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無可逾越

 

      詩圣杜甫的重量 杜甫詩無可逾越

   

 

       2012年03月13日 08:42:19
      來源： 海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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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內的杜甫雕像

杜甫畫像

　　文\伍立楊

　　今年是我國唐代偉大詩人杜甫（712－770）1300周年誕辰。日前，由河南省詩歌學會等舉辦的“放歌中原———河南省詩歌界紀念杜甫誕辰1300周年音樂詩會”在鄭州寶蓮祥詩歌沙龍舉行，從而拉開了我國紀念詩圣杜甫大型活動的序幕。

　　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將杜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號召世界人民紀念他。杜甫被后人尊為“詩圣”，他的詩被譽為“詩史”，他既是偉大詩人，又是文化巨人，他的詩歌表現的人文精神代表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在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他又是承上啟下、開創詩歌藝術新貌的詩人，對后代詩人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今天紀念杜甫，他那熾熱的愛國血誠、憂國憂民的情懷與深摯的民生關懷，永遠讓人緬懷。

　　中國詩歌史上雄視百代的大詩人杜甫，字子美，世稱杜工部、杜拾遺，自號少陵野老；詩圣、世界文化名人，與李白并稱“李杜”。他于公元712年出生于河南鞏縣，770年故去，在人世僅生活了58個年頭。但他的作品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千百年來經久不衰。

　　清寒的一生

　　杜甫一生流離失所，歷經坎坷。使他對于民間社會的觀察，感同身受。民間疾苦的長時間折射，也導致他的詩作內容灌注關心民瘼的內核。

　　杜甫詩作深深蒙絡轉折時期的政治局勢和社會面貌，滲透民間疾苦，故有詩史之稱。

　　杜甫在青年時期即因性好漫游，和李白、高適等大詩人結下文緣。中年時期，應試長安而落第。后來上策論、獻策略，屢試不售。“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就是這種悲涼生涯的真實記錄。該時期謀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吏角色，他這時期的名作有《兵車行》、《麗人行》等等。壯年時期，恰值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被叛軍攔截押往長安。混亂局面中，傳來官軍敗北的消息，困苦中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作品，均為艱難時世的真實記錄。三吏三別就寫于該時期。“三吏”即《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其后杜甫攜家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遂往投之。再往后又踏上漂泊之路，數年間，出夔州，往湖北、湖南一帶流徙，最后病逝于湘江邊上，當時杜甫在耒陽游岳廟，“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饋送牛肉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舊唐書·杜甫傳》）。該時期作品染上深切的沉郁頓挫的力量。《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均為這個時期的名作。

 　幕僚生涯

　　杜甫有過短時間的做幕的一段生涯。當時他在四川，過著清貧的生活，恰好他的朋友嚴武被派到四川當成都的節度使，因此他推薦杜甫作節度使的參謀，這對他的生活來說是一個轉機。這個時候嚴武主要是在訓練部隊，想要跟西部大山中的吐番作戰。在某一年的7月份，嚴武率兵西征，他曾寫詩記錄這件事情，杜甫也有絕句跟他唱合，兩個月后就將吐番人擊敗，收復了一些城市，就是現在的四川理縣一帶。嚴武又指揮他手下的刺史繼續追擊吐番人，將地盤向西擴展了好幾百里，杜甫這時寫了《八哀詩》，其中說“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對嚴武真是推崇備至了。嚴武這個人文武皆備，很有氣魄，對地方及邊疆建設卓有成效，杜甫在他的幕府中頗受關照，在這期間寫下很多詩，還寫有文章《東西兩川說》，此文議論邊疆問題。當時幕府管理非常嚴格，一早上班，天黑才下班，因杜甫家在城外，在幕府上班生活相當呆板，其他有些幕僚為了維持自己的生計，往往都是勾心斗角，杜甫這時已經五十多歲了，和這些人在一起，暗箭難防，心中憂郁不可言宣，而這些人出于自私的本性，有的將矛頭對準杜甫，說他這樣那樣，他受到這種打擊，壓抑憋屈，滋生多種身心疾病，加之辦公室久坐，導致四肢麻痹。當時他做了一首很傷懷的《宿府》，記錄幕僚生涯，“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又說“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飽經喪亂，流離失所，其痛楚可知。所以他在第二年的初春，很堅決地向嚴武辭去幕僚的職務，回到他的草堂，重返舊日的耕讀生活。他的幕僚生涯不及一年，回到草堂后，生活也大致過得去，又過了一年不到的時間，嚴武去世了，杜甫也就失去了依憑，過了一個月，就徹底離開了四川。

