或是單幅的冊頁，取材豐富多樣、構圖新穎簡潔、主題突出、描繪精密，也是兩宋花鳥畫中極富特色的部分。 五、宋代院體花鳥畫的整體藝術特點 1. 重寫生：體悟入微，以形寫神。 宋代院體花鳥畫總體上以理性為本，極其重視寫生，以達“和自然逼真”。畫家們均重視對動植物形象情狀的觀察研究，強調親見實見。唐代白居易在《畫記》里說：“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正是通過“師造化”追求自然美，表現生命之特質。據史載，趙昌“每晨朝露下時，繞欄檻諦玩，手中調采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范鎮《東齋記事》），易元吉畫野外猿猴“心傳目擊之妙，一寫于毫端間，則是世俗之所不得窺其藩也。又嘗于長沙所居之舍后開圃鑿池，間以亂石叢篁，梅菊葭葦，多馴養水禽山獸；以伺其動靜游息之態，以資畫筆之思致，故寫動植之狀，無出其右者。”（《宣和畫譜》）正是基于院體畫家們的認真仔細，觀察入神，體悟入微，不墮玄想與主觀臆造—“師造化”，并反復筆墨修煉，因而筆下的花果草木，禽鳥蟲魚，均能以準確細膩的形象刻畫，活潑生動的情態把握，于紙絹上栩栩如生。 無論是精雕細琢，追求嚴謹“法”度，畫六鶴而引來飛鶴停立畫前的黃筌，還是“不特取其形似，直與花傳神”的趙昌，不同時期、不同畫家身上有著各自的表現特點。然而宋代院體花鳥畫之所以能夠在傳神方面達到很高的境界，就在于畫家們能夠從自然萬物中直接取得生意趣味，他們對形的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嚴格要求，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傳神。在神情的刻畫上，至精至微，以求“妙得其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