　　沉郁頓挫的極境

　　較之于天才詩人李白，似乎杜甫是靠功力作詩，事實上杜甫一樣是天才詩人，只是行為方式不如李白那般疏狂，他的天賦也是一流的，并非專靠學殖取勝，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不難窺見一二。杜甫在前人基礎上，對于古典詩歌的體制，調和鼎鼐，加以創造性的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拓荒者，促成了中唐時期的新樂府運動。至于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復沓輾轉，往復鋪敘，極具非凡重量，造成中國詩歌藝術的最高峰。其間對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更形成一套完整的藝術經驗。

　　沉郁為詩中一種高格。其名稱最早出于鐘嶸的《詩品序》：“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進鵬雕表》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風格。沉郁作為一種文學風格，首先表現為一種文字特質，它古拙蒼重悲涼，而非姿質冶麗。在杜甫的詩中潛泳，最易體會那種慷慨悲涼、抑塞磊落之氣。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素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闊抱負，詩作藝術地納入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深植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深郁異常。故沉則不浮，郁則不薄。意在筆先，神于其外，詩之高境，于此頓顯。沉郁固然是一種筆法、一種文字特質，心事千纏萬繞，也只能曲折地透露一些，語氣停頓挫折，或間歇或轉折，表面上休止了，實則韻味仍在延續深化。但沉郁更是一種心境。是繞著智慧內省的氤氳，是身陷困境的個人體驗，其深深的孤寂感，往往起因于對命運不可逆轉的喟嘆，真正的大作家即使在最快樂的時候，心中也有一種潛在的憂郁、不安和期待。沉郁之思，出之以凝練而未經人道之語，便力透紙背，因為寄托遙深，便恒久地停棲一種宏于中而肆于外的感愴之慨了。

　　沉郁頓挫的內在風格，加重了杜詩的無可逾越的重量。

　　影響力的持續放射

　　杜詩的藝術成就卓著，無論古體、近體、五言、七言，均有其獨到的創造。宋代大詩人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以杜詩為精神后盾。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

　　近現代論述中國文化特征的評論家，頗有以神韻為尊，而以王維一派來接軌中國畫的寫意特點，而尊其為詩壇正宗。但在錢鐘書先生看來，卻認為歷代的詩論骨子里頭的詩尊子美（杜甫）。錢鐘書本人對詩人的評價，也以杜甫為最高，其內在因由，就是杜詩憂患的內在價值。一般以為，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但錢鐘書卻說，杜甫、韓愈，都是唐代大詩人，而他們的作品卻為宋調開了路。

　　杜詩藝術成就無與倫比，是故歷代注家蜂起，至宋代已有“千家注杜”之說。清代仇兆鰲的《杜詩詳注》，搜集各家注本，費盡移山心力，前后持續二十年之久。他這書的特征是資料極為詳盡，是研究杜詩的極重要的參考書。同樣是清代學者，浦起龍的《讀杜心解》對于杜詩的詩風和境界有著極為高明深邃的解讀，為杜詩研究所必備，同時亦可供讀者鑒賞，便于了解杜詩深刻的思想含義及藝術風格。

　　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選取魏晉至金代十八大詩家，其中杜甫所占比重最大，所占卷數也最多。去取之間，極為謹嚴，他對杜甫的推崇，可見一斑。

　　《杜詩鏡銓》，較之前兩種著述，不偏頗，不繁瑣，簡潔明了，時常結合自身創作經驗而談，對于杜詩境界的創造，往往一語中的。不附會，不予會，不呈博，平正通達而著稱。

　　更早一些即明末清初的《杜臆》，作者王嗣爽，研究杜詩長達37年，該書為其心血之作，在杜詩學史上地位很高。突破此前明代杜詩學研究毫無進展的局面，對于前人注釋杜詩的穿鑿與偏頗，輒多糾正。他的筆觸致力于探索和發掘杜詩中的真性情。

　　之所以說杜詩的影響早已遠遠超出文藝、文學的范疇，乃因杜詩是時空系統中光輝不磨的經典，杜甫是配合漢字激發生命力的卓越指揮大師，“其人與骨皆已朽矣”而“詩卷常留天地間”。深湛的哲理，廣博的同情，淵厚的嘆息，弘毅的魄力，發揮著人性的美德，奠定了人性的尊嚴，構筑在正義、真理、民眾利益之上，至于修己及人，經邦濟世的要素，更是閃爍可見。現代的讀者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放眼當代的社會和世界，不難得出深切的感召和啟示，以及經久不衰的審美享受。（原題：詩圣的重量）